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潔與沈淪之間？

　我們現今正處於九○年代的開頭，但是若以百年為計算單位的話，我們卻是處於二十世紀的尾端。生存在這樣一個年代，不禁令人想起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間，在歐洲所發生的「世紀末現象」、「世紀末運動」，或稱之為「世紀末主義」，它泛指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間，曾經在歐洲發生的一次巨大的人性「變遷」。
　西方經過十七世紀啟蒙運動到現代化，經由各種資訊的介紹，常常讓我們覺得，西方的現代化給他們蓋了很多的摩天大樓，有很多的工廠，國民所得到了甚麼程度。可是，我從審美的角度，認為西方的現代化，最重要的是對人性的再一次解放。

世紀末運動


　在這最後十年，歐洲文壇人士曾經進行過一場非常坦誠的自我解剖，他們發現，人不再像過去很單一、簡化的道德所看到的一個人，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構成體。而甚至他們覺得，一個人性往聖潔方面的發展、往光明方面的發展，恰恰好是有一個非常強的、墮落跟沈淪的欲望在往下拉，這個聖潔才發生了意義。
　經由十九世紀末撰寫「惡之華」的波特萊爾、撰寫「快樂王子」的王爾德等等文壇人士非常勇敢的對人性提出了多樣性見解，甚至像盧梭那般不惜拿自己作「懺悔錄」，去呈現他自己人性面的多樣性。而最後使得人在他們的懺悔得到安慰，也得到了鼓勵。
　我們今天跨入九○年代，進入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我們去回顧十九世紀最後十年的時候，我們聯想到歐洲所發生的世紀末運動，而如何在這個世紀末運動面，看到我們自己可能還有一部份人格的審美，沒有真正建立。
　聖潔與沈淪，同樣也可以回到我們中國自己的傳統來談。
　各位可能會誤解，覺得中國這個民族是非常單一的一個民族，看人永遠只有一個界定。我想，這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因為，在我自己讀的中國歷史或中國藝術史，我發現這個民族，其實生機蓬勃，它一直充滿非常精彩的人格審美的可能性。
　我最喜歡談的一本書，是漢代司馬遷的「史記」。這本書，我想對於中國人的人格，做了非常精彩的界定。例如說，我所愛的屈原，我所愛的項羽，我所愛的卓文君，我所愛的荊軻，幾乎全部來自於史記。

柔弱的項羽？


　這不是道德的教訓，而是來自於畫面，這是最後「行吟澤畔，形容憔悴」的這個三閭大夫、這個屈原，他的頹喪、他的沮喪、他的絕望，然後看到一個漁夫過來，他還向這個漁夫說幾句話，在他自殺之前，他的浪漫跟唯美，我覺得，他給你的感動完全不是一個法律跟道德的，完全是審美的。司馬遷所形容的屈原形貌，變成了中國人兩千年不能夠遺忘的一個美的形貌。這個形貌是人在最後的絕望，對他生命的不妥協。我想這是我今天要談的人格審美的正面的東西。
　還有荊軻，在「風蕭蕭兮易水寒」這樣的歌聲出走的時候，他太知道他的結局是甚麼了，可是這個出走，這樣的慷慨高歌，呈現出對人性上的一種不屑的自信。我相信荊軻貪生，我相信他非常愛這個生命，他要活著，可是，有更高的東西他要去追求的時候，他可以這樣子捨棄他自己的生命。像這些，大概都是典範，中國人性上的典範。
　再例如烏江自刎的楚霸王，楚漢相爭，一個歷史上的偉大的戰爭，最後被司馬遷這樣偉大的史家所紀錄下來的最精彩的人物，竟然不是勝利的劉邦，而是失敗的項羽。
　我們看到項羽本紀的時候，我們會被他感動，我們幾乎完全忘掉他在歷史面所扮演的那個被論成敗的英雄，而我們看到另外一面，為甚麼？因為他有性情。他可以在鴻門宴的時候很輕易的殺掉劉邦，可是，他為甚麼不殺劉邦？而面的柔弱——你說他柔弱也好，你說他善良也好，所有這些東西都透露了他更多更複雜的人性，而不是帝王的殘酷跟薄情。
　所以，司馬遷他看到這個民族最值得重視跟珍惜的，其實是這些東西，是做到一個帝王的時候，他還有屬於平凡人的真性情。發展到最後，最精彩的是項羽在烏江自刎，以及他跟一生所愛的虞姬告別，和他愛過的馬告別。「力拔山兮氣蓋世」，他對自己一生的回顧，一生的懺悔，覺得連一個他一生所愛的女人都不能保護的時候，他的慚愧跟羞愧，可是這面有一個真性情的流露。
　我們剛才提到史記面描寫的非常精彩的屈原，沒有多久，在東漢的時候，在班固的漢書，就變成了完全不同的角色。當我們去比較東漢班固的漢書跟史記頭的屈原，同樣在寫屈原，角度卻完全不一樣。司馬遷非常歌頌三閭大夫，歌頌他的這種不屑、對人世間污濁的不屑，對自己的一種堅持和不妥協。可是，班固對於屈原是批評的，他用四個字講說「露己揚才」，喜歡顯露自己，炫耀自己的才能。為甚麼？因為班固的角度是歷史的，或者我們說比較窄化的歷史，因為他認為，如果一個臣子，最後自投於汩羅，他是一個忠臣，而他卻自殺的話，那表示這皇帝一定是個昏君。臣子怎麼可以陷皇帝於一個昏君的地步？這是班固的角度。

