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出經濟問題的重圍

自一九八○年代初期，台灣經濟對一九七九年發生的第二次石油恐慌及其後遺影響完成艱苦調整以後，國民生產和對外貿易雖然仍有優異的表現；但自去年起，即已露衰退之象。今年的展望似乎更不樂觀。官方已將國民經濟成長率減為七％，甚至暗示這個目標很難達到。不過，根據預測，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成長今年也將普遍減緩；所以台灣經濟成長的步調暫時放緩，實在不足為奇。
　
中低度成長的震盪
　
　值得注意的，倒是最近官方竟然宣布：「今後我國面臨的將是一個中度成長的時代。」這就是說，七％以下的經濟成長將不只今年一年，而是一個漫長的時期。
　官方之所以降低未來經濟成長的預期，有許多原因。其中包括：一、發展所需的工業用地不易取得；二、環境保護已成為高度敏感問題；三、勞動意識及工作態度顯著改變；四、社會治安及脫序現象日趨惡化；五、通貨膨脹壓力已漸浮現，而至今仍無有效解救之方；六、國內產業的體質經不起全面自由化、國際化的考驗，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家要求台灣開放市場和台幣升值的壓力卻有增無減。
　事實上，正是基於這些考慮，國內廠商的投資意願一直沒有起色。據報載，不在少數的廠商，有的已經遣散大批員工或全部關閉；有的正計畫遷往外國，或直接對外投資（實際上是資本逃避），有的則由出口改營進口。根據一九八八年五月天下雜誌的調查，高達一○％以上的企業負責人甚至對台灣完全失去信心，表示即將移居海外。這些現象，預料今後仍將持續發生，且其規模可能更大更廣。
　
退縮不能解決問題
　
　但是，這樣的退縮態度，能解決當前和未來的問題嗎﹖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過去二十多年來，除少數幾年受世界經濟衰退的影響以外，我們一直習慣於以工業為主導的高度經濟成長；現在突然由高度成長減緩為中低度成長，其所引發的強大結構變動，我們能否承受﹖如其不然，這樣的演變必將進一步影響社會治安和社會秩序。那時台灣所面臨的將是什麼樣的局面﹖這樣的局面會不會進一步導向惡形循環﹖
　再說，台灣工業發展真已經「過頭」了嗎﹖諾貝爾獎得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梭羅(Robert So-low)根據客觀的觀察，在接受中國時報記者王韻的訪問時就認為：「台灣不應以目前的發展為滿足，台灣的工業基礎還應該再擴大。」
　
不讓雜碎服務業氾濫
　
　老實說，像台灣這樣一個小島，如果要靠國內需求來維持經濟發展，無論如何也不能滿足人民對未來生活水準逐年升高的期望。為著避免人民的失望可能引起的動亂，我們還是要高度依賴對外貿易，還是要高度依賴工業出口，因而工業基礎還是要進一步擴大；而且只有如此才可望帶動高級服務業的健全發展，而不致讓「雜碎」服務業泛濫成災。
　從更高的層面來看，以台灣現今在國際上的困難處境和內部的不穩定狀況，台灣經濟尤其需要創造一波又一波的奇蹟，藉以振奮人心，鼓舞士氣，並使國際人士刮目相看；而這又要寄望於台灣工業展現一波又一波的技術突破。但是，如果前文提到的六大問題不能同時解決，今後要維持中度經濟成長已很困難；致於不斷創造經濟奇蹟的構想，則只不過是虛無縹緲的夢想而已。
　這涉及「解連環」的複雜問題。我認為要解開這個「連環」，首先要政府認真推動自由化、國際化。過去國內企業受到太多的管制與干涉，也受到太多的扶持與保護；如果這個政策不徹底改變，國內企業永遠不能與國外企業公平競爭。
　
如何回到高度成長﹖
　
