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大陸的國民黨　會不會又失去台灣？

為了年底縣巿長選戰，中國國民黨各縣巿的義務幹部，正以一週一期的速度，前往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集訓。他們每個人拿到的材料中，都有一段怵目驚心的文字︰
　「本黨革命有如此悠久光榮的歷史，而且有三民主義正確的領導，有無數先烈同志前仆後繼的犧牲奮鬥，為什麼到今天我們革命還要遭受如此嚴重挫折，我們一般黨員同志還要蒙受今天這樣重大的恥辱？這個原因何在？我們必須徹底反省，徹底檢討。總要深切研究，發現他的病根所在，來求徹底改正……大家如果還是麻木不仁，茍且因循，像以往一般的得過且過，那就無異自認失敗，自取滅亡，甘做國家民族千秋萬世的罪人！這樣你們將來真會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
　用心說這些話的人是蔣中正，時間是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在陽明山成立開訓的第一天。
　那一天，距離國民黨丟掉大陸，時間不到兩個月。
　四十五年後，在民主政治的競賽中，九十九歲的國民黨，面對只有六歲的民主進步黨，從立法院審查法案與議事、政黨文宣到社會民心掌握，處處顯得心餘力絀。
　愈來愈多人開始問︰「失去大陸的國民黨，會不會又失去台灣？」
　半世紀前與今天，時空儘管不同，國民黨的表現卻有太多驚人的類似。
　
歷史重演？
　
　同樣是領導中心崩解，黨人彼此爭權奪利。在台灣的國民黨，高層有主流、非主流的攻訐不休，地方上有派系坐大，不聽軍令；而大陸淪陷前的國民黨，黃埔系、三青團、CC派、政學系腳步不一、互扯後腿，蔣中正雖然當選第一屆中華民國總統，卻在黨內派系壓力下下野；國民黨從行憲執政到失手，時間不過兩年。
　同樣是政策失敗，政風敗壞。在台灣，社會治安、公共安全、經濟景氣紛紛亮起紅燈，政府空有政策，無法落實，執行能力受到質疑，公共工程又接連發生貪污弊案，民間要求肅貪聲浪一波接一波，執政黨有承諾卻缺乏主動，喊了三年的陽光法案真到審查表決時先拖再拒，「從面子到子都輸掉了，」一位黨政記者觀察陽光法案的結果說。
　而半世紀前的大陸，法幣、金圓券等金融政策無力對抗通貨膨漲，幣值在兩年間貶了五萬多倍，繼而引發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和農村破產；另一方面，從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對淪陷區物資設施的接收，由於有心人渾水摸魚，金子、房子、車子、女子和票子的「劫收」，復有官僚資本的壟斷資源；已故駐韓大使邵毓麟當時看不過去，面陳蔣中正，「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了民心！」
　邵毓麟不幸一語成懺。
　對國民黨政府缺乏信心的人民，開始以抗爭手段解決問題。淪陷前的大陸，農運、工運、學運烽起，形成群眾以自己的力量與政府衝突對抗；而月前，台灣的農民、工人、環保團體先後為抗議政府政策而上街頭，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也指出，去年底二屆立委選舉，國民黨黨員的選票流失六％，社會上年輕、高學歷的選民明顯不支持國民黨。
　
為何遠離人民？
　
　彷彿呼應李登輝的觀察，年輕社會學者王振寰日前撰文指出，「國民黨黨中央已經逐漸成為代理台灣資本家利益的政黨。這個形象在這次陽光法案審查中，似乎又再度得到印證。」
　國民黨雖然評價不一、功過參半，但近百年來，也曾以鮮血、性命進行革命、建國、統一、抗日，遷台後發展經濟、普及教育、解除戒嚴、推動民主，一直希望能扮演中國人追求民主、富強與現代化的拓荒者角色。
　但是國民黨給人的印象卻是，往往在台灣憲政改革成功，或在爆竹齊放，四處狂歡的抗戰勝利時刻的關鍵點上，遠離人民？
　為什麼？
　國民黨的問題，根本上，與它成功的方式息息相關。無論是一九一一年，革命黨人擦槍走火，引爆驚天動地的武昌起義，或是一九四五年原子彈閃光下的抗戰勝利，收復台灣；突如其來的成功，使得國民黨從未真正深入他所統治的基層民間。
