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 — 正義如何選擇？

一月十一日，最沈重的司法節。
儘管總統李登輝親臨慶祝大會現場，「改革司法，健全法治」的口號，在鮮紅喜氣的會場中迴盪，卻仍揮不走場內、場外司法人心中的陰霾。
因為就在司法節前夕，一連串的司法風波記憶猶新：高雄檢察官張金塗被槍擊成重傷，黑道公然向打擊犯罪的司法挑釁；台中地檢署檢察官吳文忠，揭發來自「上上級」指示的醜聞，全省動員的查賄，被戲稱為「政治性查賄」；搜索取締地下電台，也被指責為再一次的選擇性執法；高雄查賄查到身兼國民黨中常委的議長陳田錨，馬上引起監委林孟貴提案，要求調查檢察官偵查時是否侵害人權。
「我們現在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負責地下電台抄台行動的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明堂形容，檢察官變得動輒得咎。「辦得好，人家說你是政治鷹爪；辦不好，人家說你無能，」吳文忠表示。

來自上級的關切

　吳文忠不是唯一在辦案時，接到來自「上級」關切的檢察官。
去年底，屏東地檢署偵辦屏東市民代表會正、副主席賄選案，檢察官上午諭令二人各以五百萬元交保。高額交保金，不僅意謂著涉案人案情重大，也有可能影響未來法官判刑。「這是屏東地檢署有史以來最高的交保金額，」正在跑新聞的一位記者豎起拇指稱讚檢察官的勇氣。但才到中午，承辦檢察官就被找到檢察長辦公室，檢察長表示有上級「關心」交保金額太高了，希望減成十分之一：五十萬元，最後在檢察官力爭下改成一百萬元。檢查長事後表示：「更改交保金額，是在檢察官權限下，一切是合法的。」
不只是檢察官辦案承受壓力，法官「獨立」審判空間，也常是上級界定的空間。
法官間流傳一本「壓迫審判實錄」及一卷錄音帶，清楚記載八十年二月，由於監察委員張文獻，「關切」南鯤鯓代天府信徒的誹謗官司，在誹謗官司判刑前，台南地方法院前院長王興仁、庭長張國彬、法官謝說容，在台南地方法院院長室激烈爭執的內容。已被翻譯成日文、英文、德文的「壓迫審判實錄」，清楚記錄法院院長認為法官判案不公、量刑太重，而要求法官改判的過程。
這個事件後，前司法院長林洋港廢除裁判審閱制度，改為事後送閱。但庭長張國彬卻以「行為不檢」的理由被記申誡，改調較偏遠的屏東地院。而另一位主角法官謝說容，則被口頭申誡。
司法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如果司法單位有雙重標準，「將加深公權力不彰、社會不公，造成整個社會都在投機取巧，」電信總局人事處處長陳成章，以自己參與取締違法電信事業的經驗，和近年來政府取締第四台、地下電台的模式為例，發現很多人根本不把法律規範放在眼裡，因為執法的政府和司法體系，沒有堅守公平原則。「一下子要取締，一下子又不要取締，涉及民意代表的案子都不了了之，無關緊要的案子才鐵面無私，」陳成章激動的說：「不能因為社會某一部份聲音較大，力量就大。」
是什麼掣肘了司法打擊犯罪的力量？應該是代表國家偵查犯罪的司法體系，為何被視作「國王的錦衣衛」？

