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的陰影 • 錢的誘惑 — 亞運之外

聖火轟然點燃，和平鴿振翅騰空。
畢竟是中國人四十年來第一次辦亞運，採訪亞運的台灣記者掩不住興奮的語調，電視機前觀賞盛會無數的台灣觀眾，心中不免也被激盪出一股民族主義的情懷。
兩岸降低敵意的作法與氣氛，最近格外明顯︰
台灣選手在睽違亞運二十年後，首度比賽竟然在彼岸北京；兩岸紅十字會突破性的在金門會商遣返作業，而且決定以雙方的「前線」–馬祖和馬尾，為交接地點；台灣為兩岸統一設立的國家統一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和中介團體等一系列專責機構，也正在緊鑼密鼓的作業。
但這份由亞運所營造出的和諧親熱，畢竟無法完全掩蓋住大陸政經政策矛盾的困境。
大陸民眾在電視上看亞運（絕大多數民眾是從電視上體會亞運氣氛），感到大國的驕傲。但對他們最實際的，還是亞運之後，政府有沒有辦法讓他們過得好一點？疲軟的經濟能不能注入新機？六四以後的沈悶空氣能不能打破？
事實上，包括在中南海重重圍牆內的領導班子，口雖然是「笑迎天下客，滿意在北京」的亞運宣傳，但是在這硬撐起來的熱鬧場面之後，揮不去的還是眼前財政困窘、百業蕭條的困局。
因為今年上半年，外商投資大幅下降，企業停工倒閉頻傳；財政赤字持續擴大；背負國家主要財政重負的國營企業三分之一在虧損；財政艱困，流通資金短缺；國外貸款逐漸進入償債高峰，每年要償付相當於出口總值五分之一的外債；而巿場上則是︰交易清淡、庫存積壓、地方保護主義愈演愈烈……。

政治的魔棒

自從六四以來，中共深深嘗到內外交逼、孤立無援之苦。鄧小平急切的對中共高級幹部說︰「現在國際擔心我們會收，我們就要做幾件事情，表明我們開放的政策不變。」
果然，年初至今，政治的魔棒頻頻揮舞︰亞運、與沙國建交、與印尼復交、開發浦東……，目的都在扭轉國際形象，並爭取外資。
然而，「政策會不會變？」「方向要怎麼走？」是每一個商人去大陸投資以前會考慮的。因為長久以來，大陸政治的左手和經濟的右手就在不斷拉鋸，互相抵銷。
要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必須開放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經濟開放改革卻遭遇政治體制的障礙，邁不開步伐。
例如，巿場疲軟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要放鬆對價格的控制，利用巿場機能自由調節，但中共中央一直不放鬆控制，理由是怕影響社會安定；再如，要由公有制逐步走向股份制，牽涉到所有權的隸屬就障礙重重；另外，要提高企業效率，就不能養很多冗員，工廠經營不善就應該讓它關門，而不是繼續補貼，但這又違反社會主義照顧全民的傳統。

毫不放鬆控制

談經濟問題必須先考慮意識型態的大框框。北大教授厲以寧主張中央與地方應將財政包幹（不管地方稅收狀況，按一定數額上繳中央）的制度，改為企業利稅分流，將多賺的錢留在企業，以提高企業積極性，並建議逐步朝股份制走。他相信中共中央不難接受他的開創性建議，主要因「這還是在公有制的基礎上。」
在中國社科院八月份為「八五計劃」所提的草案中，為求順利推動「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巧妙的提出「所有權分割」的構想，主張國家保留「終極所有權」，企業得到「法人所有權」。擁護改革開放的學者專家只能遮遮掩掩的提出各種方案建議。
「中央也不是不了解，每個改革方案都要傷筋動骨，不讓社會主義脫一層皮是不可能的，」一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在擁擠的下班路上，推著自行車邊走邊指出這種矛盾心態。
中共的領導層不但在政治上不敢放鬆對經濟的管制，還要利用經濟改革達到政治宣傳的目的，上海浦東開發計劃就是一個例子。為了證明開放的大目標不變，浦東在今年春天雀屏中選，成為昭示改革開放的樣板。上海巿長朱鎔基為此專程訪問美國和香港，但宣揚政治形勢大好的作用，遠超過浦東所吸引的投資。看著上海人為浦東興奮激動的情形，北京報社一名資深記者忍不住潑出冷水：「中央放不放權，給多少錢，還得看它將來能在政治上起什麼作用。」
當東歐的民主改革和經濟自由化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當德國上下為統一的實現歡欣鼓舞時，中共卻仍在為六四的錯誤獨嘗民生凋蔽的苦果。六四之後，中共曾為官倒問題痛加檢討（沒有意識到一黨專政與腐敗是很難脫離關係的），對於國際間的嚴重制裁，間接造成經濟衰退，中共領導無一人認真反省。「在中國，為政治犧牲經濟是不犯錯的，有時候，還可以立功，」一位在大陸「吃得很開」的台商這麼觀察。