　這種現象的形成，癥結之一，是國民黨長期面臨著不健全的統治環境，人民的教育不普及，也缺乏可有效運作的制度。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黨失去大陸，蔣中正曾痛徹檢討︰
　「不僅軍事方面需要健全制度，其他黨務、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到今天之所以凌亂散漫，麻木疲頑，主要的原因，也是由於制度的沒有建立。本來照我們
　總理建國大綱的規定，由訓政到憲政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我們也明知訓政的程序沒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識還沒有達到實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為內外的環境關係與時代的要求，不能不提早結束訓政實施憲政。
　這一來就使得訓政時期一切舊的制度完全破壞，而憲政時期新的制度並沒有建立。簡單的說，就是新的制度還未曾建立，而舊的制度早已崩潰，所以政治上形成這樣混亂脫節的現象，這是我們政策的失敗，以至整個政治瀕於崩潰。因此可以證明國家如果沒有健全的制度，尤其是沒有健全的教育制度，又沒有推行制度的幹部，絕對不能建立健全的國家和產生良好的政治，這是一定的道理。
　國民黨「失去」大陸的另一種較為準確的說法是，國民黨自始就未曾有效的統治過大陸。
　對於近百年來中國民主化、現代化步調緩慢，中外學者儘管論點不一，但是一致承認︰中國大陸是一個聚落的、強調傳統價值與資訊封閉的舊式社會。
　
舊社會的勢力
　
　這樣的社會，從內地一個縣的東端到另一縣的西端，「可以看不見一條公路、一輛腳踏車、一具民用電話、一個籃球場、一張報紙、或是一個醫療所，」歷史學者黃仁宇回憶他在抗戰時行軍的經驗說。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在他的名著「尋找現代中國」也發現，中國，雖然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是直到民國十年，整個國家五億人口中，大專學生不到三萬五千人。以江西省一鎮的社會結構為例，地主、富農雖然只佔全部人口的七•四％，但是他們卻控制了其他七八•三％的佃農與五％不到的工人或雇傭人口。
　即使在以商業凝聚力量的都巿中，統治結構仍舊是由有錢的土豪劣紳，有槍的地方軍閥、財閥、以及幫會與宗教力量把持，歷史學者許倬雲在一篇文章中分析。
　面對大時代，以黃埔軍校五百支槍起家的國民黨人，有如滄海一粟；而領導人為了求速效，則以「作莊」的方式，收編或結合各方勢力；這些力量在早年是軍閥、財閥、鄉紳、幫派；晚近在台灣則是地方派系與財團。
　典型利益收編的例子，就是上海幫派的杜月笙。他出身清寒，但好交友，從巿井社會循幫派管道往上爬，勢力也一路擴大，影響力所及，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攻打上海，肅清共產黨組織時，都要借助他的青幫人馬，杜月笙也當上國民革命軍少將參議。
　有了國民黨的淵源，杜月笙更積極往工、商、金融業發展，創辦或投資數十家公司；他也刻意與政府高層人士結交，民國三十五年四川水災時，他發動商界募捐，但把名義讓給擔任過行政院長的孔祥熙，彼此交遊因此熱絡；兩年後蔣經國在上海查緝違法囤積物資，孔、杜兩家的第二代名列榜首，孔家於是透過蔣夫人向總統求助，結果人抓了就放，公司封了又還，「打老虎」行動功敗垂成。
　民國四十年在香港過逝的杜月笙，對國民黨的影響至死未休。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梁永章，早年在上海發展工運而結識杜月笙，也一直與杜月笙的青幫保持良好關係。梁永章來台後擔任過國民黨省黨部主委，中央黨部考紀委員會主任委員等重要職務，提升重用了不少台灣擁有地方勢力的人物。
　
菁英政治
　
　國民黨在大陸的經驗，在台灣重視。遷台後就舉行地方選舉的國民黨，為求勝選執政，就與當時擁有基層動員能力的地方派系合作。台南人，在中南部擔任基層黨工三十年，國民黨台南縣大內鄉黨部主任黃久佳指出，早年，地方派系也就是一些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他們有意參政就自己帶了人馬到黨部拜託提名，「國民黨丟掉這批人，也找不到其他人出來，」自己不抽菸，但隨時備菸待客的黃久佳說。
