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東激流 — 六、風的意志

有一條溪，叫做秀姑巒。在台灣，你常會聽到有人以興奮的語氣談起它；聽著的人，則多少都流露出嚮往或好奇的眼神。
它是唯一發源自中央山脈，貫穿花東海岸山脈，東流入太平洋的河川。夏天，你到秀姑巒溪北側的瑞港公路上去眺望，可能看到在那花東海岸山脈的腰腹間，十幾艘橡皮艇你追我趕地，隨著勢如奔馬的湍急溪流蜿蜓衝撞。艇上的人，全穿著色澤鮮豔的救生衣。寧定空寂的山谷，於是充塞了他們時時爆發的叫聲和笑聲。
這便是台灣休閒旅遊節目中，相當熱門的「秀姑巒溪泛舟」。當河面驟然寬闊，眼前出現一條白色拱形的長橋之時，泛舟便到達了終點。橡皮艇一一靠岸，遊客互相援引著，嘻嘻哈哈地棄舟上陸。
溪水呢？不理會台灣的觀光旅遊事業，逕自往大海奔去。但是，一座小島像陸地橫伸出來的手臂，毅然地阻攔了它與大海的交會。溪水鬱積成湖面，台灣東部第一大川的英雄氣勢頓減。幾番梭巡，終於在小島北端尋得突破點，推擠而出。不幸，撲面而來的，正是被中國人畏懼地稱為「萬水朝東」的太平洋。曾經鑿穿岩壁、崩毀山石、切割縱谷的湯湯河水，遭逢因為極深而顯得極藍的這片大洋，幾乎立刻便消失無蹤。
橫隔河海的這座小島，名叫奚卜蘭。如果你曾經奇怪秀姑巒為什麼要叫秀姑巒，那麼奚卜蘭的名字也許可以提供你一點靈感︰它們其實是同一個阿美族詞語的不同音譯。在昔日西洋人的台灣紀錄，它的拼音寫作Kibalan或Tsiporan，清代漢人給它的譯名則包括芝母蘭、泗波蘭和薛波蘭等，原是阿美族人對河口村落的稱呼，意思是「在河口」，後來演變成整條河流的名稱。日據時期起統一定名為「秀姑巒」。
「在河口」的村落，現在叫做大港口，是泛舟遊客補充體力，大啖海鮮之處。聚居此處的阿美人，祖先據說是駕著獨木舟，順著黑潮主流，從菲律賓來的。秀姑巒溪的出海口可容小船出入，只要越過奚卜蘭島，廣大的河口湖風平浪靜，是泊船的好地方。
和島上絕大多數南島民族一樣，阿美人不出海打漁，生計以農耕為主。不過，大港口的阿美人有一種特殊的習性︰把海漁當作慶典或紀念儀式。每當播種之後、豐收之期，或是婚喪節慶，族中男性便相約下海拉網捕魚、岸邊垂釣，女性則採集貝類，藉此表示生活有了變化，與平日不同。他們對海的需求，僅止於此。
然而，和所有近代東方民族一樣，單純平靜的日子，總是被來自海上的船隻打破。

