人格的對決

人格的對決
　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現任總統李登輝在滿場來自全國的輔選樁腳拍手叫好聲中，強力推薦自己是最適任的下屆總統人選，他說自己經驗最豐富，智慧最夠，「更重要的，是我最有膽識！」
　台灣四百年第一次的總統直選開鑼，而四位角逐者的人格之戰正式登場。
　李登輝從蔣經國手裡繼任為總統，從一個大家都不看好的過渡元首，幾年之間成為台灣政壇上的超級巨星。他的快速掌握權力、決策、用人、與地方派系的關係，乃至語言、表情、肢體動作，無一不成為社會的焦點。
　林洋港出身農家，從小下過田，做過農事。從地方政府的課員開始做起，歷任台北市長、省主席、司法院院長等重量級的職位，到今天的總統府資政，長期以來就是李登輝的頭號政治競爭者，平民化的生活、親和力與喝酒的豪爽成為他的正字標記。
　彭明敏一度是最受蔣介石器重的學者，但因發表自救宣言獲罪、入獄、特赦，而後是二十二年的流亡。在民進黨黨內初選，以一介學者之身擊敗政壇浮沈幾十年的許信良，代表民進黨競逐總統大選，許多人視他為台灣人的良心。
　陳履安也許更富傳奇性，雖然歷任重要部長職位，但徘徊在出世與入世，出家與為官間。在四位候選人之中，他的年紀最輕，提出來的競選訴求更不像職業政客。他的出現，甚至使宗教界都捲進政治的角力之中。
　未來一個多月的總統大選，不但是政治上的動員與競爭，更是四個鮮明人格世界的對話與碰撞。台灣選民要在火花中見真金。

李登輝：知識的傲慢

　在位八年，做為最高領導，李登輝一舉一動最受人注目，也自然最具爭議性。從性格而言，李登輝的驕傲與直率，恰與林洋港的溫和與圓熟形成尖銳的對比。在政治上，這樣的兩種性格似乎也不能相輔相成，不論在黨內或政府，李與林一直是競爭對手。
　少年時代就被稱為劍道少年的李登輝，自信與自尊一樣強烈。他的兒子李憲文曾經寫過：「父親毋寧是好強的，他決不輕易的示人以傷痕。」公眾場合裡的李登輝，經常雙唇緊閉，嘴角下撇，流露一股不服輸的氣態。
　曾經是李登輝的學生，後來在美國變成他學長的前台北市長黃大洲，形容李登輝兼具軍人、學者、宗教家的個性，黃大洲特別強調軍人一般完成任務的精神。李登輝在美國不止拿到農業經濟博士，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他還同時學會了高爾夫，並補強了自己的英文與數學。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邱毅，也是李登輝在台大農經系的學生，他認為李登輝很能忍，進農復會那段時間並不如意，在那樣的美援機構裡，他的英文不好，不太會講話，很會打算盤，幾乎是被冷眼嘲笑的對象。「但是他經常加班　，努力的程度任何人看了都會感動。」
　由表面的弱而轉實質的強，李登輝性格中的堅忍給了他一般政治人物望塵莫及的優勢。
　當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承他所有大權時，很多人並不看好這位學者出身，在蔣經國面前只敢坐三分之一座位的人物，以為他就像當年的嚴家淦，是虛位過渡人物　。
　但沒想到李登輝卻像沙達特一樣。當年奈瑟做埃及總統時，沙達特做副總統，也表現得很弱勢，但奈瑟一死，沙達特接掌大權，立刻展現強勢作為，令世人刮目相看，國際間還名之為「沙達特現象」。
　李登輝登上權力巔峰的過程，恰似沙達特的翻版。甚至也有人推論他也希望像沙達特一樣，能與中共達成和解，親手簽下和平協定，「　這才是他最大的夢想，」一位認識李登輝的企業人士說。
　國策中心主任田弘茂也指出，李登輝曾私下跟他透露，說不定別人不注意時，他就到大陸訪問，也許是在總統大選選完。「他有這種urge，」田弘茂說。
　當過李登輝機要的一位官員描述，李登輝「自負，有時喜歡走險棋。」他的人格特質裡就潛藏著不服輸的因子：「為何要讓你吃得死死的？」
　台大農經系教授陳希煌是李登輝農復會時代的同事，比別人更早發現這位未來總統的特點，他覺得李登輝「從努力做學問之中培養了他超乎他人的觀察力」。但缺點是太過直率，直話直說。人家是壞蛋他就說壞蛋，與人講幾句話，「如果他覺得你膚淺，他就看不起你，不跟你講話」。並且主觀太強，不易接受別人的意見，跟他講話時，常插不上嘴。
　與彭明敏一起發表自救宣言的謝聰敏就說：「如果跟李登輝講話講一個鐘頭，他自己獨白四十五分鐘，讓對方講五、六分鐘的話，他再做解釋。」有時候講完話，對方走了之後，「李登輝說不定還會問對方來做什麼，」他調侃。
　李登輝的自信也使他不愛聽反對意見。邱毅記得在台大教書時，李登輝最喜歡的就是可以順他的意思繼續發揮、解釋得更清楚的學生，因為他自己常常天馬行空，提出一些概念，如果學生用圖形、數字替他解釋，就可以得高分。相對的，直接挑戰他的學生就不受青睞。

