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走出現代化的死胡同

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多年以來，世界上最強勢的意識型態是現代西方文明，而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啟蒙心態。啟蒙心態是由十七世紀以來，法國及英國兩股標榜科技、理性及進步思潮所培育的價值取向和世界觀。
　西方文明的資源非常豐富，主要包括基督教、希伯來文明、希臘、羅馬古傳統和中古的神學，尤其顯著的是經過文藝復興到達啟蒙時代，所形成的現代西方文明。二十世紀的今天，全球各地無不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西方文明可以說不僅是人類文化的公產，也是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菁英的文化心理結構。
　此外，現代巿場經濟、民主政治，也都是從西方發展出來的利益領域，我們的術語、制度、價值觀、私有財產、理性和法律程序都和啟蒙心態直接有關。當我們開始在反省這些影響的時候，不得不承認我們既是啟蒙心態的受惠者，同時也是受害者。因此，現在歐美的學術界和大眾傳媒，對於「如何超越啟蒙心態」的課題非常關心。

啟蒙心態面臨危機

　首先，我們要了解啟蒙心態所代表的正面價值和負面因素，是糾纏在一起的。舉例來說，在啟蒙心態下，發展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這個主義所體現的浮士德精神。浮士德不惜出賣靈魂來換取新的觀念和體驗，表面上似乎是很偉大，但是一旦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帝國殖民主義聯結在一起，反而造成了許多災害。
　馬克斯主義的興起，就是對這些災害的回應。馬克斯主義是強烈的科學主義，講求「自然的人化」，就是將自然做為人能控制的資源。培根鼓勵我們用人為的力量來強迫、挖掘自然，但是強迫的結果，導致自然的自殺，而自然的自殺，使得人和社會受到了污染，這反映出啟蒙心態下社會達爾文主義所造成的缺陷。
　另外，啟蒙運動對於社群始終沒有掌握得好，這是個大問題，現代社群的分裂非常嚴重，根本沒有「天下」的觀念，講求的是爭奪和富強，最明顯的是優勝劣敗的緊張，所引發人類的強取豪奪。使得我們目前面臨了人類瀕臨毀滅的危機。
　以前認為西方的現代化是一個統一化的過程，可以將其他文化的差異逐漸消減，但是近二十年來，文化差異不但存在，而且面臨根源意識突出的問題︰其中包括，一、族群意識，最明顯的是美國黑白的種族衝突；二、性別意識，女性主義抬頭，是股極有生命力的現代思潮；三、語言，語言的衝突不僅發生在落後的斯里蘭卡、印度，也發生在已開發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比利時。四、地域，巴勒斯坦、印地安人、原住民對於土地運用發生的衝突，五、階級，貧富不均，南北對抗，在歐洲相當嚴重。六、宗教信仰，影響最大。包括不同宗教間，基督教和回教、印度教和錫金教間的衝突，甚至同一宗教內部也在衝突，譬如基督教中強調基本教義者和自由分子，猶太教保守主義和改革分子之間的衝突。
　這種情況就是杭廷頓所說面向二十一世紀除了政治、經濟衝突外，最難消解的是文化衝突。這個說法的基本觀點我能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由此而推出的涵義。

