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記者 — 權力的影武者

十年前的國會記者會很「羡慕」他們。
立法院開議從來不曾在有人推撞、有人踢打、有人砸資料、有人四處接落物中進行。行政院長施政報告完，不會做出勝利手勢；立法委員也不會帶著布條、鮮花、紙飛機衝撞發言台。
權力的角力不會自檯面下搬上檯面演出。昨日才有人宣布退出民進黨，今天就有人退出集思會，這邊有人抗議被「敷衍」，那邊又有人宣布「立法院死了」。
集各種新聞可能有的暴力、爭鬥、刺激、煽情，立法院由近四十年靜止的死水，一夕之間沸騰成滾滾的熱氣。
十年前的國會記者也會很同情他們。
立法院角色突然大幅膨脹，國會記者的工作量也幾為其他路線的兩倍。其他部會的記者可以下午三、四點鐘才到部會報到，國會記者每天早上九點開始，就要逐字逐句抄錄院長報告或追逐兩黨協商結果；一個接一個的委員會、記者會、公聽會，晚上十一、二點發完稿才得休息。
「我幾乎沒有個人的私生活，晚上做夢還會夢到陳水扁對著郝柏村拍桌子，」中國時報記者夏珍，前天深夜三點才自社小組討論中抽身，匆匆趕到；又在瞥見民進黨團幹事長彭百顯被幾位記者包圍，而迅速離去加入。
競爭態勢前所未有的激烈。立法院新聞室估計，十年前持有證件出入立法院的文字、攝影記者總共不過七十位，現在到處穿梭的就達四百位。單是鎮日等候的文字記者就有八十位，往往比出席的立委總數還多。過去曾經一位記者跑七、八年，現在大報社編制六人一起跑。「簡直是有洞就鑽，」一位報社記者形容自己的工作。

歷史性時刻

在台灣政治態勢劇烈震盪、重組的歷史性時刻，這些平均年紀二十八歲、七成為男性、百分之八十六大學以上學歷的年輕國會記者，掌握了目前台灣權力結構的樞紐，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左右了台灣社會、政治發展的動向。
表面上看，國會記者的重要是因為他們佔有媒體最重要的篇幅，底層的因素卻是因為他們是立委權力的來源。如果立委是現在全台灣權力最大、唯一能向政府權威挑戰的一群，那是因為國會記者給了他們權力。
紐約時報記者史密斯在「權力遊戲」一書指出，因為媒體記者，議會的倫理被徹底打破。議員不再藉著傳統的組織體制獲得權力，而透過媒體爭取到選票。
對照其他部會官員的權力來自組織人脈；產業界的權力來自巿場表現，國會記者角色的重要與微妙就和產業或其他部會記者有所不同。

不上報會死掉

立法委員陳癸淼表示，由於媒體重新聞性、衝突性；不重功能性、政策性、協調性，立法委員的問政風格已經被推往這個方向發展，「因為民意代表不上報就會死掉，」陳癸淼表示。
立委高資敏更形容有些委員見到記者的鎂光燈就「燈來瘋」，跟著上台哄打成一堆的人則是「飛蛾撲火」，「立法院真正做到打成一片，」高資敏諷刺地說。
美國傳播理論家伯斯特曼（Neil Postman）在「歡樂至死」一書中指出，媒體改變了政治的本質，使政治愈來愈像演藝業，主要的理念也自追求卓越、真實和誠信，轉變成追求「看起來像」卓越、真實和誠信，本質上卻完全不同的東西。
伯斯特曼的警告在台灣的立法院具體呈現。
農業立委許福曜平日是個陌生的名字，有些記者甚至連名字都寫錯。十一月初立法院總質詢，無黨籍立委陳定南佔住發言台，許福曜一個箭步向前架住陳定南脖子，第二天許福曜的名字和相片紛紛出現在各報顯著的版面。
另一位立委坦承為了質詢某項法案，事先知道如果質詢沒有衝突性，必然無法獲得媒體的青睞，因此故意單挑內政部長吳伯雄，指責他平日花太多時間唱卡拉OK，所以無暇研究法案。當天的晚報果然一如期望以顯著篇幅刊出。
「聰明」的立委早已知道如何在今天的媒體上出人頭地。
在台灣民意高漲、各種聲音浮動的時空環境，「衝突」成為立委和記者「共生」的立足點。不論是意見或肢體的衝突，都使新聞更精彩、刺激；使立法委員更受矚目，立委和國會記者的地位因此更為活躍。
而自民國七十六年立委朱高正跳上議會發言台，令全台灣頓時錯愕的那一剎那，立法院成為主導台灣政治主要的力量，國會記者也面臨了從來沒有過的挑戰。
最近立法委員林正杰的婚變案，捲入了一位國會女記者，更使記者與立委的角色倍受關注。
婚變案也許是個特例（「它可能發生在任何一條路線，」一位國會女記者表示），卻尖銳地凸顯了國會記者和立法委員之間，複雜而曖昧的關係。