傲慢的平民

　「博學與知識是李登輝自信的來源，」邱毅強調，李登輝其實不是貴族，而是驕傲的平民。陳希煌描繪了別人難以解釋的特性：李登輝可以抱小孩、與工人握手，甚至與敵人妥協，但他就是不與學術界溝通，「知識的傲慢使他瞧不起沒有格的知識份子。」
　知識的自信與驕傲，表現在領導風格，就變成由上而下的威權。邱毅把李登輝的領導稱為「專制中的慈悲」。這種領導風格，決策成本很低，有效率，但條件是領導者必須英明，這樣就可以決斷敏銳，反應快。否則就會產生「偏執」，沒有人敢提反對意見，或提醒他決策的後遺症，造成極大的風險而不自知。
　威權風格的直接後果也反映在用人哲學。不少人質疑圍繞在李登輝周圍的人多半投他所好，並不見得真有能力，或真有品格。一位國民黨籍立委指出，不論在黨內或內閣，「他重用的人都很奇怪。」一位本省籍的國民黨中常委也指出，李登輝被奴隸型的人所包圍，他憂心「台灣處境日益艱難，不是抱大腿的人就可以做事的。」
　威權的第二個麻煩是度量有限。一位在李登輝做台北市長時主跑市政新聞的資深記者透露，李登輝常修理記者，他覺得自己凡事都做過研究，別人都不如他，「常常聞過則怒」，對於不順心的報導尤其反應激烈。當時中央日報、自立晚報的記者都有過慘痛的經驗，李登輝甚至分別打電話給兩報負責人曹聖芬與吳豐山，要求撤換市政記者。這與他最近公開批評地下電臺報導不實，要大家「不看、不聽」媒體的做法十分類似。
　與李登輝同在省府服務，一位本省籍國民黨要員回憶，李登輝做省主席時就很容易被激，「一被省議會修理就翻臉。」當年跟隨李登輝的一位秘書舉例，有一年發生豐原高中禮堂倒塌事件，省議會議長高育仁要求李登輝到議會做專案報告，「李登輝在主席辦公室裡拍桌，用日本話大罵高育仁。」

冷靜的現實主義者

　除了用人與做人風格之外，李登輝勇於任事的態度似乎也受質疑。國民黨一位中常委指出，當李登輝對某件事的成敗不確定的時候，他退得很快，如果腦筋轉不過來的，跟著他一直走，就會死得很慘。
　當年有關總統選舉方式的規劃案，在中常會提出討論的只有一個版本，就是委任選舉，表示李登輝當初不反對這個方案。但最後大轉彎，改為直選，弄得原先規劃委任直選的人灰頭土臉。對李登輝的這一面，這位中常委指出，「施啟揚與馬英九可為殷鑑，」但李登輝絕不冒「個人風險」。一位旅日的記者形容日本人的性格是「遇弱則強，遇強則弱，」這也像是李登輝性格的縮影。
　在接受報紙訪問時，李登輝曾形容自己是一個「冷靜的現實主義者」，與司馬遼太郎的訪談中，他自我剖析「在實際主義下，認為哪種權力有用，就拿出哪種權力來。」
　李登輝常講「要有生存，才能發展。」黃大洲解釋李登輝是個階段論者，他對每一個問題先分析歷史成因，掌握問題癥結後，才決定如何解決。每個階段都有階段性的做法，當他決定要做的事碰到阻力時，他會循序漸進，不是放棄不做，而是先做一段再說。
　對李登輝的多重性格，前台獨聯盟主席張燦 形容是：「跟逃稅的生意人一樣，有三本帳本。一本講統一（給中共看），一本講三民主義（給國民黨人士看），另外一本講台灣優先（給台獨人士看）。」
　但競爭對手與批評者指出，正是李登輝自傲的這種所謂「務實」作風　，為達他心目中的「神聖目的」，而不顧一切，不擇手段的做法，使他借助黑金與地方派系的力量來打擊原有舊勢力，其結果則縱容、助長了社會上的黑金問題，使黑金人士縱橫於地方議會及國會。
　支持李登輝的人則辯說，李登輝也知道黑金問題的嚴重性，他當選總統後，應該會優先處理黑金問題。
　一位熟知李登輝的人則說，李登輝的「知識與霸氣」固然顯現了領導魅力，但強烈的「自我中心」與「權謀」，則又使他的領導給社會帶來了風險與危機。

