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耀東：自由化不能沒有國家

在我初任經濟部長時，國內經濟正處於最低潮─石油危機、經濟蕭條，「一切為經濟」、「一切就出口」，那是我喊出來的，上任第一天我就喊這口號；紓困用不著擔保也是我極力提倡的。我認為經濟部的一切措施都要經過工商界的認可，讓他們感到經濟部長是工商界的一份子，是他們董事長的董事長，不要有官與商之分。
　我覺得當時的工商界那麼低潮，需要一些挑戰，因此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段、方法，才能把國內經濟從低谷中提升起來。所以我雖然任用了許多黑官，被稱為是最不守法的部長，卻仍能得到工商界的肯定。我是來救火的，救火的人只要有水就用了。
　不久，國內的經濟爬升了，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我的任務達成了，但我也同時看到未來美國的經濟、世界的經濟有問題。當時美國已開始出現赤字，一有赤字，保護主義一定會抬頭。台灣的國內市場不夠，我們有太多原料都是進口的，這樣的國家，沒有外銷就無法生存。經濟愈繁榮、外銷數字增加，又不進口的話，別的國家一定會起而抗衡。
　
今昔有別
　
　那時還沒有「保護主義」這個詞，但那時我就怕美國要是保護主義抬頭，就不得了，所以上任半年後，我就不斷談自由化、國際化。沒有想到短短七年，經濟情勢會變得這麼快，我很欣慰當時提出的「自由化」、「國際化」觀念現在能用得上。台灣未來的經濟除了自由化之外，沒有第二條路了。
　早期經濟規模比較小，政府有絕對的權威，而且當時大家都很窮，政府只要拿出一點錢來，一個號召就一呼百應；再看看以往的法規，保護主義色彩非常濃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政策很好做。
　
自由化為了國家生存
　
　現在的經濟規模龐大，老百姓比政府有錢，又是開放的社會，做決策不簡單。現在做決策，我只有兩句話：該管的管得徹底，不該管的少管。所謂自由化、國際化，絕不能忘了下一句話：制度化。沒有制度化不可能完成自由化、國際化。就像我們的戒嚴令解除後，滿街的暴力運動一樣，經濟到了這樣的地步就慘不忍睹。而制度化不是光立法就夠了，有法不徹底執行就是徒具虛文。前一陣子的經濟脫軌行為，就是沒有嚴格執行法律。譬如股市風暴後，許多投機份子，在其他國家都受到法律制裁，我們卻連一個官方聲明要如何處置這些人都沒有。
　而總統去世後要繼續推動政府的政策，更需要建立公信力與公權力，否則什麼事都不要做了。建立公信力又要根據制度化來的，一定要嚴格執行法。
　擔任中鋼董事長時，我曾和訪華的經濟學家傅利曼有過一場辯論（傅利曼，曾經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主張政府減少干預產業，讓「自由競爭的市場」決勝敗，見天下創刊號）。我並不是不贊成傅利曼的觀點，我只是反對他沒有國家觀念。比如說他贊成香港的自由貿易制，但香港對工人一點也不照顧，甚至壓榨他們，我們談自由化卻絕不能不重視勞工權益。
　經濟發展絕不可能不以國家做為背景，自由化、國際化的目的是為了國家要生存。我們能變成沒有國家的猶太人嗎？這不可能。（吳婉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