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一日,晚上七點半電視新聞畫面上,雲林縣議員個個神情疲憊,由遊覽車上走下,穿過武裝警察排開的通道,進入議會選出正副議長,一個星期後,在法務部一聲令下,展開對縣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賄選的搜索、訊問、移送、收押行動。十九日,桃園縣議會六十位縣議員有五十四位分別被起訴。往後半年,縣市議員賄選新聞,一直是報紙的頭條。
查賄涉及八百多位縣市議員,三百四十一位議員被起訴,佔所有高達四成的比例,其中多為國民黨籍。這些國民黨選舉大樁腳涉案,直接影響的是八十三年底國民黨最重要的省長政權保衛戰,由地方到中央,各級黨工分別以各種方式安撫議員,連李登輝主席也不例外。「主席約見我,中央一位高層黨工當著主席的面告訴我,官司不會有問題,黨會想辦法,要我支持宋楚瑜選省長,」南部一位議會議長回憶去年黨給他的承諾。
當一審陸續宣判議員有罪後,「在監聽正副議長的電話中,還有調查員聽到高級黨工告訴議長不用擔心,到二審就沒事了,」今年司法節前夕,被黑道開槍打成重傷的檢察官張金塗,談起司法的難以獨立就唏噓不已。
高雄市長吳敦義不久前公開說:「一審依法,二審減半,三審無罪,」二審法官雖有抗議,但很快就淹沒在外界支持吳敦義的說法聲浪中。對照縣市議會正副議長一、二審宣判結果,民間的說法並非沒有道理。
涉及縣市議會正副議長賄選的十六個縣市,一審宣判有罪的議員有三百零二人,佔全體議員三五%。
但是到了二審卻紛紛改判。已宣判九個縣市中有四縣市議員共五十六人改判無罪,一個縣十九位議員改判緩刑(表一)。
當大家為政府嚴辦賄選喝采時,二審的判決,為什麼與社會及人民的認知差距這麼大?
認知差距懸殊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政治與司法的關係,如同父子,政治是父,司法是子,又好像是連體嬰,難分難捨,」一位長期觀察司法界的台北律師指出,國民黨仍認為司法是維持政權的一種手段,在父權心態下,當然「視司法如己出」。
台中市議會議長郭宴生因賄選被判刑,宣布退出國民黨,當時省黨部主委鍾榮吉卻表示「賄選又不是作奸犯科」。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王業立在報上為文批評:「國民黨在這個事件上的表現,讓一般人民的感覺是勝選是黨的最高道德標準,黨紀是為了勝選而存在的附屬品,」自始至終都沒有人提及「尊重司法」四字。
不過,二、三審判有罪比例比一審少,強調要相信法官的司法院院長施啟揚解釋,那是制度上設計如此。念著寫在便條紙上的法條,施啟揚以法律人慣有的邏輯推理說:「檢察官認為有犯罪嫌疑,就可提起公訴,但一審法官必須證明已經犯罪,才能判刑,二審沒特別理由,不能判更重的罪,三審可以宣告緩刑。」
即使全國最高司法首長的施啟揚在公私場合,一再強調要尊重司法獨立,並說出誰干預審判「一定調職」的話,但擺在眼前的事實,「人民普遍認為政治會干預司法,對司法獨立的信任度仍不高,」南部一家汽車公司總經理有這種感慨。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發表台灣地區一九九五年社會滿意度民意調查,十項調查內容中,司法公正的滿意度最低,監察院公布八十三年各類人民陳情案,司法類以百分之二十六居首。
原本是防止政客濫權,保障人民權益的司法制度,為什麼在民眾的認知中,是被政治及行政力量干預?這種趨勢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
政治力橫行司法體系
一般人民所謂的司法分兩大部份:一為司法院的審判系統(法官),一為行政院法務部的檢察系統(檢察官),「政治力在其間橫行不斷,」在高雄地院服務的一位法官說。
例如,各地方法院院長、地檢署檢察長審預算時,都要列席立法院接受立委質詢。一位民進黨立委擔心:「有些立委當場就拿個案關說,並且以刪預算威脅。」施啟揚也明白這現象嚴重傷害司法獨立,他表示要向立法院力爭地方法院院長不必列席,但是「我猜他們是不會同意的,」施啟揚一談起政治仍感無奈。
法務部堅持賄選要納入監聽範圍,但是立法院擱置了通訊監察法;選罷法要加入反黑道條款,也無法通過。與施啟揚一樣,法務部也感受得出部份立法委員私人政治考量高於建立國家司法制度。最近一個赤裸裸的例子是,立法院要拿掉檢察官羈押權。
這個被司法界稱為「七一三事件」的遠因是,八十年發生華隆案後,立委不分黨派地對檢察官許阿桂收押翁有銘不滿,聯手修正刑事訴訟法一○二條,剝奪檢察官羈押權,改由檢察長簽發。但不久後案子被擱置。
今年七月十三日晚上,國民黨立院黨團在院會議程中未列入也未討論的情況下,突然將三年前舊案拿出來直接要表決,結果引發法官出身的立委謝啟大與國民黨立院工作會副主任吳德美肢體衝突,但法案在國民黨團強勢動員下仍過關。
