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蘇聯經濟改革的比較 — 舊途新歸

世界上有一些極重大的因素正在轉變。這些因素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未來美、蘇、大陸等各國的實力和彼此間的關係。除了美國又到了總統大選年，政策將面臨調整，為眾所周知，蘇共六月底大會時戈巴契夫宣布的一些綱領，和大陸本年度人代時通過的一些法令，都顯示出一些影響可能極為深遠的變化。
　本文著眼僅限於大陸和蘇聯的經濟政革，不談其他重大問題。但是經改的決策、過程、與其成敗都與其他問題攸關。西太平洋的其他地區，尤其台灣，需要瞭解這些發展，才能更有效地掌握情況，並防範危險，利用機會。
　
動機不一－內在與外在
　
　我們不必花費太多篇幅來解釋中共何以在八○年代要實現經濟體系的改革。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代中葉至七○年代中期，早已將從蘇聯搬運來的計畫經濟架構拆得七零八散。管理企業和行政的人們也都下放或旁置。經濟衰退和長久的政治壓迫，在毛澤東歿後，造成四人幫被政變推翻。華國峰並無一套新辦法。所以鄧小平奪權後提倡「調整」與「改革」乃時勢不得不如此。動機是維護共黨和鄧小平等反「四人幫」者的政權。從「調整」、「改革」進而走向整個經濟體系的改革，是逐漸被改革的邏輯一步步逼出來的。也許可以說一九八五年後全部改革的輪廓才明顯起來。最初的動機是面對者「三信危機」有求存的必要，基本的起因可以說是內在的。
　蘇聯經改的動機是，現在的當權派認為蘇聯的經濟發展速度低落，已接近不能應付其向外擴張政策的需要，加以國內人民對生活狀況不滿意，國內的不滿又與國際政策牽連在一起。後者中最顯明的例子，是蘇聯侵略回教國阿富汗的軍隊中，有不少中亞的回人員兵，而中亞的蘇聯人一向認為莫斯科欺負他們，是蘇聯聯邦內「種族」或「民族」問題的核心。
　對外擴張的政策，經濟方面除了表現於外援（如古巴、北越、安哥拉、尼加拉瓜）外，主要是武器製造與發展對資源和科技人才的需求，影響民間經濟能獲得的供應。軍方對這些資源的消耗，最初是在核武器方面的發展，後來更加上海軍的擴充。這些不斷擴張武力的對外政策，自從赫魯雪夫下台後，二十年來，幾乎可以說都是布里滋涅夫時代的作為。布氏針對東歐附庸發表的「布氏主義」（Brezhnev doctrine）－即已入共產黨的國家，如欲變更體系，蘇聯可直接干預，更是強權姿態的表現。出兵阿富汗也是同一政策的延伸。在蘇聯對外高度封鎖訊息的長遠作風之下，外人只看見國際上蘇聯強橫的表現，而沒有體會蘇聯在經濟上付出的代價及實際的困難。或者可以說，蘇聯的當權派也一向低估了本國付出的代價，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布氏去世後，繼任的兩人在位時期極短，對政策沒有長期影響。所以我們臆測，對國情檢討真正感到惶恐的領袖人物，是一九八五年掌權的戈巴契夫一派。除去阿富汗兵役傷亡之高與種族等內部問題外，主要的外來「挑戰」，似來自美國八○年代的整軍，尤其是雷根政府致力發展的太空防禦計畫。
　
以笑臉對待西方
　
　從蘇聯領導階層的觀點出發，認為最可慮的是以下兩點：(1)萬一美國太空防禦成功（即使只是部分有希望），勢必引起蘇聯國內與軍方要求增加國防與軍備發展所需的資源，換言之，再度的武器競賽是一個過重的負擔。(2)太空防禦尚在研究、發展試驗的階段。美國和可能參與的西歐與日本，因為這方面的努力，不論其戰略武器在未來相對均勢方面的效果如何，都會使西方在科技方面長足進步。進步的方向與性質亦無從預測。因此如要預防在科技和經濟更落後，必須轉以「笑臉」對待西方。趁著雷根裁減核武器，在離任時可以「和平使者」自居的當口，將整個外交姿態轉變，顯然是一個極適當的「奇招」。
