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大未來

　奈思比：非常高興再度造訪台灣這個活力旺盛的國家。首先，我必須指出，我對亞洲的了解，當然遠不及在座的諸位。然而，就我所知，一般西方人對亞洲的了解，絕對更為有限。
三十年前，亞洲佔世界經濟的比例，只有四％，現在則已達二五％，而到公元二千年，亞洲佔全球經濟的比例，將更高達三分之一。但在美國，尤其是各主要媒體所在的東北部，大多數人關心的焦點仍然是歐洲。原因之一，當然是大多數美國人的祖先都來自歐洲，但另一方面也是習慣使然。今天亞洲的動向與變化，絕對比歐洲的變化重要得多。西方媒體常常指稱目前的世界是處於動盪與混亂，但他們說的其實主要是歐洲。亞洲各國目前關切的重點，都是經濟成長、建設與發展，這個地區根本沒有西方所謂的動盪。
我對亞洲的了解當然不及諸位，但是我想我可以成為一座橋梁，幫助西方人了解亞洲最近的發展。我認為，亞洲各國也應該要幫助西方人更了解這個區域的變化與發展。
到目前為止，我在進行研究時，總共發現了八個足以影響世界變遷的亞洲大趨勢。重要的是，這八個亞洲大趨勢不僅對亞洲有影響，更足以改變世界。當我們觀察全球趨勢時，我認為，沒有一件事比亞洲的現代化更足以影響全球的發展，而這八個亞洲大趨勢提供了一個思考架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亞洲的發展與變化。

趨勢一從日本主控到華人主導

請注意，我不是說「中國」主導，而是「華人」主導，因為我指的是整個大中華經濟圈（The Greater China），或是大大中華經濟圈（The Greater Greater China），包括海外華人在內。當然，在座的諸位都深知海外華人在亞洲所扮演的角色，但我敢說，幾乎沒有一個西方人對這個有所了解。有人估計，所有海外華人的財力加總，實力約相當於全球第三大國。然而，幾乎沒有一個西方人知道或相信這件事，因為根本沒有人告訴過他們。
另一方面，相對於亞洲其他國家，日本未來的經濟成長將顯得平緩。日本的鄰國近年都以平均七％、八％的比例在成長，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甚至高達一二∼一三％。相對平緩的經濟成長，代表日本在亞洲的影響力也將不再如往昔。加上日本社會老齡化的趨勢，遠較其他國家嚴重，因此，日本的國際影響力將長期、持續、緩慢地消減，而華人的影響力則將取而代之。

趨勢二 從政府主控到市場主導

從政府主控經濟到市場主導經濟，是一個全球性的趨勢，亞洲各國似乎也在這個趨勢之中。

趨勢三 從出口導向到消費導向

亞洲地區經濟發展、成長的主因之一，就是出口的成功。但是當亞洲各國生活水準大幅提高之後，亞洲民眾自己的消費需求及消費能力，就成為各國經濟發展、成長極重要的動力。縱使轉變的步伐快慢不同，但亞洲各國都已逐漸由出口導向經濟，轉變為消費導向、出口並重的經濟形態。

趨勢四 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

這或許是我所觀察到的亞洲大趨勢中，引起最多爭議的一項。依我的觀察，亞洲以家庭、社群為中心的集體主義，似乎已出現個人主義的色彩。現在大家在亞洲的媒體中，常可以讀到許多人創業、奮鬥的歷程，這些創業家幾乎受到偶像般的仰慕。這是個新的現象，因為長久以來，亞洲的企業家似乎習慣於保持低姿態。另一方面，我也感覺到現在亞洲的年輕人，普遍有一種對自我的堅持。他們或許沒有完全捨棄以家庭、群體為中心的集體意識，但至少融合了一些自我意識，而成為更有自我主張的新個人。