林洋港：棉花與蘆草

　林洋港的氣質與李登輝截然相反。曾經在省政府做過林洋港部屬，現任陽明山國家公園處處長葉世文回憶，當時對林洋港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非常親切，沒有什麼長官的架子。不論是處長，還是工友，林洋港待人的態度一視同仁，「這在當時解嚴以前的官場文化中簡直是絕無僅有。」
　一位本省籍省議員比較前後任省主席：「林洋港下決策時，有擔當、敢負責」，當中央對省某些政策有誤解時，林洋港會親自出面說明，甚至願意替部屬扛責任。邱創煥正好相反，對於中央的質疑，他就很緊張，不是怪罪部屬，就是要底下自行負責。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郭正亮比較三任省主席不同的領導風格：「邱創煥的風格是，雖然是自己想講的話，但是讓別人講出來。李登輝只顧自己講，根本不聽別人的。而林洋港則是融合別人的意見用自己的話講出來。」
　目前擔任林郝陣營幕僚的邱毅，形容林洋港的領導風格是「棉花與葦草」。像棉花或海綿一樣善於吸納不同意見；也像葦草一樣能調整，發現不對時不會固執，優點是從善如流。
　但邱毅承認這種風格也有缺點，有時聽了很多，但只是像海綿一樣吸納了很多意見，卻搖擺不定，瞻前顧後，拖泥帶水。
　文化評論者楊照曾經提到一件有趣的軼事，說明林洋港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形象。他提到有一次星座作家田希仁分析星座，大家猜林洋港到底是雙子座還是金牛座，田希仁篤定林洋港一定是金牛座：很溫馴，碰到強勢甚至會改造自己，讓自己的想法與強者一樣。
　郭正亮就覺得林洋港應更早公開宣布參選總統，結合尚未被國民黨整合的地方派系。但他猶豫不決，最後才找到郝柏村搭檔。前面接觸過的一些人都是覺得時機太晚，一點機會也沒有才拒絕的。如果他早已決定參選總統，遲遲不昭示，就是顯示魄力與決斷力不夠。
　郭正亮也指出，由於林洋港凡事求全的個性，很容易受舊包袱的左右。國民黨內比較保守的勢力，無疑會相當程度影響林洋港的決策。
　但是今天的林洋港，或者是金牛座的林洋港，似乎與省主席任內的林洋港相當不同。跟隨林洋港十八年半的司法院參事黃建智，提到當年高雄市改制的公案，蔣經國時代中央曾下令政府體制不要輕易更動，但擔任省主席的林洋港卻以平衡區域發展的理由大力促成改制，而高雄市要從台灣省獨立出去，立刻造成省主席權限縮小，省府歲收減少。但林洋港完全沒有本位主義，黃建智認為若沒有魄力則不會做這樣的爭取。
　省府資深記者王伯仁也指出，省主席時代的林洋港強勢領導，很有官威。「有一次在台中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飯，整個三樓都不准客人上去。」
　這是一般人心目中的阿港伯嗎？林洋港的性格是否經歷了相當大的轉變？邱毅認為蔣經國選擇李登輝為繼承人的決定，給予林洋港非常沈重的打擊，使他在其後的政治生涯中，幾乎改變了原有阿莎力的風格。

彭明敏：學術的貴族

　彭明敏與李登輝有很相似的教育背景。李登輝念淡水中學、台北高校，而後進京都帝大。而彭明敏先後進高雄中學、京都第三高校，與東京帝大。兩人後來同在台大任教，成為好友。彭明敏自己透露，被捕前一天還與李登輝在一起聊天。但是當時彭明敏並未向他透露發表自救宣言的計劃。
　做為國際知名的太空法學者，彭明敏在許多人眼中有著一種知識貴族的氣息。在公開場合裡，他總是給人溫文儒雅的感覺，這在草莽氣息濃厚的反對陣營裡，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相似的教育背景，並沒有給彭明敏與李登輝相似的傾向。當初與他一起發表自救宣言的魏廷朝就認為彭明敏缺乏狠勁，做為政治人物，他覺得彭明敏應該學馬基維利那種「獅子一樣的勇猛，狐狸一樣的狡猾」。但是溫文的氣質並無礙他順利通過黨內民主的考驗，成為第一大反對黨的總統候選人。
　彭明敏在朋友心目中是非常執著的，力邀彭明敏出來競選的辜寬敏強調，他對自由主義始終不渝的信仰，幾十年沒有改變。
　當年他在日本念書時，因拒做日本兵而逃到長崎，也因此被炸斷了手臂。「他對日本侵略中國很反感，也非常厭惡日本軍事管理，」謝聰敏說　。
　但在差不多的時間裡，李登輝則做了日本兵（官階是士官）。謝聰敏表示，這就顯示當碰到威權時，李登輝的反應是服從；彭明敏則是拿出勇氣拒絕。
　事實上，彭明敏在台大教課時也是這樣教導學生。彭明敏的學生鄭義和就曾在「永不沈默的記憶」一文中提到，彭明敏「之所以特別會讓許多學生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因為他教導學生不要盲目崇拜權威，強調宇宙萬物萬事沒有一樣東西不可質疑與探討。他不斷告訴我們「真理愈辯愈明」。」
　謝聰敏回憶，有一次在洛杉磯唱卡拉 OK，朋友邀彭明敏一起唱日本歌，他拒唱，理由是從學生時代就對日本很反感，不唱日本的流行歌，他只愛唱法國歌。彭明敏自己在他的回憶錄裡提到，他讀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時，開始著迷於法國的歷史、語言、文學。
　要做一個領袖，不可缺少洞識力。謝聰敏表示，彭明敏早在三十二年前寫自救宣言時，就已洞識今天台灣的需要。包括加入聯合國、由普選產生國家元首、樹立健全的文官制度、保障司法獨立等。
　但是辜寬敏也承認，彭明敏的執著既是優點，也是缺點。彭明敏對政治人物的評價似乎就很難改變，缺乏政治上所需要的彈性，他的學者性格似乎猶勝政治家性格，與彭明敏一起發表自救宣言的魏廷朝不諱言彭明敏：「太純、太講道德，在山頭林立的民進黨內顯得格格不入。」
　民進黨內的人指出，黨內初選第二階段最後一場辯論會，彭已經完全確定會獲勝，場子裡坐不到兩百人，幕僚給他的稿子第一次出現肯定許信良的字眼，他收下稿子。但演講時還是全力攻擊許信良，並不因為實際的狀況而調整。辜寬敏就說，連李登輝都會調整自己的身段，彭明敏似乎太認真了一點。
　彭明敏的菁英形象給他自己製造了一定程度的問題。到任何地方人家都只給他最崇高的職位、榮譽職，他也一直是精神領袖，但是相當缺乏實際組織、安排人事的經驗。民進黨裡的觀察者發現，他不太願意下來具體說：該做什麼事，誰來做。例如在決定副總統人選上，彭明敏一直拿不定主意，尤清與謝長廷明爭暗鬥，使黨內資源與和諧都內耗得很厲害。批評者認為，他似乎不能警覺到人事安排對政治的重要性。
　謝聰敏、魏廷朝與彭明敏，是台灣政治發展史上永遠連在一起的名字。謝聰敏說，彭明敏本來是學者，陰錯陽差一個自救宣言而涉足政治，「現在是坐轎的想下轎，抬轎的卻不願放棄」。魏廷朝眼裡的彭明敏則非常浪漫，喜歡有情調的地方，愛看美麗的風景、房子，同時也是一個美食專家，當年他常和李敖就吃遍台北好吃的餐廳。
　從生活到信仰，彭明敏都顯現出是浪漫的知識貴族，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者。

