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企業「做夥」打拚

八月十六日出版的美國版時代雜誌，封面赫然是張倒印的雷根照片。這是時代雜誌成立七十年來，首度倒印人物照片。大標題「顛覆雷根時代」，昭示美國一個舊時代的結束。
　成過去式的，不只是雷根「減稅、增加政府支出」的赤字預算，柯林頓主張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扮演較積極的角色，協助產業提升競爭力，也將取代自由放任的「雷根主義」。
　「對於那些有心在全球經濟中一展身手、成為贏家，但希望政府能從旁給予協助、而不是放任他們自生自滅的民眾而言，這次的勝利屬於他們，」柯林頓在確知當選後的勝利演說中強調。
　一向倡議自由經濟、反對政府干預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柯林頓當選後，即以封面故事指出，「在富有世界的許多地方，潮流似乎正向積極政府的方向走」，並對這種潮流大加撻伐。封面畫著資本主義的殿堂正在龜裂，支撐的巨柱亞當史密斯、海耶克、傅利曼，個個愁眉苦臉。
　柯林頓邀集了不少和他看法相近的經濟學者，襄助他研擬經濟大計。當紅的是所謂的「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派」，如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泰森、經濟顧問布蘭德、斯德立茲、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卡特勒等。
　「鹹水學派興起，淡水學派沒落，」政治經濟學者蕭全政解釋說，淡水學派指靠近湖區的芝加哥學派，主張市場決定一切，政府對經濟干預愈少愈好。鹹水學派指靠近兩大洋的學院，如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加州大學等，這個學派的不少學者，主張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扮演積極的角色。
　
管理貿易
　
　影響柯林頓經濟政策最深的學者之一，是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泰森。泰森在她的近作「誰在重擊誰？高科技產業的貿易衡突」指出，日本、法國、德國政府協助高科技產業創造競爭優勢，從而保留高工資的工作機會。這些產業從中獲得規模經濟及補貼，使得美國業者難以競爭。因此，美國政府應做企業的「夥伴」──特別是在可以廣泛運用的高科技產業。
　柯林頓政府強調，扮演「夥伴」的角色，不是干預市場機能，而是補市場的不足。主要在三方面：一、協助產業打開國外市場，二、指出發展的遠景，並協調、整合業者朝這個方向走，三、加強投資教育及基礎建設。
　柯林頓政府把國際貿易、經濟關係，視作重建美國經濟的一環。外交政策的第一優先，已由經濟利益取代安全利益；貿易政策，也由規則導向轉變為結果導向──不再強調「公平貿易(fair trade)」，而高舉「管理貿易(managed trade)」，要求貿易對手國設定具體進口美國產品目標，並在期限內達成，否則予以報復。「過去經貿考慮在我們的外交政策敬陪末座。那種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商務部長布朗對日本記者表示。
　「我們會要求貿易夥伴對我們的產品打開市場，一如我們也對他們開放市場，」泰森在接受時代雜誌訪問時語氣強硬：「如果你們（美國的貿易對手國）繼續補貼你們的高科技產業，我們也會做同樣的事。」
　根據遠東經濟評論的報導，美國最近即要求日本在三年內，將貿易順差從佔ＧＤＰ三•二％，降到二％以下。同時提高製造業產品進口，從目前佔ＧＤＰ三％，提高到四％。
　「管理貿易」讓美國進一步避開多邊談判，以雙邊談判強力將美國的要求加諸貿易對手國。繼日本之後，對美國享有巨額貿易順差的亞洲四小龍，極可能是管理貿易的下一個目標。這對市場高度依賴美國、談判籌碼少的台灣，殺傷力極強。
　國策中心研究室主任蕭全政舉例說，台灣對智慧財產權保護做重大讓步，但仍被列入超級三○一的優先觀察名單，就是保護主義的先兆。而美國積極要和台灣簽訂貿易和投資架構協定，也吻合美國走雙邊談判的趨勢。
　
協調產業界
　
　政府第二個夥伴的角色，是做產業的協調者。這對過去動輒祭出反托辣斯法的美國政府而言，是一大逆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王弓分析這項轉變指出，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競爭，是科技競爭，誰能搶先一步設下標準，別人就只能跟進。然而新科技標準常是超大型基礎研究，需要大量人力及資金，不是任何一家公司可以獨立負擔，這時，就需要政府扮演協調者的角色，統合許多公司合作。
　財星雜誌指出，美國商務部已經「通產省式」地和產業界合作，為前景看好的科技產業──如電子車、平板螢幕顯示器，加強趼究發展。
　「柯林頓政府有套科技的『大戰略』，」管理學者李仁芳，展示一份蓋了美國總統大印、署名柯林頓、高爾的報告說。
