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信、國信的下一波 — 塵埃落定，或重蹈覆轍？

分別拖延有五年及三年之久的亞信與國信金融懸案，忽然在最近短短的一個月間，先後收場落幕。然而整個事件戲劇化的結果，就像當年繼擠兌風波後，還牽引出一連串的內幕，令社會大眾震驚且憤怒。
　九月五號，在財政部的安排下，蔡辰男交出了國泰信託的經營權，由三陽汽車集團的負責人黃世惠擔任新的董事長。孰料五天後，法務部調查局就展開偵辦蔡辰男的調查活動。
　但就在一週之內，亞信的經營權卻決定還給原來的鄭周敏家族，財政部看起來像是厚此薄彼的作法，引起輿論界極大的不滿：「鄭家憑什麼坐享其成？」
　
簡直黑白顛倒
　
　一位熟知內情的人士急切地解釋亞信最危急的時候，是用多少納稅義務人的錢去填補漏洞，如今亞信土地增值，財務狀況轉好，但關係企業虧欠亞信的六十多億資金仍未還清；政府不但不追究當年鄭周敏公器私用將亞信資金套入關係企業，反而拱手送還經營權，「簡直黑白顛倒！」這位亞信職員道出了大部分人心中的不滿。
　歷史的意義，在於教人不要再犯錯，兩信事件雖在紛爭中逐漸落幕，依然有檢討的價值。
　當年，亞信、國信因股權太集中於一個家族，因此得以肆無憚忌地違規經營，將信託大眾的存款以不正常的手段，流向他們自己的關係企業，並過度集中於房地產及股票的投資，日積月累，變為鉅額不良資產（代管銀行駐進時，發現亞信已虧空一百億，國信更高達兩百億），就像隨時會引爆的地雷，終至一發不可收拾。兩家公司當時一週內分別被擠兌提領五、六十億資金的情景，至今在許多人心中仍是個夢魘：「好可怕！前門是擋不住的提款人潮，後門是央行一部又一部的運鈔車，送來全臺北市各行庫能夠湊齊的現鈔。」一位身歷其境的財經官員回憶指出。
　夢魘猶在，主管機關卻似乎沒有從「股權不宜太集中」學到什麼教訓，在這次的善後工作中，財政部不但協助接管國信的黃信惠擁有將近一半的股權，也沒有認真追究鄭周敏的家族，表面上擁有的股權是三○％左右，但另外還握有一四•五％股權的「港商柏克萊投資管理公司」，其實是受鄭家所控制。
　新的銀行法已規定，日後金融機構的負責人，握有股權個人不得超過五％，同一家族的企業集團不得超過一五％，財政部對兩家信託公司的善後工作，卻沒有遵照這個原則，這令許多關心金融市場秩序重建的人士們，非常擔心政府是否又在重蹈覆轍：「把自己訂的『法』放在一邊，而用『法外』的行政命令處理問題。」一位法律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反省政府處理兩信事件的缺失，就是「將金融司法問題政治化」。
　
司法問題政治化
　
　一位參與善後工作的國信銀行團成員無奈地透露，民國七十四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以及七十五年式的中央公職人員選舉之前，財金當局為了避免國信案為社會帶來紛擾，對選情造成干預，曾要求暫緩解決國信案，是國信善後工作一再被拖延的主因。
　另一位財政部的官員也透露，在決定亞信由中國商銀代管前，曾有人提議，應將亞信「先減資、再增資」，將原來經營者的勢力完全替換掉，徹底改組董事會，即日後華裔信託採用的重整模式（如今經營已大為改善）。然而這建議並沒有被採納，理由是「顧慮到上面的人」。
　一位學術界的金融專家批訐指出，不論這上面的人是誰，他自己不依法辦事，還影響下面的人也不依法辦理，就像當年的十信案件的翻版─低階層查辦人員，早已掌握十信違規經營的資料，一再上呈，卻不見高級主管予以嚴辦，拖延的後果，終至十信案的一發不可收拾。
　
同樣的戲又要重演？
　
　一位熟讀法律的資深銀行界人士就強烈指責：「這是整個行政體系沒有法律觀念，對（上面的）人忠誠大於對法忠誠。」
　如今亞信重返鄭家的懷抱，又是同一齣戲重演。據熟知內情的人士透露，在一份檢討亞信經營的「極機密」報告中曾有人向財政部建言：「徹底改組董事會，由於原主持人形象不佳，不宜由其眷屬再參與經營決策之董事會，現任董事長自須解任……。」
