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五月學運，大學校園，陸續有學生加入罷課的行動。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宋楚瑜對著媒體，表情嚴肅地呼籲學生儘快回到教室，「罷課是對知識的拒絕，」宋楚瑜說。
　針對宋楚瑜的談話，參與五二○知識界大遊行的台大心理系教授余德慧不滿地認為，國民黨的語言太「低階」，把知識的定義限制在課堂，再加上媒體「有偏見」的報導，「這種情況下談溝通，No way，」余德慧斬釘截鐵地說。

不同的版本

　這種立場不同，官、學兩界之間溝通不良的問題，以各種不同版本出現在不同年齡層的人士身上。
　滾石有聲出版社董事長段鍾沂對於比他小十歲以上的員工談話，就頗感困惑。
　「你跟他說『當年』他不愛聽，『過去就過去了，現在有新的東西，』問他什麼是新的？『不知道』，」四十四歲的段鍾沂眉頭微皺，感慨地說。
　政大新聞系二年級的學生謝其濬對於和上一代的溝通，也有類似的反應。父母親希望他賺大錢，他夢想的是有個工作室，拍拍紀錄片；著重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的父母贊成核四興建，他認為經濟的發展犧牲了很多東西，反核四。一次家中因保險絲燒斷而停電，燭光中用餐時，父親半揶揄地說︰「你不是反核四嗎？反核四就是這樣，」謝其濬避掉話題，因為「他是父親，他不會讓你辯贏的」。
　有些人逃避溝通，有些人以肢體、行動激烈「溝通」。
　從國會到學校班會的混亂；從離婚率的節節升高（民國七十五年一•一六％到去年一•二五％）到學生自殺案例激增（東海大學一週內二位學生自殺）；從學運中教師與學生最後分道揚鑣，到台大教授陳師孟與城中分局局長張琪在「警察毆打老師」事件的溝通現場，前者流淚指控、後者黯然離去……。不同的紛爭、事件背後雖然都各自糾葛著複雜的因素，卻也反映出共同的問題，溝通不良的淤泥，正點滴沈澱、逐漸堵塞住台灣社會的各種人際網路。
　這個問題正日益嚴重，逐漸造成二代之間、兩性之間，甚至年齡、背景相似的同儕之間發生困擾，使許多大至統獨之爭、公共工程的進度延宕，小到親子關係的問題缺乏解決的切入點，並且常流於意氣之爭；另一方面，則拉大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如果有人問我，當今社會最需要的是什麼？我會回答︰我們最需要溝通，」卡內基訓練負責人黑幼龍觀察台灣的社會、企業的衝突亂象，在一篇文章中開門見山地說。
　十七世紀的英國詩人約翰•鄧（John Donne）的詩中曾經寫道︰「沒有人像一座孤島，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部份，」但時間運轉三百年，人類關係的發展方向卻恰巧與此背道而馳。人們正像一座孤島，愈來愈習慣於坐在冷硬的電腦和機器前，卻拙於處理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溝通盲點

　人與人之間與生俱來的差異性所造成的溝通盲點，是許多人際問題的癥結所在。心理學家分析，大多數男性的性格較屬重視結果的任務取向，和女性注重過程的人際傾向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在兩性之間形成溝通障礙。中興大學社會系副教授楊蓓輔導過近三十家企業，許多男性主管都曾經向她抱怨與女性員工難以溝通，寧可選用能力較差的男性員工作為共事的對象。
　不只是異性之間思考風格互有差異，即使是同性之間，也並不像卡緊的齒輪一樣，永遠運作平順。「樂在溝通」一書的作者白克夫婦將一般人的溝通方式分為積極型、侵略型和退縮型，因為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念的不同，除了個性穩定的積極型之外，一般人在互動間都極易產生紛爭和困擾。
　但分析台灣社會溝通不良的底層因素，除了性格差異之外，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認為，是由於中國人凡事講「情」的文化情結。
　黃光國指出，儒家精神重仁德、講情意，在缺乏制度、組織規章所訂定的遊戲規則下，凡事都根據情理法以情為首的運作原則。當社會體制日趨龐大、問題治絲益棼時，傳統的溝通模式就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凡事講情份的中國社會，令對方情緒愉悅往往比以專業與理性說服對方更重要·黃光國舉例，近年來出現的抗議示威中，每見情緒凌駕理性，觸目盡是「怒」、「恨」、「死」等情緒性的字眼，和「要孩子不要核子」等使問題兩極化的標語，主宰溝通過程的，不是知識、專業而是情緒，大大降低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威權取代溝通

　張老師月刊總編輯余德慧分析，溝通的目的有二，一是達成共識，二是解決問題。在過去傳統社會中，威權取代了這兩種溝通的功能︰以威權者的意見為意見，由威權者扮演解決問題的角色，因此溝通的問題始終未被重視。
　但自威權鬆動，中國社會的基石－－倫理崩解後，各種聲音爭搶舞台，威權不再能夠解決問題，甚至成為眾矢之地，溝通的重要性與溝通不良的問題於是浮現。
　威權崩解，弱勢團體的力量一旦獲得釋放，威權的殘餘心態和過度反彈的個人主義立刻各據山頭，相互競逐，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進一步結論，「溝通的意義其實不只是溝通問題，而是權力與資源的分配問題。」
　政治結構的天崩地裂，影響了社會運作的方式。一股反體制、反權威、反主流的社會集體情緒成為另一種主流。有人因此憤慨地認為，無論提出什麼論點，都會有人大加攻擊，難以形成共識。

