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是會議前的世界新局

一九八九年四月至今十二個月來，四十餘年前建立之橫跨歐亞以莫斯科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所秉持的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業已瓦解。國與國間的關係如何重訂，則尚在摸索試探之中。
從海外看台灣–大陸間醞釀變化的關係，以及台灣與東歐和蘇聯在嘗試中的經貿發展，以至於半官方的接觸，都可以視為整個世界大環境中在劇烈迅速變化後不斷的因應與調適。猶如大地震之後，間歇地會有或大或小的續震。在這個環境中，如要在震搖地帶設計一座跨海大橋，設計的工程師們顯然對各次震動和事後的調適要有足夠了解。
今天在台灣談「國是」，台海兩岸的關係應當如何設計，不論是討論憲制或是其他「大事」，就像在巨變後的地震地帶設計大橋一樣，參加會議的成員，有如設計的工程師們，不能不注意巨變後與尚在變化中的新國際環境。
假如真要建造一座跨海大橋，兩岸監工的人員當然必須用同一套的計畫、工程材料標準與藍圖。
假如一方面的工程師對震後地層變化，評估未定，或認識與另一方不同，那麼建造這座橋目前最多只能停留在（１）構想（２）設計和（３）準備的階段，而且要儲存幾套不同的藍圖。
在設計上，「需要有不同的藍圖」和「為採用不同的藍圖必有的準備」，這兩點應先取得共識，並且，此共識應當是國是討論的主要課題之一。本文僅就國際環境中一年來的變化提出觀察所得，將一些海外觀察分析供讀者參考︰
一、戈巴契夫八五年開始執政後，最初認為經濟改革並不太難︰如能提高生產效率（禁酒即為一例）、更新設備，生產增加應是指日可待。
略後，開始注重提高農產，但八七、八八兩年成效均有限。八八年開始公開討論國防經費是否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過重負擔，此時對經濟之需要徹底改革，與此時國內經濟之落後認識更深一層，八八年初莫斯科宣布之若干經改方案，但並未能積極推展。
吾人事後推測，似係反對者之阻力太大，迫使戈氏不得不將經改速度暫為收斂，轉而先鞏固個人權力。
八九年全年，戈氏忙著在國內調整政府及共黨的人事結構，目的似為他日經改鋪路。
美國的蘇聯專家們持一種解釋是︰戈氏的政治改革是「上下其手」。戈氏的各項提案是因應各種自下而上的要求與「民意」，而後者恰好是公開討論與准許公開批評政府的後果。因此，也可以說，戈氏想在政治方面，利用「開放」，先給人民一些「甜頭」，藉以換取人民對經濟改革成效的好感，多一些忍耐與甘願等候。
戈氏去年五月中從天安門回莫斯科後，更全力推動國內政治的調整，一方面將經改中最基本的一環─放棄物價管制─再挪後一年至一九九一以避免引起太快的物價上漲。另一方面，政治上開放選舉，不再堅持一黨專制，但同時卻自立為集大權於己的總統，實際上成為國內的「新權威」。
對中共自八二年至八九年歷經胡耀邦、趙紫陽等經政變化，以及忽進忽退的改革措施熟悉的人，或者會認為戈氏吸取了中共的經驗，知曉經濟改革進入某階段時，會引起政治開放的要求。並且，這個要求的聲勢會膨脹到不可抗拒，不如政治上先行開放。
這點，從前段談到的決定政經改革措施的先後來看，似未必盡然。在從「事後之明」觀察，戈氏在整個改革政策的設計上，戈巴契夫似乎比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比較直覺的、試探性的摸索前進，看來似乎穩健一些！

