鎘地上的牽牛花

從四線道的濱海公路來到桃園觀音鄉，順著「高銀化工」的路標往右轉，就可到大潭村。
　十二月，這濱海的小村，風，卻異常的停滯；空氣中透露著不安。村內，雜草已侵佔昔日人們曬穀的稻埕；沒有門板的大廳內，公媽、神明，也已隨著人們遠去。村外高銀化工旁的鎘地上，蔓蔓雜草中牽牛花奮力的生長著。
　往海邊走去，最靠近防風林的一家人正在品嚐一鍋雞酒。尚未遷離的泰雅族人瓦旦，打從孩提時代，就隨著父親歷經三次遷村，來到大潭定居，大囗喝雞酒的瓦旦，望著屋前鄰居領完拆遷補償費後，被夷為平地的斷瓦殘垣，打趣地說，「這好像被轟炸過後的伊拉克！」

首宗土壤污染案件

　根據省毒物藥物試驗所的報告，民國六十二年，高銀化工開始在大潭村生產塑膠安定劑，連續十年排放含鎘廢水，污染了村民十七公頃的稻田，生產出來的稻米含鎘量在一．六七至五．三八ＰＰＭ（標準安全值在○．五ＰＰＭ以內）之間。
　鎘中毒可能由食物導致者，最有名的報告來自日本：到八○年為止，已有四○○人被懷疑有「痛痛病」，其中一三○人已證實。由於研究發現尿中蛋白尿的盛行率與暴露食米中的鎘相關，一般相信可能是鎘慢性中毒導致。
　在國內，根據長庚醫院林杰樑與黃秋錦醫師在民國七十八年發表於台灣醫誌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在大潭村一位六十歲居民，尿中鎘排泄達三八．五ug/天，臨床上發現全骨酸痛、多發性神經病變及尿中排放β–２微球蛋白等疑似「痛痛病」的症狀。調查發現污染區居民尿中鎘比非污染區高。
　面對土地廢耕的命運，這批從石門水庫淹水區阿姆坪遷村來此的居民，被迫四度遷村。
　民國七十七年，桃園縣政府以每公頃八百萬元的價格，收購大潭村污染區及附近農地共五十公頃，做為公共設施用地。
　這是台灣第一宗土壤污染案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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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下俯瞰台灣，高山、平原、海洋盡收眼底。狹長的西部平原上，一畦畦的田，綻放著綠；銀白色的河川與大大小小的圳溝，宛如人體內的血管，滋養著萬物生命的延續。
　但是，據環保署調查，在台灣卻有五一％河川下游的水，遭到嚴重的污染；根據省水利局對全省五千多條灌溉渠道調查也發現，四○％的灌溉水已受到污染，每年有三億三千多萬公噸的廢水（不含家庭及部份地下工廠廢水），流入農田灌溉渠道，包括桃園、彰化、雲林、嘉南、高雄五個主要生產稻米的水利會灌溉區，都遭到嚴重的污染，根據成大環工所溫清光教授推算，污染的面積可達三萬三千公頃。