趨勢五 從勞力密集到高科技

從較長的歷史眼光來看，亞洲正一路從勞力密集的農業經濟過渡到工業化，並繼續朝高科技的方向發展，最明顯的就是電訊科技、電腦科技方面的進展。但現在大家最關注的問題是，亞洲是否將如大家所期望的，逐漸發展出自己的高科技、自己成長的動力，而非一味從西方引進。

趨勢六 從男性主導到女性抬頭

從我多年來不斷到亞洲來的經驗，我觀察到的一個最有趣的趨勢，就是年輕、創業女性的崛起。對我而言，這確實是一個有趣的新現象。當然，不論在科學界或政治界，亞洲女性的地位及影響力也在普遍提升，但最令人矚目的，還是表現在民間的創業精神上，尤其是在媒體界。

趨勢七 從鄉村到都市

這個趨勢的一個附帶現象，就是亞洲的都市湧入大量來自鄉村的人口。

趨勢八 從「西向」到「東向」

過去亞洲人口不斷湧向西方，最近則出現了亞洲人才大量回流的趨勢。李遠哲博士回到台灣來，可能就是一個最具代表性、最具象徵意義的例子。但李院長的例子，或許只是這個趨勢冰山的一角。當然，亞洲提供的發展機會是人才回流的原因之一，但這個趨勢背後，更隱含一個極為重要的轉變，那就是亞洲的角色已經從過去的學生，變成了老師，幾乎和西方的角色互換。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以這八個亞洲大趨勢為基礎，我先提出兩個重要問題，請教各位：
一、當前亞洲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及趨勢，是西方國家絕對必須了解及重視的？
二、亞洲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強旺的經濟成長，而同時又避免亞洲價值觀受到扭曲，甚或傷害？簡言之，就是避免罹患「美國病」。
我個人對第二個問題極感興趣。我在亞洲聽到很多這方面的討論，但在西方卻完全聽不到。我認為這個問題將會愈來愈重要。

新思考、新革命

石滋宜：根據我的觀察，有幾件事情正在亞洲發生。首先，是每一個國家都在尋找一種新的思考方式。不管是在政治上或經濟上，亞洲都在進行一場變革。就如奈思比剛才所提到的，亞洲國家正從政府領導走向市場領導，私人企業越發重要，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個正在亞洲發生的現象，我稱之為「綠色革命」或者是「綠色產品」的興起，也就是亞洲國家已經開始思考：如何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不至於破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就在幾天前，生產力中心便從歐洲邀請專家來台灣進行一場「ＩＳＯ １４○○○」的研討會，所謂「ＩＳＯ １４○○○」指的是一種維護環境的管理制度。參與研討的人超過二五○人，令歐洲的專家極為驚訝，台灣竟然已經有這麼多人關注這個議題，而這個潮流不僅限於台灣，包括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都想創造一個經濟與環保兼顧的新天堂。
另一個興起的趨勢是，尋求經濟上的結盟。例如：亞太經合會議(ＡＰＥＣ)的出現，就在於尋求彼此互助合作的可能，像是由台灣來協助一些國家的中小企業發展，或是提供一些資金到某些農業國家。
在這些現象發生的同時，亞洲國家卻也普遍面臨了政府領導能力傾頹的危機。由於危機益形明顯，使得領導人必須玩弄兩面手法，在官場中說的是一套，在私底下玩的又是另一套。我與中國大陸官員不下數十次的接觸中發現，在私下他們都非常友好、待之以禮，但在公開正式的場合，他們卻表現出非常貶低台灣的姿態。
奈思比：我明白你所指的領導危機，但這是整個亞洲共同的現象，或只是某些國家的情形？
石滋宜：整個亞洲都面臨這個困境，連日本也不例外。新加坡或馬來西亞也許好些，其他的國家都面臨著領導危機。不過亞洲還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就是追求平等的意識愈來愈高漲。即使是個蕞薾小國，也不願被看低。「我們雖小，但我們要求被平等對待」的意志愈來愈強。

