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焦點

無國界的台灣人 — 飛行遊牧族

他們的背景不同、職務各異、年齡不拘…… 隨著企業國際化加深,這群急切、靈巧的台灣人 奮力抓住每個浮現的機會 成為飛天商人,勇跨國界、開疆闢土、拓展經濟領空 他們如激流快艇,一路衝…,變中求存、險中求勝。 但渡洋的大將,卻似過河的卒子 天空的游牧族,從鄉村、到都市、到國際…… 家愈來愈遙遠…,疆界愈來愈模糊…,人際關係愈來愈疏離… 當飛行成為生命主奏 離鄉成為生活的基調 家庭、土地、國家與個人的聯繫該如何維持? 當這群無國界的飛行游牧族成為社會的大多數時 台灣將面臨什麼樣的衝擊?

其他

「一覺醒來,忘了我在什麼地方。用心回神,哦,這一站是孟買。五星級飯店,看起來都一樣。隨手按下電視遙控器,螢幕未現,先傳來國語的喧鬧聲─是衛視中文台。忽然間,我有種時空錯置的感覺……。我真的剛飛過這麼多國家嗎?還是我做了一場夢?」
 在香港,幾個台灣企業人不期而遇,閒談中有人說了這麼段話,也一樣經常因業務飛行世界各地的其他人,紛紛表示有類似經驗。
 
飛越島嶼邊緣
 
 就在你身邊。
 可能是同事、朋友、家人,可能是中層主管、技術人員,可能是大企業家、政府高官,也可能就是你自己。
 一個新族群正在台灣成型。
 他們的背景不同、職務各異、年齡不拘,但都隨企業國際化的加深、加廣,必須頻繁飛行世界各地,為公司開疆闢土。
 在美國有十數家工廠的台塑董事長王永慶,約莫每兩個月到美國兩個禮拜;從製造業跨入服務業─旅館、航空時,長榮董事長張榮發,遍坐各大航空公司飛機到各國,觀察比較各航空公司、國際旅館的營運及服務。汲汲推廣大陸市場的奧美廣告董事長宋秩銘,每個月飛大陸一、兩次。還有更多各行各業的主管、員工,頻頻飛越海島邊緣,尋求更遼闊的天地。
 「我一個月進出國門兩、三次,和同事、朋友比,還算少的,」立志征服日本的華康科技總經理李振瀛說。
 「約朋友吃個飯都約不到,」一位媒體負責人抱怨中帶著無奈地說,原本四個好友經常早餐聚會,現在大家飛來飛去,碰個面都難。
 二十年前,台灣唯一的國際化,是留學生、或唯恐政局不穩而向外移民的人。經濟起飛、國民所得超過一萬美元、解嚴及取消外匯管制,解除了人和資金的禁錮,這個凝靜了四十年的小島,開始人聲雜沓起來。
 首先,一群國際化的新貴,挾著專業知識、國際關係,跨海而來(見天下雜誌第七十四期)。不出幾年,學習快速、靈活善變的台灣人,也累積相當知識及經驗,紛紛往外飛。
 專辦跨國經濟合作的律師陳國慈,親身參與這個變化。早年,她的客戶多是來台投資的外商。當台灣企業開始對外投資,經驗全無,律師必須兼任翻譯、公關、發言人、協調者。但從八五年接辦誠洲海外購併案後,她深刻感覺到,台灣變了。台灣企業人不但語言程度高,各種涉外的專業知識─如會計、法律,也夠。「再這樣下去,很快地我們就沒生意了,」陳國慈半開玩笑地說。
 