謝啟大批評這是國民黨為年底立委選舉方便賄選所做的政治考量,「這種對全國檢察官削權的做法,完全是為了安撫各縣市議長反彈。」在野黨立委則批評這是「縱容賄選條款」。
無牙老虎
「民意代表、大官、小官都不喜歡檢察官,」一位法務部官員說,將羈押權交給檢察長,在第一線查賄選的檢察官變成「無牙老虎」。
接著三個月,羈押權應屬法官或檢察官引起熱烈討論,民進黨立委要求大法官會議解釋,法務部被媒體戲稱,正發起羈押權保衛戰,馬英九指示一些學養及實務經驗佳的檢察官要出席各種座談會,力爭羈押權外,自己還率所屬參加「檢察官具羈押權是否違憲」的世紀論戰。另方面法務部提出「檢察官羈押處分改採立即審查制」,將檢察官羈押犯人時間由原來的二個月,改為四十八小時。
但是,查賄得罪當道,檢察官蔡虔霖預測法務部恐怕保不了檢察官羈押權,因為學者法官民代都不支持,他形容「兵敗如山倒」,馬英九也擔心,檢察官沒羈押權,「連根都被拔了」。
「今年十月統計,有二十二人要請調法官,七人辭職,」在法務部服務的檢察官蘇南桓對這數字很憂心,雖然只佔全體檢察官比例約五%,但往年請調法官的都是個位數,今年檢察官的危機意識特別強。「司法一直遷就政治現實,」一位高雄高分院法官若有所指地說。
除了立法院,行政系統也會干擾司法,尤其在查賄選工作上特別明顯。
「警政署的選前六大治安工作,並不包括賄選,警方查賄選不列績效,」剛調到屏東服務的警官很無奈地說。「去年鄉鎮民代表投票前一週,調查局突然調回協助查賄的調查員,今年本地的調查員比去年少了四分之一,」南部一位檢察官指出。警察、調查局如不配合,「檢察官查賄選就好像瞎貓碰死耗子,」將屏東縣議長鄭太吉以賄選罪名起訴的檢察官蔡虔霖形容。
消極抵制查賄
司法界普遍認為除了法務部長馬英九,行政院並沒有查賄選決心,八十二年底開始查賄,行政院並沒有預算,都是動用第二預備金。今年有查賄預算,「但一些地檢署用這筆錢卻齊頭式平等,連工友都有份,」台北一位查賄小組檢察官懷疑,這些動作根本是消極在抵制查賄選。
政治干預,除了來自立法、行政系統,最為外界批評的是政黨施壓。
過去,各地方法院院長、地檢署檢察長,都會列名各地方國民黨部委員,「我在澎湖服務時,黨部主委就直接打電話到我辦公室來關說,」一位年輕的法官,說出很多司法人員的共同經驗。
外在的政治干預,使司法獨立行使職權的空間變小了,人民對司法體系自然無法信任。而司法內在制度設計,影響審判,同樣會讓人民懷疑司法公正性。其中以司法行政權干預司法審判最嚴重,其次是被稱為「政治保護傘」的「未遲延案件」制度。
台灣二審是合議制,一位庭長,二位法官,「二審的法官一個月辦案四、五十件,判決書寫三、四十萬字以上。庭長只要辦五、六件,又可以打法官考績,」一位剛調到高院的法官質疑,高院這種院長管庭長,庭長管法官的司法行政權,嚴重影響獨立審判。「依這種制度來看,大部份政治案件就算不施壓,庭長、法官可能也會拿審判結果向上級邀功,」他沉痛地說。雲林地方法院法官康樹正主張廢庭長,減少階級利益,「免得法官為了當庭長,不安於位。」
許多人形容政治、司法如同連體嬰,一個主要原因是政治人物牽涉的司法案件,通常都拖延很久,以「未延遲案件」法外施恩。
例如立法院中至少十位以上立委有官司在身,但都拖延二、三年以上。
「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特殊案件經檢察長或院長同意,可以視為不遲延案件,不用在規定的六個月期限內偵結。否則遲延案件,會影響法官、檢察官考績,」一位律師形容法院對政治人物案件,通常以這種方式處理,因此常被批評為司法向政治妥協,缺乏擔當。
干擾無所不在
立法委員、政黨、行政系統無所不在地干擾司法,直接獲利的是少數特權階級,尤其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民意代表。
「我們辛苦了半天,他還是議長,」看著將近一萬字的起訴書,高雄地檢署年輕的檢察官心情很複雜。去年開始查賄選後,檢方在半年內都把涉嫌的議員起訴了。事隔一年半,案子還在二審,即使二審宣判,有的議員也改了一審有罪判決,令檢察官很洩氣。另外,因為訴訟拖延,賄選者無法因判刑而剝奪職權,也讓一些檢察官不滿。立法委員游日正涉及賄選,一審被判十四年,如今三年任期快結束了,仍未定案。
更讓打擊黑道犯罪為首要工作的檢察官擔心的是,「縣市議員中,三成以上有刑事前科,而且半數以上正副議長有黑道背景,」念著警政署統計的一連串數字,剛從司法官訓練所出來的檢察官很憂慮,兩百多位黑道議員將來會怎麼對付檢察官(表二)。
今年初,張金塗檢察官被黑道開槍後,一群檢察官發表聲明,對公正執法者被報復提出警訊:長期以來,由於少數不屑政客、黨工包庇、縱容的結果,黑道惡勢力對整個社會的威脅肆虐,已經凌駕一切公權力。司法威信及政府公權力,受到最嚴重的破壞及挑戰,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正瀕臨瓦解的地步。
如何使司法面對政治時能挺直腰桿不妥協?如何讓正義最後一道防線不瓦解?
