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中打造硬漢 — 警察養成教育

　在桃園縣龜山鄉大崗村的小山丘裡，一組身著警察制服的年輕人，謹慎地勘察「案發」現場，採證證物：指紋、血液、作案留下的蛛絲馬跡，不遠處有人發出此起彼落的暗示，「前面還有東西，」年輕人埋著頭找不出線索，笑聲又此起彼落，「找到了！還有一具屍體，」年輕人對著草叢中一具美麗的塑膠模特兒大叫。
　這不是凶殺案現場或警匪片，而是警官學校刑事系的必修課——「刑事現場重建」。刑事系的學生要分兩組人馬，一組模擬犯罪人的手法，設計犯罪現場，另一組人必須藉由觀察現場，找出破案的重要線索或證據。
　從高速公路林口交流道下，繞過疏落的工廠，小山環繞、與世隔絕的警官學校，門禁的森嚴和建築物的格局，讓外來者聯想起軍事基地。而在校方的解釋中，建築的形式，正代表著警官的精神——方正坦白。

沒有校園問題

　相對於警察實務工作面對的複雜、詭譎和誘惑，在這警察養成的基地——警官學校裡，卻有著比一般大學中，更多的節制、寧靜和單純。
　「我們學校從來沒有校園問題，」警官學校訓導處長李貞吉語帶驕傲地說。
　紀律和服從，是警官學校訓練的第一要務。「警察是武裝部隊，一定要服從命令，如果不服從，自行其是，是很危險的，」前警官學校校長、現任警政署長顏世錫強調。
　也因此，警官學校和一般的大學最大的不同，就是嚴謹的生活管理，和密集的體能訓練。
　類似軍事訓練的生活管理，是養成紀律和服從的手段。
　清晨五點五十分，當一般大學生還在大夢周公時，催促起床的哨音，已經響徹官校。規定住校的學生們，一一把棉被折成方正的豆腐狀，穿起胸線燙得筆挺的襯衫制服，擦得油亮的皮鞋，或是學校規定的運動服裝，準備一天的開始。
　每天六點二十分早點名，七點二十分吃早餐，除了上課時間外，還有早晚自習、大掃除、社團活動時間，什麼時候吃飯、看電視，什麼時候要上床睡覺，都在學校的規定範圍內。
　房間內務的要求嚴格：例如書架上的書必須從高排到矮、從厚到薄，上床睡覺的時候，拖鞋要擺成和上舖樓梯成九十度，並和磨石子地上的線平行，每天有學生實習幹部進行內務檢查，不合格者，當天公布，寢室長和違規的人要扣操行分數、接受懲罰。
　「紀律的背後，要有感情做支柱，」李貞吉指出。因此，在警官學校徹底實施學長制：看到學長必須行禮或問好，在福利社或電梯遇到學長必須禮讓，而當學長、學姊也有義務擔任新生第一年的實習幹部，幫助他們進入狀況、適應生活。
　警官學校的每一個人必須輪流當幹部，訓練他們人際溝通、領導統御的能力。在宿舍裡，實習班長每週、甚至有時是每天，要寫實習週誌，報告大隊長交辦事項的執行情況、班上同學的動態等等。
　「某甲今天柔道比賽不如理想，心情不是很好，同學們互相慰問後，現在好多了，」在實習週誌上，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的文字，「目的是讓我們懂得關心別人，」一位學生實習幹部說。
　這樣的朝夕相處和嚴格要求，使得警官的學生有禮貌、重倫理、重情義，也更容易適應團隊生活。
　警官學校畢業，離開警界後，現任全家便利商店總經理的潘進丁認為，警官學校的訓練，培養他高度運作團隊的能力，對凝聚員工共識、發揮團隊精神，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比一般大學生有目標，在他們還在躊躇於修課的困擾時，我們已經很清楚自己的未來，」應屆畢業生黃曉芳形容。

