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犯罪　巨棒難揮

今年三月，南台灣的屏東縣，包含正副議長在內的二十一位縣議員，因為選舉買票被起訴，轟動地方，指揮偵辦的檢察官內心，卻是百感交集。
　「他們（縣議員）一直沒當真，」屏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惠光霞指出。辦過多次刑案的惠光霞從議員當選後親自拜訪、轉交法務部長馬英九請求協助防範賄選的信函，到指揮三位檢察官、多位調查員進行偵查，過程中涉嫌的議員照樣集體出遊、進行買票，甚至在被監聽的電話中公開調侃，「喂！調查員，你有聽到無？」
　犯罪者不把政府打擊犯罪當一回事，的確是法務部要抓賄選的一大諷刺，也讓人對從縣市議長、北高里長，甚至七月的鄉鎮民意代表選舉中全力查賄選的法務部長馬英九，捏一把冷汗。
　五十五歲，專辦貪瀆案件的士林分檢署檢察官孫進興，最近接到一紙通知：電信局決定，檢察官辦案申請當事人通話紀錄要收費。講起這件事就火大，孫進興認為，肅貪已經是政策性工作、電信局還忙著收費，根本是本位主義。
　「付不起錢就不必提供了嗎？案子就不必辦了嗎？」已經因為積勞導致腎結石而幾度住院，每天還為辦案忙進忙出的孫進興很不以為然，還想打電話找交通部長劉兆玄理論。
　過去七年來，社會犯罪像火箭般往上增加了一倍，檢察單位偵辦的刑事案件也從民國七十六年的四十二萬件，躍升到去年九十二萬件（見表）。然而扮演打擊犯罪，維護政府公權力的檢察官近年來，不但對自己的角色表現不甚滿意，人民對他們的表現也有質疑。
　比較國外，一位資深律師更對檢察官打擊金權與重大貪瀆無信心。他表示，在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只因檢察官調查他政治獻金問題，主動辭官下台；在美國，貴為總統的柯林頓，因為過去州長任內的「白水門」弊案，照樣被檢察官傳訊。「這些情況會發生在我們國家嗎？」他反問，在當權者及社會上普遍的威權心態下，司法無法獨立，也從來未見「刑及高官首長」的結果。
在駛往地檢署的路上，一位計程車司機談起抓賄選，「檢察官，只會拍蒼蠅、不打老虎啦！」他很不以為然的說。

