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第二波台灣奇蹟

如何更新台灣競爭力
孫震：十幾年前，我創造了二個名詞和理論，來分析台灣的經濟發展，即「夾殺理論」及「後進優勢」。
大家常聽到一句話來形容台灣的經濟：「前有強敵後有追兵」，擔心我們的工資、便宜的勞工已經沒有了，我們科技不如人無法跟人競爭。
各位可以想想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如果用生產所得或生產力來排列，除了非常少數是在最前的或是在最後面，大家都是排在當中的，並沒有因為排在當中而失去競爭力。假定「夾殺理論」是對的話，走在最前面的美國、日本，他們應該是最有競爭力的，但是在我看來這兩個經濟現在都處於最困難的時候。他們不見得比台灣更有競爭力。
台灣在很多憂國之士的擔憂之下，非常快速的成長，當然這幾年來我們覺得不行了，覺得缺少競爭力了，這跟「後進的優勢」理論有關。
一個國家在低度開發的時候成長得比較快，到了高層，特別是遙遙領先的時候，成長率一定會慢下來。全世界的國家跑到最前面的時候就會慢下來，讓後面的人趕上去，從後面趕上去的人也不用驕傲，因為馬上又會被別人趕上去。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英國很快就被美國趕上去；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也被日本趕過去。
我認為只要制度能產生誘因，有正確的政策，跟著先進國家走，是有很大的好處，不是沒有出息，反而要利用這個優勢。其中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借用這些先進國家花了很多年、很多人、很多錢所發展出來的科技。
當然我不是說應該老是跟在後面，其實要老是跟在後頭也不可能，有一天你變成老二了，一不小心可能就變成老大了，經濟發展就是一個追趕與超前的過程。

四種競爭差距

我引用辜振甫先生的話，他打了一個比喻說，企業界裡面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要創造差距，讓你的競爭對手無法趕上。他舉了四種差距：價格、產品、服務、形象。
在這四種差距裡面，辜先生特別推薦與強調科技研究的成果所造成的產品差距，所以你創造出產品優勢以後，就可以得到價格的優勢。
在我看來，我們有很多的優勢來自於技術變革的速度。台灣有一個優勢是「高級人才無限供給」，國內如果不夠，國外源源而來，在美國，我們有十萬科技大軍，一年回來六千人，你看可以回來多少年？可以不斷的回來而不影響市場價格，我認為這是很大的優勢。然而，比較可惜的是政府實在是太龐雜了，這麼小的地方有了四級政府，要如何跟香港和新加坡來比？組織太複雜、手續太麻煩、公共設施不足、生活環境愈來愈壞，這免不了會影響台灣的競爭優勢。
我其實並不太擔心企業部門，倒是擔心政府部門財務狀況的惡化。收入不能增加，就算增加也沒有用，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部門收入增加，私人部門的所得就減少了。用於政治性的資源增加，用於經濟與科技的資源減少。這是令人相當憂慮的。
江丙坤：我始終把競爭力定義為在國際與國內市場上有競爭能力的技術、製造與行銷的能力。經濟部在推動所有政策時，完全以如何提升台灣產品競爭力為最大目標。
技術、製造與行銷能力，當然都是在民間部門實現，但是政府在這裡要扮演很大角色。所以我在經濟部的第一個政策目標，就是推動產業升級，而其重點還是技術水準的提升，因此要更多的心血幫助業界開發新產品與新技術，所以我們每年編列許多預算給工研院。

先有科技島 後有福利國

我覺得要成為福利國，要先做一個科技島，有了科技島才會有福利國。會這樣認為，最主要是感嘆現在很多資源，都沒有用在研究發展上。其實研究發展所帶來的績效是非常大的。
為了達到產業升級的政策，我們現在採取三個目標，第一是研究發展，其次是自動化，第三是品質與形象的提升。
真正實現競爭力的是民間企業，而民間企業是用投資，換句話說，是用資金與技術，結合土地與人才，進行生產、製造與行銷。所謂競爭力，應該是在台灣投資，而不是到國外投資，這就成為我現在第二個政策，就是改善投資環境。
企業家憂心忡忡的理由有幾種，第一，現在台灣要進入競爭相當激烈的二十一世紀，這個世紀是完全自由、開放的，大家憑實力競爭的時代。
第二，從各種跡象顯示，我們的競爭力的確在衰退。
第三，過去的台灣經濟像是走斜度三十度的山坡，一個人走得上去；現在的經濟是爬六十度、九十度的山，一個人爬不上去，但是現在還是一個人，理論上是要四個人一起來爬。這四個人是政府、立法機構、企業家與勞工，但是我們還沒有這個共識。
在這種情況下，民間部門不值得擔憂，但是，政府只有一個，沒有競爭者，政府要跟外國政府競爭，所以政府的好壞就影響台灣的競爭力。政府部門的效率要提升，要引進企業經營的原理與道理。如果「最簡短的流程、最好的人才、最好的規章」這三者在政府也能實現的話，我相信一定能有具競爭力的政府。