土壤污染的惡化

　省糧食局和毒物藥物試驗所的統計也顯示，每年，台灣的農田使用了九十至九十三萬公噸的化學肥料和三十五萬至四十三萬公噸的農藥（其中一五％以上的量，會進入土壤或地下水中），過量的使用，造成土壤受害嚴重。
　台灣農民的過度勤勞，土地少有喘息的機會，六○年代的農田，甚至有一年七輪作的紀錄，再加上處於亞熱帶，「因此台灣農田肥料與農藥單位面積的使用量，與溫帶的世界主要農產國比較相對地就偏高了，」中興大學土壤研究所所長王銀波指出。
　更何況台灣每年製造了六百二十萬公噸的垃圾、三千萬公噸以上的一般事業廢棄物和二百九十萬公噸含有腐蝕性和感染性的特殊事業廢棄物（環保署資料）。
　台灣的土地已承載太多的壓力。根據環保署七十六年至七十九年，對台灣地區的土壤污染調查，台灣有近五千公頃的耕地（佔耕地的九％），土壤中有重金屬含量過高的情形。
　面對經濟國際化的壓力，沒有做好產業升級的台灣，「土壤污染的問題，只會更惡化，」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林俊義認為。
　現行的行政體系，難以解決土壤污染的問題。以受重金屬污染最嚴重的彰化縣為例，縣環保局的四位稽查員要查全縣八千多家的工廠廢水、保守估計上千家的地下電鍍工廠廢水（不包括其他上萬家的違章工廠），要查得完是非常的困難；而對於這些非法的地下電鍍廠，縣政府工商課負有剪電取締的責任，工商課長陳諸勤皺著眉頭說，僅有十三位工作人員的工商課，一年要處理二萬件左右的案子，那有太多時間去管這些地下工廠？
　環保局游壽崇課長表示，這些小型的地下電鍍工廠，行動能力非常強，今天被處罰了，明天他就可以搬家復工；斷了電，他甚至可自備小型的發電機。
　遇到土壤污染這樣職責不清的問題，各單位互踼皮球。關鍵之一，在於各級政府間，幾乎都沒有懂得土壤的管員和幕僚，使得行政首長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台灣的土地就這樣長期受輕忽、糟蹋，而求救無門，」畢生研究土壤的王銀波黯然地說。
　水資源的不足，是造成土壤污染難以解決的另一困境。
　彰化縣水利會灌溉股長林達雄指出，彰化縣農田，目前一年尚不足三○％的灌溉水，在一期稻作的枯水期中，約有三千五百公頃會受到工業廢水污染的影響。八十一年彰化巿、和美鎮的一期稻作，就有農民缺水而引用濃度較高的廢水灌溉，造成部份地區出現鎘米。和美鎮源埤里七十五歲的老農施萬發，指著遭受污染的稻田說：「農民有水可灌溉就好，水中若有什麼毒素，也無能為力。」
　污水下水道的不足，也是導致土壤污染的要因。只有三％污水下水道工程的台灣，數十年來，除了大海，農田灌排水道不分，農田最後就成為這些污染源的去處。水利局副工程司胡治洪質問：你不給排，這些廢水要排到那去？這就難怪有不肖的業者，把廢水灌注在地下深水井的傳聞。

經濟成長的帳簿

　胡治洪認為，連水利單位都是受害單位，以前只管供水，現在連水質都要設有三千二百七十個監測點來觀察，但水利單位目前的做法，就像加蓋鐵窗來防小偷（廢水），可是捉小偷則是警察（環保單位）的責任。想到這麼複雜的土壤污染問題，「往更遠處看，常有茫茫然的感覺，」胡治洪不禁感慨。
　一名觀察者指出，這個盲點仍在於國家的經濟發展的目標為何？天然資源非常有限的台灣，如何去善待已受重傷的大地，再去開創台灣的未來？
　國民生產毛額的成長，和外匯存底的增加，常是政府官員引以為豪的。「可是在經濟成長的背後是一本全國公害生產額（National Pollution Product）的帳簿」林俊義指出。
　整治污染，所費不貲。台大環工所於幼華教授估計，假如以一千億台幣做為整治一條河川所需的平均單價，二十一條主要河川的整治就要耗資近九百億美元，這剛好接近我們現在的外匯存底。
　王銀波教授估計，整治一公頃受污染的土地，保守也要花一至二百萬元台幣，那麼五萬公頃受污染農田的整治，要花上五千億到一兆台幣。更何況有些受污染的土地，花再多的錢也無法恢復。
　然而人體付出的健康代價，卻不是金錢所能換算。根據衛生署資料，從民國七十一年開始，癌症就已成為台灣居民的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位，實在不是事出偶然。