　在戰略方面，減低核武器與增高傳統武器的重要性對蘇聯有利無弊，軍方反對可以減低。如能因此分化北約聯盟，那豈不更擴大將來蘇聯內外政策選擇的機會。
　所以，蘇聯經改的起因有其重要的外來因素。不是在急迫中的「求存」，而是在避免擴大軍事開支，容許將物質和科技資源挪向民間經濟用途，並且趁著對美歐（可能也連帶著日本）緩和之後，引進西方的先進科技與外資，重整蘇聯的經濟。中、蘇共經濟上的困難，理論上固然同出一轍，經改的動機卻不完全相同。
　
難題相同－總需求過高
　
　前面已經講過，大陸對經濟改革的構想，在初期似乎過於簡單。戈巴契夫對經改的性質，相對地講，在理論方面的認識似乎從頭便較深刻。但中、蘇共對面臨的難題卻有同感。
　趙紫陽在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共黨第十三全代會裡說：「我們在領導工作中還有不少失誤：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的傾向依然存在，社會總需求大於總供給的矛盾尚未根本緩解，……」戈氏近三年來長篇大論地發表了很多演講與文章。八八年六月底在莫斯科的蘇共大會中又重覆說明經濟成長加快的必要，但是不能用增加「投入」（資金、人力、原料）的方法，而要提高效率、創新，改變經營管理方式。
　為什麼總需求過高？戈氏在八八年六月時說，蘇聯的若干高層經濟決策部門，顯然並沒能夠統一籌畫整體經濟的總生產需求。人民日報（八八年一月三十日）報導建設銀行審查的投資案件中，有所謂「批條子工程」和「首長工程」。顧名思義，不難想像這些僅憑個人一時好惡的投資需求。
　
軍費真能削減？
　
　最有縮減可能的公共消費是軍、政、黨的開支。蘇軍自阿富汗撤退，或可減少一些開支。但如不解散員兵單位與番號，對整個國防預算開支的影響有限。美蘇中程飛彈協約的簽訂，主要作用只能縮減今後軍方開支增長的速度。真正減低軍方開支要看蘇聯與北約各國，是否能談判傳統兵力的真正削減。至於中共的軍事開支，雖然盛傳人數削減，如扣除安插到其他部門或轉移入非軍事機構的人員，真正減了多少，難以確定。而且大陸的軍事支出、武器增加所耗資源，較人力費用更易擴張。
　中、蘇共領導階層都在談要黨員不再干預企業的經營。戈趙二人都曾談到黨與行政的分離。因為黨政人員的實質所得（較一般平民為高），依賴他們的特權地位，這些削減總需求的措施顯然不為當事人歡迎。
　軍費之外，如果公共消費和投資短期內不能大減，民間消費原已過低更不能減，經改的希望只能放在增加生產效率、提高生產上。
　在這方面，中、蘇共面臨的困難有很多相同之處，應付的措施卻有些不同。例如，戈巴契今年六月廿八日對黨員大會講：「我們不能讓零售價格的調整降低人民的生活水準。」所以政府預算中原來用作維持消費品市價的補貼開支，在取消補貼、零售價上漲後，將全部付給消費者，用以補償他們因零售價升高遭受的損失。
　反之，大陸也因為津貼低價消費品（食品、房租……），政府支出了太多，要提高售價，立即遭遇人民反對，便時有將物價改革緩議之說。
　
大陸比較怕通貨膨脹
　
　中、蘇共這方面的不同作法可能是因為：(1)蘇聯比大陸更有削減某些投資計畫的可能；或(2)蘇聯可以較敢從軍用生產把資源和人力挪作民用；或(3)蘇聯自以為尚有很多生產潛力可以運用，大陸的當權派卻無此信心；或者是(4)大陸的人比蘇聯怕「通貨膨脹」（作者個人猜測，後兩個原因比較符合大陸決策者的想法。）