蘇聯與東歐民運

二、莫斯科既已決心爭取西方資金與技術的支持，而且為削減國防與和美國及北約對峙的負擔，早於一九八八年雷根主政時期，即已經跟美國開始進行簽訂限武協定，因為如果在歐洲大規模用兵，顯然會與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發生衝突。
但是世人所料不及的是，戈巴契夫竟於東歐各附庸國家發生大多數人公開與共產政權抗爭時，按兵不動，拒絕派蘇聯駐軍保衛東歐等地的傀儡政權。東歐原有的共產政權，遂於半年之內幾乎被一一推翻。這方面的措施，戈氏之受中共武力鎮壓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東歐民運在這一段期間便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結果︰（1）靠蘇軍支持的共產政權如波蘭、捷克、東德、匈牙利、保加利亞，在蘇軍不干預的態度下，共產政權一一崩潰。（2）靠本國武力維持的羅馬尼亞共黨獨裁政權，由於武裝的祕密特務部隊和正規軍發生戰鬥，遭武力推翻，「暴君」夫婦因而喪命。
另外，在亞洲，同一年內，由於正規軍與武警並未發生大規模直接衝突，而至少短期內血腥鎮壓成功的中共政權，遂成為第三種類型。遠瞻這三個類型的可能發展，以及政治經濟的穩定程度，及其與台灣的關係可以在此簡單地推論一下︰
（１）戈巴契夫雖然未用武力鎮壓東歐的反共、反獨裁之自主運動，但在本土與二次大戰開端時侵占的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的獨立與分離運動則態度完全不同。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承襲帝俄領土與政權，加上史達林時期侵占的領土，致使世人忘記了它實在是歷史上極大的、一個包括無數不同民族的帝國。只是因為陸地連綿，沒有大海相隔（像過去的不列顛帝國），其帝國的性質被人忘卻。蘇聯在聯合國中，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之各掌一分投票權，就等於公開承認它們的部分自主地位──但在民族思想公開抬頭後已不復如此。
戈巴契夫在應付二次大戰後占領的東歐各國未曾訴諸武力，因為沒有絕對需要。一則蘇聯並未正式併吞它們入境；二則蘇聯駐軍並未全部撤退。且即令撤退，也要等到與北約各國會商訂約。
所以立陶宛之宣告恢復獨立，引發了整個蘇聯內部的民族意識，可能超越戈氏原有的構想與程序。然而事情業已發生，如何解決或暫行「粉飾太平」，恐非易事。萬一事態擴大，政治改革的前途堪憂。像中共在六四後的開倒車，並非不可能在蘇聯發生。
（２）前面已經說過，戈氏將蘇聯的經改時刻表後移，先改變政治上權力結構與公開評議的程度，因此，物資的缺乏尚未全面經由通貨膨脹之物價公開急速上升表現出來。使用特權和貪污的現象蘇聯早已如此，但未如中共之氾濫。所以經濟改革如真正進入大幅開放物價管制，則類似中共所經歷的一些由經改衍生的政治問題，從而發生的國內外反應，恐非蘇聯始料所及（九○年春又有快放寬物價一說）。所以（１）（２）兩項攸關蘇聯改革的前途，新當政的戈巴契夫對政、經改革的努力與時刻表和優先程序，都同時亮起了黃燈。

政經問題困難重重

（３）從波蘭到保加利亞，東歐各國雖然都已將原來專政的共產黨政府推翻，變相的共產政權是否隔一段日子又要嘗試捲土重來，實在很難說。推翻了一種專制，是否能順利建立穩定的民主，要看四十多年的共產制度中能否發掘和培育出足夠的清明理智的政界人物與公務員。
社會主義式的公有制度和計畫經濟雖然已是山窮水盡，巿場經濟所需要的法津規範與進取精神是否能從多年來的人治和「好壞依賴上頭」的命令習慣中掙脫而出。來自西德的報導說，就連從工作素來勤奮的德意志民族出生的東德工人，其敬業精神與效率都不能與西德相比。
　在國際收支方面，過去債務高累的東歐國家，除了東德多少會得到西德支持，對西方的貸款與贈予各國希望不同，且都不可靠，對西方經援的依賴程度也要看個別國家今後與蘇聯和歐巿的關係，所以不能把所有東歐各國合併著一概而論。
好在蘇聯既未即時直接干預東歐民運，之後要恢復全盤管制，談何容易，不能動輒訴諸武力。但政體、經濟制度、生產效率、國際支付上付款能力必須個別地評估（蘇聯本身的支付、還債能力最近在西歐已公開地發生問題。商業上借債利息已被提高，有被迫拋售黃金的可能）。換言之，在民運高潮洶湧幾近一年之後，部分東歐國家的前景可能是比較樂觀的，然而經濟、政治上難題距圓滿解決之日尚早。