　為著突破台灣經濟現今所面臨的困難，以及開拓未來發展的遠景，我們一定要採取一個非常的、化危機為轉機的策略。這個策略就是我曾撰寫四篇專論反覆申論的：設置「中央發展外匯基金」的建議。我在這不想重複以前提過的論點以及「基金」設置與運作的技術問題；我只想指出，這個「基金」的主旨是由中央銀行撥出三百億美元，每年由其中提出三分之一貸放給國內企業，專供進口資本設備及轉移技術之用。至於「基金」貸款的分配以及利率的高度，則完全由市場運作的方式決定。由於每年「基金」貸款的數額相當龐大（一百億美元），貸款利率必然低到足以吸引投資者的興趣。這個「基金」開始運作以後，可望立即產生下列效果：
　
企業產生新信心
　
　一、國內外戲劇性的反應－就國內而言，這個龐大「基金」的設置，表示政府繼續維持台灣經濟高度成長的決心，因而國內企業對台灣經濟前途可望立即產生新的信心。這樣，近年來一直低落的投資意願就會轉趨熱絡。就國外而言，像這樣數額龐大、專為進口資本設備及引進技術的「基金」貸款，必然使工業先進國家（尤其是困於巨額外貿赤字的美國）的企業對國內企業爭相兜售或尋求合作，這些國家原來對台灣貿易的不平衡必將迅速改善，因而它們對台灣開放市場和台幣升值的壓力也將緩和。其結果是：國內企業有足夠的時間對全面自由化、國際位的衝擊可以從容調適，而這又可能提供進一步投資的誘因。
　二、每年一百億美元「基金」貸款連續資助的資本設備進口和技術轉移，必將迅速促成國內產業的技術革命；在公元二千年前，台灣必將呈現嶄新的面貌，成為世界上的經濟大國。
　
換上健康的新血
　
　三、在與「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密切配合之下，國內不再享有比較利益或在近期內展望不佳的工廠，必將加速遷往仍有發展前途的國家（這應有一套極具前瞻性的構想）；同時除完全新建的工廠外，為安置進口的新設備，絕大多數的工廠必將就原址改建，因而減少另覓工業用地的困難。
　四、另外，我特別強調「基金」貸款的申請廠商必須保證嚴格預防環境污染。因此原本不符合環保條件的工廠，勢必逐漸為符合環保條件的工廠所取代。最後所有工廠不但在技術上換了一次健康的新血，而且在運作上也換了一個健康的新環境。
　五、在工資成本相對於其他新興工業國家迅速上升的情況下，「基金」貸款資助的資本設備進口和技術轉移，必將使工業生產導向於「技術密集」或「資本密集」。那時高品質的勞工必將供不應求，而品質較低的勞工則必須接受在職或轉業訓練，結果勞動生產力必將大幅提高。同時由於勞工對高酬工作趨向於更高度的競爭，近年來稍見鬆弛的勤奮敬業精神必將重振。在這個新風氣感染之下，游手好閒的人必將因而減少，社會治安也可望有所改善。
　六、由於國內產業脫胎換骨再度推動高速經濟成長，國外高級服務業必將蜂擁而至，國內服務業的品質及多樣化也必因而提升。到了相當地步，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可能漸趨減少，而服務業的比重將漸增加，表示台灣發展漸進於成熟。
　
呆錢變活錢
　
　七、在這個發展階段尚未到達以前，台灣進出口貿易仍將同時維持高度成長。在全面自由化、國際化實現之後，進出口貿易及國際收支必將維持大致平衡。無論如何，絕不可能出現長期出超，以致中央銀行為了要不斷吸進外匯而不斷釋放新台幣。至於過去由於外匯存底累積而造成的大量超額貨幣供給，其中一部分除由政府吸收以推動公共建設外，其餘將因為工商業恢復高速成長而自然消化。其結果是：原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必將消失於無形。