亞洲要走自己的路

李遠哲：先談西方應該了解的亞洲。西方總是把亞洲各國當成是一樣的整體。其實亞洲很多元。日本、台灣、馬來西亞彼此間的差異，比法國、德國、西班牙間的差別還大。
舉例來說，日本與中國在集體性與個人主義上，就不一樣。日本的一致性、集體性是深入每個人的心中。但是，中國的集體性，則是由政府主導而來，其實人民比較偏向個人主義。在矽谷，有上百家公司、幾百個ＣＥＯ，就是因為大家都想當個人。所以，認為亞洲都是集體主義，就是個大錯誤。
中國與日本的男性，在社會上的主導力不同，是亞洲多元的第二個例子。日本的社會由男性主導，女性即使在家也沒有力量。但是，歷來中國的女人都是隱藏的要角，即使在現代，中國女人也有極大的影響力。
殷允芃：中國女性的影響力是在家庭中，而不是公共事務上。所以，中國女性還是在父親、丈夫、兒子這些男人的身後。
李遠哲：西方要了解的另一點是，亞洲可以有自己的發展方式，不一定要照西方的模式。比方說，亞洲人口稠密，地下鐵可能是比汽車更合適的交通系統。但是，在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就把武器、汽車、香菸賣到亞洲，想把亞洲變成「萬寶路國」，而亞洲也在世界經濟的潮流下，被迫開放市場。現在泰國、馬來西亞都是一樣的交通擁擠。西方國家應該尊重亞洲要有自己的路，也應該幫亞洲找出自己的路。
最後一點，我不認為現在的經濟發展是奇蹟。當一個社會只用了三０％的人力資源，只要再利用如普及教育、吸引婦女加入勞動市場的方法，就可以將人力資源的運用提升到七０％，就可以帶動經濟成長。所以，這不是奇蹟，只是正常的發展道路。台灣、馬來西亞、大陸都是這樣的發展情形。
但是，身為科學家所關心的奇蹟是新科技，而我們做得還不好。我認為我們還有一段很辛苦的路要走。
何壽川：我想由文化變遷的角度切入。就在一百年前，台灣由中國大陸分離出來，割讓給當時正在現代化的日本。從此台灣混合了來自中國大陸的根源文化，與日本帶入的現代文化，而產生新的台灣文化。這是重要的文化變遷。

形式成長，內涵空虛

在這個文化變遷五十年後，國民黨由大陸到台灣，開始經濟建設、土地改革，也就是所謂經濟成長的開始。但是，如果沒有那一段文化變遷、現代化的過程，就不會有經濟奇蹟的發生。
至於李遠哲談到的亞洲多元性，我認為亞洲各國在經濟面是一致。但是，各國在倫理、文化上確是多元的。這也正是亞洲之美的所在。
亞洲各國家、種族、族群的問題複雜，連台灣這樣的小島也不例外。二十年前，我們到印尼、泰國、越南生產。我們待得愈久，發覺愈難了解當地的特殊文化。經濟發展有一定的模式，但是文化涉及人民的意識形態與意願，是沒有公式可尋的難題。
所以，西方人怎麼了解亞洲？即使亞洲人自己都不太了解亞洲。
要了解亞洲，就要了解文化變遷。這個變遷會出現在未來幾年的公共事務領域，如政治。亞洲各國都可見民主投票的形式，但是沒有民主制度的精神與內涵。
就如石滋宜提到的，我們需要強勢的領導人，而如果我們相信民主是必然的路，就很難出現強勢的領導人。所以，在這轉型的時候，台灣、泰國、日本都出現多黨政治，新加坡也在醞釀中。
在經濟轉型方面，我們從勞力密集轉型到高科技。但是，如果仔細計算，高科技到底佔了多少比例，其實，傳統產業還是佔了很大的比例。在亞洲，貧富間的差距愈來愈大，大企業家、富商，並不能代表所有人。所以亞洲有很多社會運動，尤其是勞工、環保運動，就是因為一般人不滿。而且在民主的體系中，大家知道自己重要，政府會聽他們的聲音。
今日的亞洲為了維持經濟成長，各處仍然缺乏高技術的勞工。因為教育與基礎建設，無法追上每年兩位數的快速成長。因此，教育可能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產業。
　奈思比：在全球經濟趨向整合，大家的經濟生活愈依賴其他人，也就逐漸失去自己的認同。所以，我們也就更在意自己的語言與文化歷史。南韓就有這樣的文化復興運動，台灣是否也有同樣的現象？

