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四年一月我奉命擔任經濟部長時,面對當時經濟情況,美國在當年七月起停止經援,同時糖價暴跌,引發證券市場一片混亂。另一方面,我國四十年代進口代替工業的發展已達到飽和,因應變局,非加強推動外銷工業及爭取發展工業所需的長期資金不可。
加工出口區的設立是五十年代出口擴張政策的一環。那段時間,我們的外匯不多,貿易仍有逆差,但勞力充足,一般的加工工業型態已經成熟了,但在當時的法令、制度下,投資人的錢及物資並不能很簡便地流通。後來我常利用週末,在高雄地區視察,檢討各項建設如何配合推動,當時提出了一個構想,想在高雄這個最有潛力的港口設一個專門區域,從事加工製造。
加工出口區的設置等於是新制度的建立。不僅區內的行政一元化,所有的手續都在一個辦公室內完成,並且原料、零件、機器設備進口免關稅,出口也不必辦退稅手續。這個制度吸引了很多華僑及外國人來投資設廠,連帶擴充了國外市場、引進新技術。
加工區的投資很低,就業人數高,因此投資報酬率很高。三個加工區(高雄、楠梓、潭子)占用的面積不到三百公頃,是土地的高度利用。高雄加工區建立後,個人很快了解這個模式和制度實際上可延申到台灣其他交通便利之處,在間接稅逐步減低比重的情形下,可以使整個台灣變成一個加工出口區。
高雄加工區原來預估可以提供一萬七千多個工作機會,後來實際有三萬四千人,我請加工區週查其來源,發現有百分之四十是直接來自農村的,如果不把這批農村的多餘勞力吸引過來,農家的個人平均所得就會降低。而且這批經過工廠訓練、習慣工廠生活的勞工,也有助於奠定後來工業化的基礎。
肩負籌款重任
民國五十八年我轉任財政部長,為籌措國內建設所需資金,肩負極大的壓力和重任。
在這方面,五十二、三年我在經合會副主委期間已建立若干關係,先研究延長國教為七年如何籌措資金,後來五十六年參與九年國教(五十七年)籌款的工作,還好九年國教所需經費,以附加方式及相對基金的支持很快籌妥。而且在第三期四年計畫期,我已注意人力資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唯一重要資源,這時的配合關係至鉅,在第四期經建計畫時,我就把人力資源的培育列入一章。
在經建計畫中,教育及人力資源的有關部份我參與了很多意見,例如研究高中及高職的比例(當年是七比三、現在反轉為三比七),還有兩年制專科學校,也是我向教育部閻振興部長建議後設立的。
六十年代國際間發生很大的變化,都多少影響到國內的情勢,像六十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六十一年的穀物欠收導致漲價危機等,而以六十二年的第一次能源危機最困難。
七月,經濟部研商凍結物價方案,但到九月物價仍開始波動,十月油價從年初兩美元漲到十美元一桶。我們後來開會討論因應方案,決定提高銀行的利息。利息和物價有很大的關係,當時我請一位同仁把歷年來的物價及利率的變化畫一個圖,比較兩者間的關係,發現自六十年起,利率減物價上漲率的數值是正的,也就是說,把錢放到銀行還是合算的,到六十二年九月是零,六十二年以後是負數,我把這個圖呈送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並加以說明,蔣院長看了之後指示,這次利率調整的幅度要大一點,好讓民眾願意把錢存到銀行或郵局來。
我又提議把所有政府的公債利率低於年息一二%者,都提高到一二%,並提一法案送請立法院通過,以免公債回籠,資金流出,並藉此建立公債市場,以改變過去公債隨時可以兌現的規定,使國內物價至適當水準後穩定下來,凡此皆賴經國先生的領導魄力和遠見。
同年的十一月十二日,在執政黨一項大會,行政院蔣院長宣布推行十項建設。
在危機中冒險
十項建設共在五年內需籌措二千多億元,即五十億美元,其中四成為外幣貸款,我擔任財政部長自然壓力很大,經濟學者也怕在能源危機時物價波動,很怕火上加油。還好的是,一則我籌措款項都用不導致通貨膨脹途徑,國庫稅收情形、國際債信都很好;二則十項建設經費需要的尖峰時候在民國六十五年、六十六年,其他世界經濟尚未復甦,十項建設提供了十四萬個就業機會,使經濟提早復甦。
回憶起來那時距離美援停止(民國五十四年)不過七、八年,而我們居然能在五年內籌足五十億美金,即每年十億美元,可見那時我們經濟發展的潛力已經可以負擔這個建設了。(吳婉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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