揮不動的尚方寶劍

　事實上，反貪污的情緒已經在台灣中產階級身上燃起，愈來愈多人無法再忍受當前政府與民意代表的貪污腐敗。準備代表新黨競選台北市長的立法委員趙少康就指出，他當選，市政府要成立肅貪委員會，由王建(擔任主任委員主動查貪污，「你政府不肯成立廉政公署，我們自己來。」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應該是犯罪人士畏懼如虎的檢察官，反而變成人民眼中的病貓？
　原因之一是，要偵查犯罪，目前檢察官的人力嚴重不足。根據法務部統計，最近三年，台灣地區刑事案件每年以近十萬件的速度增加，檢察官每年增加不過三十人左右。去年全國四四○位地檢署檢察官，每一位平均每個月結案一四一件，「每個地方都缺人，」法務部長馬英九在立法委員質詢時坦承。
　案件排山倒海般衝來，檢察官還要花時間在驗屍、蒞庭等形式化工作，更要處理勞資糾紛、鄉鎮協調委員會事務，「加起來有四十項之多，」屏東地檢署檢察長方萬富邊數邊搖頭說。
　缺人以外，政府各部會步調不一，也使得檢察官手握打擊犯罪的尚方寶劍，揮舞起來處處窒礙難行。
　例如、連內閣以反毒為施政目標、一聲令下，偵辦菸毒的檢察官每天夜以繼日的指揮警察、調查員埋伏、搜索、偵查、監聽，抓得各地看守所人滿為患，甚至無法容納，但是社會吸毒問題卻未見減輕，關鍵在於反毒工作不單要抓，還需要勒戒、醫療、心理輔導等後續動作。這些工作基本上是衛生署、內政部社會司的職掌。
　「反毒這麼久了，也沒看到相關部會配合行動，」一位地方法院院長不解的說。
　反毒如此，肅貪、抓賄選的情況也好不到那去。一位有多年查貪瀆經驗的檢察官指出，辦貪瀆最大障礙在財政部迄今未建立國人銀行開戶資料，「檢察官總不能為每一個涉嫌人行文幾十家行庫，詢問當事人有沒有在他們那開戶吧？」常常在有限的證詞，獨缺關鍵的資金流向下起訴貪瀆，這位檢察官內心的挫折感相當深。
　彰化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鍾宗耀，每逢選舉，一定接到「我們這有賄選，你們還在吹冷氣」的消遣電話。但更令他憤怒的是，檢察官平時辦案的「左右手」管區警員、刑警、地方調查站人員，一到選舉期間任務就被調整為「偵查選舉暴力」。
　「最熟悉樁腳動態的人不下來查賄選，責任卻要檢察官承擔，合理嗎？」擔任檢察官十多年的鍾宗耀反問。
　檢察官是打擊犯罪的出棒人，我國檢察系統常在魔道之爭中被「三振」？問題源頭，更在檢察系統本身無法避免政治干預。檢察官本身主持社會正義的無力感，可由五年前高新武、彭紹瑾等檢察官試圖把檢察官偵查權從辦小案拉到辦高官，結果一位辭職，一位去國留學的悲壯結局看出。

檢察官文化

　同期同學眼中，從司法官訓練所開始就自許不只要拍蒼蠅，也要打老虎的高新武，五年前從注意到新竹地方法院有司法黃牛出入，關說審判，一路追查到當時司法院第四廳（管司法風紀）的吳天惠廳長涉嫌，他不但拒絕上級要求交出案子，甚至帶著調查員連夜從新竹趕到台北拘捕吳天惠，形成轟動一時的「吳蘇案」。審判結果，吳天惠被判無罪，目前還擔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吳蘇案」發生後半年，晚高新武三期的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彭紹瑾，偵辦當地第一高爾夫球場水土流失、殃及人命的案子中，發現教育部違規發照，進一步追查，更發現在教育部發照過程中，當時的法務部長蕭天讚涉嫌關說。當彭紹瑾把偵查矛頭指向他的頂頭上司時，法務部高檢署馬上下令移轉彭紹瑾的偵察權。他則含著眼淚被迫交出偵查卷宗。
　「在書記官、打字員，甚至地檢署司機都被限制不由我指揮的情況下，案子不交出來，事實上也辦不下去，」回憶五年前那段往事，彭紹瑾對當時一個人孤立無援的處境依然歷歷如新。交出卷宗後，他以「自我放逐」方式留職停薪到德國念書，今年初學成回國復職，依然感覺自己像個「邊緣人」。
　「長官不敢交什麼重要案子給我，我如果退下去，他們一定拍手叫好，」六月一個午後，同一辦公室的檢察官忙碌地進進出出，擁有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卻被九十多件妨礙家庭、賭博等案件包圍的彭紹瑾輕輕的說。
　彭紹瑾感受到的正是台灣特有的「檢察官文化」。幾十年來，由司法官訓練所訓練出來的檢察官，先後期別、資深資淺、長官同事，各式各樣的「關係」，形成一個從到外、官僚的、威權的、倫理的、人情人脈的網絡。人在其中，本來就很難獨立偵查辦案。
　無形的影響力外，檢察官偵查犯罪無可避免可能碰到必須向上、向長官發展時，更會碰到「檢察一體」的法律規範。
　所謂「檢察一體」，指的是檢察系統中，上級對其部屬有職務移轉權及職務收回權，也就是說，檢察長可以命令他手下檢察官所辦的案件移轉給另一檢察官辦理，甚至可以將手下所辦的案件收回來自己辦。
　問題是、檢察官偵察犯罪中，檢察一體應該如何實施？
　新竹午後的茶葉行，紅夾克、淺灰休閒褲的高新武扯著嗓門說：「檢察官與法官都是在國旗前偵辦人犯，他的不起訴處分，效力比法院三審判決還大，他的偵察辦案當然必須獨立，不受干涉，」認定桌上六法全書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檢察官應服從指揮監督長官命令」是「行政強暴司法」的源頭，憤怒的高新武一掌接一掌地把茶几拍得啪啪響。
　同樣的法律，在台北法務部最高檢察署，看法完全不同。
　重慶南路上宏偉建築，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陳涵指著同一本六法全書同一法條，慢條斯理的說：「法律明文規定，檢察一體是上下一體，檢察官就要服從指揮和命今，」自認任勞任怨，從不拒絕上級交辦任務的陳涵，解嚴初在高等法院檢察署負責偵辦內亂罪，最近又負責肅貪、查賄選等工作，「到老沒過一天舒服日子。」「檢察官要不聽指揮，除非法律修改，」強調檢察官應該絕對服從的陳涵嚴峻地表示。

