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長馬英九：以決心換民心

現在民眾對司法改革的期望是什麼？四級三審或三級三審？當事人進行或職權進行主義？其實民眾根本搞不懂。他們對司法只有三個要求：公平、廉潔、快速。這三個要求做到了，制度怎麼變他們都沒有意見。所以，我認為不管制度怎麼改，最重要的是做到這三件事情。
制度面的改革，需要時間。法治的問題在於政府執法不力，這比制度面的問題更迫切。所以我的策略擺在運作面：先狠狠地動員現有的一切資源，包括法律、人力、物力，衝個一兩百公里，如果實在不行，我們換車；行的話，看問題出在哪裡，做個小小的修理，就可以繼續上路。
我一開始就挑選幾個重點，包括肅貪、反毒、反賄選和改革獄政。其中貪污和賄選，是侵蝕人民對政府信任最強烈的腐蝕劑。
前兩年，常常有人建議成立肅貪專責機構，比照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貪污調查局。剛開始覺得很有道理，但等我自己到法務部來才發現，應該先試試這部被視為拼裝車的老爺車，如果真的爛到不能用了，再另起爐灶，否則舊的不去，新的又來，會有疊床架屋的困擾。光行政的問題，舊有人員的安排資遣，會使整個計劃完全癱瘓。

化學組合加強威力

參考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肅貪有三大要素：決心、組織和法律。做法要有效但不過分（effective but not excessive)，他們也意識到，一旦揮舞起正義的大刀，有時候做過了頭，是相當危險的事。
三個因素中，決心我們有，但是組織和法令都還有一些要修補的地方。例如：檢察官常被說為「有將無兵」，指揮辦案的時候，要靠警察和調查局人員，有時候沒有辦法做到完全配合。所以我就讓他們在全國十八個地檢署分別成立「肅貪執行小組」，由檢察官、調查員和政風人員組成，每個月開一次會，研商案情、未來方向等。然後上層最高檢察署有個「肅貪督導小組」，由檢察總長陳涵主持。在維持現有機關的情況下，我要求他們把這三種人做一個化學的結合，不只是把人員物理上的擺在一起而已。
再來就是法令的部份。我們剛開始覺得，肅貪的法令都有，只要我們努力去抓就好，後來覺得還是有問題。
譬如說，大家都知道送紅包是壞事，但在現在的法律下，送紅包給公務員，有些有罪，有些卻沒罪。要看公務員受託去做的事，本身有無違背職務而定。如果違背職務，收送的兩個人都有罪，如果不違背職務，譬如說我在海關當官員，你是報關行的老闆，送我五萬元，希望今天進口的水果早一點通關以便及時上市，像這種情況，收的人有罪，送的人無罪。既然送的人無罪，不送白不送，如果送一下，能插個隊，為什麼不送？久而久之，公務員就覺得沒有關係了。
所以法務部建議修改法律時，就要把這個洞補起來。對公務員職務上的行為行賄，即使是要公務員做他本身職務內的事情，只是希望快一點、方便一點、給他一點好處，也應該是犯罪。
不幸的是，我們提出這個「抓紅包條款」的時機，剛好是台大醫院爆發紅包案的時候，就有立委批評這個法太嚴酷。人家病人躺在手術台上，醫生多方暗示要他送紅包，你不讓他送，不是要他的命嗎？他被迫送紅包，還要處罰他，這公平嗎？
但是反對者忽略了一點，送紅包的人絕對不只是躺在手術台上哀哀無告的病人，其中大部份是廠商，是企業界的人，他們每年都有龐大的公關經費。
其次，我們設計的刑度很低，只有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只要自首或自白，就可以減輕或免除其刑。目的是讓被要求送紅包的人，在事前有藉口不送：「這是違法的，我不能送。」其次，如果你真的被迫，像在醫院手術台上，不得不送，還可以事前送，手術完立刻檢舉，你仍可以免除其刑，同時讓對方寢食難安。可惜這樣的設計在立法院一讀時被刪除了。

