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解構兩岸解凍 — 回顧十年

　過去十年（一九八一－九○），是世界和中國都變動得非常劇烈的時代。
　以世界形勢而言，最大的變化自然是以美蘇為首的兩大對立陣營的解體。這一解體的過程是從蘇聯開始的。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徹底失敗，終於使蘇聯不得不在政治上稍稍放鬆其極權的控制，以緩和人民的不滿。但極權政治的最大特色便是只能緊而不可鬆，一鬆之後便將不可收拾。所以東歐的共產政權從一九八九年的年底開始，真像骨牌一樣，一個接著一個倒塌了。
　史達林在二次大戰後所辛苦建立起來的「衛星」，幾乎在一夜之間整個消失了。與此同時，蘇聯內部的加盟共和國也開始要求獨立，波羅的海三國，特別是立陶宛，更是全力以赴，企圖脫離蘇聯的統治。蘇維埃大帝國似已呈土崩瓦解之勢。
　在這一連串的蘇聯和東歐的變動中，我們顯然看到民族和文化的力量重新在世界上抬頭，以階級利益為號召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了。但是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並不等於所謂「自由世界」的勝利。東歐各國的公民社會怎樣才能在廢墟上重建，現在還完全看不見端倪，整個世界似乎正在走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

處處機會、處處危機

　民族和文化的力量在阿拉伯世界也同樣不可低估。美國雖然在對伊拉克戰爭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中東「新秩序」的建立依然遙遙無期。
　總之，今後十年之內，世界局勢將處於一個最嚴重的轉型階段，雖然處處都好像有新機運，然而處處也都潛伏著爆炸性的危險。
　本文的主旨是在對中國過去的十年作一回顧，以為展望未來十年的一點參考。上面對於全世界的簡略觀察只是為這一回顧與展望提供一點背景的了解而已。下面讓我們轉入正題。

改革與開放?

　在過去十年中，海峽兩岸的中國也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巨變。這十年是中國大陸「改革」與「開放」的時代。如果我們暫時撇開八九年天安門的屠殺不談，僅僅把今天大陸的狀態和「文革」時期作一橫切面的比較，那麼我們不能不說，大陸的變化是極其顯著的，特別是在人民的一般經濟生活方面，中共的變革和蘇聯起於相同的原因——即所謂「社會主義經濟」的破產，但突破點不同。蘇聯的突破點在政治結構，中共則在農村經濟。這一差異和兩國的歷史背景之不同有關，此處不多做討論。
　大體上說，中共的農村經濟改革是相當成功的，它復活了中國農民自力更生的精神，所以中國大陸的經濟情況，至少就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言確比蘇聯好得多。
　但是大陸在這「改革」和「開放」的十年之中也充分暴露了中共內在危機的嚴重性。兩年前天安門血腥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巿民，便是一個最有代表性的徵兆。這我們必須分析一下今天中共政權的性質和它十年來的基本政策。
　中共的「改革」和「開放」自第一天起便嚴格地限定在經濟領域之內，而絕不觸及政治體制，大概在一九七九年到八○年，當鄧小平正在準備復出掌權的那一短暫的期間，中共的報章上曾提出過「民主」的口號，但那是指「黨內民主」。當時的形勢是︰大權仍在華國鋒、汪東興一流人的手上，鄧小平則在黨內有較大的群眾基礎。因此只有通過「黨內民主」才能把這個形勢顛倒過來。但是鄧小平上台之後，幾乎第一件事便是封閉了北京西單的「民主牆」，接著則把提倡民主的魏京生等人送進了監獄。
　我特別指出這一段往事，是要說明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命運是在十年前已決定了的，絕非出於偶然。