與世隔絕的桃花源敵不過軍艦與槍砲


千百年來，台灣島能比較長久地維持它的美麗，恰在於它外有洶湧的洋流，內有蓁莽的崇山，作為它天然的護身符，阻擋了文明的斧鋸入侵。東海岸的巖壁陡峭如削，靄靄群峰拔海而起，其間溪澗交錯，密林遮日，更曾經營造出一個與世隔絕的桃花源。十七世紀以前，除了因風漂流的漁船，此地鮮少出現外人的蹤跡。
大港口初見有所為而來的外人，可能是在一六四○年。這年五月五日，卑南地方的阿美同胞，帶來一群高鼻深目的異種人，緊盯著港口人身上的黃金飾品瞧，追問這些亮晃晃的東西是打那兒弄來的。
港口人也許聽不明白，這群人來自遙遠的荷蘭。他們或許更難想像，那幾十年，東方海上的各國水手紛紛紜紜，傳說著福爾摩沙不僅是美麗島，也是金銀島；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國人，莫不想來淘金。荷蘭人佔領了台灣西南部，勢力穩固之後，便開始尋訪傳聞是在東海岸的金礦。因為陸路難行，他們駕駛中國舢舨，從安平（台南）繞過瑯嶠（恆春），沿著海岸一路摸索上來。
這樣的外人，大港口以後又迎接了好幾次。荷蘭人帶著禮物來拉攏關係，還派年輕聰明的士兵住下，學習阿美族的語言。一六四二年二月，他們在大港口的一間鐵匠鋪「看到一種閃閃發紅光的土質，鐵砧上也有金色的痕跡」，便問︰這是作什麼用的？阿美人答說不知。荷蘭人於是採了一些紅土，送到巴達維亞（雅加達）去化驗。
就在這一年，荷蘭人趕走了控制台灣北部的西班牙人，積極探勘金礦，終於在花蓮北方的山中，找到傳說中的「金河」。大港口，便被他們遺忘了。
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滿清又趕走鄭氏，政權的更迭完全與大港口無關︰花蓮以南、台東以北，始終是一個閉鎖的空間。日出日落，潮來潮往，大自然在這幾乎不受干擾，直到一個多世紀以後的一七七一年。
那是滿清乾隆年間。陽曆八月二十六日，海上忽然駛來一艘極大的船，在海岸外下錨。港口人發動攻擊，可是怎敵對方的槍彈？村子給燒了，村人全死了。大港口一夕之間夷為平地。
這群白種人，來自一個就連海上水手也不曾聽說過的國家––波蘭。為首的，是一位伯爵，名叫卞由斯基（Count Benyowsky）。他們是被俄國人關在西伯利亞堪察加半島的戰俘，四個月前九十七人集體逃亡，奪取了一艘俄國軍艦，從鄂霍次克海啟航，一路南行。八月二十六日航至北緯二十三度二十二分處，看見右手邊的陸地上有一條大河，自崇山峻嶺間蜿蜓入海，臨時決定登陸。這條河，恰好是秀姑巒溪。
卞由斯基等人的確在尋找一個長期居留的殖民地。大港口雖好，他們卻已大受驚嚇，不敢久留。回到艦上，掉轉船頭，沿東海岸向北，在澳底重新登岸。他率領部下參與當地兩個部落之間的戰爭，得到勝方酋長割讓一塊土地作為謝禮。
殖民地有了，這位波蘭貴族準備效法哥倫布，在距離家鄉千里之外的蠻荒之地當殖民地總督。他需要一個宗主國，提供他人和錢。一七八一年，他把軍艦開回歐洲，先後遊說奧地利、法國和英國出資經營。為了加強說服力，他還寫了一部回憶錄，把台灣東海岸描寫成全世界最完美、最富裕的地方。
然而他沒有哥倫布的幸運，各國元首都不肯接受他的殖民方案。五年後，他意外身亡。福爾摩沙的殖民地？再見了。

