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大威 — 交通儍將撞上政治牆

　四月中旬，陳水扁上任百日。台北市政府卻因議會挑起的雙重國籍問題，面臨一場嚴重的政治風暴。
　市府十一樓，鎂光燈此起彼落。媒體記者擁簇的會議室裡，氣氛尷尬而沈重。
　風暴的主角之一，台北市政府交通局長濮大威，帶著感冒未癒的沙啞聲音，發表辭職說明：「我雖然在國外長大，但是我對國家的忠義不容懷疑，在我心目中，從未覺得美國國籍是一回事。」濮大威解釋，上任前曾到ＡＩＴ放棄國籍，但因中美無邦交，必須到第三國辦理，卻因時間陰錯陽差，工作繁重，拖延至今。
　「我很遺憾，只想到工作，而忽略了政治，給市長帶來困擾，讓人民失望，」濮大威說得字字艱澀。
　辭職第二天，濮大威穿著輕便的襯衫牛仔褲，背著登山包，牽著老婆的手，到和平東路住戶代表李正斌辦公室，向當地住戶道歉。因為和平東路臥龍街配對單行的問題還沒解決，他放心不下的交代著，「關於公車問題，要盯著三科科長，如果有麻煩，可以找……。」
　「他是少數真的想做大事，不想做大官的官員，」曾經帶著住戶向交通局抗爭的李正斌感歎，很少官員會像濮大威這樣放下身段，經常和居民溝通到半夜二、三點，原本持對立立場、向交通局抗爭的住戶，也被濮大威的誠懇感動，願意等待並信任交通局的解決。
　帶著老婆到木柵貓空爬山的途中，濮大威還想著，怎麼樣可以運用民間資源，動員學生，組成交通游擊隊，幫助台北市政府監督交通的秩序；怎麼樣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源，幫助和平東路底的居民解決問題……。
　他放不下的，不是交通局長的頭銜，而是他自十九歲開始建構的理想：改善台北交通，讓台北變成一個可以居，可以遊，有山有水，有秩序和美感的城市。

十九歲的夢

　「保有夢想，是我個人層面的一種享受，」話語間，濮大威時常流露出四十歲人少見的純真。
　身為外交官子女，濮大威在國外度過二十多年歲月。大一升大二那年暑假，他回台北度假，發現台北交通太亂，於是決定未來專攻運輸規劃，希望回台北後，能對交通改善有貢獻。
　十四年前，留學生爭相在美國打天下的時代，英文比中文還好的濮大威卻反其道而行，回到台灣，從經建會到交通部運研所的前身——運輸規劃委員會，負責捷運系統的規劃，準備實現他的夢想。
　隨著捷運計劃的成熟，濮大威卻在捷運局成立的第一年失望地離開。因為他發現政府組織、決策不合理，使得專業意見漸漸因非專業的因素而遭到扭曲，甚至不被尊重。
　「我投資了八年的生命在捷運系統，而今天捷運還沒有通車，實在是我心裡的痛，」回憶起這段歷史，樂觀的濮大威仍不免失落。
　濮大威灰心的離開公務機關，離開他的理想好一陣子，到哈佛進修。畢業後有許多工作機會，而他選擇了一家顧問公司，原因是這家顧問的工程地點在台灣，而不是美國。
　「改善交通是我的興趣，但是在美國改善交通，只把它當做簡單的技術工作，要為中國人做，才有『附加價值』，」在美國四年，夫妻兩人領高薪，過著人人欽羨的生活，濮大威心裡卻仍有遺憾。
　濮大威發現，美國的顧問公司做台灣人生意，還是以營利的角度，和他的理想衝突。於是，他選擇再度回到台灣，到由一群年輕人組成，沒有太大名氣，卻有理想、有幹勁的鼎漢顧問公司，拿著比美國少一半的薪水，做起他自述為「不賺錢的生意」來。
　濮大威自己掏腰包幫高雄市做了一份「青龍計劃」，要把高雄鹽埕區的蓬萊碼頭，規劃成休閒區，在愛河邊做腳踏車專用道，還為此到荷蘭找專人來畫設計圖。
　「政府沒有遠見（vision），我們要幫他做，讓決策者有遠見、心動，他才會做一些我們幫得上忙的事，」儘管辭職事件的陰影猶在，談起運輸規劃的理想，濮大威就興致高昂的比手畫腳，眼神泛起光采。
　離開捷運局後，原本以為與公務機關絕緣的濮大威，卻在此時接到陳水扁的邀請，邀他加入市府的行列，主掌北市交通大計，再次觸動濮大威心裡塵封已久的弦。
　決定接受這份吃力不討好的職位之前，父母、妻子、岳父母，一致投反對票，濮大威輪流和前來「勸退」的家人，說了好多遍「人生的意義」。
　在公司裡，運輸界的長輩和摯友，也無不曉以大義，不忍心見他去當這個「不可能做好的交通局長」，再一次被傷害、被折損。
　「在台北推動交通，不能完全用理想做事情，不是推出遠景事情就搞定了，台北交通需要的是執行的能力，需要議會等各方面的配合，像他這樣有理想性格的人，比較堅持、缺少一些圓融和靈活，」濮大威的好友、鼎漢公司總經理賀陳旦，解釋他投反對票的原因。