陳履安：謫仙

　很多人不解，已經淡出政治舞台的陳履安，何以在與李登輝談完話的第二天，就宣布參選總統，回到舞台的正中央？
　七十九年的二月政爭，八十二年非主流的邀約，他都沒有動。三年前，他以特使身分出席巴拉圭總統就職典禮回國，告訴他的心腹陳豐義：「有生之年要把自己奉獻給國家。」陳履安自己的解釋是：「讀書人在國家關鍵時刻，必須站出來的時候，就應該站出來承擔一切。」
　身為前副總統陳誠之子，陳履安的家世是四位候選人之中最顯赫的。然而，在公開場合裡，他似乎對別人不斷提他的輝煌家世頗不以為然。跟了陳履安十八年，前監察院祕書長陳豐義回憶，經濟部長任內，陳履安開始打禪七，一下山就對陳豐義說：「山上真好，大家一律平等，每個人自己盛飯」。據陳豐義說，陳履安由此體會平等的可貴。
　王子可以成佛，軍人之後當然更有悟道的機會。但是以他的政壇經歷，的確不是一般尋常百姓所可企及。而他的生活與嗜好，也是典型上層知識份子的專利。陳履安早年留學美國，也辦過政黨外交，學經歷十分突出，曾經學過各式各樣的東西，在經濟部時還請老師來教他高爾夫球。陳豐義記得當時他球打不好，就想要了解原因。陳履安會橋牌、圍棋、籃球、回力球、紫微斗數，連打麻將都請老師來教。
　一位資深政治記者透露，陳履安為了學台語，還特別請老師教他兩百小時，可見「他做事情一點都不馬虎」。謹慎與求全的個性使他寧願從老師身上學，而不是從生活裡面學。
　邱毅就形容，陳履安與彭明敏都是幾近不食人間煙火的稀有貴族，「陳履安尤其是謫仙」。
　形象清新是他的優勢，但缺點就是在處事上不夠圓熟，缺乏通常意義下的政治手腕。郭正亮認為，以林洋港邀請他搭檔競選為例，陳履安的反應與說話就很不得體，沒有禮貌，也得罪了很多人。第三勢力原本期待林陳合作，但陳履安卻當頭澆了他們一盆冷水，導致很多人說：「是陳履安壞了這個局」。許多人推論，陳履安不擅與強者相處。
　一位與陳履安熟識的國民黨高層人士表示，陳履安的優點是形象清新，但這還不足以支持他當選。「陳履安與李登輝有一共同點，都不聽別人，」一位國民黨中常委表示。
　與彭明敏相同，陳履安的實踐力與政治力尚未展示。台南一位大企業的總經理就批評，陳履安一直沒有從雲端上走下來，無法讓人明白他的政策究竟是什麼。一位曾在經濟部擔任陳履安部屬的經貿主管也說，陳履安在經濟部長任內是無為而治，並未顯示卓絕的領導能力。
　選舉第一階段的公民連署跨過門檻後，陳履安召開記者會，承認連署比想像中困難很多。曾經為許信良助選的楊照認為，這樣的困難是理所當然的：「現在陳履安只是在補足選舉ABC而已，等於是為過去對台灣社會的無知補付代價。」
　從選總統開始，陳履安自己承認，他這輩子第一次從老百姓身上學到那麼多的東西。他的老師現在慢慢變成廣大的民眾，而不是技巧的大師。他希望能走入群眾，聽他們的心聲，並不斷的傳布要求「心安」，要「反省」等修身養性的道德訴求。
　陳履安的組織力很強，「演講從不看稿，」陳履安的機要祕書桂學穎表示，同樣一個主題，陳履安面對不同的對象，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說法。陳豐義說，陳履安很好學、求真知。
　但與林洋港的草根性不同，陳履安之所以參選，還懷抱宗教上強烈的使命感。這使得總統選戰不僅牽涉宗教團體的動員，更關連到價值與道德在政治戰場上直接肉搏。