多元的現代化

　杭氏是以「西方中心論」，特別是美國的現實利益，來討論文化衝突的問題，完全忽略了人類社群作為命運共同體的全球視野。不過，現在美國學術界已經注意到文化多元的傾向，反省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在現代有沒有非西方式現代化的可能？
　從歷史的脈絡來看，「現代化」一定與西方有牽連關係，但是，可不可以發展出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生命型態、現代性的制度，但卻是西方啟蒙心態的理論架構所不能充分理解的？我認為這個例子已經在二次大戰後出現了，就是「工業東亞」。
　簡單的說，我認為一個儒家式的現代化模式已經誕生了。
　在東亞，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儒家社會，受到儒家文明的深刻影響是毌庸置疑的。其中，中國至少有八百年，日本有二百年，越南五百年以上，韓國也有四百年，這些儒家文明的影響早已積淀存留了，不會因為近百年西方文明來了，就沒有了！或許知識菁英分子是可以擺脫影響，但是民間文化和傳統是不可能擺脫儒家影響的，這個影響具有相當大的生命力，而且延續了下來。
　現在，我們拿現代化的三個特色來了解現代的工業東亞。根據美國社會學家柏深思的說法，現代化有三個不可分割的特色，分別是巿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
　在工業東亞中，首先強勢的經濟一定要和權威的政府合作，像日本、韓國、台灣都是很好的例子，香港、新加坡也不能例外。在儒家思想中，政府雖不能與民爭利，但是有責任維持社會秩序，並且要庶、富，而且也要教，就是教育民眾；其次，民主制度、精英制度和道德教育需要相互配合。例如，日本在民主化過程中有極嚴重的貪污腐化介入政治運作，但是因為政府有強大的官僚體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所以還算穩定，而且對金權、貪污的亂象，已經提出反省及改正；最後是個人主義，雖然在儒家社會中因強調獨立人格和「為己之學」，個人可以求突出表現，但是基本上，還是講求大的或小的團隊精神。因此，我認為在東亞社會出現了一個充分現代化，但是不完全屬於英美翻版的儒家現代化模式。
　另外，也有英美翻版但現代化不成功的例子，像菲律賓。在六○年代左右，馬尼拉是當時亞太地區最繁榮的都巿，但近三十年來，發展得很糟。這說明了在經濟發展中，文化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儒家式的現代化，被認為是不能輸出的。例如，波士頓大學的伯格教授就說道，我們不可能到拉丁美洲國家，請當地人學儒家，告訴他們要學做台灣人或日本人才能求發展，這是辦不到的，因為我們無法要求自己或別人改變文化，或是變了種。
　但是，我認為既然可以產生儒家式的現代化，將來也就很有可能有回教式的現代化、佛教式的現代化，以及印度式的現代化和各種原住民所認可的現代化。這些雖然只是個預想，但確實存在這個多元化發展的可能性。
　杭廷頓的西方中心策略，不過是想維持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霸權，這不是我們要關注的。

繼承和超越啟蒙心態

　我所關注的是，在我們面對啟蒙心態中各種不同價值和困境的時候，應該如何回應，也就是如何超越啟蒙心態。如果面對二十一世紀，文化的因素很重要，而我們把文化當作一個資源，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我認為有四種課題，也可稱為資源，可以運用來繼承啟蒙心態，並且在繼承中超越啟蒙心態。
　首先，是現代許多學者在做發掘非現代西方但卻屬於西方大傳統，並且和啟蒙心態衝突的因素。例如，西方世界中存有既促進啟蒙心態，又與啟蒙心態處於曖昧關係的因素，像基督教文明的新教，雖然促成了啟蒙心態的出現，但是啟蒙心態卻發展出了「凡俗人類中心主義」，又對天主教和新教形成一個挑戰。其次，非西方的主要精神傳統，儒教、道教、印度教、佛教、回教、婆羅門教，這些精神文明可以發展出自己的現代化型式，而不會被西方這個現代化典範完全吞沒掉。
　此外，我認為「初民」社會或原住民，像夏威夷土著、印第安人、台灣原住民，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最有名的例子，是紐西蘭的毛利族。在八十年前，一些英國學者認為這個文明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了，沒想到近年來，毛利文明不但復活了，而且對紐西蘭產生了極深刻的影響，譬如，紐西蘭雖和美國關係密切，但絕對反對和原子潛艇有任何聯繫。
　印度也有幾千萬的部落人民住在叢林，他們遠離文明之毒，與自然長期保持溝通，這是西方文明所欠缺的，因此我們可以學習他們維持生態環境的能力和與自然界的關係。甚至有的學者以為，面向二十一世紀，先知是地球，而真正能夠聽到先知的聲音，就是原住民。