美國態度曖眛不清

三、以上談到的蘇聯改革政策與其業已付出的一切代價，以及東歐依賴蘇聯武力支持的共黨急速崩潰，和兩個羅共武裝部隊系統不和之內戰，在短短一年內發生，皆肇因於戈巴契夫的政策︰為求改革而必須削減軍事負擔、對內改革、對外讓步。
這些事對有關鍵性的美國而言，則有兩個共同點︰一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一是沒有事前想好的對策。前者的基本原因是多年來低估了蘇聯所承擔的軍事負擔與高估了蘇聯的經濟效率。換言之，這是資訊不足和決策上分析與解釋有問題。何以會如此？值得探討，但超出本文範圍。至於為何決策者沒有想清楚，那卻不能完全歸罪於資訊沒有指點出來。
五○年代杜勒斯的冷戰目標便是要將向東亞、西歐伸出來的共產勢力「捲回去」（roll back）。今天它自己捲回去了，而西方國家，尤其是以領袖自居的美國，竟瞠目不知所措！
再說得近一些，在六○年代末期「布拉格春天」，捷克人抗議時呼籲美人援助─美方支持的電台先前一向在鼓吹反抗蘇聯─美國卻無以應之！更近一點，在天安門六四屠殺後，美國的謹慎作風對蘇聯在中亞、在立陶宛、或將來在別的地方又有什麼影響呢？四十年前冷戰開始之際，難道沒有人認為當時的口號會突然實現嗎？即令可能性小，千載難逢的機會來了，不能充分利用，不也太不應該了嗎？
截至現在，美國對蘇聯的反應可說是（１）希望戈巴契夫政經改革成功，因為在改革推進期間對︰限武、和平，以及美國的財政和國內很多的社會、教育問題都有裨益。（２）改革成功後的蘇聯走向如何，可以說尚不明瞭。但是為了（１）項的利益希望戈氏的改革成功。（３）至於改革政策能否成功，大多數人可說是為戈巴契夫捏一把汗，不能肯定他會成功，甚至於一年後，戈氏是否還在位，也令人懷疑。
所以美國一方面支持戈氏，一方面卻並未完全放鬆管制。贊成蘇聯在關貿總協定中為觀察員，與蘇聯簽訂長期售糧協定是已經做了的。放寬高科技產品對東歐和蘇聯的出口管制正在進行。至於與莫斯科訂商約︰給予最惠國待遇，鼓勵美國民間企業前往投資，則尚在規畫。核武與中歐限武協定進展程度，及戈氏對立陶宛等事件的解決方法，都是美蘇關係如何變化的因素。美國對本文中談及的蘇聯和東歐的發展，反應上仍是可進可退，尚未完全成為一個「過河卒子」！
綜合前數段分析，最後讓我們談談這些國際變化對台灣制訂大陸政策方面有什麼可以借鏡之處，有何影響？
（１）大陸在今後數年內，因為領導階層的年齡日長，人事上必有變化。國內經濟情況方面，短期內當前的執政者大約不會急速有意地恢復開放改革。人事變化中政經改革的方向與速度無法肯定。香港九七大限前一兩年可能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安可能。異議分子有何行動？武裝部隊的凝結與向心力如何？為爭取外匯的武器出口會引起何種海外反應？都是一些大的未知數。
西方國家與日本的注視力和財力趨向於以東歐蘇聯為主，尤其是九二年的歐巿，更視與西德統一可能性日大的東德，更是貿易、投資的目標。蘇聯自己恐怕無力他顧。所以大陸本身的變化與政策改變的時刻與方式不但外人難以掌握，恐亦非大陸執政當局所能完全自主。在這種環境下設計大陸政策不能限定一個單一的政策；過程中必須可進可退。連表面上可能性最小的發展（不論好壞）都應當考慮、才有改絃更張的調適能力。
（２）目前台灣好像在經貿方面有所謂「東歐熱」與「蘇聯熱」。本文己經談到東歐與蘇聯都不是短期內穩定的大巿場。但是它們自己對九二年的共同巿場嚮往殷切。後者─尤其西德─對東歐有同樣態度和行動。台灣工商界或者應當著眼在共同歐巿的巿場，而以參與東歐、蘇聯與歐巿間的經貿發展行動為入門之途，先學習與累積經驗。
此處所談的東歐、蘇聯經貿關係是一個枝節問題，不在「國是」討論範圍之內，但是它是一個好例子。憲政、臨時條款等大事常常牽涉很多無法盡滿人意的問題，越談越長，越需要再開會；枝節小事便被忘了。民主政治運作的順利與否需要共識。民主政治產生的政策也需要對國際環境的共識。
不久前，作者久聞中華民國的政策是要在「放眼天下」中「建設台灣」，今作此文以供台灣一般讀者與「國是」討論的專家學者們參考。（作者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