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競民擇，適者保存

在討論兩岸關係時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可以為台灣的兩千萬人民及大陸的十億多人民接受」。接受並不等於喜歡。但是在今天的情況下，討論兩個已經異質但又開始交流的地區的關係，若只講一邊人民喜歡聽，卻不顧及另一邊人民能否接受，是不切實際的。因此，首先就不能把一個個別的政府，一個個別的主義，甚或片面的統一或獨立作為最高價值。要考慮在實際情形下，符合整體的利益但又能為雙方人民所接受的一條途徑。
　今天我想說的，在理念部份，用「制競民擇，適者保存，分治共進，同興中華」這幾句簡單通俗的話就可以涵括了。
　從八０年代以來，大多數中國人大致都同意，兩岸的關係，維持不同制度的和平演進是最好的方式。兩三年前翁松燃教授統計過，有十八種模式，現在可能更多，但基本上，包括中共提出的「一國兩制」在內，都大致以此為前提。　

空中的藍圖
　
　「一國兩制」現在成為中共的國策，包含有理想的藍圖和執行的程序，但兩者間有相當的矛盾。它所描繪的藍圖是：「兩種制度，各自發展，小不吃大，大不吃小，交流影響，互不干涉，取長補短，和平共存。」這樣的藍圖，贊同和平演進的，大概都能同意。我們還可以指出其中的好處：親情鄉土的重溫、經濟發展的互補、資源人才的交流，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一展抱負等等。
　但是一國兩制中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一國兩制執行程序中的先決條件，就是主權治權合一，都屬於北京的中央政府。各個地區政府的權力，包括怎樣執行和是否執行兩制，全由中央政府賦予，而這個中央政府，是以「社會主義不可動搖的優越性」為一切前提的。因此，所謂一國兩制事實上是「一權兩制」，在一權兩制的情形下，它所描繪的藍圖便成為沒有保障的空中閣樓。　

共享主權，分攤治權
　
　若干年來，我一直提倡，作為兩岸關係發展中過渡性的構想，應該把主權和治權分開，實行「一國兩治」。就是兩個不同制度的地區，共享主權，分擁治權。其基本理念是這樣的：一、主權作為抽象的國家象徵，代表歷史的傳承和未來的發展，主權的統一表示對國家地位及未來發展的一種認定。治權作為具體的政治權力，源自地區的人民，在兩個地區尚存在兩個相衝突的制度時，也屬於各地區的人民。二、此治權是完全的，除了因為主權的統一延續，受某些明確規定的限制外，凡沒有規定的，都是許可的。這是與一國兩制重要不同的一點，在一國兩制中，權力源於中央，地方的權力是中央給的，因此，規定的才可以，沒規定的都不可以。三、制度是平等的，沒有主制度、次制度之分，既不要求三民主義的超越性，也不接受社會主義的超越性，讓實踐來檢驗真理，來作最後的抉擇。
　為什麼要強調治權的分離？除了理論上的理由，也有實際上的理由。除了一權兩制普遍性的內在矛盾外，也因為今天海峽兩岸的特殊形勢，第一，共產黨並不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黨。第二，中國人傳統上尊重的是權，而不是法；是權治，不是法治。第三，兩地區面積人口懸殊，除非分治，就是真的民主，小的聲音一下就會淹沒了。　

逐步提出保障
　
　中共在提出一國兩制後，也認識到別人對它實踐性的懷疑，乃逐步的提出各種保障。第一步是人的保障，就是領導人出來說話，講「五十年不變」，後來是「一百年不變」，但很快就知道這不可靠，因為人死了怎麼辦？所以不久就提出第二步：法的保障，在憲法裡加點東西，這比較好一點。但法如果沒有權做支持的話，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是沒有保障的。第三步，是理的保障，最近趙紫陽提出「社會主義初階論」，也就是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要容許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這就提供了推行一國兩制的理論保障。第四步是現在海外的討論，又來了利的保障－共利；在一國兩制下，分開兩個地區發展，可以有共同的利益。這當然是正確的，也正是我們要說的。但是，就像前面講的，在今天中國的情形下，沒有權的保障，這些保障全會落空。
　一個國家實行兩制兩治，是因應實際情況的過渡性構想，其目的在經過相互的影響和競爭，演繹出一個適合整個中國的制度，它就是「制競民擇，適者保存」。在目前各擁治權的自主，一方面保障各地區人民的福祉，一方面互補的為建設整個中國努力，這就是「分治共進，同興中華」。　