經濟放鬆，政治加緊

　近十年來，我一再提出過一種觀察，即中共極權統治的本質從未因「改革」、「開放」而稍有改變，鄧小平的基本政策可以概括為「經濟放鬆，政治加緊」八個大字。我覺得這是我們海外的人－特別是在台灣的中國人－必須時時刻刻記住的一項最重要的事實。
　大陸十年來的「改革」與「開放」，在國際上造成了一個中國已全面緩和的假象，許多人都相信中共是真的變質了。這個假象直到天安門屠殺才初步揭穿了，然而幻覺仍未盡消，還有人繼續相信這是一時的「逆轉」，是一個「突發事件」。
　大陸以外的人之所以有這種幻覺，自然也不是全無根據的。
　第一，中共經過了四十年的絕對權力的侵蝕，黨員早已普遍的腐化了，因此控制的能力也相應地減弱了。
　第二，中共黨員內部也確實發生了思想上的分化，大多數已失去「革命信仰」。當初抱著理想主義而誤上賊船的知識份子黨員更普遍地覺醒了，他們確有放棄社會主義的神話而徹底改弦易轍的強烈願望。
　第三，在天安門悲劇發生之前，大陸上各階層的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和學生，在思想上、在行為上都表現得十分活躍，似乎已完全掙脫了馬列教條的桎梏。中共的極權系統看來已不可能運作自如，恢復到最初三十年那種狀態了。
　這三點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中共確是「變」了。但是我們必須常常記住，中國大陸上仍存在著一個十分強大的國家機器－－包括一黨專政的組織系統和數以百萬計的現代化武力。

知識份子靠邊站

　這部機器始終是掌握在權力欲望最強、而現代知識最少的一批共產黨員的手中。前面所說的那些失去了信仰的，和良知猶存的黨員，特別是知識份子黨員，他們的人數雖多，卻早已靠邊站了，他們是永遠不能進入權力的核心的。
　如果說中共七十年的黨史包含著一種發展的規律，這個規律便是反淘汰︰人性強而「黨性」弱的人一批一批地被淘汰出去，只有「黨性」而全失人性的人則不斷地湧進各層權力的內圈。中共黨內一次又一次的所謂「路線鬥爭」，其實都是這個反淘汰的規律在發生作用，不過以前是隱蔽的，近年來才充分暴露出來而已。
　我們應該這樣看︰中共政權的本質和它的基本政策並沒有改變，仍然一貫地朝著「一黨專政」的目標進行，絕不容許在共產黨之外存在任何稍有獨立意味的權力或影響力。但在策略的運用方面，中共在過去十年中的確作了大幅度的調整。「改革」與「開放」曾一度給人民帶來了較多的活動空間。但這不是中共政策的本意，而是出於意外的後果。
　中共「改革」的最高指導原則是前面提到的「經濟放鬆、政治加緊」。為了搞活經濟，中共不得不暫時停止其對於人民生活中某些領域中的直接干涉，例如農村中解散人民公社而實行包產到戶。但是一旦「經濟放鬆」發展到直接威脅「政治加緊」的程度時，那麼中共便會毫不遲疑地犧牲經濟利益來挽救政治權力。
　林彪曾說過︰「有權力便有一切，失去權力也就失去了一切。」這是共產體制下的絕對真理。中共在城巿改革失敗後，不惜任何代價以撲滅民主自由的火花，便十足證明他們仍然是林彪的最忠實的信徒。
唯一的合法地主

　中共在一九七九年以後普遍在農村發展了「包產到戶」的制度，取得了重大的成績。農民雖沒有獲得土地的所有權，但卻有了使用權。他們在分得的土地上可以自己作主，這是農村經濟復甦的唯一原因。所謂「改革」不過是從公社的農奴制改變為傳統的小農佃戶制而已。共產黨仍然是唯一的合法地主，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再對農民的耕作橫加干涉。
　除此以外，它對農村經濟的成長沒有一絲一毫積極的貢獻。農村改革並沒有帶來私有產權的困擾，因為絕大多數傳統的小農村於土地本來便只有佃權。但是經濟改革推廣到城巿以後，立刻引起了整個社會結構的動盪。
　一九八四年起，中共開始試行巿場經濟，國營經濟的大一統結構出現了種種裂口︰不但國營企業採取了承包制和股分制，而且還產生了中外合資企業、私營企業、個體經濟等等所有制形式。社會上也隨之而出現了多元的利益集團，如企業家、個體戶之類，所以城巿經濟改革很快地就碰到了產權關係的問題，也觸及了政治體制必須相應而改變的問題。
　事實證明，「經濟放鬆」和「政治加緊」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這兩個矛盾力量絕沒有最後統一的可能。十年來大陸上民主自由的聲音越來越響亮，是和經濟上「改革」和「開放」的步調分不開的。經濟一放鬆，政治自由的要求便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文化社會背景的不同