要進行政治改革

但是我們的現狀問題很多。第一個是現在整個政府組織分工並不明確，因此必須開很多會來協調，層級造成效率不彰。其次，我們的人才與企業界相較，水準仍相差很多。另外，修法的效率如果要像目前這個樣子的話，台灣的競爭力便不甚樂觀。我曾經做過一個比較，日本的一個會期大概通過五百個法案，我們最多大概二、三十個，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所在。
要進行政治改革，不是行政革新。這些制度的由來，最大的原因有二：一，我們所有的設計是以防弊為目的，不是以興利為目的，要設計一套制度讓人不能做壞事，怕壞人結果限制好人，動彈不得。其次是在過去的威權時代，行政權獨大，整個制度的設計是要限制行政權，以考試、監察、司法、立法來限制行政權，一牽制的結果導致動彈不得。
我認為如果要進行政治改革，一定要放棄這種心態，以興利為目的，要讓行政權獨大。但是獨大也不行，所以我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推動責任政治。所謂責任政治就是人民選擇的政黨來負責政治，包括行政及立法。現在我們是用立法院來制衡行政院，這完全是錯的，應該是利用在野黨來制衡執政黨；執政黨有政策應該透過立法、行政將之執行，假如不行就換在野黨上台。
做得好不好，最後的審判者應該是選民。新加坡政府的根就是在這裡，只要得到選民支持什麼都可以做。現在我們談二十一世紀如何除舊布新，我認為責任政治是一個關鍵。
黃茂雄：以前生產三要素是土地、勞力、工具，現在應該再加上技術、經營，才能將競爭力發揮到較高的境地。
為什麼台灣最近這麼蓬勃發展，尤其是高科技方面？日經商業週刊分析，台灣高科技產業經營者的年齡是三十八歲到四十八歲之間，日本是六十八歲到七十八歲，都已經要退休，當然比較保守。而且電腦的東西太難，以前沒有學過，決策過程拖拖拉拉，時間比較長。我們這邊年紀比較輕，都唸過這些東西，很有企圖心，有概念、有把握。

經營者的三個條件

我覺得台灣有整體的經營管理者，台灣人都想做老闆，以利潤掛帥，如果做的決策風險高，但是成功的話，馬上回餽很大。我們有很多小老闆，這有好處，因為他們自己掌握得到。我的母校慶應大學的教授提到，企業經營最重要的是經營者。上面的方向如果不對的話，下面整個都歪掉，影響很大。
所以，經營者也有三個條件：第一，企業的資訊要夠，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第二，得到資訊的速度要快。第三，要有彈性。我們很多年輕的老闆，慢慢都在培養這些能力。他們有直接的洞察力，當事情出來，他們知道如何反應，這相當好，不像日本手續龐雜，還要寫簽呈。現在是多變的市場，科技變得要快，市場變得也要快，否則雖然有很好的開始，最後卻不了了之。
林信義：全球競爭力的競賽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影響、企業的管理能力。今天我們要談台灣未來的競爭力，要尋找台灣在國際分工裡的定位，還要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資源整合和管理的能力，顯然是一個關鍵。在這方面其實和企業網路的管理，有點類似。前人一些實戰的智慧、經驗，成為不可多得的基礎。如何整合、善用現有經驗的基礎，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其次，要建立高效能的團隊。提升企業應變的能力，應變的功夫不是針對經營者而已，整個組織都要配合著動，否則只有點，沒有面。
人才方面：第一，在知識要轉化為應用的實務上，有所落差。使得台灣長久以來，產生高學歷不等於高素質的現象。所以我常對新進的員工講，高學歷是很好，但是要經過訓練才變成高素質的人才，有專業能力、一般的通識、企劃和溝通能力，能夠帶領一群人執行的能力，還有要有很好的體能，這些在畢業證書上都沒有，需要評估。