成為標籤

　大學校園內，新馬克思思潮成為風潮。一位大學生表示，在自立、中晚等自由派報紙的推波助瀾下，新馬成為許多社團、讀書會最熱衷的讀物，甚至成為標籤，許多同學在互相介紹時不忘加上一句︰「他對新馬的×××很有研究。」
　新馬對於資本主義所造成人類的疏離、物化大加撻伐，現實社會，所有的體制、威權，和既得利益又不斷被襲擊、顛覆，一位學生就坦白剖析自己︰「對權威幾乎是潛意識的憎恨，逮到機會做出反權威的事情會覺得很爽，」因此知道下學期的課有一位相當嚴厲的老師，這位被以前老師認為「很有內涵」的學生「已經想好方法怎麼對付他」。
　一位文化界人士因此擔心，當這些以「反抗」、「叛逆」、「酷」為信仰的學生成為社會主幹時，要談了解彼此、取得共識的溝通，無異緣木求魚。另一方面，環境劇烈變遷，將台灣社會時間和空間的座標，切割成一塊塊不連續、不相同的碎片，也阻礙了溝通的進行。其他國家數百年的演變歷程在台灣被壓縮在數十年內完成，不只是上下兩代生命經驗迥然不同，即使是同一個年齡層的人士，在多元化的社會，也會因為生活條件互異，而價值觀南轅北轍。
　因此一件事情發生，不同的人物看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圖象。參加學運的學生，對某些人而言，就像二年前天安門前靜坐理想熱情、關心國是的年輕人；另一些人看來則像四十多年前，大陸上一批受人煽動、衝動盲目的大學生。
　也因此獨台會案發生，群情譁然，有人認為是二十年前白色恐怖的重現；另一方面，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則滿腹委屈、情緒激動，直喊有人陰謀叛亂，「現在正是國家危急存亡之秋」。
　瞬息萬變的世界像快轉的錄影帶畫面，過去十年以上才出現的一個代溝，現在已經有許多人發現，和相差五歲的人講話就要變換一種心態和語言。

衝突著力點

　校園內就出現關切重點明顯差異、價值觀完全不同的兩種社會·以本土關懷為訴求的學生形成旗幟鮮明的陣營。許多學生熱衷參與社會，參與遊行示威，甚或罷課活動。走在大學校園，「台語研習班」、「台灣本土研習營」、「台灣歌謠演唱會」的海報隨處可見。
　另一方面，許多大專老師和學生都觀察，愈來愈多的學生開車、帶BB Call、大哥大上下課，股票賺取的利潤在許多同學之間口耳相傳。政大新聞系學生謝其濬形容班上同學在登記下學年實習的報紙柵美報導時，九成男性同學的志願都是介紹吃喝玩樂等去處的消費生活版。最後還要運用協調，才成定局。
除了製造完全不同的生命經驗，環境快速變動還誘發了社會底層原本不安的因素。股票、房地產的狂飆成為許多家變、婚變的衝突著力點。中興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楊蓓毫不猶豫地表示，近幾年所接觸的家庭、婚姻案例，幾乎每家都與股票掛勾。「財務糾紛只是表象，內在是原本就溝通不良的問題，」楊蓓指出。
　東海大學美術系教授蔣勳觀察，七年前當他開始擔任美術系主任時，學生猶能正常開會、共同決定事情。今天卻系大會流會、畢業展總幹事因為無法協調氣得辭職、班級久久決定不出畢業旅行路線。
　蔣勳認為，這一代成長的孩子缺少上一代孩子得自鄰里和兄弟姊妹的人際經驗，無法從與他人的接觸、磨擦中，找到與人相處的平衡點·許多學生在家中獨自住慣屬於個人的房間，一住進要和人共處的學校宿舍立刻痛苦不堪，迫不及待在外租上一層、甚或一棟房子，無法與人溝通、相處，「像蝸牛一般，一受傷就退縮」。

孤立的城堡

　除了家庭與鄰里的人際教育外，台灣的學校教育過度強調個人的智育成績，忽略團隊的表現，使台灣人無論在國內、國外，企業、學校都像一座座孤立的城堡。
　一位觀察者指出，台灣學校教育鼓勵學生參加演講、辯論，卻絕少費心思在團隊合作和溝通上，因此許多專業人士可以引經據典評論時事或準確地談論業務問題，卻連和人接觸的基本應對進退都無法舉止合宜，遑論和人溝通、共同解決問題。
　溝通不良所牽引出的問題冰山，正一座座浮現。許多人都同意，溝通正是台灣許多問題的表象，而不是本質，更多深沈的結構問題，隱藏在後。台大教授黃光國因此強調，「溝通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曾經拍攝過孫越的公益廣告片的大好傳播負責人王念慈也深有同感。王念慈最近為富邦文教基金會製作四集以青少年為主題的公益電視節目，拍攝過程遍訪學者專家、少年法庭、家長和青少年，王念慈形容自己愈深入了解問題，就愈有無力感。
　但是在堅持到底將節目完成、播出後，雪片般飛來的父母、子女回函，讓王念慈深刻體會到，儘管凡事涉及社會、制度等結構性問題，必然盤根錯節，無一源頭，畢竟不能將希望就此放棄，而且也有很多人不願放棄。而解決問題的起點便是相互了解、相互溝通。
　因此王念慈用二支強調「聽和說一樣重要」的廣告片，希望提醒家長和青少年，聽聽對方究竟要說些什麼。
「你總要有個地方開始，」王念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