需要更多安打

　但是不論法律如何解釋，最重要的，從社會正義、人民期許來看，檢察官必須是一個獨立公正、打擊犯罪的偵查者，這樣的道理應該放諸四海皆準。
　諷刺的是，查察賄選、打擊金權政治，本來應該是由檢察系統主動指揮發動，但是近半年來，大展檢察雄風的全國性賄選查察工作，卻是法務部長馬英九鼓勵催促，甚至動用考績壓力，檢察系統才出現由上到下一條鞭的行動，多位關心肅貪的基層檢察官感慨地指出。
　「身為政務官的馬英九指揮司法系統的檢察官，做法上不合體制，但是他做得對，我們支持他，」長期研究司法檢察體制問題，高新武吐出一口菸後指出。
　然而，關心司法改革的人也指出，在馬英九的努力下，今天的檢察系統的確出現打擊犯罪的魄力，但是要使這樣的表現持續下去，頻頻在打擊金權和犯罪上揮出安打，而非一時佳作後又是連連三振，台灣需要的還是一個能夠獨立自主的檢察系統。
　這方面，日本是明顯成功的例子。
　司法界人士分析，在日本，檢察系統雖然屬於法務省，但是法務大臣不但不能干涉檢察總長辦案，東京都地檢廳所屬的特搜部更是集合全國檢察官菁英，專門偵查國會議員、政務官與財閥的不法行為。幾十年來，經過特搜部行動下，從田中角榮的洛克希德案到細川護熙的佐川急便案，涉案首相、高官紛紛下台，也使得日本在財閥政治下，還贏得一個「檢察王國」的別稱。
　國內的檢察制度要改革，檢察官人力要趕快補充外，羅明通律師觀察，檢察官形式化工作要減少，力氣要真正用在辦案的刀口上。
　他指出，檢察官每個月幾乎有五分之一時間用在驗屍、蒞庭上面，但是驗屍工作，法醫更適合。同樣的，檢察官起訴案件後，往往非本人而是其他檢察官到法庭上執行公訴，效果大打折扣，「要不就廢止蒞庭制度，要不就承辦檢察官親自蒞庭，否則實在浪費人力，」擔任過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的羅明通指出。
　更重要的是，法界人士期許，檢察系統應該以打擊貪瀆、破大案自許，進而建立人民信心，以及檢察官代表國家公權力的士氣。例如，參考日本檢察制度，集合檢察菁英，團隊合作，真正在打擊金權與犯罪方面發揮威力。
　司法的基礎在於人民的信賴，對有心推動司法改革的馬英九以及檢察官而言，這樣的挑戰，才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