各司其職

一位時常出入立法院的人士冷眼觀察，立法院好像一個大公司，委員和記者在各司其職，一方製造，另一方負責包裝和行銷。他們出產的產品是「衝突」，不論是肢體或意見、立場的衝突。於是記者可以在立法院擁有停車位（職員則必須自己設法），中午時分還像立院職員一樣領便當吃。
共生的關係造成的影響是立委是否扮演好角色沒有被監督；認真的議員沒有受到肯定，有些形象良好的議員卻未必認真問政。立委彭百顯就點名指出，一項民意測驗中，被選為形象最佳的某位軍系立委，民意測驗那段時間前後的委員會卻一次也沒有出席。
政大新聞系教授徐佳士警告，英美國家認為媒體是第四權，就是把媒體看成和立法權一樣獨立的權力，當記者放棄制衝的角色，而且幫助另一個權力，對民主的發展是非常可怕的。
當民代和記者這兩股社會上最大的監督力量，發展成互利的共生關係時，更令許多人擔心，過去幾年立法院功能癱瘓、搶麥克風文化像瘟疫般到處流竄，已使台灣付出無可挽回的代價；年底資深立委退職之後，增額立委全面主導國內政治發展、法案修廢，一旦監督民意代表的媒體角色發生真空，對台灣將產生更為不利的影響。
造成委員和記者的共生關係如此緊密的因素之一，一位記者表示是因為立法院的新聞「以人為主，不像其他部會強調事情本身」，例如經建會的六年國建或財政部的新銀行開放。
因此立委和國會記者的互動必須特別緊密，許多並且以檯面下的方式建立私誼。「我這輩子第一次去地下酒家就是和委員一起去的，×××（一位重量級立委）當時也在場，」一位在立院跑了近兩年，已算資深的報社記者說。
民國七十八年增額立委選舉換上七成以上的新立委，和報禁開放後大批湧入的新記者，則使生態關係的經營不再著重於幾個核心小圈圈，而擴大交錯成普遍、龐雜的體系。

灰色地帶

記者和委員共生關係的過度發展，於是角色之間的分際開始模糊。「立法院的確有很多灰色的地帶存在，」一位晚報記者承認。
一位增額立委對著某位報社記者大罵某人士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後，記者問︰「我要這樣寫嗎？你要我這樣寫嗎？」委員連聲答道︰「不要不要，你就寫…」。
立委朱高正創立社民黨，了解的人士表示，一位國會記者不僅名列發起人之一，而且奔走甚力。
一位已離職轉任立委顧問的前國會記者，更在跑立法院時和立委有生意往來，並開豪華進口轎車，有私人司機，在記者中獨樹一格。
有些國會記者還替立委寫質詢稿，幾乎兼任立委助理的角色。
一位國民黨籍立委斬釘截鐵地指陳，幾位立委辦公室前經常出入的記者，即「包月」替立法委員寫質詢稿，「新聞道德令人懷疑」。
一位已升任大報主管的前國會記者也曾指著當天報紙的頭條新聞毫不諱言地說︰「這個稿子是我寫的。」