　年底選戰，國民黨正面臨找不出優秀人才的困擾；大陸淪陷四年後，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圓講堂，蔣中正對聽訓的黨政軍聯合作戰訓練班學員提出相同的問題︰儘管國民黨握有長期執政優勢，為什麼無法建立真正能反應形勢的體系？
　關鍵在於國民黨領導階層的政治心態。
　
漸行漸遠
　
　根據政治學者勒門的研究，國民黨中央領導階層為了回應西方挑戰，相信富強國家要靠「賽先生」與「德先生」（Science & Democracy），因此重視「科學」與代表科學的「專家」。
　另一方面，領導高層視「民主」為一種運動，人民的精力釋放得當，可以刺激公共事務的推行，發展現代化。「但也必須做節制，以免造成衝突和混亂，」在「台灣的中央領導階層與地方政治人物」一文當中，勒門分析。
　與數千年來的中國中央集權政治體系心態一脈相傳，國民黨用人也長期偏重知識菁英與中央，輕忽草根人才與地方。連帶造成地方上的人才爭相求學歷，往中央發展；而人才與草根無法結合的結果，地方無法進步、問題無法反映，中央不知地方，地方與國民黨漸行漸遠。
　淪陷前的中國，今天的台灣，情況幾無變化。
　抗戰時的雲南，一所農校園藝發達，但卻未對當地農村產生幫助，原因是農民碰到農校教員時，教員說農民的蔬菜大可改良，農民說教員種菜像種花，賠本研究，變成「教員與農民各做各的，合不起來，」社會學家費孝通在三十七年出版的「鄉土中國」中指出。
　
「採礦」
　
　費孝通以只挖不養的「採礦」形容當時社會的人才流失：「原來應當回到地方上去發生領導作用的人，離鄉背井，不回來了，一期又一期的損毀沖刷，發生了渣子，腐化了中國社會的基層鄉土。」
　同樣的，近年來國民黨在台灣採取的也是「只挖不養」的用人方式，並未能積極的培育地方事務的人才。選舉提名時往往找不到優秀地方人才，但是由中央空降又會引起地方反彈，因而一再陷入依附地方派系及金權勢力的惡性循環。
　為了選票，今年六二水災時，跑遍整條筏子溪，國民黨籍台中巿議員張國輝也感慨，金權與派系政治的坐大，部份的原因在於省級以上的行政首長，高高在上，也許忙於應付民意代表意見，卻不知真正基層問題；「當民代的問政品質、問政動機有問題時，只對他們負責是不夠的，」八年前自行參選，迄今還是騎摩托車跑基層的張國輝分析，中央大員為什麼無法了解真正的民意。
　因此，國民黨由上而下地取得政權，但是在面對從基層運動起家，從下而上發展的共產黨或民進黨時，以黨進行競爭的能力明顯不足。
　例如，數年前過世的美國記者白修德，抗戰期間在中國採訪，有一回，他與一支政府軍在山西省與日軍接觸，當部隊撤退進入鄉村尋求糧食、飲水等補給時，帶隊的軍官告訴村民「我們是八路軍（當時共產黨部隊的番號），」回過頭來，這位軍官對滿臉疑問的白修德解釋，「打著共產黨軍隊的名號，比較容易得到他們的協助。」
　「無論共產黨的思想是對是錯，它已經深入當時中國最底層的人心，」在他的自傳「尋找歷史」中，白修德寫道，「抗日立場一致下，人民不排斥中央軍，但是共產黨提供理想，他們才是基層思想的領袖。」
　共產黨在基層下工夫，國民黨人則因坐擁資源而爭權揮霍，遠離民心。抗戰初期，經濟學家何廉觀察國民黨員，「並不像北伐時期的黨員那樣，受過嚴格訓練。大部份黨、政、官員生活腐化。他們為自己蓋起漂亮的住宅，每到週末從南京飛到上海過花天酒地的生活。」
　當最近民進黨中央集體下鄉訪問，為年底選戰找切合地方的文宣話題，遊覽車一直開到演講會場，中常委們迎向在場群眾，一一握手致意時；國民黨上層卻還是黑頭轎車、穿梭於辦公室、中央黨部、豪華飯店宴會廳、高爾夫球場，來去有如一陣風。
　
訓練再訓練
　
　立法委員，也是執政黨中央黨部副祕書長饒穎奇，有一回在來來飯店參加新聞記者的婚禮，眼見國民黨籍立委蜻蜓點水式到場致意後又紛紛離開，民進黨立委卻是集體行動，對在場賓客一桌桌敬酒，警惕與感慨之心油然而生。「關係平時不建立，有事情時就沒有影響力，」最近才在陽光法案上挫敗的饒穎奇說。
　「……我們從前為什麼不能實幹快幹硬幹苦幹呢？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怕勞動，不勞動，因此，我們有腦筋不肯去想，有手足不肯去動，整天只是坐在屋子面，養尊處優，甚至於只知嫖賭吃著，久而久之，不僅不能刻苦耐勞，擔任事業，而且看見日光空氣水都要害怕，都不敢利用。」