落寞曹操


　如果去比較史記跟漢書的話，我們看到，同樣一個人物，可以有著不同的面貌被呈現出來。我們也看到，此後司馬遷跟班固兩個不同的角度也變成了中國歷史上對人的解放或壓抑的兩條路線不斷的在糾纏。
　在東漢時期，是一個非常講究氣節的時代、講究道德的時代，由於中間曾有一次王莽的纂位，所以當劉秀漢光武帝重新恢復了東漢以後，就非常講究道德和氣節。所以這是其來有自的，因為講究道德，所以社會每一個人都要標榜道德，最後道德變成假的東西。即使沒有道德，還要講道德，因為社會上有所謂「舉孝廉」運動，要推薦去做官孝子跟很清廉的人去做官，有這樣一個制度以後，那大家都變成孝子了，即使要做假，都要變成孝子。
　所以，一百多年下來，我們看到到三國的時候，結束了東漢，在東漢末年整個道德的虛偽性已經氾濫到一個程度，然後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對這樣東西的一個反擊的、非常非常複雜的一個角色——曹操。
　曹操這個角色其實在中國的歷史上已經非常難去談他了，因為戲劇上已經幾乎把他變成一個白臉，這個大白臉已經沒辦法替他翻案了。可是我們看到，這個「上馬橫槊下馬詩」的霸王兼才子，歷史上少見，他的詩寫得好極了。當他去征伐高麗這些地方的時候，他在戰爭凱旋，竟然有心情上的落寞，所以我覺得他非常像世紀末的人物。
　他寫的詩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面，非常地落寞，非常地幻滅。這種心情，不像是一個霸王的心情。所以我覺得曹操本身糾纏了很多的東西在他身上，他的兩個兒子——曹植、曹丕也很精彩。這三曹父子整個把東漢的虛偽道德做一個徹底的清除。
　我們知道，曹操這個人在歷史上被批評、被罵，沈淪到一個很壞的角色，可是同時我們覺得他其實是在跟虛偽的道德禮教挑戰。他曾經正式以執政者的角色公布一個公告，「召天下有才無德者」，因為有德者已經變成假的了。每個人趨之若驁，以「有德」來炫耀、來自我僵化的時候，他乾脆說︰「我要有才的人，你們這些有德的人不要來了——孝子回家去孝好了。」這面很有趣，我們今天看到他的文告、他的檄文，「召天下有才無德者」的時候，看到他在對歷史僵化的道德又做了一次反擊。而這個反擊是曹氏三曹父子所帶動出來的，特別是曹植，在他的「洛神賦」這樣的文學作品所流露出來的真正的性情，使得整個建安文學一直到魏晉六朝面，開放了一個中國人性上的頹廢，decadant，它原來在法文中並不是所謂道德的敗壞，而是一個經過大的繁華以後，對正面的、單一化的道德的一個反省跟沈思的時期。
　我們看到，從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賢，這些人物，非常狂怪，阮籍、嵇康、劉伶等等，都不是中國特別能放在儒家廟堂被祭拜的角色。可是這些人物好像都讓我們看到他人性上的脆弱、瑕疵跟絕望。阮籍是沒事就找一條路走，走到沒有路的時候，「窮途而哭」，就坐下來大哭。我們看到的阮籍，是一個有絕望個性的、有頹廢、有沮喪，在人的生命有懷疑跟困惑的人。我們看到的嵇康，娶了一位地位非常高的公主，他於是變成了駙馬，最後他要在大柳樹下打鐵，也不曉得他為甚麼要打鐵，鐵打來要幹甚麼也不知道，史書說他只喜歡打鐵，整天就打鐵。然後有人來的時候，他就用不同的方法對待，喜歡的人就給他看黑眼珠，不喜歡的人就給他看白眼，即所謂「青眼待之，白眼待之」。