十九世紀，航海人聞台灣色變

這樁國際事件，由於外來的資訊短缺、封閉，從頭到尾沒有驚動自以為統有全台的大清帝國。半世紀以後，卞由斯基「殖民台灣」的主張，卻成為世界列強或多或少都轉過的念頭。率先把這念頭明說出來的，是哥倫布當年殖民的美國。
一八三二年，美國傳教士在廣州辦的一份刊物，公開建議美國「在中國人幾乎完全控制不到的台灣東南部地方」建立殖民地，相信「無疑的土人會樂於跟外國軍隊合作」，來對抗「苛酷統治的中國人」。
這是蘇花步道打通之前四十六年，台東正式收入大清版圖之前五十年，花東海岸絕少漢人的足跡。但是，失事的船隻、漂浮的船板、隨浪捲來的各色物品，愈來愈常見到。
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台灣備受歐美各國矚目。它們正在極力推展遠東商務，蒸汽引擎的商船往來於東方海上。但是航海人聞台灣而色變︰海圖不詳、風急浪大，在台灣海面出事的船隻最多。更可怕的是，遭難的船員和乘客如果僥倖上岸，往往立刻被洗劫一空，並且殺害。不死的，可能淪為奴隸；幸運些的，也得要光著身子（內衣褲都被剝光了）長途跋涉，才找到官府，比手畫腳地提出控訴。官府不是不理，便是說管不了（「該處既未收入版圖，且為兵力所不及」）。有的官兵根本參與搶劫。
馬偕曾形容「番人的意志是風的意志」，因為他們是如此「魯莽的衝撞與無憂慮地放肆」。當時在台灣海域航行的船隻，也多少要仰承「風的意志」，來裁決他們的命運。
美國人因為「具有一種任何季節要來就來的性格」，不大懂得避開颱風與季風，因此遇難的船隻和人員最多，對台灣的狀況也就特別憤慨。一八五三年，一位遇難者的哥哥，在美國頗有影響力的商界巨子奈奇頓（Gideon Nye），寫信給美國駐華公使伯駕（Peter Parker），力主佔領台灣。
次年率領艦隊，壓迫日本開放門戶的海軍司令貝理（Commodore Perry），強烈支持奈奇頓的主張。伯駕於是彙整類似意見，向國務院上了長篇累牘的報告。不久，新上任的美國首任駐日公使夏厘士（Townsend Harris），也就台灣問題，向國務院呈遞了同樣觀點、同樣冗長的建議書。關於土地取得方式，夏厘士更提出具體意見︰比照美國西部各州的例子，出錢購買。
美國自身正在鬧分裂，南北戰爭就要展開，因此國務院沒有考慮兩位公使的提議。但是他們的報告書，卻在歐洲各國，尤其是法國和德國，引起熱烈討論。
最後實行「殖民台灣」的，竟然是同為東亞閉鎖國家的日本，實在出乎歐美各國的意料。此事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之後，英國的「台灣通」必麒麟（Pickering）哀嘆著說︰自從一八六○年以來，英國「曾經有好幾次併吞台灣的機會，但是由於一種無可恕宥的因循坐誤，它已經丟棄了」這樣的機會。
相反的，美國方面卻頗有人樂觀其成。一八七三年，日本以琉球漁民在台灣遭殺害為理由，有意出兵之時，美國陸軍少將李善得（Le Gendre）大表贊同。他告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說︰美國既然不想要台灣的土地，那麼「番地」不妨讓日本領有。熟悉國際公法的李善得，次年在上海匿名出版著作「台灣番地是中華帝國之一部乎」（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質疑清廷對台灣「番地」之主權。日本隨即發動牡丹社戰爭。
受牡丹社事件的刺激，原本以為可以千秋萬世高枕無憂的清廷，終於下定決心向東海岸進發。開路是第一要務。一八七四年九月，提督羅大春奉命興築蘇澳到花蓮的步道。才出蘇澳街，濃密的原始森林便把他鎮懾住了。他形容蘇澳南方，直線距離只有八公里的東澳「萬山葺然，亙古未薙」，把深林密菁比喻為大地誕生以來，從未修剃的毛髮。也許因為身為大清官吏，前半部頭髮總是削得乾乾淨淨，引發他這樣的聯想。他率領同樣需要定期剃髮的千人部隊，一路砍伐「修剃」過去︰「斤之斧之階之梯之碉之堡之」，整整一年以後，路開到了秀姑巒溪北岸的大港口。