　其中「資訊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是高爾在參議員任內即提出的，希望政府、民間合作，重建電子工業競爭力。計劃指出，未來通訊電子、民生電子、資訊電子的發展趨勢是數位化（訊號以０與１傳遞），這對美國、歐洲而言，是解構日本電子業霸權的好機會。因為日本的核心技術是類比式（訊號以波形對比，準確度、效率較數位式低），如能讓數位式成為國際標準，等於改寫遊戲規則，連根抽掉日本在電子工業的優勢。
　
人力即國力
　
　但是要實現數位化，必須在全美國鋪設光纖網路，整合通訊、民生、資訊電子。這計劃案要求美國政府，在國家經濟會議之下，成立一個跨部會的工作小組，負責和國會、民間商討，建立共識；協助工業發展必要的軟體和硬體；並提供先期計劃的資金。
　美國政府第三個積極參與的領域是：加強投資基礎建設及教育。
　柯林頓內閣－尤其是自稱「人力資源的中央銀行」的勞工部長瑞奇－強調國家競爭力的根本在「人」，將施政重點放在如何讓人發揮最大潛力。瑞奇在美國洛杉磯時報撰文指出，美國經濟困境之一──所得下降的沉疴，「必須靠提升教育與技能訓練才能奏功。」因此，柯林頓曾經宣稱，將在四年內挹注六百億美元入教育經費。
　這象徵美國一個重要價值觀的改變。輔仁大學管理研究所教授李仁芳指出，雷根時代以資本為本，強調發揮資本的最大效用，因而崇尚成功的資本家，認為貧窮是罪惡，是個人不努力的結果。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十多年下來，使美國貧富差距急速惡化，絕大部份經濟成長的成果，被百分之一最富的家庭所囊括，而百分之四十的家庭，實際收入減少。民眾對不公平現象的憎惡日甚，洛杉磯種族暴動只是在這不平之氣上點燃了火，結果一發不可收拾。
　
企業的合夥人
　
　民主黨的柯林頓主張「社會公平」，就職典禮前即在公開演講中強調：「我認為我獲得的託付是……代表一般人民，而不只代表那些有組織和有龐大財富的民眾。」上個月通過的預算案，即提高高所得者的稅負，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負擔，讓成功者多負社會責任。
　美國向左擺，較積極地參與經濟事物，日本卻從六○年代起，緩緩地向右盪，從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改為誘導方式；政府的角色從老闆變成夥伴。美日一左一右，同時向中間靠近：市場和政府互補不足，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干預」或「放任」。
　「政府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企業之上，而是雙方共同商討出彼此有利的途徑。而企業界必須參與決策，使政府更具活力，」哈佛大學教授喬治•洛奇在接受天下雜誌獨家專訪談「重建美國」一書時疾呼：「未來競爭中，政府必須扮演策略家、企業的合夥人，才能贏得這場戰爭。」
　從六○年代起，日本發展出一套產官學做合夥人的模式，足供借鏡。日本政府積極運用以產業結構審議會為主的各種審議會、調查會，協助通產省訂定產業發展政策，樹立官民共同釐訂產業發展策略的體制。
　審議會、調查會的成員，來自公、私社團，如利益團體、學術界、新聞界等。他們研究的議題，可以大到擬訂以十年為期的年代產業發展方針，也可以小到研究如何確保高壓瓦斯的安全。這些審議會提供一個論壇，從討論中形成共識，再從共識中提出具體行動方案。
　美國、日本之外，不少西歐國家的政府與民間也有類似的合夥人關係，合夥對象甚至包括外國政府。洛奇舉法國為例：法國政府是由一群受尊重、自主性高、而且強而有力的文官組成。因為以前是由國王授權管理貴族，所以至今威權猶在，不受利益團體左右。
　一九八一年，法國太空總署決定發展太空遙測(Earth Remote Sensing from Space)，聯合瑞典和比利時政府、法國最大的軍火商Matra，共同成立ＳＰＯＴ公司，其中法國政府投資五億美元，並爭取從蓋亞那發射，衛星的壽命可比別處多十八個月。第一個ＳＰＯＴ衛星在一九八六年發射後，法國政府就積極在各國推展，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世界市場。
　
批評的砲火
　
　政府介入？還是自由放任？在學界仍是爭論不休的大議題。柯林頓政府的積極作風，也引起很多批評。經濟學者馬凱以「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挑戰政府的效能。他指出，行政官僚接受上級與民眾的委託行事，產生幾個問題：能力方面，能否達成委託？誘因方面，官僚是否會為了追求個人利益而做出對社會有害的事？而所謂民意，又如何掌握？「市場有問題，政府也有問題，兩害相權取其輕，寧可選擇市場。」
　批評的砲火，更集中在「管理貿易」。國際媒體、美國的貿易國均強烈表示，管理貿易將點燃貿易戰，而保護主義將毀了帶來戰後經濟繁榮的國際貿易。
　學界可以爭論百年，但世界各國的民眾，已對經濟困頓極感不耐。「九○年代政府最大的危機，是弄不清自己要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洛奇警告說。而台灣未來的走向，經濟部長江丙坤倒是相當篤定。他相信日本式的產業政策，雖然同意應該尊重市場經濟運作的機能，但他強調：「市場的機能往往太花時間，而且會發生錯誤，所以政府應該替它規劃發展的方向。」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