　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的鎮壓民主運動，一方面說明了大陸的民主力量在不斷增強，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中共統治集團的選擇是非常清醒的︰他們為了保有和加強既得的政治權力，可以置整個國家的經濟利益於不顧。
　現在我們要略略回顧一下台灣在十年中的變化。由於《天下》的讀者對台灣內部的情況耳熟能詳，我將避免陳述具體事實，而把重點放在整體的判斷這方面，特別注意台灣和大陸的關係。
　十年來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成就已取得全世界的讚揚，雖然內部仍存在著無數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我想問︰為什麼台灣的中國人能在創造了經濟奇蹟之後，又開始向政治民主化邁出一大步，而大陸上的中國人卻不能呢？這不是由於兩岸的中國人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而主要是兩地的文化社會背景迥然有別。
　四十年來，中共的極權統治徹底地摧毀了中國傳統民間社會的基礎，大陸人民在政治力量以外已沒有任何自由活動的空間，因此也沒有任何社會組織可以和極權的黨組織相抗衡。八九年天安門前的百萬群眾擋不住坦克車和機關槍的威力，而且一經血腥鎮壓之後，全國竟從此萬馬齊喑。
　台灣則不同，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和四十年的國民黨專政並沒有根本觸動原有的文化社會根本，民間社會的傳統基礎一直是存在的。
　大規模的「革命」現在已完全證明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暴力行為。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在最近幾年來都有不少專家的研究問世，其結論幾乎完全是否定的。台灣幸運地逃過了中國百年來多次「革命」的劫運。日本的侵佔使台灣避開了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國民黨的專制則使台灣逃過了中共的「革命」。這真是歷史的諷刺與嘲弄。
　由於台灣保存了傳統文化和社會的基礎，它終能在這四十年中曲曲折折地發展出一個強大的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存在與日益壯大保證了台灣民主的萌芽與成長。

問題相糾結

　無可諱言，今天台灣內部還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我們姑且說三點。
　第一，是國民黨的憲政改革步調太緩。民意代表問題遲遲不能解決，是民主政治在制度上不能落實的癥結所在。
　第二，反對黨派以「台灣獨立」的號召大大加深了省籍意識，這樣發展下去會挑起本省人的激情和外省人的疑懼，使台灣的全體人民之間永不可能有共識出現。沒有共識，民主體制也是建立不起來的。民主的主要精神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這是鳥之兩翼，缺一不可。多數專制和少數專制則只有百步與五十步之別，都是和民主原則相背反的。
　第三，台灣的社會秩序已壞到了崩潰的邊緣，綁票、搶劫之類的事件層出不窮，已失去了新聞的價值，這使中間階層有人人自危之感。
　但不幸以上三大問題又是互相糾纏在一起的。例如反對黨派推動省籍意識可以是針對著大陸籍老代表不肯退職而發的；社會治安的問題也可以和政治秩序的問題掛勾。如此雞生蛋，蛋生雞，勢將使所有問題都得不到解決的始點。
　台灣在過去十年中的進步自然是主要的，上述的問題也不妨看作是過渡時期不可避免的亂象。台灣今後的命運也基本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這並不是說台灣可以脫離整個世界，而單獨解決自己的問題，更不是說台灣可以與海峽對岸的大陸不發生關係。所以最後我們不能不談談兩岸關係的問題。
　兩岸關係的迅速發展也是近十年中國歷史上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章。
　最近「戡亂時期」的終止更有助於台灣和大陸兩地人民的交往。但是從這兩三年來台灣朝野對大陸的期待而言，我覺得大有令人憂慮之處。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似乎都對中共政權缺乏真正的了解。他們都想從北京當權派的口中得到某種承諾，使台灣可以一方面免於武力侵犯的恐懼，另一方面取得重回國際社會的機會。我可以斷言，這是完全不切實際而且十分有害的幻想。
　如果我在前面對於中共政權本質的觀察大致不錯，那麼台灣朝野希望從北京得到「放棄武力侵台」、「一國兩府」之類的承諾是比與虎謀皮還要困難。台灣的執政黨和反對黨似乎都企圖借重「中共牌」來為「統一」和「獨立」的主張加強聲勢，這尤其是不可寬恕的愚蠢。
　對於這一類的權詐，今天世界上沒有任何政治集團可以與中共相比。台灣的政治人物似乎不必想在這一方面與中共的當權派爭一日之短長。只要今天北京的政權不變，中共永遠不會放棄武力侵台的企圖，也永遠不會承認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
　中共從來只說「兩黨」平等談判，沒有放鬆過半點口風，這還不明白嗎？中共會承認中華民國的政府是和他平等的「政府」嗎？他有絲毫可能會承認一個「獨立的台灣國」嗎？