飛行族

 讓企業人畫張國際地圖,他們的疆界,將是消費層的,而不是政治的。極力促銷「企業無疆界」的企管顧問大前研一強調,消費者認同的,是愛迪達這個品牌,不管它是在那個國家製造。
 如果消費者認同的是品牌,那企業人認同的,就是公司,那個國家提供市場、或有助提升公司競爭力,就往那發展。
 法國外交部政策計劃主任古黑諾最近出版的「民主的終結」一書指出,國際經濟活動的頻繁與複雜化,改變了政治的面貌。以疆域為根基的政治實體,受到新型態的「經濟實體」的挑戰。「國家團體這個觀念面臨了危機……後冷戰的民主政治,是個沒有國界的民主政治。」
 一如投石入水,國際化激起由內向外的圈圈漣漪。從一個國度到另一個國度,和當地人競爭當地市場,這些企業人必須放棄台灣本位,擁抱異文化,他們的生活型態因此改變,價值觀面臨重大衝擊。從自我,到家庭、公司,都深受撞擊。也因為他們在台灣經濟活動的中堅角色,他們的改變,影響社會其他階層的生活,更改寫國民與國家的關係,因而引起正反不同的評價。
 他們是無國界的台灣人。
 他們是飛行族。
 
新生活

 從眼前光鮮亮眼的衣著談吐,很難想像飛行族當年的生活景況、及其變化之巨。
 在精心裝潢的會客室,泰山企業副總經理姜林勝高大的身軀、體面的西裝,氣派十足。二十多年前進泰山時,姜林勝騎著摩托車在員林挨家挨戶抄門牌─那家養雞、那家養鴨,可以賣飼料。村鎮沒有私人電話,有一次家有急事找他,打電話到廟,再透過鄉公所廣播。客戶訂貨,得用明信片,慢慢一來一往。
 「現在出國像吃飯,每個月跑,也不過短短二十年,」回想今昔之比,姜林勝開心地笑了,眉毛高揚。
 三十年前的台灣,封閉、孤立在一個被遺忘的小角落。但世界變化的步伐震動,隱隱沈沈地透過太平洋、及梭巡其上的第七艦隊,傳到這個決定以外銷為經濟導向的小島。
 當時在蘭嶼唸小學的英群總經理蘇克剛,隔一陣子就被當小學老師的爸媽送到本島的台東「看看進步的社會」。第一次看到電影,是美軍的巡迴宣導片,介紹美國農村。大人小孩搬著板凳,黑鴉鴉一片,看布幕上黃橙橙一望無際的田野,龐大的收割機。「很震撼!不像台東,土地貧瘠,小小一片水牛走兩步就到了。」
 唸大學時,蘇克剛是中原電子系第五屆的學生。當時台灣還沒什麼電子廠家。大一時學真空管,到大二時全沒用,因為電晶體出來了。大三時,辛苦唸的電晶體也被推翻,因為IC問世了。退伍後,發現大學學的全沒用,因為最新的潮流是微電腦。「快速的大變化,來自美國,來自外商的世界,」已是全球第三大鍵盤廠商的蘇克剛仍記得當年的興奮:「應該跳出台灣,抓住變動的機會。」
 敏感、急切的台灣人,奮力抓住每個浮現的機會。從鄉村阡陌,進到都市工廠,再上國際競技場。
 這群只向前看的台灣人,將「只生產香蕉的禿岩塊」,推上國際經濟舞台。他們也隨著台灣從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到物資流通的工業社會、進而邁入無國界的知識社會,成為無國界的台灣人。
 「不要在台灣和自己人比,要到國際舞台和外國人比,贏了,才是真的贏,」有帽子大王之稱的戴勝通,退伍後在台中清水鄉下做手編草帽,看到很多鞋廠外銷賺大錢,覺得帽子應該也可以。穿上磨得泛白的皮鞋,跳上半夜十二點十三分的平快車,走道上報紙一鋪,睡到天亮醒來,剛好到台北。踏出火車站,開始他帽子外銷的第一步。
 戴勝通不願多談過去,急急展示公司未來成長計劃。三勝製帽在美國有十三個發貨倉庫,最近又在大陸、美國同時設廠。製帽業在台灣漸失競爭力,戴勝通卻為海外營運擴張而興奮不已。「王永慶、張榮發都國際化了,一直在台灣做個土包子有什麼用!」
 