生命英雄


　我們看到，竹林七賢在魏晉這段時期樹立起來的幾個人格審美，又恰恰好跟我們剛剛所說的，東漢時候類似班固所提出來的人格單一化不一樣，竹林七賢對人格做了多面向的解放。我們記得的嵇康，他最美的時刻是在他四十歲被小人誣陷綁上刑場的時候，他所展露的自負跟自傲。我們看到他的好友向秀在「思舊賦」描寫到嵇康，說他被綁到刑場的時候，看夕陽的光，看自己的影子，那種顧盼自得的樣子，沒有恐懼、他對他的死去沒有恐懼，甚至他覺得這是他生命中最後的實踐，他的一生最後終要走到這條路，是他詩句的一個終結。然後，所有的太學生跪下來，求教「廣陵散」，因為嵇康是中國最有名的音樂「廣陵散」的作者，他大笑說︰「廣陵散從此絕矣。」不傳廣陵散了。
　我們看到這面，不是在歷史戰爭的英雄，而是在生命，面對著所有虛偽的道德、虛偽的禮教，以及小人的誣陷中，他對自己人格的審美百分之百的純粹性，絕不妥協。

歷史裡的光


　在史冊目睹這些人片段生命的經驗，而這些經驗所透露出來的是這些人、這些生命對於他自己時代的一種沮喪、絕望，一種憂鬱的個性。所以我覺得這個時代非常像西方上世紀末的波特萊爾、藍波、威爾倫、王爾德等等，這一類的角色，他們在這樣一個時代面，在於禮教敗壞、道德變成虛偽的時代面，唯一可以堅持的只有一個東西，就是「美」本身，他們堅持了「美」，堅持了人格上的審美，堅持了自己不去妥協、不去隨波逐流變成一個污穢的個體。
　在魏晉南北朝的三百九十四年當中，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正面的道德完全大淪喪的時期。而在歷史最沈淪的時期面，美，人格的審美會變成最高的信仰。我稱魏晉三百九十四年這個時代為「歷史的黑河」，在「歷史的黑河」面，既沒有太陽，也沒有月亮。日月的光，也許是聖潔的光、聖人的光，可是，也會有點點的星光，竹林七賢這些人物不是偉大的光，不是那種非常巨大的、照臨在宇宙之間的恆星，可是卻是一些點點的星光。讓你覺得在歷史黑河的三百九十四年中，畢竟還有一些光，在那邊透露著，去照引著這個黑暗的歷史黑河。
　我個人覺得人格審美，一方面是一個歷史上、人格上的一個大解放，另外一方面，它其實在歷史特別沈淪的時代面，做了非常精彩的堅持。我們也不要忘記，在這段時間面，另外一個人格審美的典範是陶淵明，他寫了「歸去來辭」。歸去來兮，意思是「回家吧，退下來！」，絕對不至於簡單到「不為五斗米折腰」這麼簡單，背後絕對有非常複雜的因素。
　我們看到，陶潛出身於宰相世家，而那時代與政治牽連的文人到最後都上刑場去了，所以在這樣一個政治牽連跟黑暗面，最後他們退下來，其實是一個獨立人格的完成。所以「歸去來辭」絕對不只是一個田園的嚮往、或者是一種心情上的隱喻感覺，其實有非常大的悲哀在面。
　我們把「歸去來辭」跟他的「桃花源記」合起來讀，你可以發現他對時代的批判。這個時代壞到連桃花源的人都不要讓外界知道他住在那，那是他唯一的烏托邦、他的夢想。
　在一個這樣壞的年代面，這群人是真正活著的，他藉著一個打漁的人看到了桃花源，他告訴我們，這世界上有一個桃花源。而最悲慘的是結局，後來還有一個人去找桃花源，找不到，生病死掉了，以後沒有人再去找桃花源，「後遂無問津者。」我想這是桃花源記給我最悲哀的句子，也是陶淵明對於時代的一個大絕望。
　時代的壞，並不壞在於沒有理想的人物，而是在於理想人物已不再懷抱希望——連去桃花源的人都沒有了，這是最大的一個悲劇。
　在這個魏晉南北朝當中，我想是人格審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從人格審美上，開發在儒家道德以外的另外一類人物。
　我個人覺得，剛才提到的西方在近代、現代的例子，同時也對中國做一個回顧的時候，我相信人格審美可以從兩個角度再做一個激發。甚至通過了隋唐，我們都看到了人格審美非常非常地精彩。
　李白是一個絕對可以拿來做人格審美的人。他也曾犯過罪，幾乎被判死刑，後來被郭子儀救下來，流放到夜郎國去。然後他也到處落魄，不曉得要幹什麼事情。我想在今天如果有父母有李白這樣的一個兒子，大概也擔心得要死，不曉得他究竟要幹什麼。他一下子要煉丹、要做仙人，一下子又是練劍，去打架，去做遊俠。可是，他所留給中國歷史上永恆不朽的形貌是人格審美，使我們今天一讀「將進酒」你就覺得相當過癮，怎麼可以活得這麼自在、這樣的曠達。
　這面，我們要再界定一次，人格審美常常是我們現實生活面被壓抑的部份，我們在這得到了紓解，所以在藝術的人格審美，在現實，並沒有一定要實踐它的目的性。

