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影下的異鄉人 — 非法外勞

在人群中，你很容易認出他們––外貌上明顯的異族特色，以及黝黑臉孔上近乎疑懼的神情。
　不同於台北巿忠孝東路上捷運工程的合法外籍勞工，他們是一群逐漸滲透入境，遍布台灣全島，在社會底層，準備落地生根，長久居留的非法外籍勞工。

浪費公帑

　秋陽普照，往台北縣三峽鎮郊區途中，層巒疊翠的山景中，赫然出現一座近似看守所的水泥建築––內政部警政署外國人收容所。
　明亮寬敞的所內，有一百八十餘名男性及六十餘名女性非法外勞。收容所副所長曹晴輝估計，平均每名外勞，每月固定支出二萬九千元台幣，每年須編列預算八千七百萬元。這還不包括硬體設備一千萬元。
　由於非法外勞人數太多，三峽收容所的胃納有限，在現有建築百公尺外，內政部正斥資五千萬元，興建另一座大型的收容所，預計可再容納六百名外籍勞工。
　根據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統計，流落在台灣各地，逾期居留且非法打工者，民國七十七年已達三萬二千餘人；實際上，目前光是菲律賓一年就有六萬人次入境台灣，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持觀光簽證，假借觀光名義入境打工。根據粗估，單是菲籍非法外勞就有四萬人左右，若加上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斯里蘭卡、緬甸，以及非洲的迦納、多哥、奈及利亞、獅子山等國，人數就更可觀了，然而這與官方的統計數字仍有相當差距。目前官方資料顯示，台灣現有的非法外籍勞工，「約有二萬三千多人，比起七十九年十月的最高峰時期五萬一千人，已整整減少了一半，」曾任警政署外事警官隊股長，現仍在台北巿警察局主辦外事的警官曲來足表示。

後患無窮

　收容所的支出，只是非法外勞製造眾多問題的一環，是問題中最小的部份；延後台灣產業升級腳步，帶來新的社會治安問題，外勞落地生根後引發的種族歧視以及跨國性的勞資爭議，才是其中影響深遠的關鍵。
　三峽收容所內收容的一百八十餘名男性非法外勞中，有半數只是短期過客，一星期內即遞解出境，因此循規蹈矩；另外二分之一由於欠缺護照，被長久羇押，快則收容二、三個月才遣返，慢則拖上一年，
　這少數被警方形容為「不動產」的男子，「多半是有犯罪前科，不受其祖國歡迎的社會底層分子，」巿警局曲來足指出，他們持觀光簽證或循非法管道，進入台灣後，發現就業容易，工資高過其本國十倍，立刻心生居留之意，於是自行撕毀護照，假稱遺失；也有部份外勞，因未履行勞動契約，護照被第一任雇主扣押；更有一些外勞，打工多年，賺得薪資悉數寄回祖國，被警方查緝後，仍堅不補交所得稅、不自付機票錢，而與我國主管單位形成僵持局面。
　今年下半年，為淨化選舉前治安，警方積極查緝非法外勞，才發現問題之嚴重。
　根據出入境管理局統計，每年入境台灣的外籍訪客達一千五百餘萬人次，其中東南亞國協六國即有數十萬人次，而且三分之二以上持觀光簽證。

假觀光，真打工

　但仔細分析，除了新加坡以外，菲律賓的經濟凋敝，政局動盪不安，絕大多數人民不太可能到平均所得接近一萬美元的高所得、高消費水準的台灣來觀光。此外，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汶萊等國，貧富差距懸殊，有能力來觀光者應也不多。
　然而他們卻在各種不法仲介團體或個人的媒介下，藉道韓國進入台灣，由於證件齊全，且酷似旅行團的行動，「每個人囗袋都有二千美元，還西裝革履，具備回程機票，」一位警官形容，這種令警方無可挑剔的裝扮，使管制機場入境的警員也無法拒絕其入境。實際上，這類觀光客一旦入境後，立刻褪盡掩飾，搖身一變為非法外籍勞工。
　非法外勞的問題為何愈演愈烈？
　三峽收容所的二線三星警官蔡朝昇認為，這是我國典型各部會缺乏溝通、協調所造成的結果。在朝夕與非法外勞相處後，他有感而發地指出，外交部在發展實質外交，鼓勵東南亞和非洲各國與我國進行經貿交流的同時，應更審慎發放觀光簽證；最好能效法美國在台協會的做法，每名申請到美國觀光的台灣旅客，均需與簽證官面談，我國在東南亞、非洲的做法也應循此模式。

