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當做得更好 — 美國經濟政策分歧之苦

一、雷根的「期中經濟政策」

一九八二年的美國經濟實績是沒什麼值得留戀的。這一年的真實國民生產毛額是一‧八％的負成長，為一九四六年以來下降最嚴重的一次。 一九八三年春天的美國經濟，既不如雷根政府所宣稱的那麼健康，也不如民主黨所批評的仍是那麼虛弱。目前正在大病初癒的復元邊緣。兩個健康的指標是一九八二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只上升了三‧九％，為十年以來最穩定的一年；利率也從一年半前的二一‧五％下降到今天的一一％。可惜為了要對付物價，帶來了高度的失業；又由於經濟的衰退，更加深了聯邦財政赤字的危機。一○‧八的失業率與今年度二千億的財政赤字正反映出經濟本質上的虛弱。
一月中的蓋洛普民意測驗指出：只有四一％的美國人民支持雷根的政策，這是戰後八位總統任職兩年後得分最低的一次。但是，不像卡特之時常改變立場，雷根非常倔強，不肯輕易改變他的經濟政策–以減稅、削減社會性支出、增加國防預算為主的政策。不幸地是，這個政策沒有帶來他預期的效果–較多的私人消費、較多的企業投資、較高的成長率、較低的財政赤字。
當失業的人數高達一千二百萬時，選民是沒有耐性的，輿論是同情弱者的，政客們更不會放過任何可以批評的機會，要求雷根修改經濟政策的壓力也就變得空前的強烈。
在各方矚目的「國情咨文」中，他於一月二十五日宣佈了四項經濟對策：（一）凍結聯邦政府的真實支出。（二）提議國會限制社會性支出的擴大。（三）五年內國防支出要減少五百五十億。（四）一九八六年時，如財政赤字過大，將增稅。
這是一個相當折衷的政策。但是，大多數的民主黨議員、自由派的經濟學家、勢力龐大的工會、反戰的結社、失業的工人、代表社會保險及福利領取者的各種利益團體，都會站在自身的立場反對雷根這些政策。美國人不僅身受經濟衰退之痛，也承擔著經濟政策分歧之苦。

二、經濟復甦的分岐

在現況下，要刺激美國經濟復甦，大部份的專家學者會提出四項對策：
（一）降低利率，以刺激個人消費與企業投資。
（二）減稅，以激勵人民工作、儲蓄與投資意願。
（三）減少赤字，以避免利率與物價回升之威脅，並增加私人部門對資源較有效之使用。
（四）政府本身提供工作，以修建損壞之公路及橋樑等方式減少失業。
可惜，美國四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史蒂格勒、薩孟遜、杜賓，卻分成兩派（傅、史一派，薩、杜一派），對這些政策，除減稅一項以外，均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這就更加深了美國經濟政策的分岐。

三、經濟政策分歧的原因

在美國這樣一個開放的社會，在平時開會要通過及時的、得到普遍支持的經濟政策實在很難。從政治層面來看，造成政策分歧的原因有四：
（一）民主與共和兩黨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因此就產生了不同的施政優先次序。
（二）國會辯論（包括公證會）常常延誤時效，一再折衷的政策也常失去有效性。
（三）「利益團體」常常左右一個法案之能否通過，這些團體有些代表工會、有些代表大企業、有些代表中小企業。
（四）國會議員為了「出名」，有時提倡標新立異的政策。
這些因素是民主政治無法避免的現象。協調不好，它就變成了訂定政策的絆腳石。

四、我們應當做得更好

美國的經濟政策（包括預算）從白宮提出到國會通過，真是一條漫長的道路。美國總統不知要花多少精力，部會首長們不知要花多少口舌，來說服國會以及選民，以減少政策上的分歧。
與這個經驗相比，我們財經政策的形成及執行比美國順利得多。在我們的社會中：
（一）執政黨與行政院是相互配合的。
（二）執政黨在立法院中擁有大量的優勢。
（三）「利益團體」的影響力不大。　
（四）絕大部份民意代表以國家利益為前提。
此外，我們還有兩個配合的條件：
（五）透過中央銀行的操作以及財經部會的行政措施，可以立即影響財經政策，而這些措施均受行政院長的直接指揮。
（六）工商界、輿論界、學術界很少不支持政府的財經決策，因此強烈的政策歧見很少存在。
在這樣的一個有利的、合作的氣候下，我們的財經政策應當做得更好。但是我們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