大變化

 求進步的心、急切的行動,飛行族不僅改變台灣產業形貌,更改變了自己的生活。
 四年前創立菁英創業投資時,徐克宇刻意安排,讓公司與住家距離不過十分鐘步行。每晚九點孩子上床後,三十六歲的徐克宇再回公司,十點到十一點打電話到紐約,十二點開始打到舊金山。「我過了兩、三年沒有自己生活的日子,太太快把我登報作廢了,」清秀中帶著幹練的徐克宇,在美國投資了十家公司,一個月有兩個禮拜在美國。
 飛行放的生活忙亂,常要應付突發事件,世界各地救火。
 凡德男裝總經理方文青,供應商、製造廠遍布東南亞,常常一通電話來,她馬上訂機票,當天或隔天一早,就趕到現場─日本、香港……,任何出問題的地方。「幾個國家的簽證隨時簽好等著,」四十五歲、細妝精裝的方文青搖頭說,實在不喜歡為工作出國,要放手讓幹部去做,減少出國。
 踏上異國土地,飛行族必須和當地人的生活融成一片。
 每個月往返歐、日的羅馬磁磚副總經理陳丁榮,每到一個國家,先喝三大瓶當地的礦泉水,「讓新陳代謝有當地的水分,水土才合。」在國外,陳丁榮絕不吃中國菜。當地的食物,「再難吃的都吃」。像起士,本來在台灣碰都不碰,現在甘之如飴;而「像豬菜」的沙拉,現在成為他的養生菜餚。
 「喜歡要去培養,」陳丁榮連衣著都深受異文化的影響,身上的藍外套,是一半西裝、一半夾克的混合體。他經常從國外買領帶送員工,也要求業務員的襯衫一定要燙。
 周遊列國,乍聽之下,令人羨慕。實際上卻是倍極辛苦的工作。
 清晨七點,徐克宇已經開始他在紐約的一天。和證券商早餐會談後,開一個半小時的車到紐澤西,看一家菁英投資的醫療器材公司。徐克宇一個黑髮黃膚的中國人,面對三、四個金髮碧眼的「老外」為他報告,會議桌上擺滿了財務報表、預算、樣品。祕書小姐送進午餐的三明治,一位投資者跟著進來,想了解是否值得投資。徐克宇搖身一變成主人,為這家公司簡報,「讓人挑三揀四」。
 
看到未來

 五點半,離開這家公司,開一個小時車趕赴另一家有意爭取菁英投資的公司。十點結束,開車回紐約,一路忍不住打瞌睡,只能吃口香糖提神。到旅館已近午夜,徐克宇連下車的力氣都沒有,癱在車睡了半個小時。進到旅館,立刻打電話遙控台灣業務,再聯絡舊金山的狀況,又是一、兩個小時。
 忙亂的行程中,卻有一段在台灣不可能有、絕對清靜的時間─在飛機上。在台北經常有電話、訪客干擾的宋秩銘,形容這段時間為「塊狀時間」,他用來看書、寫總結性的東西:「固定在一個地方,有很多糾葛。配合形體的抽離,思考也可抽離,更可以釐清思緒,作完整性的思考。」
 有些突破性的創意,在這個時候閃現。「我最棒的idea,都來自飛機上,」四十二歲的陳丁榮,把飛機當作「創意的辦公室」,平時想不周到的,記下來,留在飛機上想。有一次翻閱機上的雜誌,有篇介紹敦煌的文章,他靈機一動,一下飛機,就和義大利設計師研究,運用敦煌壁流動的線條,設計出一系列的「飛天」瓷磚。
 