善接變化球的台灣

第二，強化團隊精神所帶來的運用彈性。這是組織所必備的競爭能力。企業的經營需要很多領域和周邊的支援，已經不再是強調個人主義，而是團隊合作。這是追求安打的團隊，像棒球一樣。團隊合作會成為將來追求組織運作效能的企業，對人才的期許。
楊丁元：我對台灣未來的競爭力相當樂觀。二十年前從來沒有想到台灣在科技方面會有今天這樣的成就，所以看未來二十年，也許也和過去一樣，結果會令人非常驚訝，而且超乎我們現在的想像之外。所以用這種心情來看，對未來也是相當樂觀。
台灣的競爭力表現在：第一，台灣有很多不錯的人才，包括國外的人才。雖然高學歷不等於高素質，但是台灣在過去的教育水準，可以有很多的人才。
第二，過去三十年累積相當多技術的資源，可以應付國外的變化。產品變化愈快，對台灣愈有利。一旦產品的標準被設定以後，台灣是成本表現上的領導者，我們把很多人弄得很頭痛，尤其是日本人，不清楚台灣為什麼變得那麼快。常常東西一出來，台灣就可以把價錢弄得更低，這就是我們的競爭能力。
第三，我認為政府的政策還是不錯。如果回過頭看，民國六十四年政府投資做IC的時候，全世界IC的市場只有五十億美元，是一個剛剛成長的市場，政府就投資這個市場，這種眼光很厲害。

未來競爭力的來源

工研院對技術的擴散，對知識的擴散及產業發展，有不錯的影響。但是外面的人還是批評工研院、政府沒有效率，我認為效率是長期累積出來的，不是短期可以看見的事情。現在經濟部還是做很多新的政策，例如輔導性產品的開發，對企業能提前投入有風險性的產品來講，幫助非常大。例如，生產力中心的品質提升計劃、外貿中心的品質提升獎，這些東西都在點點滴滴的幫助企業界，這些都是在其他競爭國家難看到的。
所以說把人才的素質和數目、產業的技術和政府的政策結合起來，再加以發揮的話，其實就是我們未來競爭力最大的來源。
如果我們再往前走，我們將來就是要發展腦力密集、技術密集和管理密集，也許加上資本密集，然後再把這些做不同的組合。由大規模、高科技的資本密集產業，來擔任技術的發展，也許有一天能夠代替工研院一部份工作，讓這些大的企業人才能夠流出來、技術流出來。
而且他們能發展關鍵性零組件，可以對下游的中小型企業，產生一個互相運作的關係。我想這樣的一個產業的體系，現在已經表現在IC和PC的產業。這兩個互相的運作，不是其他國家輕易可以拿走的。PC就是未來整個產業的核心，我們已經抓到這個趨勢，再繼續發揮，台灣未來至少在電子資訊這個產業，會愈來愈好。

二十一世紀需要什麼人才

楊丁元：我對於所謂的經營者提出一些看法。我認為未來的經營者，有幾個條件。第一，是要洞察趨勢。趨勢不只是觀察，而是要洞察，因為外面的訊號和雜音太多，能夠看到一些東西，需要很多的學識和直覺。
第二，要能夠組織、整合資源。台灣的確有很多資源，而且未來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需要很多資源在一起，所以我們要能夠組織起來。
第三，要能夠創造財富。不是把財富從那邊搬到這邊來，而是要能夠創造財富，能夠把資源組織起來以後，產生更多的價值。
第四，要能夠累積優勢。台灣現在有財富之後，並沒有把它花掉，包括投資更多的研究發展、購買更多的技術，投資更多的產能，優勢就能夠慢慢累積起來。
但台灣的土地問題，把很多可以長時間留在台灣繼續生存經營的產業，都害死了，使很多產業都必須遠走他鄉。這麼多閒置的土地，但是土地這麼貴，簡直是到了難以想像的情況，表示我們土地政策上有很大問題。
江丙坤：人才的培養，有幾個方向要加強。第一，原來的技術人才，要轉化為經營人才。第二，經營一個企業對國家的貢獻當然很大，但是作為一個決策者，作了一個好的決策，對國家的貢獻更大。其實我們應當從國內外選出相當成熟的一千個人，給予一年的訓練，然後筆試，筆試通過，依年齡給予適當的資格，然後派到政府各個單位。這些人將來帶動政府的力量很大，可以國際化，現在中央政府的人才不錯，但是地方不行，其實很多政府的工作要靠執行，到縣政府沒有辦法執行、貫徹。
所以，假如我們能夠引進企業人才，政府應該每年淘汰考績不好的後面三％，另外三％的人從外面進來，整個政府氣象就會不一樣。
林信義：任何的良政美策，都要靠人來實踐，否則都沒有用，所以尋才、育才、用才、留才四階段，對企業或政府都非常重要。人才的條件是前瞻性、國際觀，千里外的風吹草動，都會成為眼前的機會或危險。如何掌握脈動、有開創性的眼光很重要。