有了存在才能競爭
　
　這說法拿到全世界任何一個中國人面前去講，相信都是講得過去的，問題是中共當然不會主動的接受。歷史上，沒有一個優勢政權肯自動放棄併吞另一個政權的機會。和平演進必先要能存在，有了存在才可講競爭、講交流。但是從中共來看，存在本身就是爭執的焦點。這個存在，作為中華民國有問題，作為台灣有問題，只有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區才沒問題。
　所以，兩治的存在，必須要以自己的實力為後盾，這是一絲幻想也不能有的。所謂實力，不是海峽兩岸實力絕對的對比，而是另一種相對的差距，就是破壞和平演進所需付出的代價和接受和平演進所能得到的利益，這兩者的差距。構成這差距的「實力」，一方面是自衛國防的力量，有基本共識的民主體制等；另一方面則是兩治競爭下可能的共同利益。
　今天有另外一個迫切的新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兩岸的民間交流。
　過去，我們有「三不」政策。從政府的立場來講，「三不」政策作為一種策略，並不錯。集權體制和民主體制之間，無論統戰、外交，除非民主體制有共識、有準備，專權體制是有先天上的優勢。因為它比較靈活，一個人講話算數，說走，大家一起走；說轉彎，大家一起轉彎。不像我們現在，你一槳，我一槳，打得滿船都是水，卻不知船往何處去。所以，如果不先有共識，「三不」確比沒有準備的開放好。
　但是，現在「通」已是一條不能回頭的路。台灣早就是國際社會、國際經濟的一環，大陸一開放，幻想的、真實的，從探親到做生意到玩政治，人人都似乎可以從那裡看到一些個體的利益。從前可以不通，是因為根本沒有開口，現在開了個探親的口，又再無強人檔在那裡，當然人人都有意見了。
　所以，至於民間的交流已是一個必須面臨的現實問題。從理論上說，交流和存在是和平演進關連的兩環。一個有規範的交流，對於穩定和平的演進，也是可以起正面作用的。因此與其規避，我們應該認真的想想，做怎樣的準備，才能使交流利多於害，正多於負。
　
能為兩岸暸解的號召
　
　首先，就是要有一個切實的、不太政治性的、能為海峽兩岸人民暸解的號召，這個號召，要由政府全力支持的提出來，才能抗衡「一國兩制」。這個號召，不但考慮我們自己，也要考慮到大陸人民的接受度。現在我們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作為號召，這號召當年提出來的時候，以主義制度來代替政權個人，比「殺朱拔毛消滅共匪」是一大進步，但是現在民間開始大量的接觸，它就顯得比較空洞，而且先就給人以小吃大的感覺。
　其次，必須建立一些新的觀念。第一，就是對統戰的態度，我們常聽說：「慎勿誤中共匪統戰陷阱」，好像統戰是中共的專利品，是先天邪惡的。其實，所謂統戰，就是用對方聽得懂，甚至喜歡聽的話，講自己的道理。統戰的策略，就是利用人性中自然的部分－如親情友誼、有利可圖等，達到所想達到的目的。這在社會日常生活上，也是常碰見的，正常人也懂得應付的事。但是過去因為主其事者的缺乏識見、缺乏信心，反統戰的宣傳總是用自己－或上司－喜歡聽的話，講自己也未必相信的道理。反統戰的辦法就是凡可能為統戰利用的。包括人性中自然的部份，一概禁止－至少表面上禁止，實際如何，是另一回事。凡事泛政治化，結果，一方面給政府塑造一個不通情理的形象；一方面，也替政府製造一大堆問題，看來才正是中了敵人統戰的陷阱。其實對付統戰，最重要的就是平常心，有一定的認識，給一定的規範，對於對方，態度要誠懇，內心要清楚，不必輕信，也不必退縮，如此而已。
　統戰的戰略要注意四個「有」：有目標、有策略、有壓力、有出路。中共的目標是完全的統一，從來未變，他的壓力是四面八方下來，但同時也給你一個「一國兩制」的出路，聽起來是比較讓人容易接受得多。這使我想起國共內戰的故事，中共好用「口袋戰略」－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把你往口袋裡趕。對付口袋戰略最好的辦法是「剪刀戰略」－不等架機槍，先去搶上方，制敵機先，先找出自己可走的路；埋首在壕溝裡，不等機槍響，不肯想一想並不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有限制也要給機會
　
　對統戰有了新的認識，再就是對大陸的政府、團體、個人，這些不同的層次給一個新的地位。這定位要一貫而不自相矛盾。過去我們以大陸為匪區，以匪偽或叛亂政權看中共政府，現在把大陸人民和中共政府分開看待，但即使民間來往，也不能不涉及政府。我以為在民間來往的層次上，應該把中共政府定位為競爭政權。作為競爭對手，並不是放棄戒心，也不是忘了它的企圖。但是要脫離漢賊敵我意識形式的桎梏，而以是否危害到自己國家的利益作為限制民間來往的標準。只有這樣，才能解除今天許多糾纏不清的結。
　「台灣不存在，你的一切都不存在！」這是每一個要和大陸來往的國民都應該要緊緊記住的，也是訂定交流規範的基本原則。規範要有限制，但也要給機會。機會只有在互利的狀況下才會產生，所以不能禁止互利，但是互利不能危害到台灣的安全和發展，這個限制不能踰越。從這個原則訂定出來的規範，才是可行而不失民心的。
　還有，我們要把中共看做一個有機體。大陸上的菁英份子，其政治意識或可大別為三類：保守體制派、建國務實派，和民主改制派。　

爭取務實派
　
　在國際舞台上，因為中共政府的力量，要想達到雙重承認等目標是有其困難。但是在大陸舞台上，我們面臨的是一些個別的個人。一個可以產生共鳴，或者至少不引起反感的說法，至少會減少動武的藉口。前面提到的三類菁英份子，民主改制派自然會把希望寄託在一個民主法治的台灣。重要的是爭取建國務實份子的暸解－他們是目前和將來最能產生影響力的。要他們暸解：在共同的民族意識下，一個分治的、具有不同價值觀念的台灣對整個中國的貢獻，遠大於合併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台灣。（作者為清大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