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奮力收復國土

　晚上八點，台中溫煦的太陽已經下山，晚風靜靜吹來，台中的公務機關重地——自由路上已一片漆黑，台中地檢署五樓的幾間辦公室卻燈火通明。檢察官朱坤茂正在研究長億高爾夫球場弊案，隔鄰另一位檢察官李慶義也埋首卷宗、振筆疾書，一片靜謐中，鋼筆劃在紙上的沙沙聲清晰可聞。
　這幾天，他們每天晚上傳訊牽涉長億球場弊案的縣政府公務員，到凌晨兩三點鐘才能回家。稍微休息後，七點半，晨曦初現，穿著淺黃色夾克的朱坤茂又匆匆進入辦公室，坐在電腦前，打下今天要訊問的重點，又開始一個忙到凌晨的工作天。

竊佔國土就是小偷

　近年來，高爾夫球場違法開業（二十八家，佔開放家數的三分之二），侵佔國土（共計一百公頃，約等於一萬戶三十坪的公寓），破壞環境，造成地滑石動，各主管機關始終無法施展魄力，吊銷執照或勒令停工。一般認為，是畏於高爾夫球場背後的政商關係網，「其實是單純的法律問題，竊佔國土就是小偷，」台大地質所教授張石角引述希臘古哲亞里斯多德的名言：「法律像蜘蛛網，小蟲會被吸上去，大蟲卻可以闖個洞。」
　但是二月二十二日，台中地檢署一舉以竊佔國土、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及違反水土保持法，起訴六位政商名人，即六家高爾夫球場的負責人。其中包括長億集團董事長楊天生、鴻禧集團董事長張秀政、興農集團董事長楊天發、台中全國飯店負責人吳和田等。在行政權幾成癱瘓之際，「司法部門總算爭回了尊嚴，」政治評論家南方朔說。

司法立威

　「普通人民只要佔了一點公地就被判幾年徒刑，不起訴他們，公理何在？」台英法律事務所主持人羅明通揮著一份卷宗，他正在為一位佔公地被判兩年徒刑的客戶上訴。
　這些勇於挑戰政商巨擘的檢察官，有些什麼特質？又靠什麼為司法立威，守住社會最後一線正義。
　根據分析，這些檢察官不但有使命感、謹守風紀，這次更能運用最新科技、團隊合作及個人智慧，始將這些政經界舉足輕重的領導人繩之於法，「這是場鬥智、鬥法及意志力的戰爭，」承辦檢察官朱坤茂指出。
　承辦高爾夫球場案的四位台中檢察官：朱坤茂、李慶義、朱朝亮、涂達人，原本都屬於地檢署裡的肅貪小組，這個小組是法務部長馬英九前年為了嚴辦肅貪，而在各個地檢署成立的小組，小組的成員都是辦案精明、操守良好的檢察官。
　偵辦長億球場案件的朱坤茂，中興大學畢業以後，做過會計師，也做過生意，因性格不合而退出，苦讀法律，考上檢察官。雖然比同年齡的人晚十年踏入司法界，但他嫻熟企業運作，會看帳冊，知道有些企業會鑽哪些漏洞。這天他從外面查案回來，一臉疲憊但還得打起精神，準備下一回合訊問的重點，「社會已經這麼亂了，檢察官不出來做些事怎麼行？」

你不怕他，他就怕你

　走進台中第四檢察室，身高不到一六○的檢察官李慶義，經常上報紙頭條、二條新聞，曾起訴台中市議長、副議長，全省六十家非法徵信社、地下錢莊，這次更以竊佔罪、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水土保持法，起訴鴻禧集團負責人張秀政。
　在很多檢察官怨嘆指揮不動調查員、警察之際，李慶義卻能率領六十位調查員，全省同步搜索非法徵信社，將負責人繩之以法。李慶義目前身價一千萬元（被黑道懸賞），有位被告雇人跟蹤他三個月，希望發現他有不良嗜好，可供勒索，結果發現他生活單純，只有兩項嗜好：辦案和喝茶。李慶義常常要面對比他高壯許多的不法之徒，他昂起頭說：「面對惡人，你不怕他，他就怕你。」
　國內第一位起訴高爾夫球場的檢察官朱朝亮，中興法研所畢業，宛若學者，他覺得他們這群檢察官有個特色：有使命感，尤其解嚴以後，有很大的辦案空間。「以前市黨部主委會常來，顧慮比較多，」朱朝亮強調，「現在時代有大格局，可以依法論罪。」