利令智昏的台商?

　有些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似乎假定中共在今天的國際形勢之下，決不致或不敢用武力征服台灣。從天安門的悲劇來看，我個人是絕對無此信心的。五月中旬，美國參、眾兩院的「經濟聯席委員會」發表了一份「一九九○年中國經濟的兩難」的報告。該委員會的主席指出︰「這些專家們的共識為︰中國在政治上已變得腐敗、停滯，在經濟上猶豫不前，只有在軍事政策及武力運用上，其政府有果決的行動。」這段總結確是畫龍點睛，抓住了中共政權的特質，特別值得台灣朝野參考。
　談到大陸的經濟，我們不能不順便提一提台灣民間和大陸的交往。
　我十分肯定兩岸民間在文化和經濟上的溝通，我甚至還希望大陸的民間人士能有較多的機會訪問台灣。但是台灣有些工商人士在八九年的六四之後趁虛而入，到大陸去投資，以為有暴利可圖，這樣的表演我實在不敢恭維。我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政治的和道德的。我覺得這主要反映了他們對大陸的無知以及自身「利令智昏」的愚蠢。
　在中共經濟改革陷入困境的今天，在法律保障全不存在的情況之下，台灣的投資者有什麼把握可以在大陸取得利潤呢？中共這隻窮凶極惡的政治老虎是隨時可以吃人的，台灣這些人士竟以為憑自己在巿場上學得的一點翻雲覆雨的伎倆和聰明，便可以馴服得住這隻政治老虎嗎？
　到現在為止，關於兩岸關係，我所說的似乎都是洩氣的話。但這不是我的本意所在。我只希望台灣朝野不要為了一些私的－包括團體的和個人的－小打算盲目地在中共身上進行政治或經濟的投機。最重要的還是大家存異求同，先把台灣這塊地方安定下來，決沒有一個渾身是病的人可以闖蕩江湖而滿載歸來的。兵法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圍棋格言也說︰「先求己之不可破，以待敵之可破。」是否一定能「勝」或「破敵」，固然未必，但至少比較有可能「全身而退」。

巨變指日可待

　更要緊的，台灣的中國人也須把眼光放遠一點，想想十年以後這世界，中國大陸，以及台灣可能變成什麼樣子。
　以大陸而言，我相信十年以後必有比過去十年更劇烈的變化，那隻政治老虎事實上已進入垂死之年。極權或專制政體是金字塔式的構造，非有一個最高的「強人」不能有效的運作，大陸上最後一個「強人」的存在決不可能超過十年，所以巨變指日可待。
　事實上，中共的極權體制已在過去十年的「改革」與「開放」中開始解體。最明顯的是中央權力日弱，而地方權力在不斷增高。「強人」消失後的中國雖不一定是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是四十年大一統的時代終將一去不復返。
　「寧重地方，勿重中央，寧重民間，勿重政府。」這是我個人願意對台灣朝野提供的十六字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