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樹報知遇之恩

台灣光復那年我三十三歲，正在日本的一家飛機公司擔任技術顧問。直到二二八事變之後我才回到台灣。
還沒出來競選市長（民國四十年）之前我在做小生意，是五金公會的理事長。那次選舉是台灣四十年來的第一次真正普選，本來吳三連先生不打算出來的，而我看登記競選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不怎麼樣的人，我心想：「這怎麼可以？」就去登記了。
那時選舉是分兩梯次，第一梯次結果，花蓮、台中、台南都是黨外當選。台北是第二梯次，投票的結果是吳三連（他後來又被說服出來競選）當選，我是第二高票。雖然落選，但覺得很不錯，不認識的人，不抽一根煙、不喝一杯茶，居然還昃有這麼多人投我的票，可見普選可以做。

我是第一批留學生

落選之後，有一天聽到美援總署要招考四十個到美國的留學生，那時我還不到四十歲，就去報考，被錄取，成為第一批留學生。那次去考的大概有七百五十人左右，只錄取了三十六個人，和我同時被錄取的有李登輝、許子秋（衛生署長）、楊基銓（華南銀行董事長）等，我們在美國待了一年。
我在美國學的是鑄鐵。有一次日本久保田公司的專務（業務代表）到美國來開會，碰到我，對我說：「你有這麼好的經驗和訓練，我請你當我們的顧問。」
日本戰後才出發，今天可以變成科技、工業大國，三十年前我們可以指導日本最大的工廠，現在卻看不到什麼，這是我們必須檢討的。
回來的那一年（民國四十一年），正好美國艾森豪當選總統，天天看到、聽到總統候選人如何爭取選票，抓住選民心理的技巧也學到了一些。

選舉有效

四十二歲的時候我再次競選，大家都認為我只是湊湊熱鬧，不可能當選。開票那天晚上，他們嚇了一跳，不敢公布結果，因為我們的票多過國民黨的候選人。後來他們深夜報告總統，老總統說：「選舉有效。」
當選市長後，我看到老總統經常出入、巡視的道路不是很方便，像中山北路有鐵路穿過，常常要等火車經過，所以決定改善，興建了中山北路的復興橋，讓老總統方便一些。
施工期間我因為顧慮到效率問題，一個禮拜有幾天到工地監工，這件事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因為老總統常常從那裡經過到總統府，他看到這個年輕人蠻認真，所以常常召見我，他很喜歡這種實實在在做事的人，而我就是這樣得到他格外的裁培。

羅斯福路障礙多

我當時想，要建設一個都市，一定要開路，路是一切的根本，路做好了，其他的建設（辦公大樓、觀光飯店……）自然會一幢幢蓋起來。於是決定開羅斯福路，這是當時的第一條大馬路，有四十公尺寬。和平東路到愛國西路那一段，在日本時代已經拓寬了，但馬路中央蓋了一排一千六百多戶的違章建築，住戶有九○％是和政府一同遷台的忠誠同胞，有許多人在大陸上有過和共產黨鬥爭的經驗，很會請願、演講。事情拖了一年半，議會、黨團做最後的審查，決定擱置羅斯福路的預算。後來我在信義路底蓋了一批簡單的房子給違建戶住，做為救濟，但他們不肯，還是天天鬧。
有一天突然老總統召見我及當時的保安司令、警務處長，當面指示我們三個人協調，羅斯福路違建要在月底前拆掉，這件事才有個了結。拆掉之後，因為經費不足，沒有鋪柏油路面的預算，好天氣揚灰、下雨天泥濘。美援當時不補助地方，而是以中央政府的經濟發展做為目標，但美國在華開發總署看到他們所栽培的人推動建設那麼困難，好意編列「市區道路改善補助費」的預算，有這筆預算，羅斯福路才鋪了柏油。松江路不久也開了。

一年內施行國教

老總統當時對怎麼把台北市建設成現代化的都市很感興趣。例如本來的敦化南路只有三十公尺寬，他加了二十公尺，鋪設大片安全島，主要是他希望這條路看起來氣派，他認為有氣派的國家，人民的水準自然會提高，道路整齊，老百姓的規矩自然好。他希望台北現代化之後，能帶動全國的現代化。
他也是以這樣的心情推動九年國民教育。他覺得一個國家如果教育水準不高，民主化就行不通。但九年國教一做下來是要吃苦的，找地方、蓋學校，傷腦筋的事情多得很，所以有關單位口上贊成，實際上是盡量拖。
台北市改制以來，大家都沒想到黨外的高玉樹還是被派任當台北市長，這件事使我一生感激，總覺得苦死也沒關係。我看老總統關心九年國教已經好多年了，當時第一個宣布台北市排除萬難，全力配合，一年之內要達成。經報紙一報導，上面的人召見省府主席，指示台灣省與台北市同時進行，一年內實施九年國教。我還因此而獲頒勳章。（吳婉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