缺乏創意和彈性

　「我們要養成一個具有現代知識，以及現代法治觀念的幹部，」警官學校教育長劉世林，點出警官學校教育的目標。
　但是在命令和服從的訓練下，創意和多元化的思考，容易成為犧牲品。
　「把警察當成執法的機器，才需要軍事化訓練，」警專教官陳世寬認為，這樣的訓練使人應變能力變差，過去把警察定位為政權控制，才需要絕對的服從，現在的社會需要的是專業警察，面對變動的社會，警察更需要多元化的觀念與思考。
　來台灣警官學校客座二年的孟洛教授（Dr. Munro)舉例，未來的專業社會中，警察要有和不同領域人士對話的能力，如交通警察要和工程師對話，交通問題才能獲得解決。而未來邁向社區警察的模式，警察更需要懂得和其他專業領域，如社工人員溝通。
　「但是警察在面臨迅速變動的台灣社會，似乎掙扎得很辛苦，」孟洛觀察。
　另外，警官學校現在還有讀訓時間，要求學生讀蔣中正、蔣經國訓辭，並寫讀書報告，教育長劉世林強調，這樣的安排是為了讓學生了解國家的大政方針，「對國家的基本認同，不可置疑，對台獨言論，我們自然會駁斥、會指導。」
　也是警官學校畢業的台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對此十分不以為然。他認為國家認同是認同憲法，而不是個人。當社會上統獨的爭議都已白熱化時，警官學校也許應該找一些不同的聲音，讓學生聽到另一批人的思考，未來的警察才有可能中立化、民主化、現代化。
　「我們沒有太多自己的時間，」多位警官學校學生反映。除了等同一般大學生，四年一百二十八個學分的學科負擔外，警官學校學生還有柔道、射擊、摔角等扎實的體能訓練，其他時間還要參與各種被安排的各種公共活動或是處理生活管理的細節。
　在所有時間都被安排、所有活動都依命令進行的生活環境下，學生容易缺乏自主判斷的機會與能力。遠離塵囂，嚴格控制進出與言行舉止，過於單純、真空的校園氣氛，也使得學生缺乏面對複雜環境的免疫力。
　「什麼都學，卻什麼都學不好，」現於警官學校教書的台北地院法官施俊堯批評。
　理論和實務的落差，普遍存在於台灣的教育界，但是這樣的落差，對警官學校學生的影響更為嚴重。
　「因為一個人出去就是一把槍，馬上就要抓犯人的，」施俊堯說。警官學校的畢業生，沒有像一般大學生那樣的緩衝期，老師在上課講的，應該都是馬上能用的。
　施俊堯舉例說，警員什麼時候該開槍，什麼時候不能開槍，需要的是準確的判斷能力。刑事訴訟法裡有詳細的規定，但是學校教育的偏差，刑事訴訟法考試考完就算了，射擊課打打靶也就結束了，兩者缺乏連結，導致大部份學生無法真正了解正確用槍的時機，因而畢業後用槍不當的案例頻繁，或是觸犯法律、或是誤傷別人。
　真正的問題在於，警察養成教育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要培養出什麼樣的警察，定位似乎模糊不清。在警專任教七年的警專教務主任官政哲指出，警察教育的任務到底是什麼？在學校要教給學生實務方面的能力，扮演在職訓練的功能，還是要像一般大學，以鼓勵學術研究、理論的探討為重？辦教育的人自己都不清楚，才造成下游課程的設計、教學方法與策略，呈現與實際需求脫節的狀態。