要抓得到，不一定要罰得重

另一個修正意見，法務部還不太敢提出來，我們也在到處放氣球，徵求意見。就是把貪污罪刑度減低。這個觀念可能令大家覺得很奇怪。民眾都要求政府嚴辦貪污，政府為什麼反而要把貪污罪的刑度降低呢？貪污罪現在有三種類型，最重的可判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貪污罪十件起訴的案件，定罪率只有四成。貪污罪常常判無罪，為什麼？一方面也許怪檢察官或調查員證據調查不夠確實，但另一方面有審判心理學上的問題。
法官因為貪污罪定得非常重，所以對採證判得非常嚴格，常常一審有罪，到了二、三審以後就變成無罪。讓檢察官、調查員非常有挫折感，也使民眾懷疑司法的公正性。問題出在刑度太高，使法官判不下去，一些法官也坦然證實這樣的心態。要判公務員這麼重的罪，一定要有很強的證據才行，所以法務部想把刑度降低一些。
參考各國刑法，像香港、新加坡、美國、德國，都沒有超過十五年的，尤其是新加坡刑度更低。新加坡被公認為亞洲貪污最少的國家，它的貪污調查局簡介裡有一句話，我看了以後真是心嚮往之。上面說：「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數能將貪污控制住的國家（Singapore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here corruption is under control )」。
如果有一天，中華民國從事肅貪工作的人，能講這樣的話，真的死都可以瞑目了。新加坡怎麼能夠這麼有把握？而它的貪污罪最重只有七年，而且七年還是涉及到政府採購，一般的收賄五年，實際上判四年。
新加坡的著眼點是，你犯了貪污之後，永遠不能當公務員，身敗名裂，而且財產要收回，得不到什麼，還失去所有。
所以新加坡這套比較有意義。貪污是犯罪黑數（dark figure)很高的罪，真正的重點是要抓得到，不一定是罰得重。
新加坡的貪污調查局於一九五二年成立，那時候也有肅貪的法律，但是成立了八年沒有什麼成效。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人民行動黨的李光耀執政以後，良將入軍，旌旗變色，馬上就不同了。我非常佩服的是，李光耀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不當行動黨的黨魁了，在黨的聚會裡，還在講清廉。他的繼承者吳作棟也是，一天到晚講清廉。
另一方面，公務員的薪水一再地提升。我在新加坡的時候，他們要把部會首長的薪水，從每月五、六十萬，加到七、八十萬台幣，新加坡大法官的薪水是台灣法官的十倍。
新加坡政府認為，要用這樣的價碼，才能吸引一流的人才來管理新加坡。這是非常有遠見的話。
儘管如此，新加坡還是有貪污。像一些基層海關、移民局人員等，但是沒有人民懷疑政府會不辦，或會選擇性的不辦，因為基本上公信力建立了。我們現在就要朝這個方向努力。

防貪肅貪一起來

憑良心講，人沒有不貪的。這就是為什麼法務部現在一直強調防貪，有些人覺得我們怎麼不抓幾個大貪污，管這些小事情做什麼，但這是防微杜漸，不從小處做起，一旦積重難返，就不可收拾了。
我到美國和聯邦政府的政風局（Government Ethics Office）局長，談他們政風的問題，美國聯邦官員到下級機關去巡視，可以接受招待，但是一次不能超過二十美元。而且一年不能超過五十元。這規定看起來非常細微，午餐請你吃個三明治有什麼關係？但他們就覺得這很重要，雖然是小地方，但是要養成習慣，為了怕惹麻煩，索性不要接受招待，乾脆自己出去吃算了。久而久之，就不會有瓜葛了。
利益衝突，在今天社會是非常嚴重的事，沒有萬靈丹可治，所以一定要防貪肅貪一起來，社會風氣才會獲得改善。
同時，肅貪一定要和行政效率的提高結合在一起，政府應該提供的服務一定要提供。我現在想推廣一個觀念：「普通效率，普通收費；高效率，高收費」。就像郵局的服務，你希望快，就寄限時；你希望安全，就寄掛號；你不介意快不快、安不安全，就寄平信。不同服務有不同價錢，為什麼不能把政府的不同服務定出價碼來？把原來買效率的紅包錢合法化、檯面化，就像坐平快和自強號火車，本來價錢就不一樣。交通方面既然可以如此，其他收規費的服務難道不可以比照嗎？這也許可以消弭「花錢買效率」的紅包文化。
目前公布財產對防貪的作用其實很有限。我比較贊成新加坡的做法。每一個公務員，在當公務員的第一天，就要申報財產，但是不公開，財產申報表放在那兒，然後看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後有什麼變化，有沒有異常的增加，這比較有意義。
我們不能說貪污可以「肅清」，我們要做的是使它under control（可以控制住）。我堅持對檢調人員不做個案指示，讓他們有真正的辦案空間，慢慢的可以發展出他們自己的專業尊嚴，就不會受到外力影響，漸漸的會走上正軌。
法務部的規範有法律面和運作面，運作面上我們動用了這麼多人力，努力了十五個月，辦了八百三十六件貪污案子，起訴了兩千零十九個人，平均一天一．八件、四．四人，這代表三十二年來最多的時期。

給檢察官更大空間

做這麼多，檢調人員很拚，但民眾是否覺得貪污沒有了呢？還是有。最近做了一個調查，找了十四種公務員接觸最多的民眾，如會計師、律師、報關行的人，找他們來座談，還有六五％的人認為貪污嚴重，但是他們認為過去這一年政風沒有再惡化，而且有改善，我們的誠意決心，他們都不懷疑。所以我們不能算成功，但是起步還算順利。
一個真正好的法務部長，不是去告訴檢察官做什麼，你不能以一個大腦換五百多個大腦，那不是我應該做的。我只要給檢察官一個好環境，讓們他放手做，他們就可以做得很好。
（何琦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