帶著理想打交通硬仗

　面對複雜的台北交通，濮大威提出兩大核心理念：切實改善大眾運輸系統，同時建立公平的交通環境。
　因為台北市的街道面積不會增加，但是車輛數每年卻快速成長，必須有效率地使用現有的道路面積，而大眾運輸的改善，就是最重要的。
　另一方面，濮大威強調，如果不能有效果的執法，再好的公共設施都會混亂。「所以要貫徹執法，讓違規者有很高的機率受到懲罰，」他強調。
　這些改善交通的理念，對台北市民並不陌生，能不能完成「二年改善交通」的政治承諾，有沒有決心和能力貫徹執行，才是濮大威被賦予的重大期待。
　因此，上任不久，台北市政府就動員龐大警力，進行「交通大執法」，每天的取締逾萬件。一位計程車司機指出，最近路口淨空做得比以前好，部份路口的雙排停車，也不敢像以往那麼猖狂。

缺乏政治敏感度

　理想滿溢的濮大威，遭遇到的考驗不僅來自交通專業，民間出身、學者性格的濮大威，能不能在適應政治官場上的遊戲規則，化阻力為助力，是更大的考驗。
　首先，他的專業理念、技術官僚的角色，跟市長陳水扁以民意優先的政治人物特質，像是調不對音的和弦。
　濮大威上任後提出的一些做法，如提高拖吊費、紅磚道禁停機車、路邊停車限時，逾時取締罰款等措施，都因為可能觸怒「民意」，而遭到民選市長陳水扁一記軟釘子。
　濮大威不認為他和陳水扁有外界傳聞「理念不合」的衝突。「我和市長不同的，是我沒有政治敏感度，很多表達的方式不太一樣。」
　濮大威舉例，從專業人的角度，會直接了當的講，我們要抑制小客車的使用，要重罰到你在乎為止。但是這不是民眾馬上可以接受的，所以政治敏感度強一點的話，不會說「抑制」，而說「減緩」小客車的成長，也不講「重罰」，而說我們要建立「公平」的交通環境。
　「他是初生之犢，置之死地而後生，先拚了再說，」才調任不久的前任交通大隊長李振光觀察，過去的局長被「嚇到了」，容易傾向保守，濮大威的衝勁，多少和他是「政府中的新人」有關。
　國民黨籍市議員，同時也是交通改善行動委員會的陳學聖認為，缺乏政治敏感度和理想性格過高，會是濮大威當交通局長的致命傷。
　不論任何人來當交通局長，陳學聖強調，改革的時機非常重要，「當陳水扁任期過一半以後，愈接近下次選舉，很多問題就更不敢碰了，」陳學聖認為濮大威在這方面的認知似乎不夠敏銳，跟不上「市場」節奏。
　另外，陳學聖也質疑，台北交通沈痾已久，重要的不是改善方案有無新意，方法都在，而是執法的魄力。濮大威上任百日，做事的誠意無可置疑，做事的魄力似乎毫無展現。
　跟著濮大威從鼎漢到交通局，擔任祕書工作的林祥生分析，要把交通局長做好，魄力至少要九十分。過去的濮大威只有六十分，但在交通局三個月，「他進步得非常快，已經有八十分的標準，也許還需努力，但是距理想不算太遠了。」
　學著在專業理念和政治現實中折衷的濮大威，同時要面對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交通局和公務員文化。
　「交通局成立七年來，編制一百五十五人，離職一百零五人，流動率居各局處之冠，」三十出頭、在交通局已是元老級人物的二科科長郭振寰表示。民間土木工程、交通專業非常景氣，以交通局的公務員待遇，根本找不到，也留不住有經驗的專業人才。
　再加上過去在台北市做交通規劃，「每做每錯，被罵得很慘，」前交通大隊長李振光觀察，交通局普遍瀰漫著少做少錯的低落士氣。
認知到政府管理可用的資源和彈性較少，在薪水問題短期無法解決的情況下，濮大威要做的是找回專業人員的使命感，提醒做公務員的榮譽感，建立交通局的新文化。