　然而財政部並沒有採納，金融圈的人都在揣測，也許財政部根本不是最後的決策者。一位資深金融記者更指出，亞信歸還原主的決定，決策階層超過財金首長。一位金融學者痛心地問道：「如果又是上面的人不要下面管，等以後出事再叫下面的人當替死鬼，這樣的戲究竟要重複演幾次？」
　財政部的無力感隱約可見。九月十七日鄭家重返亞信的第一次股東大會上，金融司長陳思明是用「建議」一字，希望鄭周敏把中國國際商銀歸還的股權（約一○％）儘快轉移。一位銀行界人士憤怒指出，這根本是當初歸還股權的「先決條件」，為什麼主管機關如此軟弱？
　如此法律等於具文，主管機關形同虛設，也難怪這些違法商人益發地理直氣壯。
　像去年，蔡辰男就一再指責銀行團管理不當，並試圖奪回經營權。即使目前法務部調查局已在偵辦蔡辰男的涉嫌違法的事實有二：違規貸款三十四億六千萬元給國信關係企業，以及高估抵押品達六十多億元圖利關係企業。蔡辰男依然到處呼冤：「上當了！」他以為交出國信，政府就不再追究他的經營缺失，局面還在他的控制下。
　已拿回經營權的鄭周敏甚也私下抱怨政府：今年初已答應給他四五％的股權，現在卻只准他擁有三○％；而且原來說好年初就移轉，早知拖到現在，他的股票可以賣更好的價錢。
　
此一時，彼一時
　
　一位財經官員回憶說擠兌當時；鄭周敏是在一個雷電交加的深夜自海外趕回國，請求央行協助到底；蔡辰男則是捧著協議書來到財政部，不惜讓出國信的經營權請求援助，二人落難央求的模樣，與目前和政府討價還價的嘴臉，成強烈對比。
　回顧亞信與國信擠兌發生時，正好是上一波景氣循環跌入最低谷底的時候，房地產不景氣，股價也不值錢，使原本財務就不健全的兩家公司如陷泥沼，動彈不得。如今兩家公司拜景氣之福得以轉機，但資產增值，並不表示經營管理有改善，一位銀行團的代表非常擔心，根本問題不解決，等這一波景氣循環跌入谷底時，政府是否又要等著接管民間闖禍的爛攤子？
　經過兩場金融風暴之後，主管當局究竟學到了什麼有用的教訓？財政部主管當局有兩派看法。一派人士覺得很樂觀，因為「中央存保公司」已設立兩年多，今後再有金融風暴發生，存保公司可以依法緊急接管出事的機構，存款人也可以得到最高一百萬的保額賠償，今後不應再有用政府公帑，派公營銀行委託經營的局面發生。而且新定的銀行法修正草案中，已對未來金融機構主持人的持股比例有所規範，並嚴格規定所有「利害關係人」與一般貸款人享同等待遇，借錢都是「抵押貸款」，不能再享受「信用放款」的優惠，絕對禁止金融機構再將利益輸送到關係企業。
　然而另一派財政部的官員卻很質疑，訂法而沒有魄力去執行它，一切仍是空談。一位公營銀行的主管就舉例說明，本來銀行法就已授權財金當局可以處分負責人，但三十多年來，只有季可渝在民國六十八年任財政部金融司長時，「警告處分」過十信的負責人，已算是最有魄力的一次。
　五年的歲月不算短，重新取回亞信經營權的鄭周敏日前一再向記者保證，他將在一個月內使亞信的營運完全正常化，包括：關係企業欠款的利息將一次還清，並在兩個月內還清兩家關係企業三民及聯廣積欠的四億多資金。然而，就在他說這番話的前一週，亞洲信託一位職員卻指出，亞信的一家關係企業交通飯店欠了半年七百多萬的利息，經過再三催討，鄭周敏只還出了兩百萬，他非常懷疑鄭周敏的還款誠意與能力，更不敢設想中國商銀退出亞信後的局面。
　許多金融界人士都很擔心，代管銀行團的退出，只是兩信事件「象徵性」的告一段落，後面排山倒海而來的，是主管單位又將面臨有效維持金融秩序的嚴格考驗。問題的癥結，經濟學家王作榮早在六年前亞信剛出事的一篇文章中，就一語道破：
　
特權死結何時解？
　
　「仔細觀察一下（這些金融機構違法的情形，便可發現十之八九都是有恃無恐的特權擁有者，特權力量愈大，違法情形愈嚴重。這是一個死結，這一結打不開，任何良好的法律制度及執法人員都無法發揮作用。」
　顯然，這個結到今天還沒有完全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