岩縫中的花朵

在經濟方法與政治目的衝突下，經濟不能不向政治妥協；但是，艱難的在岩縫中成長的花朵，也會有它花團錦簇的一天，那時候，主導中國的力量將是反映人民生活的經濟，而不是無所不在的政治，大陸一些對中國前途懷抱希望的學者這麼期待。
儘管經濟景氣低迷，改革停滯，他們仍認真的鼓吹開放︰「對外開放不是權宜之計，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一個封閉型的經濟是不可能發展的。」熱心的提倡競爭︰「引進外資的作用不在資金，而在引進競爭機制，讓新技術、科學化管理和先進的巿場經濟理念，刺激國營企業進步。」呼籲深化改革：「要改善財政問題，解決市場疲軟，根本還在如何加快改革。改革就是出路，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不論是面對眼前還是著眼未來，許多人都認為當務之急是把經濟搞起來，因此雖然困難橫亙，還是要做水滴石穿的努力。一位在六四以後被痛整的年輕學者以發亮的眼神鼓舞著外來客︰「注意沿海經濟的發展。」他認真的相信，沿海經濟的發展是中國未來希望所寄，因為在那，經濟自由化已對意識型態的控制產生了反作用力。
的確，走一趟沿海城巿，令人不能不相信共產主義的控制，雖然形式仍在，骨子卻產生了許多變化。領導幹部白天奉指示、抓政策，晚上則與外商過著資本主義的日子；一般人民嘗到了商品經濟的甜頭，知道要改善生活只有排著長龍去外資企業應徵或者學英文、找門路，設法出國。一句順口溜：「朦朦朧朧的資本主義，羞羞答答的社會主義，實實在在的個人主義」，相當貼切地描繪了沿海經濟特區意識型態混亂的情形。
為了互相競爭合同數字，沿海城巿已自成一套行政體系，對中央規定的優惠措施、審批辦法，有更大的彈性，「反正中央只關心外資引進多少、項目多少、合同簽了沒？」廈門大學一位教授這麼說。
一位中央級的中共高幹評估，在五個開放特區中，最有發展潛力的是海南，但前提是海南要有單獨的貨幣，並且成為自由貿易島。可能嗎？他笑而不答。的確，海南島天高皇帝遠，如果有足夠的條件配合的話，發展將不可限量，也不致因此動搖中央對內地的控制。
工業經濟學家蔣一葦對開放之勢這麼形容︰「長江從四川峨嵋山流下去，在洞庭湖轉個彎是可能的，但是，誰能把上海的江水再趕回四川呢？」經濟的力量必將如脫韁的馬，一路奔騰。這也可以從各地瀰漫的地方主義看出來。

地方形同割據

由於財政包幹政策，地方與地方、中央與地方、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甚至部隊與農民，都為了爭利互不相讓，情況愈演愈烈，連中央都束手無策。
例如︰上海徒有產品質量佳的棉紡廠，卻買不到棉花，必須拿外匯到香港，去買山東所出口的棉花；新疆自治區無視國家計劃，嚴格限制外省的四十八種產品進入；湖北、吉林和遼寧的省屬大百貨公司都被省政府嚴令不准從外省「進口」彩視等貨品；廈門的部隊與農民搶包工程，軍隊包到了竟轉包給農民；而許多省份是以荷槍實彈的武裝經濟警察，在邊境實施嚴格的地區封鎖。
中央對產品的統籌計劃受到破壞，抵制中央的物資調撥已經公開化。一位在計委工作的官員說，中央權力下放的目的在搞活巿場，但地方政府有如土皇帝，只顧地方利益，以封閉來抗拒外來的競爭。
這種經濟割據趨勢是否會在中央政府出現危機時，導致最終的政治和軍事割據？一些海外中共學者正賦予密切的觀察。
北京流行一句順口溜︰「過去是社會主義救中國，現在是中國救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共產政權紛紛走向民主化與自由經濟時，中國能救得了社會主義嗎？在大陸人心普遍抗拒、不信任又無所適從的情形下，中國未來怎麼走？
從官到民，從沿海到內地，從老到少，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國一定要繼續開放才能有前途，一切只是時間的問題。在此之前，大家只有實事求是的工作。上海前巿長汪道涵強調︰「中國總是要發展起來的。」他以「事成於思、事在人為」八個字形容他為浦東奮鬥的心情。北大經濟系教授厲以寧語重心長：「經濟要有活力，大家拚命幹活，社會才有出路。」人大常委、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名譽所長董輔礽說：「結構調整需要時間，但絕不能再走封閉的路。」老一輩迴避政治，對經濟未來的看法卻很穩健。
在中生代技術官僚方面，對社會主義的改革還沒有完全絕望，卻較多從技術問題下手。廈門巿副巿長江平多次積極的赴美爭取王永慶的海滄投資，他熱心的說︰「台資對廈門的貢獻很大，在財政收入、管理經濟和巿場上，都有作用，老百姓受惠不少。」國務院對台辦副主任孫曉郁則流露出相當的使命感與歷史感，他每天花許多時間跟台灣人溝通，他認為，兩岸人民對人的價值和社會的看法都有其共同點，雙方在政治上如果仍有岐見，不妨先從實際事務出發。
同樣被政治阻擋，卻仍在混亂中尋找經濟生機的，是一批年輕的知識份子。北京涼夏之夜，在一切彷彿都已靜止的沈悶空氣中，知識份子硬是按捺住政治的熱情，選擇以潛心讀書、做研究的方式渡過困境。一位專門研究東歐、蘇聯改革的年輕博士說，現在唯有「努力保持內心的獨立」，等待自己有機會使力的時候。「你們說不過我們，我們打不過你們，你們活不過我們，」經過六四事件的北大學生也這麼自我安慰。等待打天下的老一代中共領導人逐漸過去。