人民還要等多久?
「基層受高層影響,只有高層先改,」與施啟揚為台大法律系前後期的刑事法教授蔡墩銘建議,台灣還未脫離人治色彩,好像得人則政治清明,不得人則政治黑暗,台灣要走入法治國家,一定不能人在政在,人亡政亡。「制度要緊,人也要緊,」蔡墩銘語重心長地指出。
推動乾淨選舉救台灣的洪墩謨寧願用社會教育,一步一步來走。
國民黨籍的中山大學社科院院長洪墩謨,一有機會就幫不賄選的候選人站台,並且一定拉起他的手宣誓不買票,他認為這樣對年輕法官有影響,慢慢凝聚上一代與下一代的共識,「法官有勇氣,社會就有希望。」
法律人出身又回到自己老本行,施啟揚深知改革比革命還難,「司法改革沒有速食方案,一定要慢慢來。」但是,當改革派法官康樹正質疑「民意代表與黑道合作,影響司法,無孔不入」時,人民能等下去嗎?
台灣與日本一樣,政黨政治與議會政治都受到金權派閥的腐蝕,但是日本有公正的司法制度,才維繫國力不墜,台灣什麼時候能?
司法如何挺直腰桿?
「幾十年民眾的印象,司法院是國民黨的司法院、行政院的司法院,」這句話不是反對黨的選舉訴求,而是台中地院法官陳廷獻在法官會議上說的。
李登輝總統今年元旦祝詞中強調要建立現代化國家,要推動三大改造工程,其中之一就是司法改革。
「這一年所做的事,是過去幾十年所沒有做的,」司法院長施啟揚頗為得意。在他及法務部長馬英九的決心下,司法改革的確開出不少花朵。例如高檢署將預備買票視為犯罪,民意代表如賄選則依賄賂罪來辦。「民眾以前以為賄選是政治事件,現在已經當成是法律事件,」律師黃日燦特別肯定法務部在查賄選上的努力。
脫掉保守外衣
但是,當去年施啟揚在司改會第一次會議上說,司法改革是玩真的,有多少人相信?司法改革未來還要做什麼?一般認為,司法要從脫掉保守外衣,建立一審權威,加強法治教育上著手。
「如果真的做了,要讓多一點人知道,我是律師,這一年來並沒有注意到司法院做了什麼事,」黃日燦一語道破司法系統的保守。「這一年來的改革,司法院都是被逼出來的,」一心推動司法改革的法官康樹正不滿地說。當過立委的律師黃正一也勉勵司法院「不要走蓮花步,要大步走」。
「一審法官都太年輕,三十歲不到,民眾都不相信一審結果,二、三審法官應到一審去辦案,」一位三十五歲的法官指出未來司法改革另一重點(見表)。「遲來的正義非正義(二審),早一點實現的正義才是正義(一審),」因為侮辱監察院被關了八個月的立委陳光復,也支持這種讓民眾相信一審判決的改革。
人民應貼近司法
「教育才是根本,過去一年司法改革與法治教育都沒有交集,」有機會會應邀向民眾講解司法的法官黃俊仁很納悶,「司法院、法務部應與教育部合作,編生活化的教材,帶小朋友參觀法院,教他們尊重法律,」黃俊仁指出。
「司法改革不只是政府的事,也是人民的事,人民應站起來,貼近司法,」經營貿易的胡其忠細心觀察司法改革後得到這心得。擔任乾淨選舉全國推行委員會副會長的黃日燦也有同感,「人民應該形成監督力量,要求司法人員公正行使職權。」
而司法改革最後目的還是應回到人民身上。
「司法改革一定要重視親民,改革才有希望,因為司法改革是用來服務民眾的,只有民眾相信司法,司法改革才算真正成功,」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范光群在今年民間司改會閉幕典禮上期許。
顯然,民眾對司法的信心,才是司法改革最關鍵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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