供需配合

由於記者「有新聞鼻、新聞眼，知道什麼東西比較容易上報，」一位立委解釋，許多委員因此歡迎記者寫質詢稿（立委王令麟徵求助理的公開廣告中，就明載「記者優先」）；對記者來說，質詢稿既有「落實理念」的成就感，又有額外的收入（一位前國會記者透露兩年前替立委寫質詢稿，一字三元，比替媒體寫稿還多），供需的配合，因此成為立法院許多委員「聽說」、「不覺得有什麼錯」的事實。
譬如曾經擔任十年新聞記者的立委周荃就認為，一個人可以扮演各種角色。記者替立委寫稿「一方面可以建立私誼，還可以藉著這個機會影響社會，和委員助理是有些類似，但可以被接受」。
台灣這一種記者幫立委寫稿的關係，則令來訪的華盛頓郵報記者Don Sutherland驚訝不已︰「簡直匪夷所思，這在美國絕對不被允許，一定會被報社立刻開除。」
政大新聞系教授徐佳士指出，記者拿錢為立委服務，「從公的來說，違反制衝的角色；從私的來說，私人道德已經有了瑕疵，這和政府官員貪污有什麼差別？」徐佳士嚴厲批評。
政大新聞系副教授羅文輝也舉傳播學理論表示，人類有選擇性暴露、理解和記憶的傾向，在選擇資訊時往往有意無意選擇和自己理念相符的資訊。西方著名媒體因此往往禁絕記者參與路線上的事件，以維持記者的公正客觀。

赤裸的權力鬥爭

雖然佔有報紙最重要的版面，身處媒體老闆和同事心目中最熱門的路線，但國會記者也面臨最激烈的競爭、最繁重的工作壓力，最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和最多的專業和價值判斷的限制，因此特別需要豐富的歷練與成熟的判斷。
但今天的立法院記者情況卻恰好相反。目前跑立院的記者七成年齡佔三十歲以下，跑立法院資歷超過兩年的只有五分之一，超過三年的最多不超過二、三位。
由於報禁開放後，大批新手提著新筆就上火線，大量填補了原應由資深記者擔任的工作。一位甫自軍中退伍的新進國會記者就戲稱國會是新生訓練班，「老的沒人要跑，太苦了。」
不像其他部會記者可以主動挖掘新聞，國會記者的工作較為靜態，往往從早上九點起「坐在那等著新聞往頭上掉」。極少有獨家，卻不能一刻稍離，否則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一位電視記者因此乾脆形容國會記者的工作「就像大學聽課，聽一天的演講，記重點就可以，」所以公司能支援跑國會的記者很多。
國會記者年齡明顯降低，令許多人擔心，在面對最複雜、糾纏的權力風暴和政治議題時，往往只追逐問題表象，或易被受訪者操縱利用，無法探究本質。「缺乏資深國會記者對國家是很大的傷害，」立委彭百顯感慨。
對專業不夠了解則是國會記者的另一個限制。立法院集聚了所有的法案，即使是連任數屆的立委都未必了解，何況是跟著新聞快速流轉的記者。報社路線的劃分，更使國會記者無法深入探討某一法案的影響，否則容易「踩線」，「總不能為了一條新聞，跟整個報社為敵吧？」一位已經不跑立法院的記者反問。
此外，即使記者深入討論，也未必能獲得編輯的青睞，因此關係重大的法案無法獲得應有的篇幅，遇到聳動的衝突，法案新聞更是毫無招架能力。
「國會記者是需要反省，更應該反省的是媒體本身，」一家晚報的國會記者談及自己面臨的限制，沈吟良久後指出，社會大眾苛責國會記者只寫衝突或報導偏頗，媒體其實應該負更大的責任。「透過寫稿、改稿、丟稿、刪稿，你已經被體制規範了，」他強調，今年到目前為止，針對每一條民生法案通過都有發稿，但「你去看看我們報紙有關法案的新聞有幾條？」
一位記者因此指著另一位看來沮喪、挫折的國會記者感慨地說︰「看國會記者的改變，就知道台灣的政治發生了什麼事。」
在諸多環環相扣大環境的限制下，要問國會記者給台灣帶來什麼，也許並不公平，況且也有少數優秀的國會記者，為寫出中立客觀的深度報導而竭盡所能。一位傳播學者就說︰「這是一段新聞界的轉型期，給他們一段時間，他們會慢慢成熟的。」
只是，誰來給中華民國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