檢察一體不是問題

　許多人將矛頭首先指向「檢察一體」。法院組織法六十三條明白規定：檢察官應服從指揮監督長官的命令。當上級檢察長和辦案檢察官，對案件處理的意見不一致時，檢察長有權將案件轉移給另一檢察官辦理，甚至可以收回自己辦。
吳文忠事件爆發後，檢察總長陳涵在證據未齊備前，下令要求收押楊天生的消息曝光，在媒體的窮追猛打下，法務部次長林錫湖出面代表說明，在檢察一體的制度下，「檢察總長任何指示都是合法的。」
曾經研究過各國檢察制度的中興大學校長黃東熊認為，「檢察一體」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檢察官文化和觀念的差異。在先進的法治國家，如德國、日本都採取「檢察一體」，目的是為了讓檢察官形成集體的力量，在上級的指揮統籌下，共同蒐集證據，對抗特權犯罪，同時制衡基層檢察官濫用權力的可能。但是同樣的制度移植到台灣，卻變成行政干預司法的合理管道。
黃東熊指出，在享有「檢察王國」美譽的日本，檢察一體，不只是上和下，而且是橫向的關係。遇到大案件，是整個檢察體系在動員，集體辦案。所以日本的政治家，不敢輕易干預檢察體系，怕會造成集體的反彈。至於上級——檢察總長，位高權重，通常是帶領旗下檢察官伸張正義、抵抗政治壓力的領導者，而不是施加政治壓力的人。
但是在台灣，過去不論任何案件，都是單打獨鬥，各辦各的案，即使此次抓賄選出現小組辦案的形式，但是各地方檢察署還習慣本位主義，把抓賄選當成向上級邀功的「業績」。
另一方面，日本和台灣的檢察官定位和權力也有所不同。台中地院法官林輝煌解釋，台灣的檢察官權力之大，世界少有，台灣的檢察官擁有收押被告的強制處分權，但是日本的檢察官必須經過法院裁定，才能收押被告。如果毫無限制的「服從上級」，很容易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
再加上台灣檢察系統中，檢察長握有人事、移轉案件大權，「當然會運用他的權力來做關係，」一位正在攻讀博士的法官說。而執政者也會運用這個系統，「維護自己的利益。」
台中地檢署中公認的「查賄高手」李慶義，在起訴二十幾位議員和台中議長後，傳聞被暗中運作調職，後經媒體披露，驚動法務部長馬英九才運作失敗。「查賄選的都是笨蛋，像李慶義，今年本來可以升主任檢察官，一查賄選，就被搞下去了，」吳文忠說。
「要辦案就不要想那麼多」，瘦小的李慶義語氣鏗鏘，不願談任何關於他出路受影響的事。李慶義認為，他不怕關說、調職，只怕「口頭指示」，因為口頭指示者不必負責任，明明是長官的指示，卻要他簽名負責。他認為只要權責分明，誰要指示，誰就簽名負責，可以把後遺症降到最低。
對於用調職控制檢察官的說法，法務部次長林錫湖不以為然。他解釋，目前檢察官的調職要透過人事審議委員會，而人審會的成員中也有票選出的基層檢察官，不可能用人事牽制檢察官。
但是曾參與人審會的檢察官代表李子春卻反駁，他認為人審會只是由多數長官主導的橡皮圖章，真正的黑箱作業，是在提交到人審會之前，職務調動名單已確定。
「用小小的調職就可以操控一個檢察官的品格，真是沒有骨氣到了極點，」和彭紹瑾一同辦完第一高爾夫球案後，自行請調花蓮的檢察官李子春，到花蓮五年多，還被「冷凍」在最輕鬆的執行處，談起司法圈內的流弊，依然慷慨激昂。