國際競爭人才

第二個要掌握的是多元化的知識。通識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專業知識，而一般的知識貧乏，這種就會造成一些問題，他對問題深入的視野有時會比較不夠寬廣，依賴性比較高，解決問題的能力較差。
第三是語言能力。語言能力是我們很大的問題，因為很多人學了幾十年英文，但是聽和說都不行，碰到外國人就不敢講。
第四是整合的能力。溝通協調的能力非常重要。再來是解決問題的能力。現在的青少年，我們發現他們忍受挫折的能力、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如西方人，這可能因為學校教育的問題。國際競爭非常現實殘酷，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改天就被問題解決掉了。
第五是運用和整合資源的能力。不只是內部資源，還要拿外部資源，創造新的資源。這一點，企業的經營就是一場資源運用的競爭效率戰。資源可以化成資產，提供效益，資源沒有被運用，就必須被處理、被捨棄，因為資源沒有被運用，還會耗費資產、減低效應。
最後談培養人才的問題，要培養一些合乎總體時勢需要的人才，而不是培養各自需要的人才。假設學校是培養人才的上游，中游由職訓機構、就業與輔導機構，然後再交給企業來做下游，企業是在職訓練。這是未來可以走的方向。
最後我想談到建教合作，過去企業和學校的互動太少，即使有一些案子交給學校做，大部份是行銷方面，事實上企業、政府和學校聯手，我覺得有必要。
黃茂雄：我一直強調要經營人才。政府也是在經營一個企業，經營最重要的就是績效，要賺錢。過去這問題通常是老闆才會想到，我們希望每個員工都能從經營者的角度想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資源運用，台灣這麼小，一定要用到外面的資源，我們的人才一定要放眼天下，外國人才還很多嘛。我們引進的外勞都是做些低層次的工作，我們應該引進一些經濟方面的高級人才。

延攬國際高級人才

楊丁元：二十一世紀所有產業都要面對國際競爭，我們現在應該開始學習如何運用國際人才。我們是不是可以使用國外的技術，甚至管理人才。在研究方面，我們也要開始考慮，研究是不是要開放給國外公司使用，是不是可以找國際人才進來，因為企業要提升水準，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世界市場衡量。
孫震：以前讀過李斯的「諫逐客書」，你想為什麼秦始皇可以打敗其他國家？當時大概有十萬人流亡到秦國，有間諜、政客，天下英豪都過來讓他使用，李斯也是。二次戰後，美俄都在搶德國人才，蘇聯解體時，俄國的人才也流到各地，我們應該要延攬國際人才。

生活品質必須提升

另外是關於生活品質的問題，政府應該把道路、空氣弄好，給人有尊嚴的空間。現在國民所得還是一萬一千美元，到一萬五千美元的時候，你看看人還留不留在這裡？如果我們不能改善環境，最後所有的技術發展都不在這裡。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所有因素都是流動的，商品自由移動，資金自由移動的，人才也會自由移動。
楊丁元：台灣最後的問題就是生活品質的問題，因為要吸引人才留在台灣，一定要靠生活品質，本來科學園區可以找到更多的人才，後來都是因為生活品質問題沒辦法解決。
江丙坤：我完全同意，經濟發展最終的目標就是生活品質的提升。經濟部正在進行商店街更新計劃，就像日本的淺草商店街，三十年前一塌糊塗，現在整理得漂漂亮亮。我曾經想過先從台中角板山做起，把一個舊的觀光商店街的房子、馬路整理好，讓商人知道，原來弄整齊可以賺錢，不要讓攤販、車子進去，人潮自由的逛街。但現在做太遲了，要是二十年前做就好了，房子沒有好好蓋、都市沒有好好規劃，責任還是在政府。
追根究柢還是人的問題、制度的問題。我們在這裡還有幾百年、幾千年，現在不做的話，以後台灣更亂，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做這些事。
(吳琬瑜、洪美娟、歐鍚昌、彭漣漪、何琦瑜記錄，鄭一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