民氣可用

　朱朝亮也很滿足於自己近十萬元的月薪，雖然不是收入最好的行業，但生活單純，花費不多，已很夠用，重要的是大眾渴求公理正義。「民氣可用，精神上也有很大滿足，」正在偵辦台中市第十期重劃工程弊案的朱朝亮說著。
　司法界近來頻頻爆發法官、檢察官收賄，一位桃園地檢署的檢察官說，從七、八年前司法人員薪水逐步調升，八萬到十萬的薪水，加上可以住公家宿舍，的確可以吸引一批年輕、有理想的司法官員，「現在還說仰不足以事親，俯不足以養廉，就不太公平了。」
　另一面，一位熟悉法界的人士觀察：現今很多檢察官出身貧寒或公教家庭，靠著苦讀大學畢業，考上司法官，以專業知識謀生，對很多財團玩弄法令，一夕之間成為巨富，心態上頗為深惡痛絕。「愛財要取之有道，違法的就得辦，執法者才有尊嚴，」一位檢察官說。
　這次台中地檢署能夠起訴六家球場負責人，得力於司法政策清楚明確，而且給予檢察官充足的空間及協助。法務部長馬英九說，這個案子其實已進行一年多（與政治及選舉沒有關係），剛開始大家都很難掌握偵查方向，慢慢抽絲剝繭才掌握出方向。接著是任務分配，在調查局裡，由經濟犯罪防制中心負責，熟悉現代經濟犯罪手法，法務部最高檢察署也成立專案小組，並且在去年九月調集全國檢調人員開會，拿已經起訴的新竹、台中、屏東三個案子專案檢討，並將高爾夫球場的案子分給各地的肅貪小組來做。「要往肅貪方向走，還要找出球場真正負責人，更要深入政商關係的底層，」朱朝亮講出他們得到上級的全力支持。
　在中央，儘管行政院各部會如財政部、農委會已頻頻放寬有關高爾夫球場規定。但法務部長馬英九一再強調，過去高爾夫球場負責人所犯的竊佔國土罪是即成犯（即一有此行為就構成犯罪），法務部仍將追訴到底。這給予檢察官很大的支持。
　在地方，檢調系統偵辦工作像打高爾夫球一樣，一洞接一洞打。三月中板橋地檢署又再起訴幸福、美麗華等四家球場。已起訴十七家球場的各地檢署，也在積極偵辦其他三十幾件高爾夫球場違法事件，近日將有成果。

向政商關係宣戰

　檢察官起訴球場負責人後，又緊緊追查官商勾結，台中地檢署動員二十幾位調查員，全面搜索台中縣政府，傳訊官員，甚至到縣政府官員家中搜索。屏東地檢署也已起訴兩位縣政府官員，台中檢察官朱坤茂要起訴近十位官員。「檢方這次好像有很大的決心，要向政商關係宣戰，」一位當地新聞記者剖析檢方動作的背後因素。
　但是當台中地檢署專案小組接下案件時，橫在他們面前的是重重困難。能夠順利破解政商關係，得力於團隊運作，有異於平日檢察官的單槍匹馬。為什麼需要團結合作？因為高爾夫球場管理法令複雜，有三十多種法規以及無數的行政命令可管；從中央、省、縣市，又有三十幾個機關可管，「上下其手的機會特別多，」一位政府高層人士指出。檢察官對這些法令平日較少涉獵，「現代經濟犯罪，要用現代專業方法來偵查，」檢察官朱朝亮說。
　另一困難點是起訴政商名人，又加上當時張秀政、楊天生都與總統交情甚篤，問話傳訊都要特別注意法律程序，「偵辦時的心情像走在鋼索上，要非常謹慎，」一位承辦檢察官說。
　「在案件偵辦期間，也有院長級人士表示過關心，」一位檢察官透露。

團隊運作

　其次，高爾夫球場面積廣大，如何測定球場面積、如何認定他們違法都曠日費時，而這群檢察官連高爾夫球道怎麼走都不知道。「我們刻意找不會打高爾夫球的檢察官來辦案，」台中地檢署檢察長王炳輝說。而且四人分頭辦，一起寫起訴書，「多少有互相牽制的味道，」沒有參與這個案子的檢察官也不諱言，因為操守問題非常敏感。
　另一面，有團隊，大家可互相討論，他們經常在一起，喝茶聊天，雖然看起來輕鬆，「但都在動腦筋，都在交換心得，」總負責此案的襄閱主任檢察官張秋源說。
　這幾位檢察官都認為，這是他們辦過最難的案子，幾經商量，他們決定從土地著手。
　「球場那麼大，北邊在哪裡都搞不清楚，第一次我們先看平面圖，有點理解，先研判再吸收，」涂達人解釋他們怎麼入門的，「接著我們到教育部去找蛛絲馬跡，教育部的資料多到用推車推下來讓我們帶回來。」