世界改變太快

　另外，何壽川與石滋宜提到的領導危機，似乎是全球性的問題。亞洲與西方國家，似乎都不滿意執政的政黨。我想這也許是世界改變得太快，大家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也不清楚自己得到了什麼。
　李遠哲：我認為原因是人民期待變革的速度，遠快於現狀。候選人受到選民的影響而提出競選政見，但是當選後卻無法全部兌現。當初抱著很高期望的選民，看不到改變，就用選票換人，期待新人能做點事。
　柯文昌：關於亞洲個人主義的興起，我深有同感。在與許多海外華人接觸的經驗中，我發現有非常多小型的公司，活躍在各個高科技的領域，這種短小靈活的公司，反應非常靈敏，在發展技術上很具競爭力。但這種形態的公司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便會面臨困境。
　中國人似乎比較難和大型企業合作，舉個例子來說，在我接觸的一家公司，研發出一種生產快速存取記憶體的突破性技術，我試著說服這家公司的總裁和另一家更大的公司合併，因為在技術研發出來之後，如果要開始生產，就需要更大筆的資金。但這家公司的總裁非常不願意這樣做，他喜歡自己當老闆單打獨鬥。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發展出另一種成功的模式，像是由台灣出資在美國設廠，並且由台灣的工程師進行設計、研發，而將部份製造，移到工資較低廉的大陸或其他亞洲國家。這種重新整合的模式有點類似虛擬企業（virtual cooperation)，讓每個企業能在當地獨立運作，但同時又能都結盟在一起。
　奈思比：這是指在高科技產業的情形嗎？
　柯文昌：很多人以為亞洲在高科技產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其實他們都錯了。
　魏鏞：對於亞洲的發展，我沒有那麼樂觀。看看中國大陸的情形好了，如果中國持續以目前的經濟成長率發展下去，則勢必將耗用愈來愈多的能源、資源，以至於終將不能持續發展下去。我對這種發展導向的心態不太贊同。

挑戰西方模式

　現在這個世界的思考模式很西方，總想著物質的滿足、經濟成長。但這一定對這個世界好嗎？是不是應該將整個巴西雨林都破壞開發？是不是應該把整個印尼開發出來？這樣做對整個地球會有什麼影響？
　當前這種唯高經濟成長是瞻的心態，是大有問題的，我們應該規劃經濟成長。將來的模式應該是從多元的角度去思考，而且領導人的智慧不可信，人民的智慧才可信。發展應該是循序漸進的，「there is no solution but transition」，人們不應該太驕傲，認為現在台灣和中國的問題，應該立刻有解決之道。更不要去盲目信任個人領導，去倒向任何極端。我們應該慢慢來，從高成長、高污染、多衝突的模式，過渡到低成長、低污染、更和諧的狀態。
　殷允芃：那台灣模式到底是什麼？
　魏鏞：台灣模式就是一個過渡(transition)模式。這模式的根源是強人統治、為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犧牲政治自由的模式。雖然現在逐漸開放了，人民也愈來愈有權利，但目前台灣模式有極大的問題。問題在於，地方主義被利用來製造分裂和紛爭。
　我們現在還不停地停留在過去，沈浸在悲情裡。許多我們現在做的事，不過是在療傷，不是解決問題。為什麼如今還在為過去付出代價？我認為不該輕易相信科學家、任何個人領袖或小團體。我不相信有全面改革這回事，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不能老是說再來一個新方案吧。一輛好車在任何情形下會繼續走下去，爛車才會走走停停，然後拋錨。我們應該平平穩穩地走，不要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童勝男：從一個最基本的地方政府，和最基層的人民眼光中看來，我們不是為別人做事，也不只是為生存而做事賺錢，而是為自己的尊嚴、發展、文化。所以我認為這個台灣模式，不只是過去中國傳統的模式，也應該包括現在台灣草根性的文化。譬如說現在新竹發展高科技，當地的文化就不同於南投的文化。現在不可能再有強人出現，只需要一個溝通和協調性強的領導人。
　我們的社會發展腳步太快，不是西方人士可以想像的。我們的立法和行政，也絕對趕不上社會發展的腳步，唯有民間企業才能帶領整個國家的發展。所以政府的功能會朝協調的角色發展，不會再處於主導地位。在這個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聲音。
　所以我們要在不犧牲任何個人或是弱勢團體權益的前提下，達到和諧並繼續進步。
　我很堅持要認同自己的文化，包括我們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內在精神力量、教育系統和家庭制度。這些是西方人用他們的思考方法無法了解的，一定要用我們的方法。
　石滋宜：解決問題的思考模式，其實是西方式的思考，我們應該發揚東方文化中的一些優點，也就是不把焦點放在解決問題的層次，而是著重在價值觀（value）。價值觀並不等於真相（truth)，西方科學式的思考是在追尋真相，而東方的智慧則在於價值觀的實踐。這是西方了解東方的一個關鍵。
　奈思比：大家談到很多亞洲價值觀的問題，但亞洲價值觀究竟是什麼？能否有人可以描述所謂的亞洲價值？