污染的根源

　面對台灣環境的嚴重污染，台大公衛所王榮德教授認為，「污染的最基本根源，是人心的墮落，」盲目的只顧自己追求財富，而不顧及他人的安危與福祉，產生了社會秩序的紊亂以及環境的污染。
　面對台灣惡劣的生態環境，林俊義焦慮地說，「我真不希望看見，要等到發生一件重大的環境災難，才能激起全民的反省，」在東海大學寧靜的辦公室內，他認為：為了台灣集體的安全與利益，我們要建立起新的生活哲學，不能再縱欲於個人（包括工商界），並且要嚴格立法限制。
　這種不知珍惜有限資源，過度開發的政策，是否要歸咎於台灣三百年來的移民性格？台灣生態研究中心陳玉峰認為，中國的農業文化移植到台灣後，沒有建立起自主性的文化，「台灣錯失了從與自然對話的互動中，整理出一套可以內化成為人民信仰的理念，這使得人與土地間沒有深層的感情。」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王邦雄教授更明白指出，這與逃難、搬家的心態有關；從中國到台灣，有的人從台灣又到美國、加拿大；有的從台灣的農村到台北，「不認同自己的土地，到那都一樣，不會愛護那的土地，」加上長期的農產品價格低落，農民地位的喪失和農地的商品化，「中國人對土地的根本已在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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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的水不能吃了，」受雇在和美鎮源埤里附近鑿地下水井的陳天進這樣說。十二月天，正午時分，暖陽照得臉上噴著不少「黑格土」的陳進天的雙頰，黑中透點紅。但是地下水的濫抽、地盤下陷的副作用馬上又會跟著來，啃蝕著大地。
　離這兒一哩外，農民謝阿河的廢耕地上，因怕鎘米外流，整畦田用除草劑噴灑後，枯黃的稻穗，在風中沙沙作響，宛如在哭訴著……。
　眼前彷彿聽到，在令人嗆鼻煙霧迷漫的稀鹽酸中，辛勤工作的地下電鍍廠老闆的聲音；「我們從小做到大，叫我們收起來，莫非要我去搶劫？」地板上卻是汨汨流出含有重金屬的廢水。
　而被毒化的土壤與米穀，又能找誰去申訴？我們不能仗恃每年的颱風，義務地替台灣「洗腎」，那一天，洗不動，將是人與土地的終結，陳玉峰指出。

智慧財產的沃土

　人民有權要求政府，保障一個健康、安全且適合生存發展的環境，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能利用台灣土地的永續發展，去開創一個靠智慧生產高品質環境與條件，「這片智慧財產的沃土，才是台灣後代子孫得以發展的無限天空，」法國巴黎第十大學人類博士候選人林清財說
　六千年前，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流域平原上（現在的伊拉克）的文明是何等燦爛；主要的原因是灌溉技術的發展使沙漠變成良田。但不久後，良田就變成鹹性的廢地，因為灌溉使土壤浸在水中，水蒸發後留下大量鹽分，累積下來使土壤無法生產。巴比倫的文明也就隨著鹽分的增加而衰亡。
　美國時代海灘（Time Beach）巿一帶的居民，因為多年以前以含戴奧辛的廢油噴灑路面以防止塵埃飛揚，至今土壤中仍含有數百ＰＰＢ的戴奧辛，因此不得不集體遷村，留下一座空城。大潭村的例子就在眼前，我們如果不能用一顆謙卑的心，來疼惜台灣這塊鄉土，那麼「廢墟台灣」的來臨並不是不可能。
　「人，休養生息總是在土地上，這是人生沒有的退路，」王邦雄呼籲，唯有把台灣當做自己的家鄉，與這片土地才有了連結，才會去認同她、愛她，也唯有如此，才能在這塊土地上安定下來，去好好的教養子孫，以建立世代的基業。
　風靜靜的吹著，時間慢慢的流著。
　台灣有如鎘地上那奮力攀爬的牽牛花，我們看到絕望的一影，也看一絲生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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