用先進技術測量土地

　土地測量更是其中關鍵。有了精確的測量，才能決定球場的範圍，也才能決定這些球場是否侵佔國有土地。但是我國的地籍圖是近一百年前日據時代留下來的，不夠精確，很難做為起訴的證據。
　地檢署找到臺灣省測量局幫忙，測量局調來全國菁英，啟用最先進技術ＧＰＳ（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定位系統），測量局主任祕書盧鄂生說，這種系統全台灣只有四套，而全測量局一千多位員工，只有四位成大測量工程研究所畢業生有能力使用這套儀器，測量局把他們全用上了。
　「如果靠過去測量方式，一年也弄不清楚多少土地是被佔用的，」一位辦過土地案件的法官回憶。「說這些財團就栽在這些剛離開校門的年輕人身上，也不為過，」一位檢察官指出。
　真正的實地測量也任務艱鉅。測量局從各地調來二十四位測量員，去年九月十三日開始測量，六座球場將近四百五十公頃土地。「檢察官白天陪我們，整個球場走一遍，碰到下雨天，山路更難走，在台中國際球場現場測量就花了三十天，」從外地調到台中的測量員形容。他們白天翻山越嶺，晚上回到辦公室加班計算測量結果。
　長得高高瘦瘦的測量員高祥雯更記得，在測量台中球場時，一個人在空曠的山野裡，旁邊是打靶場，耳邊常響起咻咻的子彈聲。「說不怕，是騙人，」他也會碰到有些打球的客人，會嘲諷地說：「你們真的會辦我們球場啊！」
　他們的努力有了成果，當土地測量局把一份份完整的地籍圖交到台中地檢署時，提供了檢察官具體的證據。接下來要證明他們竊佔國土，違反水土保持法，則要靠檢察官的智慧、堅持和意志力了。

偷天換日

　在違法、違規的高爾夫球場中，楊天生負責的長億球場並不是最嚴重的，有球場比它超挖許多，有球場破壞環境比它更甚，但是長億球場涉嫌違法的案件最複雜。起訴書達三萬字，創下台灣司法界的紀錄。起訴書中指出，長億集團向教育部申請設立高爾夫球場後，就兵分兩路，一面循序建高爾夫球場，一面又申請做農場。
　檢察官朱坤茂指著一張地圖指出：原來申請做高爾夫球場的大部份地被長億用來蓋別墅（回收比球場高很多），而將高爾夫球場往南移，球場的地沒有經過主管機關核准，（長億說法見二一九頁），其中並竊用國有地十六公頃。
　「這是典型的五鬼搬運法，加上偷天換日法，」一位台中新聞界人士指出。
　但是要證明任何罪名都必須經過審慎的搜證程序。檢察官朱坤茂記得，第一次去長億球場，楊天生親自帶著二十位幹部為他做簡報，強調一切合法，國有土地已取得國有財產局核准，可以開發使用，現場種植的樹木是為水土保持用，沒有別的用途。
　據熟悉內情的檢察官指出，長億集團在每次檢察官問話前都經過沙盤演練，外界總認為楊天生財大氣粗，楊天生本人其實極端謹慎，精於謀略，所有指示都用口頭傳達，不下條子，因此不會留下任何證據。