探索亞洲價值觀

　羅益強：亞太地區是一個非常多元的地區，各地的發展水準也非常不同。所以，不可能將亞太當成單一的模式來談。
　台灣過去三十年的成功經驗，來自於漸進式的轉變，我不相信我們有所謂的速成辦法，可以讓其他亞太國家或地區現學現賣，因為這是必經的發展過程。依照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說法，早期的台灣，解決的是食衣住行等基本需求。後來，大家開始有了自我肯定與社會地位的需求，所以，每個地方都想要發展地方特色。我認為這是正常現象，是每個國家都會歷經的發展過程。
　有人問我，如何比較台灣與新加坡。表面上，台灣的國會整天打架，問題一大堆，新加坡要比台灣有效率得多。但是，我卻認為台灣比新加坡更進步。我們曾經有過強人，曾經有過很有效率的政府，但現在我們正經歷轉型，朝向民主發展中。所以公務員、議員和選民，每一個人都需要學習，都要長大。新加坡未來同樣會經歷這種發展過程。
　從總體觀點來看，亞太與西方非常不同的地方，在於它講求和諧與共識，日本是最明顯的例子，即使彼此互不苟同，亞洲人往往還是努力共事。西方人一旦在一起工作，就要權力平衡、耍手段。
　二次大戰以前，人類爭奪的是資源；二次大戰之後一直到現在，人類爭奪的是市場。但是，隨著東歐、中國大陸、印度和南美洲一一開放，市場大增，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紀，大家爭奪的將是時間，看誰的速度最快。可是，人類要如何與時間競賽？答案是要合作。這裡的合作，並非在強勢領導下被迫共事，而是可以容許個人主義存在的合作，例如策略聯盟等。這種合作將讓我們速度更快，爭取到更多時間。二十一世紀是合作的世紀，我認為正好符合亞洲的特性。