　上節談的是總需求的節制，我們現在談談如何擴充總供給與決定構成總供給的各種產品（包括服務）的適當成分。中共與蘇聯的中堅改革份子對這兩個關連的問題似乎都已理解。他們知道應當做什麼，但是他們可能做不好這些事，中共的領導人物也許是不敢做這些事，膽子似乎比戈巴契夫小。
　我們從趙紫陽和戈巴契夫的談話與多次演說中，可以看到中蘇兩方共同認識之點為：
　(1)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從紙面上做計畫到行政管理企業，支配物資－不能提高和維持任何經濟活動（包括生產與銷售）的效率。
　(2)因為現實與計畫作業時的想像不同，由下而上傳達訊息藉以修正計畫的作法遲緩不可靠。
　(3)對決策與工作人員與個別單位，基於平均待遇，保障生活，使工作的效果與報酬的多寡脫離，降低了效率與創新改進的欲望。
　(4)因為產品價格持久不變（部分理由是做計畫的人也不知道應當怎麼變），所以生產量成為工作指標－不計品質，不計用料，不顧成本，不管有無人要買要用。
　
阻力和展望
　
　最近三年，大陸與蘇聯都先後主張決策權下放，企業自主，自負盈虧，工資獎金自主，「廠長」作主，公營企業或公有產業由自營改作承包，推動企業間和政府與企業建立合同關係。一九八七年蘇聯公布的企業法和中共本年人代會通過的企業法，大同小異。將財產所有與使用權分開，重新准許小型個體經濟，鼓勵國有企業外他種集體和合作經營方式等等……都是大陸與蘇聯共有的「新」發展。大體上等於恢復一九五四年前大陸採用的「共同綱領」（一九五○至五四年）時代的體系（金融制度除外）。也就約略等於蘇聯在列寧後期的「新經濟政策」時期的體系。
　但是這些改變雖說能刺激生產，卻不能告訴生產者應該生產什麼最好和用什麼材料、設備、方法生產最好。沒有整個衡量需求輕重和供給多寡的合乎實際情況的指標。被授權代替行政當局支配資金的銀行也不知道按付利息能力去貸款（即分配國民儲蓄），是否能達到最好的效果。所以歸根結底，大陸的經濟改革最後走上了物價改革，後者更與建立生產資料市場接連了起來。蘇聯這次經改雖然是戈巴契夫創始，比大陸晚開始，但戈氏步伐快，今年六月全黨大會中便力主物價全部開放，由市場決定。反之，趙紫陽，有人說尤其是李鵬，仍主張步伐要慢點。
　
步伐快與慢
　
　步伐快慢有什麼關係？在維也納的自由歐洲電台，間斷測驗從蘇聯出來的蘇人對戈巴契夫政策的反應。最顯著的一點是嫌看得見的效果太慢。戈氏自己在今年六月底也有同樣表示，認為經改必須加速進行。趙紫陽在八七年十月也說對改革應有「緊迫感」。中、蘇兩方都因為過去表現不能取信於民，所以必須加速見效，否則阻力會比現在更大。但是現有的阻力也許已經太大了。
　因為實質所得與權位關連，黨內官僚體系代表的特權已得利益。經改要分離黨和企業。如果產品的相對價格改變影響產業結構，加上自負盈虧，很多企業會破產。企業法的宣布，大陸破產法的「試行」，更使龐大的既得利益岌岌自危，阻力因此抬高。傳聞快要破產的企業現在有爭相取得大量貸款維持的可能。這就與暫緩調整、解放物價一樣，遇到阻力大，便放慢步伐一些。
　
虛假、實質難辨
　
　但是如果物價與各個產品的供需實況脫離，又如何能夠知道生產的實物和服務，是否適合需要和資源的有無實況？因為以貨幣計算的絕對物價上漲，或因企業單位與承包方法增加的產值重複計算而上升的總產值，不但「虛假」的增高成份添高，就是所謂「實質的」「淨產值」生長也失去意義。這也等於說，經改的正面指標（如總產值或國民收入的成長數字）在這種情況之下失去作用，就像用尺來量一個小孩子長高的速度，而所用的尺本身在那裡時脹時縮。經改成就的記錄也就無用。決策者等於是盲人在牽瞎馬。（作者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