　面對問題重重的國民黨，蔣中正無奈時會大罵，但是更多時候，他以啦啦隊長兼教練的態度，不停的進行復建與訓練的工作。從民國十三年創辦黃埔軍校開始，盧山軍官訓練團、峨眉軍官訓練團、武漢大學中央訓練團，重慶復興關黨政訓練班，一直到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他不停的在講道理和做訓練，」曾專文研究蔣中正的幹部訓練，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金開鑫指出。
　棒子交到蔣經國手中時，這位青年時期在俄國吃苦成長的國家領袖，更是捲起袖子，走到基層，在他「脫掉鞋子、下田插秧」、「不要坐收榖子」等命令下，民國六、七十年代的國民黨，中高級幹部紛紛下鄉探視民眾，了解黨務。「基層士氣也受到鼓舞，」個性拘謹的國民黨台北縣深坑鄉黨部主任賴明輝，語氣暢快的描述當時的情形。
　而以「政治工程師」自許，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翻修台灣政治環境的意志堅強、從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修憲到更新國會等一連串成就，舉世矚目。亞洲華爾街日報特以「寧靜革命」為文，讚揚這種在不流血過程中，將威權體制改成民主自由政治的成就。
　「持平的說，國民黨的政績，在全世界各國來說，至少可以排到前二十名，」普訊創業投資董事長柯文昌回顧台灣的表現說，「問題是今天的它，少了一種可以振奮人心的東西，一個大家可以興奮，可以追隨的目標，」看到鄰近韓國正以魄力肅貪的柯文昌有感而發。
　
面貌不清
　
　柯文昌的觀察，反應了今天國民黨的危機，缺乏可以號召人心的目標與行動。
　而研究國民黨歷史的資深學者蔣永敬也指出，百年來，國民黨雖然分合不斷，但是領導的地位一直不變，原因在於每逢關鍵時刻，黨人能夠提出氣勢恢宏、凝聚人心的理想目標，使得黨員能夠捐棄成見，不分彼此，放下私利，共同為一個理想一個目標而犧牲奮鬥。
　然而，「寧靜革命」為台灣帶來全球知名度，卻也凸顯國民黨本質上與結構上的問題。作為不深入民間的執政黨，它面對中產階級要求社會正義與公平，但是財團與地方派系又不甘臣服，自有主張；黨往本土化方向發展，本省籍黨員認為「台灣人受壓抑四十年取得政治地位的平等」，但是外省籍黨員擔心「中國國民黨」變成「台灣國民黨」；黨中央為了落實民主政黨，努力把民意代表納入決策體系，卻無法抗拒絕大多數的民代不看遠景，只看現實的性格。當黨成為人人進來爭奪資源的競技場時，國民黨不但無法提供人民一個清楚的面貌，甚至遠離民心。
　「今天的黨，每一個人都在追求個人的成功，」坐在午後幽靜的書房，總統府國策顧問，也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吳俊才面有憂色的說。民國十三年，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時，吳俊才才三歲，但是當時國民黨提出朗朗上口的「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口號，他迄今記憶猶新。
　「革命就是創新，一個政黨不能沒有創新的理想和目標，」伴隨國民黨走過大半歲月的吳俊才說。
　儘管在民主的時代，大家對「革命」的意涵見仁見智，但國民黨自從沒有軍閥、列強可以打倒，也似乎不再反共的今天，已失去了凝聚黨員向心力的共同理想目標，卻也是眾人皆知的事實。
　值得好奇的是，在金權和地方派系的壓力下，國民黨的精神，能否重新提振理想？
　
毀滅？再生？
　
　歷史上，國民黨的精神一度庸俗化。抗戰勝利、制憲行憲後，絕大多數國民黨人開始為太平歲月的個人出路而忙碌、爭吵，甚至鬥爭不休。
　「現在我們的黨真像一個大家庭，權利是個個人都要享受，責任是沒有一個人肯來分擔。對於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就是爭權奪利，互相防範……本黨現在確已到了這種危險地步，不但紀律蕩然，而且已是精神喪失，長此以往，即使沒有共產黨來破壞我們，我們自己也要消滅。」
　蔣中正這段重話說完後兩年，國民黨失去大陸。
　以歷史為鑑，國民黨會不會又失去台灣？問題不在民進黨，而在國民黨的領導層能否面對問題，徹底檢討、力行改變。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