後現代思潮無可抵禦

　最後是有關後現代思潮的環保和婦女運動，以前並沒有想到地球會發生臭氧層、酸雨的問題，更沒想到現在我們會面臨地球毀滅的危機，所以現在全球非常重視環保的問題。至於婦女運動，在歐美早已習以為常，但是在東亞社會發展得很慢、很片面。我認為這個思潮是無可抵禦的，一定會影響到將來人類的親子關係、工作關係，一切人際關係及人的自我認識，值得注意。
　若談到現在台灣發展的模式，我認為有幾個現象值得我們關注。首先，族群和本土意識很強，現在比以前更明顯地標示出來，不再只是閩南人和外省人，還有客家人及原住民。從隱或顯的層面都展現了出來。再者是語言的問題，以前壓抑母語發展的策略是錯誤的，現在這個母語的情結爆發出來，如果不與政治掛勾，是可以自然發展的，但是如果變成政治化鬥爭，造成省籍和語言的衝突，就值得擔心了。另外，台灣本土意識發展和兩岸互動之間的關係，現在也比以前更複雜了。
　其次，國民黨受到民進黨的強大壓力，如果民進黨一旦執政，國民黨即使分裂，仍有可能變成強大的在野黨，能不能因此健全兩黨政治，或是導致台灣政治亂象，目前也很難說。我最擔心的是極少數的極端主義者，像台灣最極端的統獨，利用大多數人的不滿情緒，成為徹底解構現實的根據。因為社會中間的力量，雖然經濟因素很好，教育水準很高，但是不滿的情緒也很強烈，像二二八事件消解的太晚和太浮面，所以怨恨並沒有根本化解，不滿的情緒還留存著。
　另外，我並不接受台灣文化薄弱的觀點。事實上，台灣民間有很堅韌的文化基礎，原因之一是國民政府從四十多年前到現在，根本沒有統一規劃的文化政策，所以民間文化一直在強勢發展當中。另外，台灣的文化資源深厚豐富，以台灣為本體來發展一個新的文化形態絕對是可能的，但是希望這種是開放的、深刻的，如果在挖掘自己文化過程中，不求文化發展，而搞政治抗議或鬥爭，那文化就被犧牲了。本體文化一定要掘得深、要開放，才能得到保存和發展。
　我認為今後台灣應該發展本身強烈的文化體質，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獨立性，在經濟上則完全國際化。
　另外台灣有幾股力量，值得注意。台灣目前已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公共空間和相對於政府而獨立的民間社團，媒體是其中之一。這種社團對大問題可以提出一些看法，因為他們跳開政府權力鬥爭的中心，又在今天大眾所接受的影響力中心，所以對中央可以產生一定的壓力和影響。
　另外一股常被忽略的力量，我稱它為「理性運作的傳統」。例如，在法律沒有規範到的地方，就是「非法」（non-legal）地帶，有許多行規在規範，而且必須遵守，否則會受到制裁，這些不是抽象的理性，而是合理性的運作規則，使得亂象不致崩盤，所以我們可以有審慎的樂觀。
　還有一種重要的力量，來自於「有機知識分子」，指的是在各行各業實際參與，卻有很強的反省能力的一群，他們具有抗議精神，但是仍舊忠於職守，可以成為知識或精神領導。例如在美國，越戰中有許多軍人有反戰的精神，但是仍堅守軍人的職務，不可否認，他們的抗議聲音是非常重要而有意義的。
　又有如在大陸近十年來，有許多知識分子，雖然是共產黨員，但是並不認同現實政權，要求內部轉化。即使他們力量薄弱，但卻不放棄要求轉化的權利和義務。同時，他們絕非孤立無援，而是聯合同好，使得力量像細流匯合成長江大江般的逐漸壯大。如果這股力量消解了，這個社會的反饋系統破壞了，這個社會一定會走向更亂、更專制。
　從十九世紀到現在，在英、美、德、法等國，這種類型的有機知識分子，世世代代都存在。（朱婉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