不知去向的緬甸人

　例如，囚禁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而遭全球各國抵制的緬甸，是一個軍人當政的極權國家，其國民出境手續極為困難，平均國民所得也是全球倒數前幾名，根本無力到台灣觀光。但是在三峽收容所，卻有兩名緬甸人以觀光名義入境；此外，散居台灣各地還有一百餘名緬甸籍的非法外勞不知去向。「明明緬甸人的護照上，都註明不准他們來台灣，為什麼外交部駐外單位還給他們簽證？」蔡朝昇說，現行法令規定，一旦他們擁有合法簽證，海關即使懷疑他們可能非法入境打工，也頂多只能像英、美的入境管制人員那樣留置他們，極短期間，若查無實據就無權拒絕入境。
　然而外交部對把關尺度的拿捏，也頗感為難。原因有二：一、在中共強力阻撓下，我國與世界主要大國，均無正式邦交，近日為爭取加入關貿總協，須與各國維持友好關係。二、雖無正式外交關係，但經貿往來的大原則是平等互惠，我國人民經常赴東南亞旅遊，東協各國一律持歡迎態度，我國又怎能拒絕他國人民來台觀光？
　在外交上進退兩難的困境牽制下，解決非法外勞的問題曲來足認為，「釜底抽薪之計是杜絕其巿場的需求」，也就是懲罰雇用非法外勞的雇主，以判處刑、科罰巨款的刑責，遏阻非法外勞繼續流入。
　然而在修訂通過的「就業服務法」中，雖已規定雇主違法雇用兩名以上非法外勞，最高得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非法外籍勞工依然氾濫，這又是什麼緣故？

暴利可圖

　有暴利可圖，是雇主甘願以身試法的主要誘因。以往情況是，無論外勞或雇主，兩相情願簽定的聘雇契約，薪資僅及國內勞工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水準；但若經勞委會所規定的程序申請，外勞的薪資完全比照本地工人，就失去聘雇外勞、賺取厚利的原意。
　對於非法外勞仲介業者，圖的也是暴利。斯里蘭卡籍的朗諾亞(Malcotm Ranoeniya)和維多利那(Margret Victorinanna)夫婦就是典型受到仲介業者剝削的案例。四年前，他們透過仲介公司，在馬來西亞取得赴台觀光簽證，為了籌足仲介公司所開的價碼四千二百美元，他們把房子抵押給朗諾亞工作的銀行，當時他在銀行的月薪是一百美元。
　外交部主管簽證事務的一位官員卻證實，歐、美、日以及東協各國（斯里蘭卡也一樣）的觀光客，取得台灣簽證的手續費並不高，觀光性質的「停留」簽證是五百元台幣左右，可在台定居半年的「居留」簽證也不過九百元，仲介公司及非法人囗販子剝削外籍勞工，可見一斑。
　非法外勞人數目前仍在持續增加，且隱藏各地，被仲介公司和雇主剝削其廉價勞力，這對外勞既不公平，也醞釀了潛在的治安危機。四年前就曾有非法外勞，不甘被苛扣薪資，謀殺雇主的慘劇：台中烏日鄉有利工業的負責人張濬元，被其雇用的非法外勞謀殺後棄屍，也非孤立事件。因為在三峽收容所，幾乎每一名初來乍到的外勞，都投訴聲稱被仲介者和雇主嚴重苛扣薪水，經常領到的薪資不及當初議價的一半。
　這些非法外勞，三三兩兩在收容所內踱步，食宿條件雖不錯，但每天在所內，形成一股莫名的敵意；收容所內僅二、三名無武裝的警員看守，氣氛十分沈重，「如果不是太熟了，在路上遇到這麼一大群外籍勞工，連我也會怕！」蔡朝昇一方面非常同情這些飄零異國的畸零人，另一方面卻更擔心，數以萬計藏在台灣各角落的非法外籍勞工，在身心調適不良、警方嚴格查緝，以及台灣富裕社會的物質引誘下，會不會像一顆顆定時炸彈，隨時引爆駭人聽聞的犯罪事件？
　為了儘快遣返這些外勞，警政署目前透過民間的「國際移民組織」和天主教團體，向馬來西亞、斯里蘭卡政府施壓，由於兩國均是此一移民組織的會員國，才算稍有轉機。這個組織，剛替斯里蘭卡的朗諾亞夫婦補辦妥護照，面色凝重的台北辦事處氶辦人李美卿不免感嘆，這些外勞也是被剝削的一群，「不幸的個案太多了！」她說。
　此外，異國通婚、落地生根的外勞個案，也有日漸增多的趨勢。
　在三峽，有我國女子每天到收容所探視男友；最早期的泰國新娘，在嫁給台灣的老榮民生了下一代之後，使台灣多了一些混血的面孔；近期日增的非法外勞，更有可能使台灣重蹈先進國家的覆轍，從一個同質性高的社會，變成一個動輒產生種族歧視爭議的多種族國家。
　非法外勞入境容易，要強制驅逐出境，卻有種種實際執行的困難，主因是他們多來自當地社會的中下階層，屬無專業技術能力的弱勢團體，在祖國已無力謀生，一旦入境台灣，往往千方百計想要長久居留。
　然而目前政府主管單位是五部各自為政的多頭馬車。許多學者就曾質疑我國的外籍勞工政策到底在那？如果說有外勞政策，而且還要合法引進，「基於人道和外交上平等互惠原則就不該剝削他們，因為沒有人甘心被長久剝削，」留學德國的中興大學教授黃世鑫表示。
　從產業結構轉型的觀點來看，「外籍勞工多半只能受雇於本地工人不願做的骯髒、危險、勞累的勞力密集產業，」一位日商電子公司台籍副總經理指出，使用外籍勞工確實只是權宜之計，無益於產業升級。
　非法勞工的管理，事權不統一，確實已釀成眾多的後遺症。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只是，誰才是那真正的統一事權，一條鞭式貫徹外勞政策的「主管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