價值之戰

陳履安：徘徊出世與入世之間

　陳履安五十一歲開始打禪七。根據陳豐義的回憶，打禪七之後，陳履安開始戒酒，因為皈依要戒五戒，其中就要戒酒。下山後覺得已表示要戒，就真的戒掉了。從此開始吃素，早上一個麵包，中午吃便當、炒飯或炒麵。西裝只有一、兩套，皮鞋只有那一雙，夾克則只是那一套淺咖啡色。他希望開始過清貧的生活，財產、家當都捐出去。
　陳履安把財產捐給國家之前，問兒子要不要留一點財產給他們，他們說不用，所以他就把財產全部捐出去。存摺只剩兩、三萬，古董也全捐出去，房子用租的，他對陳豐義說：「我這輩子不置產，也不累積財富。」連父母的墓地都還給台北縣政府，父母親的骨灰取出放在佛光山。
　陳履安也許可能出家，但最後他選擇了出來競選總統。但即使競選總統，他在各處演講的主題也是修行，講世道人心，闡釋修身的道理。在競選總部的房間內，一面牆上沒有掛任何東西，另一面牆是窗戶，百葉窗緊關。唯一醒目的擺設是陳履安辦公桌身後的佛像。
　他強調，談「心」決不抽象，而是根本，是立國之道，因為民主政治，就是以民為主，但心不正，又如何作主？他認為領導人要以身作則，人民心才會安。陳履安力行一種儉樸的生活，並希望以此為感召，使台灣的人都能真誠的在一起。
　正心誠意的道德訴求，輕聲緩語的宗教關懷，家世與經歷顯赫的陳履安，放下身段，以不同的價值觀，挑戰台灣的紅塵社會。

林洋港：草根與保守的矛盾

　也坐禪的前立委林正杰對這樣的宗教情操不表贊同。他承認「佛教共產主義是全世界最完美的理想，也是左派所推崇的」，但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礎上，而人其實是善惡參半，善惡交織的。這使得政治的考慮必須有現實的基礎：「我以前是左派，但是看到健保的浪費，就覺得必須重新檢討左派的理想。」
　有充分選戰經驗的林正杰，從很早開始就決定為林洋港助選。在他看來，政治是力量的對決。
　林正杰肯定林洋港最大的好處就是非常實際，而這種實際是與小農民的經驗分不開的。司法院參事黃建智跟隨林洋港多年，他認為林洋港出身農家，小時候親身參與農務（翻土、播種、插秧、施肥等），體會到要有收成就要有付出，但即使付出了，因為碰到天災或颱風，可能沒有收成。「凡事要盡人事，這是影響他一輩子的重要因素。」
　農家出身的子弟台大畢業後，回南投縣政府從民政局課員做起，林洋港做公文收發的工作，做了半年，了解了公文的流程、製作公文的格式，課員與課長總共做了十年。黃建智說，那段時間，林洋港常代表縣政府參加鄉鎮民代表大會，了解基層很多問題。後來以高票當選縣，不能說與此無關。
　林洋港是從地方層級、選舉歷練而慢慢進入權力核心的，他受到蔣經國相當程度的器重，歷任台北市長、省主席　、內政部長等等。在很多人心目中，林洋港的親和力一直是他最大的政治資產，省政記者王伯仁回憶，蔣經國時代的林洋港是強勢作為。到日本，日本媒體稱他為「台灣王」，功高震主。他當省主席時，直接越過行政院長孫運璿，向蔣經國爭取省政基層建設一百億元。
　林洋港的胞弟，現任南投縣長林源朗就說：「林洋港的歷練在地方層級，而李登輝從農復會開始就是中央層級」。佃農出身的草根性格，使他了解平民的生活。林源朗有相當的自信，「別人都說李登輝在農村最有把握，但是像林洋港這麼道地從農家出身的候選人，怎麼可能拿不到農村的選票？」
　林洋港肯定的價值觀與他的出身一樣，沒有宗教與知識的光環。林源朗記得他七十八年競選南投縣縣長，選情激烈，陷入苦戰。他一直央求當時任司法院長的林洋港南下助陣，甚至用週六、週日下班時間都好。「既然是親哥哥站台，大家一定會諒解」。但林洋港堅持不肯，林源朗當時還很生氣，「後來才慢慢理解這是他守分際」。
　不少人批評林洋港在司法院長任內，並沒有大刀闊斧的改革社會形象跌落谷底的司法公信力。「司法風氣雖沒有做到弊絕風清，但起碼比以前好，」黃建智說，以前的司法很封閉，但林洋港卻讓司法現代化、民主化。具體的做法包括：法官問案座位的安排、便民措施、要求問案的禮貌等，一位地方的檢察官肯定這些作為。
　林洋港的台灣國語，人緣佳，喝酒的表面張力，在在使他獲得一種截然不同於陳履安的世俗魅力。邱毅比較，如果李登輝的信心是來自知識，那麼林洋港的信心就是源自他的閱歷與經驗，尤其是他在地方基層的經驗。邱毅發現，在提到僑銀、國票案時，林洋港只是默默的聽，但一討論農會信用部，「他的臉上立刻就有光彩。」
　從生活而言，前財政部長陸潤康覺得林洋港比較實在，「從他的經歷看，他可以過豪華的生活，但他與太太過得很平民化。」司法院長退下來之後，林洋港住在陽明山租來台銀宿舍，木造房子裡倒是一般家居都有的盆景擺飾，即使記者在錄影或採訪，兒孫輩也會突然拉開木門，衝到冰箱門前喝水，小狗在地毯上跑來跑去。
　親和、守分、儉樸，有著從生活經驗中鍛鍊出來的通達實際，林洋港呈現的是一般平民的價值，有點保守，也有點熟悉。


