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吸引力 — 大陸投資

有些歐美人士和一些華人，有意到大陸投資。他們憧憬十億餘人的廣大市場，風聞美商希望開辦山西的平朔大煤礦，看見照片上登著天安門的肯德基炸雞店門庭若市，或者到過深圳，親自看到香港廠商在深圳做好的衣衫前後片，送到香港縫好，加上最後裝飾，運到美國銷售－也許用的還是香港的配額。對傳染了「大陸熱」的人，這些都是鼓勵人的正面例子。
　
負面例子俯拾即是
　
　負的一面，例子也不難找。一九七九年後「開放」初期，大陸與日商用日本低利貸款準備辦的一些鋼鐵化工廠，因為經費不足與設計上有問題，突然取消，重新談判。美國阿科石油公司(ARCO)一九八三年在南海找到的天然氣，到今年尚在談判之中。
　因為嫌費用過高，實惠太低，將留駐大陸人員減少或竟全部撤退的外商企業也時有所聞。已在大陸經營的「中外合資」或外人融資的企業，受外匯管理條例限制不能將盈餘匯出，或竟不能生產，出口賺外匯（例如AMERICAN MOTORS的吉普車），似乎更不合理。
　投資者固然有幸與不幸，事業之成敗，主持者的能力當然是一個重大的因素，但是有幾個數字頗值得思索。
　以推動美國與大陸經貿關係為目的的中（共）美全國貿易協會(NationalCouncil for U.S.-China Trade)經常在其出版物「中國商業報導」(China Business Review)雙月刊發表有關大陸的經貿資料。八五年發表過兩個有趣的數字：(1)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四，總共六十個美國企業曾達成與大陸合資的協議，(2)他們準備投資一千億美元之多，到八五年四月，這群企業增加到九十家。但是紐約時報的報導（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卻說，截至八五年底實際已投入的資金，不過十四億到二十一億。何以雷聲大，雨點小？大約很多旳「協議」只代表願望，與現實無關。有的談判中止了；有的可能根本是以訛傳訛；龐大的一千億元之數，也許還包括各銀行初期所說可能有的貸款。
　我們想像，在「大陸熱」盛行於北美時，美國企業界和銀行也是人云亦云。但是到了真正「解囊」的時候，多半人卻又遲疑了。不過在放棄或原議撤回時，少有召開記者會或登報聲明，「中國商業報導」也就未把已公布的數字調整過。
　
紡織、玩具回收快
　
　事實是，投資企業數最大的是日本人、港澳人在經濟特區的一些加工出口的企業，投資的方式實質上很像週轉回收極快的短期貿易貸款。為什麼這類投資項目和單位企業數較多，而且從大陸紡織、成衣、玩具等出口增長上看來，又是比較成功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先要瞭解大陸經濟體系的幾個特質，和它們對任何外人投資的影響。最後不妨再談談，如果台灣人要向大陸投資可能面對的特殊問題－但是前面的基本特徵是共同的。
　第一是外匯不足。大陸是一個在經濟發展中極度貧窮的社會，這類社會有三個特徵。因為國內全部生產（與人口相對而言）太低，民間自願的儲蓄太少（毛澤東時代純粹以榨取手段壓低消費），所以需要外資進口。
　
需要廣義的技術
　
　其次，不論何種方式的外資，遲早都需要將盈餘（如直接投資，包括獨資與合資）或利息（如係貸款）匯還給投資者。如要真正吸引外資，更要准許投資者必要時將其原資換成外匯提出（或者先要將不是現金的資產變賣）。然而這類社會的另一特徵是出口數量和種類有限。天然資源（像大陸的煤，以及尚待大規模探測的新油藏）與傳統產品（如大陸的藥材、古玩、雜貨、出口到星、港的食品）之外，必須依賴新穎與單位價值不斷升高的製造品。那就又需要外來的資本和企業精神，管理與市場推銷人才。
　而且，企業管理和推銷是技術，生產技能也是技術，這類型的社會必須引進廣義的技術。有的技術，尤其是生產過程中的「訣竅」(know-how)不能與資金和管理權分離。有的透過外來授權(licensing)，或租或買，但又脫不了外匯的供應問題。
　大陸自從七九年首次公布合資企業辦法之後，在八三、八六幾次充實規章與實施條例；在深圳、珠海、廈門等地設經濟特區；將沿海十餘城市特別開放；最近又在海南建省，準備給外資特別優侍，部分便是在外匯問題裡打圈子－要吸引充分的外資與廣義的技術，但不敢放寬外匯管制，怕不能收拾。反過來，外人從經驗上認識清楚大陸不可能真正開放外匯之後，於是轉為觀望或向他處發展。
　
外商不得其門而入
　
　第二是蘇聯模式發展的遺毒。大陸從蘇聯抄襲中央管制的「計畫經濟」，使生產效率和進取的誘因一律下降。資訊與命令的傳遞代替市場功能，所以企業經營僵化。合營與獨資的外人企業，因為必須與中央與地方機構、國公營企業、與積習惡劣的職工打交道，事倍功半，所以常以花錢費時、不得其門而入為苦。
　過去幾年在經濟改革的口號下，權力下放已不止一次，尤其是在經濟特區內，企業和地方「獨斷獨行」的成分業已增加。但是又免不了負面的影響。地方當局與個別企業在准許保留部分外匯自行支配時，可能使外匯的運用更難調配，使企業與企業間，或不同經濟部門間發生衝突。國內各地其他一般物資人力的調配，也時常發生行政方面的阻礙。這些問題既妨礙國內企業發展，也使正常經營的外資企業難於賺錢，而喪失投資的原意。