逃避，而非面對

　警察的自殺率是公務員比例中最高的，除了凸顯警察體制的問題外，警察人員面對困難、調適自己情緒的能力，也是教育中欠缺的訓練。
　在美國FBI的訓練學校中，除了文武兼備的專業訓練外，他們非常重視調查員的心理調適和精神問題。有一五○位專業講師，專門做各種研究和調查，協助警員面對意外開槍的壓力，及生活上可能面對的困難。
　而日本的警察大學，更注重教導警察，如何保護自己、如何調節自己的情緒。曾到日本警察大學進修的警官學校主任祕書林西興舉例，日本在訓練交通警察的時候，非常注意警員的每一個動作細節，開罰單時腳要擺在哪裡、車子要讓他停在靠人行道還是路口，以免發生任何意外使警員受傷害。
　另外，林西興表示，日本的警察大學，經常透過專題講座和各種討論，讓學生從各種個案的討論裡，學會處理問題的方法，這也是台灣的警察教育中比較不足之處。
　「警察的環境這麼複雜，教育不該只是把學生放在真空的環境裡，讓警察未來面對人性的試煉時，只能逃避，不懂得面對，」一位離開警界的官校畢業生感歎。

警政大學

　當外界教育改革聲一陣沸騰，遠離市郊的警官和警專學校，也正掙扎著一場制度的變革。
　中央警官學校和警察專科學校，是培育警察人員的搖籃。兩者均招收高中畢業生，也都有類似的生活管理和專業課程、講究文武兼備的體能訓練。但是四年制、相當於大學學歷，為培養警界幹部的警官學校，和二年制、培養基層警員的警專學校，因為未來升遷命運不同，學生的素質和士氣也迥異。
　警專的學生，畢業後分發為一線二星的基層警員，不論如何努力，最高只能升到一線三星的巡佐，除非有警官學校的學歷，依法規定升遷無望。而警官畢業後，立刻受階一線四星，未來升遷空間無限。
　也因此，警官學校的錄取率很少超過五％，去年更創二．四％的低標準。去年錄取的學生中，只有一位沒有考上其他大學，其中六成左右是考上國立大學的學生，學生素質頗高。
　但是警專的招生命運就比較坎坷。由於過去警專未改制前，為一年制的警察學校，念一年就出去當基層警員，升遷又受限制。再加上社會對基層警員的歧見，錄取率幾乎百分之百，「有時候要招一百個人，報名的只有八十個，」在警專待了三十年的圖書館楊主任回憶。一位警員也回憶，當時的警察學校「有考必上」。
　解嚴之後，警總的任務交給警方辦理，同時為了應付徒增的集會遊行，急需人力，警察學校大量招生，最高紀錄一年招生五次，警察人數由近五萬急增到八萬多。
　「量少自然質差。有長官說『只要是人，不管他是否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有人即可，』」警專教務處主任官政哲回憶當時窘況。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沒有經過適當的再教育，這批大量製造的警員會危害警界二十五年，」官政哲憂心。
　除了大量招考的警員班外，一年制的警察學校，在民國七十七年，改制為二年制專科學校，正期專科班的學生，在學歷上受到保障。於此同時，基層警員待遇提高、畢業後分發保證薪水四萬元左右，因此，近幾年來警專報考人數增加，錄取率也一度低到七％。
　然而，這種兩階段複雜的教育制度，是警政署長顏世錫眼中，警界問題的根源。因此，顏世錫在擔任警官學校校長時，就積極推動「警政大學」的構想，將警官學校和警專，合併為「警政大學」，所有畢業生都從基層警員做起，沒有人可以「插隊」。
　但是合理的教育制度，還需要合理的人事制度配合。例如日本的規劃，就是很好的例子。
　正如警專教務處主任官政哲所說，警察教育是體制內再生的力量，「社會的誘因很大，外環的壓力往外拉，內環要拉回來，靠的就是不斷的教育訓練。」
　當警界所有人的目光和期盼，都放在警政大學的改革上時，孟洛教授則從另一個角度提醒：「也許我們應該先預想，十年後的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會面臨什麼樣的犯罪？到時候需要什麼樣的警察，然後我們再來想，警察養成教育應該如何應變、如何設計，」他認為，台灣的警察教育，更需要的是向前看的願景和規劃。
　在今天警察風紀、士氣、效率問題一一浮上檯面之際，警察體系內的教育改革，似乎更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