蠶食國土？

　但朱坤茂必須單槍匹馬以對付長億的律師團和集團裡的工作人員。他勤快，長億球場一百多公頃的地，他走過很多次，連假日都帶著孩子去。他有專業知識，知道企業如何運作，有從商經歷的朱坤茂甚至佩服長億的企業化經營，「每個開發計劃都像作戰計劃，戰術、戰略寫得清清楚楚，」尤其「從上到下要打通什麼關鍵人，誰去打通，一目了然，任務分配明確，」另一位檢察官說。
　就因為長億企業化經營，行動都有書面資料，才使得朱坤茂能夠掌握證據，他從長億搜到成堆的帳冊、工作日誌，一一過濾後，確定長億不但動到公有土地二公頃（根據教育部資料，長億球場內公有土地佔十六公頃，約四萬八千坪），且未經主管機關同意，就擅自改變球場範圍和球道。
　檢方指稱在搜得的長億資料中，長億常有蒙騙過關的意圖。例如在第一次向教育部申請設立球場時，就未將國有地列進去，後來被國有財產局發現，但教育部最後還是讓它過關。長億又在一項書面報告裡說，對開發區裡的國有土地，擬以「蠶食」方式進行，以整體興建別墅區。這些都成為有利的證據。
　能夠有足夠的證據起訴楊天生，朱坤茂覺得有運氣在內，在查楊文欣涉嫌副議長賄選時，查到很多關鍵性資料。另一次突破是十一月底的一個星期六，他在台中大里家中正發愁證據還不夠充分時，忽然看到聯合報登的一則宋楚瑜攻擊指責另一位省長候選人陳定南濫發執照，圖利他人的廣告。朱坤茂認為長億可能用類似手法申請執照，以利擴大興建。
　「說運氣，也不盡然，犯法的人一次抓不著，兩次、三次總可以抓得著，」檢察官李慶義說。
　一位熟悉內情的檢察官更表示，在偵辦高爾夫球場案時，有一位涉案的球場負責人，甚至在被起訴前，曾經找辦案的檢察官說：「我的確有動到國土，我也打聽過很多人，知道你買不通的，」但他仍希望在法律範圍內，檢察官能從輕起訴。

九怪李偵查

　被譽為「九怪李」的檢察官李慶義，偵辦張秀政主持的鴻禧太平球場，打的則是場不一樣的戰爭，但是需要同樣的堅持和細心。由於法務部已經很明確的指示，必須追查到球場真正負責人，鴻禧集團負責人張秀政卻始終否認他居於主導地位，聲稱為同禧育樂公司投資。但是經過檢察官李慶義實地訪問，發現同禧公司的登記住址其實只是一家五金行，李慶義又出其不意到台北鴻禧總管理處搜查，搜到多項工作報告，發現張秀政不管在資金周轉、業務督導上都居於主導地位，同禧公司經費之編列、規劃及執行概由鴻禧總管理處掌控，工作人員必須定期向張秀政報告，張秀政對於球場，是完全居於主導地位，起訴書中指出。
　此外，鴻禧球場在興建時，阻塞一條野溪，使得去年八月道格颱風來襲時，造成了地滑，土石崩塌淹沒了下游的產業道路與陳錦木的全一農牧場。為了要取得證明，李慶義每當下雨時，就跑到高爾夫球場下游看是否造成災害，拍了錄影帶及照片後，同禧公司負責人林進安及經理黃正雄承認擅自超挖及阻塞水道，檢察官起訴他們違反水利法、水土保持法，並起訴張秀政為共同正犯。
　二月中旬，當四位檢察官寫完六位政商名人的起訴書後，鬆了一口氣。但起訴後，三位政商名人都不甘被司法調查，鴻禧企業董事長張秀政打破沉默，召開記者會說，七十六年間鴻禧確實曾申請台中太平球場，但七十八年就已轉移改組，卻遭起訴，令人不解。鴻禧員工更刊登廣告，向社會呼籲：「我們不希望因為政治的因素，而使鴻禧大溪面對逾越法律、不近情理的中傷和誣衊。」
　在台中，曾辦過自立晚報的全國飯店董事長吳和田堅定地說：「八月間全國高爾夫球場將如期開幕，」談話中他批評政府的不便民，「全國高爾夫球場，前後歷經有關部門五十多個，蓋了二千多個印章。」
　外界更頻頻質疑，楊天生因為兒子楊文欣不顧國民黨勸阻，當選省議會副議長而觸怒李登輝總統，因此高爾夫球場案被檢方追得特別厲害。楊天生在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猛吸兩口香菸，憤憤地說：「為什麼光查我的政商關係？我申請了執照，別家連申請都沒有，就多蓋了九個洞。」
　「擒賊當然先擒王，這是司法的教示作用，要讓很多人知道，楊天生不能保護他們，」台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劉家芳振振有辭地反駁，「別家高爾夫球場如有官商勾結，我們也一定會追查到底。
　「我們希望彰顯正義，」在落日餘暉中，第一位起訴高爾夫球場的檢察官朱朝亮收拾起桌上的卷宗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