彭明敏：理想與現實的拉鉅

　相較於林洋港的草根性，彭明敏一生很長時間在海外。求學時在日本，流亡時主要在美國。他曾經想把自己的回憶錄題為「彭明敏的三個世界」，後來才改為「自由的滋味」。彭明敏說他自己其實是生活在三個世界裡：血統是漢人，在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生長，又在西方世界生活很久。而在思想上，受西方哲學影響很大，尤其肯定法國式的邏輯。
　魏廷朝回憶，他第一次上彭明敏的課是在台大法學院的大禮堂，裡面擠了兩、三百人，彭明敏講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要學生獨立思考，不盲從，「要做知識的貴族。」
　彭明敏與他的學生以自救宣言開始介入政治，是一個悲劇性的開端，而且這樣的起點也與林洋港與李登輝截然不同，他們都還是從低階做起，慢慢從官僚體系裡向上升。楊照分析：「彭明敏一開始參與政治，他的地位就太高了，這是他的宿命。」當年彭明敏與蔣介石決裂時，已經是國際著名的學者，國民黨刻意栽培的台灣菁英。他一旦跳到反對運動裡，與蔣直接對立，在當時台灣人裡沒有一個人有這樣輝煌的資歷。
　這使他一直有很崇高的地位，但去國多年，也令他不容易掌握台灣的氣氛。郭正亮就覺得，一直到現在他還不能完全掌握台灣的獨特感受。而且似乎在群眾裡面不太自在，常常辯論會完了之後，一散場立刻就搭黑車子走了。郭正亮的觀察是：彭明敏好像也不想勉強自己進入群眾，他會覺得這是作秀。
　彭明敏一直不相信群眾革命的路線，在海外這段時間，他與台獨聯盟並不契合。他還是老牌自由主義者，相信民主、和平、議會政治、非暴力的手段。彭明敏所倡導的是自決，回台灣後，比施明德還早提出「維持現狀」；在台灣時報的訪問裡也這麼說的。但是一旦擺在台灣政治現實裡，他就變成了正統台獨的象徵，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偶像。文學家李喬描繪了那種心情：「代表台灣人的夢想」。
　彭明敏的理想色彩與知識貴族的形象，為了選舉，不無變異地融入民進黨的架構內，甚至逐漸被基本教義派所包圍。為了符合選舉的要求，他有時要與謝長廷一起穿上原住民的服裝，要風塵僕僕在各地拜票，要在競選人員的訓練營裡高呼「台灣萬歲」的精神口號，而這正是他所曾經最痛恨的日本軍國主義的遺風。