　蘇式經濟管理制度既已部分瓦解，與外來投資者又需要交往，新經濟法令的制訂因此趨向於含糊、不切實際。這是外人常有的批評。其實，大陸中央和地方人員在數十年與市場經濟隔絕後，觀念與交涉方面當然有困難，比李鴻章時代「辦洋務」也許更困難。但是在(1)人治代替法治，(2)一定的法制規章含糊不完整，(3)有權用行政干預的，可能是無專門知識的黨幹部，對希望在大陸規規矩矩經營、發財的投資者而言，真是困難重重。
　在人治和行政干預的環境中，外資企業最受影響的幾件事是，引進的技術是否是「尖端技術」？產品有無「進口代替」的功能？能否在國外市場與外貨競爭？這些問題的答案，最後決定一些外資經營的企業可否將產品在大陸市場出售；如有盈餘，是否可以兌換外匯。至於合資企業內各方投資價值的評估：管理權、成本、盈餘、虧損如何分配；糾紛在何處仲裁；適用那的法律；都有問題。大型的外人企業必定要雇用律師，培植上下關係，因為政府的決定高於法律，是大陸的現行制度。中小企業如要克服各般困難，便特別需要靠關係了。
　
外資靠外交保障
　
　有些人或許會忘了大陸的另一特徵是－共產主義。雖然在人民的心中已罕有崇拜共產主義的想法，但是生產願料的私有制並沒有恢復。八六年的民法通則中對財產的使用權與所有權畫分的涵意仍是不清的。農村改革的過程中雖已將使用權派給私人，在海南建立新制後，傳聞使用權可以長到七十年，並可轉讓（否則就無法辦大型農場等大規模用地計畫）。但是城市中生產原料的使用與所有權如何處理（權利有效期限，可否出售，可否轉讓給外人企業或私人，規模有無上限……？）當然，基本問題是私產有何法律保障？民法的最後保障－憲法，是否仍可隨時廢除或修改？
　趙紫陽最近闊談「初期社會主義」在理論上解釋「走資」的一些政策。但在私有財產涵意不明，缺乏可靠法律保障時，外國投資者的最後保障是各個外國與大陸相對的外交力量。大陸真正需要什麼？怕丟掉那些已有的權利和利益？雙邊談判時有何「槓桿」？
　至此，不難瞭解真正到大陸投資的資金少，真正投資設廠的大企業也不多的原因了。投資於自然資源開發的大企業（石油公司為一例）產品可直接出口，收入原是外匯；如果成功，對投資的跨國公司有益，如果不成功，他們承擔得起。在大陸經營的製造業大戶如美國汽車公司，有兩種想法：利用廉價勞工，產品至少可以部分出口得到外匯收入。外匯配不到時，還可請本國外交大員代為說項。另一目的是在長程構想中，在未來的市場占一席。好在本身資金雄厚，不怕短期損失。這也是日本人的想法。
　其次，外人到大陸投資開觀光旅館。如果旅客是外國觀光客，可以收美金，那與出口一樣。將肯德基炸雞賣給他們也是一樣，從大陸立場出發，以上幾種外資企業，除外資有外匯可賺，大陸也有出口外匯；有些企業更有廣義的技術技術輸入，當然更好。
　另外多半在經濟特區創辦的小型加工式企業，如不是全部出口，而部分在大陸銷售，能引進多少尖端科技，不無問題。但是替大陸產品打知名度，豈非也有功勞？這類企業在外匯供應方面的貢獻，個別企業可能對大陸無益，整體來說，對增加外匯供應，仍然有益。從工商業者的私人觀點出發，如果作慣這行，不能改行，只要短期能收回資金，他們在「大陸熱」盛行時蜂擁而進，也不難理解。
　
沒有功勞有苦勞
　
　最後一個問題是，如果中華民國法律認為台灣企業（或私人）向大陸投資合法，台灣人是否應有其他考慮？
　除了考慮前面講到的不同大小性質的問題與可行性外，台灣投資人更需額外考慮以下三點：
　第一，大陸當局不把台灣的自然人或法人當成外國人。對外資適用的法令條款，理論上應不適用於台灣。相反地，大陸政權（不論中央或地方）如欲施行利誘，他們可以對「台資」加倍優待。這等於說，「台資」可以享受的待遇將視大陸對台灣的態度與策略發生變化。別的不說，在內部派系與政經路線尚未全部肯定之前，對台政策的穩定有待觀察。
　第二，台灣經濟雖已相當發達，在海外大規模投資，發展自然資源，尚在累積經驗的階段。遽爾作一個連經驗豐富的大跨國公司都不願貿然從事的投資，恐不適宜。台灣的大資本企業為數不多，集團有限，到大陸作這類投資，時機似乎尚未成熟。
　
不是理性的選擇
　
　第三，最有興趣到大陸投資的恐怕是一些作風與港澳企業類似的人士，他們自命動作靈敏，眼明手快，不怕風險，會拉關係，或者有些個人能得心應手，但不能當作理性的選擇。如失敗，可能反而埋怨政府，貽害整體經濟。
　在台海兩岸政治與思想對峙的狀況之下，大陸政權迄未放棄武力犯台的可能，在國際活動上，不斷地設法孤立台灣，事實顯示，中共對在台灣的華人並未放棄敵意。在這種情形之下對大陸直接投資尚缺乏先決條件。反之，透過亞洲開發銀行，參與對大陸的國際貸款，作一種放寬探親後的外交姿態，倒也無不可。
　目前不是台灣工商界對大陸盲目追求貿易與投資機會的時候；目前是開始積極分析了解實情的時候。台灣人先要真正瞭解大陸，累積經驗，準備長程中必須的人才和籌碼。大陸投資如此，與東歐、蘇聯貿易亦如此。（作者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