　八、至於央行撥交「基金」的三百億美元，還是分毫不差屬放央行所有，只不過現在通過「基金」的運作使「呆」錢變成「活」錢。這些「呆」錢，原本是全體國民過去累積下來的一部分儲蓄，卻連年如梭羅教授所指「以出口的方式為國外運用，支持了國外的經濟發展，而換回一筆筆的外匯資產，這些資產嚴格的說只是累積的數字」；現在則利用這些積蓄貸放給國內企業進口資本設備和引進技術，以「刺激自己國內的投資意願，和增加工業的產能」，從而促使台灣經濟由中低度成長回到高度成長。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藉「中央發展外匯基金」的設置再創台灣經濟奇蹟的建議，是著眼於通盤的考慮，並兼顧當前的問題和未來的遠景。這個建議可能尚有考慮欠周的地方，但決不是一件枝枝節節的「即興之作」。不幸在極具關鍵性的最近兩年，政府施政決策仍然免不了枝枝節節的即興之作。最近有兩個實例，可以作為這個指陳的佐證。
　第一個實例，是經濟部為培養國內有待開發或未來發展潛力雄厚的產業，成為我國產業的「明日之星」，特指定工業局成立「目標性產品推動小組」，自今年春開始，會同工研院、創新公司及業者每年挑選五－八項產業，全力輔導其發展。今年被挑選的產業，有航空太空工業、汽車工業（以引擎及車型自製為主）、機械業（包含工具機）、消費性電子產品（包含數位化電視機）、汽電共生系統、塑膠製品業、遊艇業等。為著推動這個計畫，工業局擬議以現有的獎勵工具全力輔導，看來頗似多年前實施的「策略性工業發展方案」的翻版。頗富諷刺意味的，是由政府以種種優惠條件和高度保護刻意培養二、三十年而仍不成器的汽車工業，竟率先響應航空太空業的發展！照這樣看，今後「目標性產品」的發展，勢非關起門來保護不可，而這樣的政策卻正與政府現今經濟政策的大方向背道而馳。
　
不切實際的苦心
　
　再說，這個計畫所倚重的工研院及國內其他研究機構和創新公司，近年來雖然確實有值得稱許的表現，但以它們的有限力量，如果希望它們協助推動每年以五－八項累增的產業發展，未免不切實際。我絕不懷疑經濟部提出這個計畫的苦心，但是我非常擔心這個計畫終不免於以前「策略性工業發展方案」所遭遇的同一命運。
　
民間主動開發新產品
　
　依我個人的偏見，這個計畫很容易納入我所提出的「中央發展外匯基金」建議之中。我認為開發新產品的主動力，應來自民間企業，而不應由政府挑選。政府所應該做的，只是提供新近國外重要工商動態和科技發展的資訊，以及全面性的既不干涉個別企業決定、也不干涉市場機能的協助。在我的建議中，工研院等研究機構及創新公司、在協助經辦「基金」貸款的商業銀行審查貸款申請或個別企業自動要求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方面，可能提供極有價值的服務，但絕不可該優先開發。在我看來，這個選擇性的發展策略，在政策上又是開倒車。
　第二個實例，是政府為有效緩和中美間緊張的經貿關係，決定由我方出資（暫定為二億美元），透過美國往來銀行轉貸給該國輸銷產品到我國的出口商。這個計畫，可以說與我方每年不定期組團前往美國採購計畫「異曲同工」。但是效果如何，尚待證明。最值得疑慮的，是這個計畫通用的對象只限於美國。這在我國雖然是存心「討好」，但在美國未必真心「領情」。至於其他國家而言，上述計畫可能引起的反感不問可知。如果一九九二年大歐洲計畫真能實現，我們現在的作為等於樹立一個幾年後的大敵，未免過分淺見。反之，假如政府採納我的「中央發展外匯基金」建議，則世界各國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分享台灣每年一百億美元以上的資金設備進口和技術轉移。其結果是：世界各國都將成為我們的朋友。
　以上所舉的兩個實例，旨在闡明經濟政策的全面性和前瞻性的重要，而這也正是我所提出的設置「中央發展外匯基金」建議所極力顧到的。當然，我並不認為我的建議是解決當前和未來台灣經濟困難的唯一方法。如有高明之士提出更周全的建議而能為政府接納，我一定舉雙手贊成。（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