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震：教育打破門戶之限

我在經建會時，常被外賓問到一個問題：「假定臺灣經濟發展成功，只有一個功臣，那是什麼？」
我都答以「教育的發達」。
這是我最有興趣的問題。因為促進經濟發展，政策雖然重要，但沒有實質的因素在背後，政策也變不出什麼花樣。

菁英份子來台

我個人認為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和國人教育普及有關，而且我們能以有限資源，在不同的經濟開發階段配合教育發展。這怎麼解釋？例如早期土地改革的成功，使農民有能力送小孩上學。同時，教育的費用也很低，國民潛在的智慧才能透過教育發展出來。
當年中央政府帶著二百萬人來台灣，剛好填補日本人撤退後台灣的空虛。這二百萬人大多水準很高，其中更有一大群菁英份子，像李國鼎、尹仲容、資源委員會的工程師等，共同成為台灣早期迅速發展最主要的人力資源。其實，中央政府帶著二百萬人來台，與三國演義裡，劉備帶十萬百姓入四川的故事十分相似。只是劉備不知道教育下一代，等十萬百姓逐漸凋零，喪失了入蜀的人力資源後，蜀漢也就注定要亡了。但是發生在台灣的故事就不一樣了。台灣的人力資源，透過教育，一批一批源源不斷，這正是台灣成功的主要憑據。
四十年來，台灣所以能推動經濟發展成功，其中一個原因是，教育在不同的階段，都能配合資源的多寡，與產業發展步調一致。例如早期的台灣，資源有限，產業都屬勞力密集型，那時台灣的大學生很少，但小學、初中，和職業學校卻很發達，剛好和勞力密集工業配合上了。假定在當年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花大筆錢籌辦高等教育，訓練出許多大學生，也沒有用，因為工業尚在起步。

產業和教育相得益彰

但是後來隨著產業技術水準的提升，台灣的教育水準也跟著提升，現在國內已有許多大學生。這種將資源有效分配在產業和教育，使其相得益彰而不脫節，是相當難得的。
同時，台灣教育機會的普及，使這個社會呈開放式，各階層能迅速而廣泛的交流。在台灣常能看到這樣的例子─因為教育，使得一個家庭，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改變門楣。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
我十六歲時，和父親、叔叔三人來到臺灣後，無以為生。我父親早上就在廈門街賣燒餅油條、豆漿，晚上在一條河邊開茶館。那時我也常幫忙賣豆漿、在茶館幫忙倒茶，有一次我倒茶，倒在人家椅子上，嚇得不得了。
那時的我，看到別人上學，總非常羨慕。後來好不容易到台中唸書，也是很窮，飯錢一繳，就口袋空了。還記得有一次訓導主任叫我去，說我功課好、品格好，就是頭髮太長了，影響儀容。沒辦法，就是沒錢理髮嘛！
社會階層的提升，能透過教育而進行，民族潛在的智慧、能力，發揮出來的百分比，會比別的國家高，這是相當好的。
資源在不同階段，如何有效分配，實在非常重要。以前我主張計畫的教育，因為資源有限，但是現在我主張高等教育不妨多一點，把更多的錢放在教育上，因為社會富裕了。多餘的資金都在閒置，為什麼不用？
其實，這也是中國一貫的傳統，所謂「有教無類」（我常向外賓解釋其中的含義，就是經由教育打破所有社會階層的分割）和「布衣卿相」。透過科舉，中國的農民一下子就可以成為官宦之家，這使得中國的文化一向給予教育很高的評價。
中國的父母，不管多麼困難，也總要給孩子追求最高的教育。結果整個民族在教育的投資上便十分龐大，使人力資源增加，國人潛在能力的發揮，也比其他民族好多了。
隨著階段的不同，教育的內容本質已起了變化。例如，過去教育除了提供知識，也兼附道德、品性的涵養。
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可見，孔子是把人格教育擺在知識之前的。
現在有些人要求要變，主張學生自己管自己，學校可以不用管了。我們實在需要仔細的想一想，到底什麼樣的教育內容最適合我們自己？（楊瑪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