追尋熱鬧的中國人總聽不見荒野的呼喚


「垂幽鑿險，宿瘴食雲」，提督羅大春被尊為東部開拓史上的英雄。接受儒家「以人為本」觀念的漢族，長久以來重視人際倫理，而輕忽生態關懷；在面對台灣的蠻荒之時，強調的總是人的艱苦奮鬥、冒險犯難，似乎從來不曾對大自然懷抱著體恤、憐惜的浪漫之心。來自基督教文明的歐美人，居處台灣，可有與華人不同的心情？
法國外交官安博。雅認為，一般西方人並不能欣賞當時台灣的荒涼。他說，台灣沒有什麼東西能讓那些「周遊全世界走馬看花的淺薄旅行家」喜歡的，外國僑民即使居住在台灣通商口岸，也不能習慣那寧靜單純的生活，「尤其是，如果他像英國人，希望有俱樂部、跑馬場、講究的晚餐、宴會，以及西方文化所發明的一切娛樂」，那麼，對於台灣他是「逃之唯恐不及的了」。
「可是，」他接著說︰「對於狩獵家，台灣島是個最可愛的地方；而對於藝術家、喜好風景的人、愛戀自然的人，台灣更是個大千世界。」
相對於中國人的喜群居、愛熱鬧，血液中流動著好奇天性的西方人，還是比較能領略原始台灣的孤寂意趣。一八八一年，英國人漢克（William Hancock）到漢人蹤跡未至的烏來深山探險︰
「我生平第一次置身於處女林的中心，這是一種畢生不能忘懷的景象。……這地方是絕對的孤獨，除開在山中造成回音的潺潺流水之聲外，聽不到旁的聲音；除開在林中水面飛舞的蝴蝶之外，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跡象。」
在此之前三十年（一八五一），隱居美國東北角華爾騰湖畔的梭羅，已經寫出「湖濱散記」，倡言「荒野其實是我們之外的另一種文明」，要「為大自然說句話，為絕對的自由和無盡的荒野說句話」，但是漢克的心情，完全不是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所能理解。
十九世紀末，能說中國官話和四種方言的必麒麟，和他的一位英國同胞，冒著被強盜和「生番」劫殺的危險，在嘉南平原的邊緣漫遊。一位有學問的中國鄉紳在接待他們時，極感困惑地再三詰問︰「費這麼多麻煩，吃這麼許多辛苦，究竟為的是什麼呢？」必麒麟描述︰「在這個恬靜的、文縐縐的中國人看來，這似乎是我們性格當中一種不可解的特質。有什麼事情值得我們這樣麻煩呢？去看野蠻人有什麼好處呢？」
「為的是什麼？這是他在遙遠的台灣，所提出的淒切古老又悲觀的詢問。」
為的是什麼？加拿大籍的傳教士馬偕也面對過同樣疑問的眼神。一八七三年的一個早晨，在淡水一帶傳教的馬偕，與他的華人助手阿和同登觀音山。那時的觀音山，山道旁滿生著刺人的如刀高草，到達山頂時，兩人的手都因割傷而出血。但是︰
「一瞥美景，使我忘掉了痛苦，因為山下的景色是多麼的壯麗。但是可憐的阿和，竟為我對大自然發生極大愛好而感到迷惑。他和所有其他的中國人一樣，不了解大自然的美，對於僅為欣賞景色而登山一事，無法了解。」
然而，中國人為什麼不能了解大自然的美？
在馬偕看來，那「可憐的阿和」所欠缺的只不過是一點宗教的感召︰「他對自然的欣賞力，是暫休而並非已死滅。」他於是與阿和並立在觀音山頂上合唱聖詩。果然，「最後一節猶未唱完，創造了天、地、海自然美的偉大神靈，觸動了阿和的心，他的本性已回到原始的狀態。這就是美誕生的時候，他新生的心靈，現已明瞭上帝創造大自然的道理。從此以後，方才成為一個虔誠的學生，一個熱愛自然的人。」
一百年後，美國環境史學者納許（Roderick Nash）在一九七○年代著書立說，提出另一種看法，認為人類對大自然的欣賞，是「倉廩實、衣食足」之後的現象（full stomach phenomenon），僅僅發生在生活富裕、都巿發達、知識程度高的社會。如果還處在與大自然貼身肉搏的階段，人類是聽不見荒野的呼喚，生不出對叢林的欣賞感激之情的。
這現象似乎並不必然會發生。因為，在已然富足、都巿化、教育程度大幅提升的今日台灣，你到曾經有多艘外國船隻擱淺、遇劫的海邊沙灘上，會看見大學生相互競賽著燃放沖天炮，同時播放錄音帶跳舞；在曾經讓外國植物學家驚豔不已的台灣山林，你會遇見提著收音機，高唱流行歌曲的青年男女。他們仍然追尋熱鬧，仍然聽不到荒野的呼喚。
這讓人想起，半世紀前，幽默大師林語堂向歐美人解釋中國的民族性，用收音機來比喻中國的家族制度︰「譬方一架收音機，它使吾們安於鬧的習慣、鬧的婚禮、鬧的葬儀、鬧的飲食，以至於鬧的睡眠。它麻痺了吾們的神經而發展了吾們的耐性。」
阿和接納了基督教義。若他果真是因此而熱愛自然，則我們應該慶幸今天台灣東部遍地是基督教會和天主教堂。不過，馬偕如果生在今日，他會發現，引領樸實不文的阿和歸返自然，可能比喚醒現代人「暫休而非死滅」的靈魂還要來得容易些。
東海岸，仍然是台灣都會人心目中最後的淨土；秀姑巒，目前是台灣唯一未受污染的主要河川。「這情況還能維持多久？」恐怕是我們腳下的島嶼，正要向我們提出的淒切而又悲觀的詢問。_
(下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