曠達與豪邁


　我剛才這樣談，也許各位會覺得很害怕，好像在現實面去實踐人格審美，其實我們不見得有這樣的勇氣。如果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勇氣，也就不會特別凸顯項羽、屈原、荊軻，或卓文君的精彩了。
　其實，我們有很大的掙扎，我們大部份的人都在聖潔與沉淪之間游移，我們有很大的聖潔的嚮往，同時，我們也不那麼沉淪到萬劫不復的地步，大概都在中間。可是在我們經由藝術、繪畫、小說的時候，我們的人格審美得到了一個最高的挑戰。
　所以，在讀「將進酒」的時候，我想，每個人都會有熱血沸騰的感覺，因為，生命這樣的曠達、這樣的豪邁。李白在他的一生，如果我們從社會的、道德的、甚至法律的角度去看待他，都可能是負面的，而恰恰在人格審美上，它全部變成了正面，而也恰恰它這個正面與負面面有一個互動的關係，使我們知道每一個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構成體，他不能從一個單一的角度去看，從這個單一的角度去看，有道德上的是非和法律上的對錯，而立刻去判他死刑的時候，可能就忽略了他另外人格審美的寬闊度。
　我常常在想說，在那個時代，如果郭子儀沒有救下李白，中國會少掉多少精彩的詩歌，而少掉透過這樣精彩的詩歌所感受到的人格審美的經驗。我們在李白的詩歌感動了什麼？我們在梵谷的畫感動了什麼？我常常在想，李白讓我感動，梵谷也讓我感動，是因為他們在生命實踐的某些部份恰恰好是我想做可是不敢做的，我大概也曾經衝動到「為知生，為知死」地去愛一個對象，而像梵谷一樣把我的耳朵割下來，可是我不會去做這件事的。但是當我看梵谷傳的時候，看到那個部份，大概都被震動，而那個震動是人格審美的部份。
　所以，人格審美，我特別強調，不是在生活一定要去重複跟實踐，而相反的是說，經由人格審美的一種開放，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人有「自然的花要開放」的這個部份，而這個部份在現實世界面，常常會被解釋為沉淪，因為我們的道德解釋，會使得一個人的生活跟花的生命不一樣。

生命慾望


　一朵花開放，它的唯一目的，非常非常清楚的目的，就是要傳播花粉，因為它是種子的願望。一個種子，從土壤的黑暗時代慢慢的萌芽、長大，變成花，而有香味、顏色，是因為它要招引很多的蜂蝶來為它傳播花粉。它生命的欲望強烈得不得了，每一朵花都向世界宣告，它要繼續把它的生命傳衍跟擴大。可是，我想，如果一個人像花那樣去生活，他大概滿悲慘的，因為我們看到，人的道德跟花的道德不一樣。
　在老子和莊子的道德，常常鼓勵花的這種第一道德，可是，後來在中國，慢慢被儒家統合的倫理文化，它所歸納出來的是一個相對的道德。所以，這兩個道德，如何去制衡？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不可能像花一樣的，在自然當中那麼純粹的去完成，除了少部份，例如剛剛說過的屈原，這些人大概都是歷史的花朵，歷史之花。我們只能藉著這樣的花提醒自己，在談相對道德的同時，我們有沒有第一道德？我個人覺得，沒有第一道德，第二個道德會變成虛偽。
　當我談人格審美的時候，我有一部份的目的是希望，能夠用自然的道德的人格審美，來制衡人在倫理的相對性問題，在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前，先必須談是不是我把自己的生命真正完成了。
　如果我們一生都為了這些相對道德活著的話，這個生命本身是很脆弱的，而且不堪一擊的。我常常覺得，真正的愛，建立在個人自己生命的完成上，所以它不是依賴跟依靠。常常在朋友的一種情感悲劇面，你會發現，他完全靠過去了，對方一走開，他就倒下去了。可是如果站在自己自我的完成的過程當中，兩個生命是一起進步的。
　我個人覺得，這第一個道德跟第二個道德在中國的文化，後來逐漸有一點被分離開來。可是，一直觀察到宋代，各位大概都可以看到，中國的人格審美非常地健全。我非常喜歡宋朝的知識份子跟士大夫，像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等人。這群人可以是政治家，又可以是詩人。你今天會覺得這兩種東西是衝突的，我們今天不能夠想像一個非常浪漫的、講究性情的一個藝術家去做了行政院院長，會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甚至我覺得文化這個層次的官員部長，都並不那麼「詩人」，或「藝術家」，他的真性情不能流露。
　可是，在讀宋朝文學的時候，各位可以看到，所有的詞，都是這些詩人政治家——范仲淹是這麼重要的一位政治家，可是他可以寫「蘇幕遮」，寫那樣子的精彩，「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我們再想想今天的院長大概不會再寫出這樣的句子了。這面，常常會覺得那個寫「岳陽樓記」的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跟寫這個「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范仲淹，究竟是不是同一個范仲淹？因為，後來中國的這兩個東西被分開了，可是在宋代的時候，他可以是同一個人。