台灣意識瓦解

 受異文化的震盪,觀摩國際一流企業的作法,常給飛行族新的刺激和競爭的動力。
 日本現代化之父福澤諭吉,一百多年前在歐美看到筆直的馬路、亮麗的櫥窗,眼睛一亮:「看到了未來。」南亞研發中心副理陳宏謨,也有同樣的經驗。
 為了研究半導體、汽車廠投資的可行性,今年一月南亞協理王文洋率陳宏謨一行到韓國現代集團參觀。四百多公頃的廠房,列開一條汽車生產線,沒什麼工人,只見二百五十部機械人忙碌著,「像兩排軍隊向你敬禮」。在現代的出口碼頭,五千部汽車魚貫開上打著現代名號的大船,「整個運作像個大軍團」。台大化工畢業就進南亞的陳宏謨覺得有為者亦若是:「同樣是大企業,這種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產業,我們也有信心做。」
 
成功的代價

 古典小說「鏡花緣」的唐敖,在乘船遍遊異國後,「只覺萬事皆空」,而「懶人紅塵」。對入世的飛行族而言,他們雖不會有空無的感覺,但對自己的生命卻有了新的省思。同時,他們也發現,他們要回去的「紅塵」─家庭、公司、社會,已和他們有一段距離。
 距離,可以是見識的,更可能是感情的。
 「做這種工作的人,有抽離的危機,」宋秩銘指出,人應該住在一個地方,與人相處,過有根的生活。飛來飛去,是非人性的生活,很困難喜歡一個地方,也沒有權利不喜歡一個地方。做個國際經理人,思考不能有「基地」,但作為人,又不能沒有基地,其結果是「掉在太平洋中間」。
 長期飛行,造成自我定位模糊,也籪傷對土地的依戀。「這種人多了,對社會是個危機,」宋秩銘分析說,中立、缺乏感情。而習慣了抽離式的思考後,回到台灣,可能成為游離的人:「沒有本土性,國際化是很虛的名詞。」
 「這些人和船員沒什麼差別,」宋秩銘形容。飛行族來去匆匆,沒時間真正關懷身邊的人,而逐漸疏離。這不是他們願意的,但四處飛行讓他們與人接觸的時間少,「家庭生活也就暴露在考驗的壓力下。」
 一位一個月至少出國一次的汽車零件業者,有次到美國出差三個半月,返抵國門時,太太小孩來接機,他看到一歲的小女兒,高興得伸手就抱,沒想到女兒傻傻地沒反應,「好像不認得我了。」他當場愕住,一下子無法從震驚中回過神來。
 對婚姻造成最大考驗的,是大陸。由於中國大陸社會環境的未定性非常高,大小麻煩不斷,更需朋友,卻難找朋友。「環境艱困,誘惑又很多、很直接,」宋秩銘觀察身邊的人,有不少一國兩府,傷害了無辜的妻兒。
 不少飛行族意識到這個與家人朋友疏離的危機,力圖改善。
 精英電腦總經理陳漢清,有一年聖誕節必須跑遍亞、歐、美三洲。飛越北極圈時,氣流開始不穩,飛機忽上忽下地跳了七個小時。胖胖壯壯的陳漢清擠在一個小位子上,隨時感覺飛機就要掉下去了。往窗外一看,全部是白色的雪地,「突然覺得好辛苦,一個人拖個大行李,這麼飛,好辛苦,好辛苦,」從此以後,一年要出國二十多次的陳漢清,一上飛機,這種感覺就上來:「兩個孩子很小,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國外的見聞,也不只限於專業。常有些經歷提醒飛行族,生命中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工作。
 陳丁榮一個月要出國一、兩次,他的母親身體一直不好,每次陳丁榮出國,她就擔心她走時,陳丁榮不在身邊。有一次在上海機場,陳丁榮看到一位義大利商人帶著母親及家人旅行,覺得很慚愧。前年,他帶母親到北京,喜愛歌仔戲的母親拄著拐杖,終於親眼看到戲故事發生的地點─孟姜哭倒的長城、乾隆住的宮殿……,非常開心。五天旅遊,陳丁榮的大哥大響個不停,他一面談公務,一面為母親解說、拍V八。「兩個月前,母親去了,我至少沒有遺憾,」話沒說完,陳丁榮已淚下無法自持。
 