李登輝：日本精神？中國精神？

　李登輝曾經就讀的日本京都大學在當時是有名的左派學校，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李敖的「李登輝的真面目」一書中指出，李登輝當年是很激進的，曾介紹葉城松參加台共組織，後來葉城松被槍斃，李登輝卻逃過一劫。
　在接受日本人司馬遼太郎的訪問中，李登輝說：「我們七十歲的這一輩，晚上都不能安心的睡覺。」與他相交甚深的陳希煌提到，李登輝是從白色恐怖中成長的，也經歷過國民黨的高壓統治。
　從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的對談發表後，愈來愈多批評者懷疑李登輝的國家認同、對中國的感情、對國民黨的忠誠度。包括像「我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這樣的話也被人拿來大作文章。楊照特別注意到，台灣人的悲哀那篇訪問其實原來題為「場所的悲哀」，也就是出生之地的無奈，「場所的悲哀」來自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的存在哲學用語，場所是人存在的一部份，不是外在的東西，李登輝深受這樣的思想所影響。
　林洋港也受日本教育，但是他所受的影響也許並不在知識上。
　林源朗提到，林洋港佩服當時的日本老師教做人的道理，是人師而不只是經師，教人修身。但是林洋港不覺得這是日本的東西，而是中國傳到日本的。小時候一個叔叔在私塾裡教中國書，林洋港也學過漢文，他不只一次在演講中提到，河洛話是來自中原古音，比北京話還更典雅。與李登輝恰恰相反，他從台灣這塊土地的根部找到了中國。
　陳希煌就指出李登輝的心底感情，他強烈希望台灣人出頭天。許信良認為林洋港的行政折衝能力遠勝於李登輝，但是處在當今台灣社會，林洋港仍然不可能在民間聲望上超越李登輝，「其原因還在台灣的主流價值，」台灣必須遠遠擺在大陸前面，「價值上要優先肯定台灣，才能得到民眾的肯定。」
　民進黨立委洪奇昌也指出：「李登輝是台灣意識下的東西，是狹義的台灣人第一次做到這麼高位置的人。」在幾次政爭中，李登輝能扳倒政治閱歷比他更豐富的李煥、郝柏村，「台灣人的下意識都發揮了作用。」用正在寫「李登輝傳」的平路的話來說，是「勢」的作用，而李登輝也運用一定的權謀把這股勢導向對他有利的方向。
　不過平路指出，誠信固然不足做為政治人物的判準，但真正的權謀還是要看對這塊土地、對廣大的人民是否有利，「這是馬基維里（君王論）所談的謀略，也是韋伯所談的責任倫理。」
　郭正亮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認為李登輝其實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信奉的是現代化的抽象理論。從「現代化思潮」的立場來看中國，中國是封建的、落後的，也因此心裡不太看得起中國國民黨。而日本佔領下的台灣要現代化得多，遠超過當時的中國。今天台灣發展的情況也一樣，並且就政治上而言，中國大陸一直是對手國，「其結果是政治變成抽象的東西，不在日常生活裡，不是可以拿來教育下一代的。」
　相對而言，郭正亮指出，常讀中國古書的林洋港就有一種中國情結，與中國之間是一種特殊的文化關係，「這種感覺李登輝與彭明敏都抓不到。」
　但也有人認為，不論是對出生之地的感情，還是對現代化社會的企圖心，李登輝的施政藍圖其實並不清楚，跳躍式說法常常模糊他真正的立場。
　他的性格裡比較多的可能不是哲學的深思熟慮，也不是深通人情世故的老練，而是更接近台灣民間草莽的衝動意志。從青年時代就聽聞過李登輝的謝聰敏說，他絕不是心機很重、城府很深的人，罵大陸政權是「土匪」就是一例，「普通人都不會這麼講，何況是一國元首」。
　辜寬敏也對李登輝許多率性罵人的話表示不解：「李登輝與我都是受過日本高等教育的人，應該對人事非常敏感且了解才對。」
　李登輝已總統在任八年，有許多強勢作為，也比另外三組競選對手留下更多的材料可供論評。
　但不同的人，因背景與價值的不同，往往對李登輝有差異甚大解讀，這或許正顯現了李登輝性格中的多面、複雜與矛盾之處。
　因此，不論中國或日本，可能都與李登輝的生活實際有一定的差距。他不像一般外省政治人物看平劇，他喜歡西洋音樂。他很少閱讀中國古籍，受影響最大的還是日本與西洋的哲學家、浮士德、聖經。
　彭明敏也說自己受浮士德影響很大。謝聰敏提到彭明敏的父親希望他當醫生，後來妥協的結果是念政治。兩位深受浮士德影響的人，一個念政治，一個念農經，最後還是在總統大選裡碰面了。


困難的選擇

　台灣民主發展的先鋒人物，目前擔任監察委員的康寧祥，肯定這次總統競選代表著台灣民主發展重要的里程碑。他特別提及前美國總統雷根第一次當選時，在宣誓典禮上說：「我們不要以為宣誓這麼簡單的事，政權就是透過宣誓，從對方手裡接受過來了」。政權的和平轉移是民主最高貴的價值：敵人變成朋友，分歧的立場必須結合在共同的國家目標之下。
　問題是，今天國家的目標是什麼？不同的族群與利益要結合在什麼基礎上？台灣需要什麼樣的領導人？四種人格與價值是否將把台灣帶往四個完全不同的方向？
　面對台灣未來，無論誰當選，都需要面臨四種考驗：
　一、領導人有無民主與法治的素養--能否帶領台灣步上真正的現代化民主康莊大道，對人真正的尊重，並以人民的福祉為優先考量？
　二、有無具體的治國藍圖--能否按部就班、掌握優先順序，使台灣的社會公平而充滿希望？
　三、有無國際觀--能否拉大眼界，將台灣放在世界的版圖上準確定位，並能和平妥善的處理兩岸關係？
　四、有無領導組織運作能力--能否有領導力及具體可行的執行力，激發全民潛力，提升政府效能，凝聚社會民心，以達到國家理想目標？


待解的疑慮

　除了面對的艱鉅挑戰外，社會大眾對於四位總統候選人各有不同的評價與批判期許。這些意見凸顯了一般人以及四組競爭對手間，相互批評的最大疑慮所在。也是選前，他們急需澄清或補強的重點：

李登輝
黑金政治的糾葛

雖然他信誓旦旦自己的操守清白，但一般人與他的競選對手仍然不斷質疑他與黑金掛勾，甚至包括他的黨內同志（以及被趕出去的黨內同志）提到這一點時，都表示憂心。而財團介入立法與政策，更形成牢固的利益共生結構　。
　這個疑慮並不是懷疑李登輝自己收受非法的餽贈，但卻直接質疑李登輝的領導方式與謀略運用，已經扭曲國內的政治生態。例如國民黨提名黑道進入民意系統，使得地方議會甚至國會中有了黑道勢力盤踞，而過去見了警察總要怕三分的黑道人物，現在卻一手掐著警政治安預算的脖子，使得黑道力量甚至凌駕白道之上。
　許多批評者與競爭對手都集中批判李登輝為了「保住政權，不擇手段」的領導「哲學」，結合地方派系與黑金的力量，公開為爭議人物站台助選，與地方角頭把酒言歡。
元首帶頭示範，上行下效的後果是社會的價值混亂，體系顛倒。