真性情


　剛才提到歐陽修，他的「醉翁亭記」，我非常喜歡，像孩子般活潑，有一點半醉時寫的文章，真是千古絕唱。而這個千古絕唱，是因為這樣的一位經由科舉出來的士大夫，在朝廷面擔任高位的人，他竟然可以流露出他非常人性的部份。他很多的詞，像「蝶戀花」面，美得不得了，跟歌妓去遊湖的經驗他也寫出來。老年的時候他一頭的白髮，卻插上很多的花，說「白髮簪花君莫笑」，這都是他的句子。
　宋代是個非常精彩的時代，把人格審美跟道德審美、跟他在政治上的作為全部混合在一起，而能夠不相衝突。當然，在這一段時期的中國思想史，包括儒家的、佛家的、道家的，這些東西都在混合蘇東坡這個人，他可以在上朝的時候一個樣子，下朝的時候又是一個樣子。他可以在上朝的時候，跟王安石變成這樣一個新黨、舊黨的非常固執的爭執，下朝的時候兩個人卻可以下棋。我覺得這是一種氣質，一種對人健全的了解。人，不是那麼單一的，不是那麼絕對的。他一生因為反對王安石新黨而受害，一直被貶官，一生仕途不如意，在王安石死掉以後，他重新被任用，變成很重要的執政者。這個時候，司馬光退下去十九年寫「資治通鑑」，也重新被重用。王安石死掉了，我們覺得這個時候，以政敵來講，一定要大報私仇的，可是司馬光連夜召見蘇東坡說︰「我們兩個要寫紀念王安石的文章，因為，一定有人落井下石，我們要肯定王安石的貢獻。」

擔待包容


　這樣的史書所保留的紀錄，所呈現出來的宋代知識份子的一種氣質，我想是構成人格審美最重要的部份。因為，我們剛才一直談，我覺得人格審美最重要的部份是「包容」，是發現人性可以被法律判罪，可以被道德判罪，可是在人格審美的部份，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被擔待跟包容，它也才有了人格審美的意義。
　其實「聖潔與沉淪」根本是一個循環，是一個人生的循環，它甚至也不能夠一刀分成兩個部份。到它非常簡化地被一刀分成兩個部份的時候，就會發生人性上虛偽的這一面。
　甚至，我覺得正統史冊的偉人，也變得非常不公平地被高高地奉在那個地方，而沒有一點人性的親切性。
　我覺得，台灣在最近的十年當中，有了很大的變遷。這個變遷，我所看重的，不完全是國民所得提高，或者是房地產的價格漲高等這些現代化的問題。我所看重的是說這十年當中，台灣對於人性開始有了一個寬闊的可能性，例如對李師科事件的討論、對湯英伸事件的討論，讓我們感覺現階段社會在討論人的時候，開始有了可以不同角度來看的可能性。
　我說可能性，並不是說它已經完成，我覺得到現在並沒有完成，只是你覺得你開始不那麼害怕去討論人，也開始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人。這個時候，我覺得台灣的現代化可能在九○年代——如果我對它有所期望，我想它可以在這個時候重新去建立、去完成一個人格審美的基礎。（簡正聰整理自蔣勳先生於社會大學文教基金會之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