骨氣需要培養

　「骨氣是需要培養的，不是天生下來就懂得犧牲的，」李子春不滿目前的司法環境，刻意製造出一批沒有膽量和擔當的司法官。在制度上，過重的工作負擔（每位檢察官平均每月結案一四一件），讓檢察官疲於應付長官規定的結案效率，無心也無力談正義。
黃東熊則認為，重視升官，不重視正義的檢察官文化，才是造成檢察體系不振的關鍵。
李子春感歎，如果每個檢察官都站出來，檢察體系團結一致，一定能發揮力量。「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第一個站出來，大家都在等別人，等大環境獨立成熟再來改，但環境是人造成的，自己不做，環境怎麼可能自己變好呢？」李子春問。
若檢察一體是從制度上「方便」司法不公，「黨政不分、政治干預」就是更深層的司法毒瘤。
「檢察一體上有黨政一家，下才沒有獨立辦案，」吳文忠強調，檢察體系上層結構和執政黨關係密切，是更值得憂慮的。曾經當過檢察官的民進黨籍立委李慶雄舉例，早期司法官訓練所結業以前，都要調查黨籍，遊說準司法官們加入國民黨。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許多人為了保障陞遷的機會，紛紛入黨。
在上個會期參與運作、要求司法官退出黨派的李慶雄表示，要打破過去司法為政治服務的惡性傳統，短期內雖不太容易，目前只能要求司法官不得參加黨派活動，但未來必須「從制度面上，立法要求司法官退出政黨，」他說。
台灣司法界的關說文化，則是另一個使司法公正動彈不得的原因。
八十二年七月，在屏東地院院長辦公室，一位連續偷竊機車三次的少年，遭法官羈押不能由家人帶回。「但隔天，在立委郭金生關切下，就帶走這名少年，」一位熟悉內情的法官表示，「才一天，這名少年就從不能責付(可交由適當人帶回管教，不必具保)，改成可以責付，」
屏東地院院長對這案子則表示：「上級主張要和民間多溝通，我也覺得孩子太小，罪也不是很重，才在完成程序後，讓孩子帶回。」

關說加壓司法體系

　從民意代表到上級壓力，關說以各種不同形式加壓在司法體系上。一位法官就表示，「台灣關說文化不除，民眾對司法的信心就不會提高，假如民眾還是相信找關係有用，改革就會像演電視劇一樣，電視機關掉就什麼都沒有了。」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蔡式淵在立法院，公開質詢屏東縣議長鄭太吉涉及鍾源峰槍擊案後，案子始被受理。「沒有蔡式淵質詢，這個案子可能不了了之，」一位跑立法的記者說。蔡式淵也很感慨中國官場「相信任何事情都可以透過關係解決。」
改變司法積弊，首先就須徹底改變這種普遍存在台灣社會的關說、關係文化。「關說是人性，因為民眾對司法沒信心，才採取這種自力救濟的手段，」六年前因為「吳蘇案」而辭掉法官（當時稱推事）職務的林敏澤律師，歸納出這樣的結論：「成功的改革，首長佔五成以上影響力。」
要打破這種干涉司法的文化，立委李慶雄認為，法務部應該累積個案的經驗，釐清上級檢察官指揮監督的權限，制定法律或行政命令，讓上級知所進退，而不是放任類似個案一再發生，把責任推給檢察一體，「讓檢察官變成政治人物整肅異己的工具。」
上級干涉司法獨立，為人垢病，但是，現在台灣的檢察官常由於年輕氣盛，違反偵查公開原則，有作秀的心態，且缺少有效的監督，卻也給了上級施壓力、關說的藉口。
少數檢察官查賄選，經常與攝影機出現在搜索地點，「似乎違反了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一位剛考上司法官的準司法官也這麼覺得。二十年前曾當檢察官的陳瓊讚更明指：「檢察官隨便搜索、辦人的心態是有些值得爭議。」
高雄正副議長賄選案偵辦過程中，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吳鴻顯還沒收到傳票，就有記者問他要不要出庭，他在離開市黨部趕赴飯局途中，拿著大哥大向國民黨祕書長許水德抗議：「檢察官怎麼可以讓記者知道他要傳我，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被列為查賄選目標的高雄市議會議長陳田錨，也頂著國民黨中常委頭銜，公然向過去被認為是國民黨控制下的檢察系統開砲，直指檢調單位「污辱我的人格」。回到家裡陳田錨氣猶未消地表示，民意代表有百姓監督，公務人員有民意代表監督；司法官卻沒人監督。說到激動處，「太上皇」都掛在這位南部政壇大老嘴裡。
「司法官的素質不提高，觀念不改變，制度怎麼改都沒有用，」研究各國檢察制度的黃東熊相信，目前檢察體系的問題，是執行者的問題，如何從養成教育開始，改變檢察官文化，重振檢察體系雄風，才是唯一治根的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