漸行漸遠

 在國際舞台與一流廠商競技,飛行族急於製造與競爭者的「落差」,領先變局。但並不是所有偉大的想法都推得動。他們常發現,和親友、同事的想法、作法,有段距離。「他們提早從這個社會畢業了,」一位資深社會記者指出。
 「在前面衝,一回頭看,怎麼差這麼遠?覺得很孤獨,力不從心,」一位電腦周邊業者說,在國外和最前線的客戶,談最新的產品,夜空下來,沒有電話的干擾,可以想很多策略。在飛機上,拿出筆記型電腦,興奮地作計劃。但回到公司一談,沒有人管你,光為解決眼前的問題就忙得不可開交,結果很多事都推不動:「有失落的感覺。」
 於是,常常要停下來,拉一拉,再繼續跑。
 「要不斷地訓練同仁,」李振瀛指出,華康有個十人經營委員會,負責作公司決策。成員經常在世界各地洽公、受訓。今年舊曆新年,就有七位在國外,不能回家過年。其中兩位,在日本上「流程革命」作者錢辟,韓默親自開的研討會。
 在習於先進國家的運作後,飛行族與台灣社會的落差更是大。「被調整到想法與整個環境不同,所以會要求比較高,」明電腦總經理李焜耀說,常常下了中正機場,才猛然醒來,回到另一個世界。「拚成這個樣子,得到的卻是台灣這樣的生活品質,」李焜耀常覺得很不值得。
 最切身的台灣投資環境落差,更是令各國爭相拉攏的飛行族失望。「去年登了兩百多次廣告找工人,平均每次只有五、六個來應徵,比主考官人數還少,」南亞協理王文洋抱怨。
 對台灣的不耐及無奈,更助長企業國際化。一九八六年的資本外流,只有五千七百萬美元,到一九九○年,已激增為十五.五億美元。
 
台灣意識瓦解

 國際化雖是企業實力、疆域的擴張,但部份企業盲目出走,卻帶來產業發展的危機及社會問題。積極投入工運的工技學院副教授劉進興指出,台灣國際化的時機,正碰上產業升級的關口,一如壓力鍋開了個口,部份不願升級的企業主乾脆關廠,到勞工、土地廉價的外國,能賺一把就賺一把,繼續生產低附加價值的產品。「只是資本家國際化了,但台灣社會並沒有,」劉進興強調,資本家可以飛來飛去,但大多數受薪的老百姓不能:「台灣意識的瓦解,資本家最明顯。」
 根據勞委會估計,一九九○年外流的十五.五億美元資金,相當於減少雇用三萬七千名本國勞工。因海外投資而關閉台灣工廠,更引發不少勞資糾紛,光台北縣一地,在九二、九三年就有十幾起。
 「見識廣,選擇也多了,就沒有耐心,更沒有盲目的信仰,」律師陳國慈分析,企業人飛來飛去,失去一份純真與熱情,對國家、信念的狂熱,比較難保持。
 對環境的失望與不滿,使飛行族將認同與使力的重心放在公司。國與家已分開,逐水草到市場最大、或最有利競爭的地方。
 「家是什麼?是人,不是故鄉,」唸台大時曾為了保釣遊行示威的李振瀛,已沒有當年的狂熱。現在,他最欣賞的是盛田昭夫,因為他住在紐約第五大道,招待美國VIP,讓許多美國人以為SONY是美國品牌,「是很偉大的事」。華康是少數成功打入日本的台灣企業,但為了深入了解市場,李振瀛已舉家遷居日本。
 發行全球的雜誌上印著「Living Without Boundary(無疆界的生活)」的香水廣告,一部輕型飛機灑脫地飛向遼闊的天地。
 飛行,是人類自古以來的夢想。但是,當飛行成為生命的主奏,離鄉成為生活的基調,有許多新的問題產生,值得醒思:
 人可以像物一樣自由流通、遠離土地嗎?
 人際關係和感情可以忍受多大的抽離?
 企業可以無國界,但企業人可以無國籍嗎?
 經濟真的能獨立於政治而發展嗎?
 國家與人民應該維持什麼樣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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