抬起頭看理想

　首先，為了建立從下而上、參與式的願景，濮大威要求每一科都要建立自己的長程、中程、短程目標。不是埋著頭做，而是要抬起頭來，看看自己的理想，時時修正，再往正確的方向走。
　例如負責觀光遊憩的第五科，濮大威認為，他們應該要思考台北市未來的觀光資源與規劃，「而不是整天忙著查賓館，」濮大威強調。有了目標，再想如何一步步來實現，如此第五科的人才會覺得自己很重要。
　強調理想的同時，他也帶進民間的積極態度與做事方法。在二年改善交通的具體目標和壓力下，交通局一科股長黃宗洲描述，自從濮大威上任以後，以前兩個星期開一次的局務會議，現在每一星期一次，以前只做重點工作，對無法解決的工作都以個案處理，現在對無法解決的問題也要列管，而且每星期進度報告，直到解決為止，給承辦單位很大的壓力。
　「你感覺得出他的積極和講究效率，不斷定出目標、進度，逼著你向前走，」剛上任的四科科長陳金盛說。
　一位祕書處的員工表示，自從濮大威上任後，下午三、四點竟然沒有人離開辦公室，這在過去的交通局是不可思議的事。
　另一方面，經常坐公車的濮大威，要求部屬走出辦公室，多次邀請公車、計程車司機座談，放棄過去閉門造車的做法。
　前交通大隊長李振光說，濮大威經常在路上走著，看到問題或瓶頸路段，「就把我找到辦公室，當場畫起圖，想辦法解決，」也因為他勤於和交通大隊溝通，好不容易化解交通大隊與交通局多年的僵持和對立。
　「我不是要把責任推給你，我是準備要和你一起做了，」濮大威希望站在為全台北市交通的前提下，而不是代表交通局的本位，與交通大隊溝通，「權威的時代過去了，公權力的時代來臨了，」濮大威企圖用使命感打動交通大隊，減緩交通員警因「交通大執法」而引起的反彈。
　四科科長陳金盛說，濮大威對部屬也是同樣的理念，遇到需要跨部會溝通的難題時，主動去其他局處溝通，不會像過去的長官，叫部屬「自己想辦法」。
　不過，這樣事必躬親、凡事親自溝通的做法，也引起部份交通局主管認為「授權不足」的批評。一位科長就表示，所有的事都由局長親自出面，副局長都被架空了，而原本應該負責幕後規劃作業的局本部各科，被逼得到前線作戰，和應該負責執行的各個處，形成模糊不清的分工狀態。
　此外，儘管濮大威的努力，習慣公務員文化的交通局員工還是很難跟上節奏，形成他所期待的，「生命共同體」的感受。
　有位科長甚至表明，他認為濮大威是「理想多一點，務實少一點，他交代的想法，不能做的我就直接過濾，不要做那些『大而無當』的計劃。」例如濮大威要求他們重新規劃檢討台北市的路型，並找出改善辦法，「怎麼可能做到？那非把台北市翻過來不可，」這位科長舉例。
　「認得我多一點的人，都知道我強調公務員應該要有理想，有理想才會有創意，有份傻勁，才能讓政府有突破性的作風，」濮大威不慍不火地反駁。

真性情的故事

　濮大威的管理方式，或許引發不同的討論，但是對他的真性情與正義感，不論是他的朋友或部屬，都一致給予正面的評價。許多他的趣聞軼事，也在交通局廣為流傳。
　市府在台北電台固定的Call-in節目「五一1市民開講」，由市政府各局處主管上節目回答市民的問題。「沒有一個局處長像他一樣，把每一個觀眾問題蒐集起來，還親筆寫回信，」台北電台「五一○」節目執行製作傅裕傑說。
　因工作和濮大威熟識的捷運局公關科主任孫可立記得，濮大威還在運委會工作時，下班途中經過一家著名的餐廳，許多食客為求方便，常把汽車停在餐廳前的人行道上，濮大威會把這些車的車牌號碼記下來，然後到餐廳裡廣播，請這些人一一開走。

政治鬥爭的犧牲者

　即使當了交通局長，他還會在人行道上，攔住在紅磚道就發動引擎的摩托車騎士，要求他們熄火，推下紅磚道再發動，被激怒的騎士常指著鼻子罵濮大威，「你是神經病嗎？」
　「第一次打開薪水袋，才發現一個局長的薪水只有七萬，是我原先工作的一半，」薪水減少，鬥志卻高昂的濮大威，前一陣子還和家人商量，考慮從現在租的復興北路的房子，搬到便宜一點的房子，沒想到出師未捷，卻被當成政治炮灰。
　濮大威從來沒想過，像他這樣的人，會被人懷疑對國家的忠誠，但是就法論法，濮大威承認他疏忽了。雖然濮大威辭職後前往泰國放棄美國國籍，陳水扁也不排除重新任用濮大威的可能，但是政治場上風雲詭譎，「誰也不敢說會怎麼樣，」濮大威談起未來，仍多所保留。
　雙重國籍風波後，李遠哲在一次演講中呼籲，在現今國際化的大環境中，政府也許要重新思考雙重國籍的規定，也許可以增多一些彈性和緩衝。
　在泛政治化的社會文化中，也許應該檢討的是，如何讓更多更好的人才，在政府中找到適才適所的發揮空間。濮大威的例子，也許可以激發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