不穩定的決策模式

　而批評者最擔心的是，李登輝過高的企圖心、神聖的使命感，加上冒進的性格和強烈的自我，可能會把台灣帶入險境。李登輝的性格裡，常多突發奇想，要讓人想不到他下一步怎麼走。他的舊同僚、舊部屬、昔日的學生不約而同指出他的「創造性」，其實代表決策的突變與不穩定，造成極大的政治風險。
　台灣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尤其需要謹慎的態度與深遠的政治智慧，避免為台灣招來未曾預料的立即危險。一位前任國民黨立委指出，對於大陸與世局的互動，在蔣經國時代，台灣原是站在一個安全的觀察者地位。但李登輝把台灣變成積極的參與者，甚至希望成為操縱、主導者。「這會叫我們死得不明不白，」他對於兩岸關係已由制度競爭演變為國家對抗，感到憂心忡忡。

林洋港
保守勢力的包袱

　自由派的學者與對手陣營的人擔心林洋港主政後，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會捲土重來，再度佔領國家決策核心，批評者甚至有以「復辟」的危機形容林洋港的政治傾向。
　林洋港做事講究政通人和，這與時下流行的民粹主義作風相反。他與國民黨內非主流人士走得較近，也引起一些台灣意識強的人的反感。競選時副手郝柏村的強勢作為，則更加深了這種印象。但林洋港另外的政治資源--草根親和力也使他能免於與非主流派完全等同。

缺乏魄力與遠景

　缺乏魄力是許多人對林洋港的批評，當年遲遲不肯宣布競選，事後又猶豫再三，對副總統人選遲遲不決定，使人對他的決斷力起了懷疑。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他個性溫良、守分際，不願給人添麻煩所致。
　對國家未來發展欠缺一套宏偉的計劃與具體的藍圖，則是對林洋港的另一批判，他的競選演說也似乎是對如何做人與道德、誠信著墨甚多，對如何做事及如何發展則較少提及。

彭明敏
台獨意識型態

　愈來愈多的政治人物發現，不論站在什麼立場，都必須學習放棄太過僵硬的意識形態包袱。他們對彭明敏的質疑不見得是針對他本人，而是他所代表的象徵意義。
　許多民眾對於李登輝在兩岸關係上的憂慮，同樣適用在代表民進黨的彭明敏身上。一位批評者指出，民進黨與李登輝對於世局的估算，太過於膨脹台灣的影響力，一廂情願的逆勢操作，最先被犧牲掉的會是台灣。

缺乏組織力與政治力

　「彭明敏適合做虛位領袖，」魏廷朝表示。由於長期以來在黨外的立場太過崇高，使彭明敏一直沒有機會實際主導一個有效運用的政治團體。批評者認為他的性格太過清高，性情又充滿浪漫與理想，並不適合需要折衝能力與組織能力的政治圈。一旦負責真正的政府，有可能因為不了解，以及不能擺下身段溝通，讓政府機器無法順利運轉。

陳履安
宗教性格太強

　他談安心，但少談政府的運作與問題，導致大家對他的施政理念並不了解。他理解下的社會，多從宗教理念出發，所以並不能給人很鮮明的印象：他到底要做什麼。
　宗教性的另一點讓陳履安的批評者覺得他似乎不能妥協，使得他在政治上很少朋友，甚至原來的朋友都會疏遠。現在他要從選民那裡求得奧援，以良心政治的道德訴求來改革政治，但究竟道德能不能處理複雜的政治利益與權力衝突的問題，則令人疑慮。

行政能力平平

　陳履安在國民黨及政府裡都擔任過不同的重要職務，行政經驗豐富。但批評者質疑的是他政績平平，他雖然努力推動一些制度改革，或許因在位時間不夠久，看不出具體的成效，並未留下什麼深刻作為的印象，反而在經濟部長任內，「林園圍廠」事件首開圍廠之風，並且以就地賠款妥協收場，造成工業發展過程中的惡例。在國防部長任內，也未見重大建樹。對手陣營批評他常常不了解實際問題的複雜性。


選擇未來的時刻

　四組人馬各有優缺點。他們的個性、領導風格、價值觀、待人接物的方式、管理能力，直接決定人們對他們的評價，也相當程度地決定台灣的未來。
　這次總統選舉，是中國歷史上，也是台灣歷史上的第一次，人民用選票選出國家領導人。但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當口，台灣民主的輝煌同時纏繞著千頭萬緒的難題。
　八○年代，台灣經濟在亞洲四小龍之中還居領先地位，不論是經濟成長或出口成長都居四小龍之冠。九○年代的今天，則倒掛車尾。國內開始感受到不景氣的陰影，失業率、財政赤字、抗爭運動，加上城市基礎建設遙遙無期，環境品質日益惡化，兩岸關係的風險升高。
　面向二十一世紀，台灣民眾不但沒有即將進入新世紀的欣喜，反而充滿不確定的焦慮：誰會帶給台灣一個確定的未來？
　做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不但要有高瞻遠矚的歷史觀，還要有讓人民信賴的性格、規劃國家未來走向的智慧。他們的思想、行為模式深深影響人民。歷史家也會把他們一一定位，將來中華民國政治史上，會用什麼字句來形容他們四人？四組候選人正在尋找歷史的定位，也在決定台灣的未來。
　在這歷史性的總統選舉過程中，台灣的選民在選擇他們，某種程度而言，也在選擇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