鹿死誰手？

經濟繼續發展下去終將動搖政治控制的「危機」，中共中央領導人已經覺察。六四以後，抓「四個基本原則」（四個堅持）的思想教育無時不在進行，經濟和政治的攻防戰，究竟鹿死誰手？攻的一方似乎信心十足，守的一方則顯得進退失據。對大陸動態觀察四十年之久的日籍經濟學家藤井彰治不相信中共可以「左」「右」逢源，他早在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之時即曾斷言：「如果中共現代化改革成功，則中共政權勢必毫無存在的理由，如果中共政權健在，則現代化必敗無疑。」
廈門電視上播出自台灣側錄的節目，台灣歌手張雨生和東方快車合唱團以高昂的嗓音唱著一曲「永不回頭」，重金屬搖滾音樂震天價響，看電視的年輕人忍不住隨著旋律搖擺著身體。……
向左？向右？

神仙豆花村

北京使館區。成排灰色氣派的外國使館間，隱隱跳動著一抹鮮黃。
進入「神仙豆花村」黃色的大門，令人激賞的創意，在整個餐館隨意流動。深宅大院的格局，每間廂房都有自己的名字。「農戶」，木製的桌椅、碗瓢透露著樸拙的氣味，穿著農家服裝的年輕侍者用道地的四川話穿梭招呼著；「道教廳」，八仙與八卦的圖案撘配清淡的素菜；「婚俗廳」的廳前有鵲橋，飯桌旁還有個洞房。

沖茶絕活
挾著豐沛的活力，晚上有四川小調的表演，也有四川老師傅示範沖茶絕活，豆花村的出現在北京是個異數。大陸效率低落，豆花村只花五十天就將占地數百坪的屋舍改頭換面；開始營業才二週，營業額就從承包前每天二、三千跳到四萬多人民幣，暴漲近二十倍。
締造這個漂亮成績的是今年五十出頭，人稱「劉大姊」的劉則智。憑著過去成功地承包創辦過兩個標榜四川口味的「豆花村」，和與中央及地方各單位黨、政、安全體系的「關係」，她承包了這家位於日壇公園內、原來經營不善但頗具規模的飯店。
在大陸封閉的體系下，劉則智這股被壓抑的生命力一直在尋找一個可以揮灑的舞台，她的出路是以開餐館來呈現她的創造力︰「我要當導演、當總監製，」學戲劇、曾經寫過劇本、當過演員的劉則智啞著聲音指著「豆花村」說。
政治經濟的糾葛掐住每個大陸人的脖子。劉則智是找到了舞台，卻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六年來，劉則智每開一家餐廳，在經營上軌道之後，就被貪得無厭的官僚吞噬，收回承包，改包給關係更好的人。今年八月剛開幕的「豆花村」已經是劉則智第三家從無到有的「豆花村」餐廳。

處處漏洞
大陸制度雖然層層束縛，卻也處處漏洞，渠道、關係變成有心人唯一的憑藉。劉則智靠著良好的黨、政、軍、情治關係，一個人承包這個耗資七、八百萬人民幣的餐廳；動用十九輛軍用卡車從四川運來器具、竹子和建材。
但社會主義的體制還是像個夢魘，牢牢罩在劉則智頭上。做為餐廳負責人，劉則智不但沒有招募員工的自由，還必須接下餐廳原來的員工。有些員工工作精神散漫，她無權開除。為了避免這些員工將不良習慣傳染給新請來的純樸青年，她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給薪水但請他們留在家不要來上班。
向中央承包的企業必須背負沈重的包袱，另一方面外資企業卻可以享受優惠的政策。劉則智眼見一些香港商人利用優惠的政策和廉價勞力攫取暴利，更加憤憤不平。
「只要給我一半他的（優惠）政策，我可以做得比他（港商）好太多，」皮膚黝黑、輪廓分明的劉則智急切地說。原先想藉著和台商合資來突破體制，但一位台灣商界名人卻在和她談定之後臨時抽身，令她更生挫折。

沒有安全感
因此，儘管「豆花村」在北京名聞遐邇，用餐時間每每人聲鼎沸、座無虛席，但劉則智卻毫無安全感。「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安定過，一直在冰上漂，」曾經被流放到青海多年的劉則智嘆了口氣，道出許多大陸人共同的心聲。
豆花村，這個在政治抓權、經濟開放的夾縫中生存的產物，對大陸體制難道不是一個諷刺？（方素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