台灣的獨特經驗

　施顏祥：首先我要指出，亞洲並不是所謂的同質性社會，例如西藏被中國大陸制定為特別區，而菲律賓國內也有南北之間的衝突存在。整個亞洲一直籠罩在不穩定的陰影中，而我認為這個陰影會持續到二十世紀結束。
　其次，亞洲人口佔了全球一半以上，而且也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所以對亞洲而言，最重要的問題與最主要的價值觀，一直都是如何讓人民得到溫飽。未來，除了溫飽，另一個重要而困難的問題，將是如何滿足人民的其他需求。
　第三，除了日本、台灣、新加坡與南韓等國家發展高科技產業之外，亞洲大多數國家仍然必須依賴勞力密集產業，才能得到足夠的糧食來餵飽人民，維持社會穩定。
　台灣經濟基礎是建立在中小企業之上。過去幾年來，有很多外賓來訪問我有關台灣奇蹟的祕訣，我認為有幾個基本要素：一、政府盡力維持社會的穩定；二、擁有良好的教育，這也一直是台灣、韓國、日本，甚至中國大陸的傳統價值觀；三、重視文化價值。我們向來重視努力工作、自力更生及創業精神；四、具備歷史淵源。台灣過去二十年來，一直是亞太地區、福建、廣東、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一大貿易中心；五、必須有良好的公共基礎設施。也許有人會說台灣的基礎建設不佳，但是我們至少有了足夠的基礎設施來支持經濟發展。
　蔡勳雄：我不認為台灣經驗適用於其他開發中國家。從農業進展到勞力密集的工業比較容易，要再進展到資本密集的發展階段，就比較難了。一九六○年代末期，我們的每人平均所得大約是四千美元。對於那些較低所得的亞洲國家來說，如果要持續經濟成長，就要仰賴社會資本的累積。而看看日本的經驗：他們花了一百五十年來累積這樣的社會資本。甚至以台灣來說，也花了六十年。當然，人口和環保也是問題。
　最後，我想談談城市化的問題。我擔心的是，亞洲傳統價值觀的改變。我想亞洲的價值觀，大概有四個重點：緊密的家庭關係、重視教育、自立更生的工作倫理和敬業的精神。但隨著城市化的腳步，新一代的人類似乎不太重視某些傳統價值。
　魏鏞：提到傳統價值觀，我再重申我所謂台灣模式的精義。第一，這個模式的意識形態是以成長和公平並重的。第二，非常重視教育。第三，強調家庭的價值。還有，我們的經濟計劃是開放式的，隨時可以修正。再來，最重要的是階段性的政治改革。我們不是一下子就開放全面競爭，而是一步一步，並強調菁英間的團結合作。即使反對黨認為我們做得還不夠，我已經觀察到許多妥協和讓步了。
　再回到成長和環保的兩難，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有全球性的策略，來對付環保問題。中國傳統的天人哲學雖然很好，很符合現代環保的觀念，問題是根本沒有身體力行。中國人什麼都吃，就是一例。歷史上我們也對環境大大破壞了好幾次。我們不應該聽中國人說些什麼，要看他們在做什麼。

追求自我，走向未來

　黃煌雄：湯恩比曾經寫過一本書「西方與世界」，近代中國則有一位蔣夢麟寫過「西潮」，從這兩本書可以看出，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後，西方在世界一直居於主導的地位。
　亞洲國家中，日本的鎖國政策是被武力打破的，中國的閉關政策也是被武力打破的。亞洲許多國家都當過殖民地，一次與二次世界大戰都沒有改變這種以西方為主體的基本形式。我認為，亞洲的機會應該是在一九八○年代以後才出現，戈巴契夫改變了世界，他改變了戰後兩大超級強權的對立情勢，為區域整合帶來了機會，讓政治因素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開始降低，也讓經濟因素開始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
　在這個大的形式背景下，亞洲人由於勤勉等東方的傳統倫理，在經濟上一步步發展。事實上，我認為西方應該了解的亞洲，是一步步地脫離了自卑，發現自我，同時一步步肯定自己，增加信心。
　在這種追求自我與自足、建立信心的過程中，亞洲國家要求受到尊重。這並不是排他，也不是追求霸權，更不是十八世紀以來，西方所表現的殖民帝國的姿態，而是追求一種共存共榮的基本形式。我認為，這一點是奈思比先生前來亞洲最應該了解的地方。台灣解嚴以來，最重要的發展主題就是追求自我。
（姜雪影、吳怡靜、許芳菊、吳韻儀、張戌誼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