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儲蓄有罪嗎？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第一次在台灣聽到相當奇妙，而今已廣為流傳的見解－台灣的貿易順差是來自人們的節儉性。
　貿易順差不受歡迎有三個理由：第一、貿易順差會導致國內貨幣的成長，造成通貨膨脹；第二，貿易順差同時帶來外國資產的增加。由於經濟福利經常是用消費水準來衡量，如果高所得成長的結果只是帶來高水準的節儉，那似乎是太不合理性了；第三，根據保護貿易論者的想法，貿易順差會逐漸損壞整個世界貿易體制。一般認為改進這種特有的節儉性的辦法，乃是增加公共支出及使用台幣升值。
　前面兩種說法令人感到莫名其妙而輕率。唯一讓我覺得有確實根據的，乃美國保護貿易主義出頭的可能性。從那時候開始，我對台灣貿易順差便有著不同的看法，且覺得美國國人對這問題的反應很不合理。
　事實上造成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及台灣龐大貿易順差的關鍵，是雷根總統一九八一年的減稅方案，也是形成美國貿易困難的真正原因。稅收的減少使得金融市場中私人支出及政府借款增加，導致利率上升。另外一個原因是，美國的中央銀行（聯邦準備銀行），為了減輕私人支出增加對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壓力，而抑制美國的貨幣成長。
　從一九八０年到一九八五年，美國的高利率吸引了大量資金流入，使得實質匯率升值了三五％。這個大幅度匯率的變動，使得貿易赤字從一九八０的二六０億美元躍升到一九八五年一二二０億美元。而且強勢美元使得美國從各處吸收進口物品。
　
貿易順差的背後
　
　台灣高儲蓄率真如某些國外觀察家及為數不少的台灣經濟學家所說的那麼不好嗎？對我而言，這個答案是相當清楚的：對政治因素是不好的，但對經濟因素就不盡然。
　台灣高儲蓄率是由兩個相互作用的因素所造成：第一，資本市場的功能不健全，使投資者不容易從其中借到長期資本。目前企業家頂多只能從非官方的場外市場(curb market)借到短期性的營運資本。第二個因素是台灣人民都想自己當老闆，這可由台灣擁有相對韓國較多的中小企業得到證明。因為不能在國內獲得長期貸款，而且向國外銀行借錢又有條件限制，企業家們只好自己先儲蓄，因此造成台灣高儲蓄率的現象。一般人認為高儲蓄率是反映民眾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因而需要一筆龐大的財務緩衝來對抗可能的災害。
　
高儲蓄不是禍首
　
　經濟理論對於高儲蓄率倒是沒有任何抨擊－只要儲蓄是透過市場經濟自願性地累積，而不是來自中央集權經濟的執行。事實上，想自己當老闆的願望或對財務安全的心理並沒有錯；錯的是，缺乏一個「能夠把儲蓄完全移轉到投資」的國內資本市場。
　一些卓越的台灣經齊學家一直深信台灣的節儉性是形成貿易順差的原因，其主要理由是，一九八六年私人儲蓄高漲到史無前例的二七％。而貿易順差在一九八六年也達到新的歷史性高點，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二０％；很自然地，人們會將高儲蓄率與貿易順差連貫在一起。畢竟，貿易帳大致是等於儲蓄與投資之差額，因為台灣普遍地遵循平衡預算原則。這群台灣經濟學家視高儲蓄為非理性的節制，並建議政府應持久地增加支出，以使這些儲蓄導入生產的用途。
　毫無疑問地，儲蓄水準與貿易收支平衡是有關連的，但是，我不同意他們提出的診斷和處方。在經齊理論中，有關儲蓄與貿易收支之間何者屬於主動或被動變數，仍是一個未定的問題；到底是高貿易順差導致高儲蓄呢？還是相反？我的實證調查顯示出，台灣的貿易平衡若是以堅挺的美國經濟性儲蓄意願的增加導致更多的出口品來解釋更為妥當。由於美國對台灣產品的大量需求，擴張了台灣的所得。是美國的對台灣出口需求，使得儲蓄率從一九八一年的二０％遽增到一九八三年的二三％，進而達到一九八六年的二七％。我的研究發現與雷根經濟顧問們的結論是一致的：美國的貿易赤字多半是自找的。
　最近經常被倡導的經濟政策變革是：台幣應該進一步升值，國內的需求應該藉由增加政府支出與減少課稅來提升，助長出口的努力應該停止，及取消進口限制。這些建議都是有瑕疪的，因為它們都假設如果台灣政策維持現變的話，當前貿易順差的水準將不變。而這種假設是荒謬的。台灣六五％的進口是屬於農、工原料，這些進口原料的價格在一九八一－一九八六年期間曾經整個下跌。然而這些原料價格在去年已經變得相當穩定且在快速上漲中。因此即使台灣的進口仍保持在目前的高水準，貿易順差會因進口原料價格上漲而開始減少。
　
靜待美國政策變更
　
　除此之外，美國的經濟與政治情況也在快速變化中。從一九八五年底開始，美元的貶值已經改善美國產品的競爭力。一九八七年的出口數量高過一九八六年十三個百分點，且有越來越多關於製造業部門成長與擴充的有力報導。不少有力的美國國會議員也認為，保護主義對美國長期的經濟利益是有害的。
　重點是，美國已經明確表示要停止繼續吸收進口產品，而且美國正在重新調整它的總體經濟政策，台灣現在做的政策變更將來可能又要調整回來。由於雷根的預算赤字是未來美國總統所需面對最迫切的問題之一；對台灣而言，到十一月份美國大選之後再做政策調整，才是明智之舉。
　在十一月份大選後，國會外保護貿易論實力派的不均衡影響力將會被減少，並使得美國國會中冷靜沈著人士出頭。考慮孟岱爾先生和蓋哈特先生的選舉挫敗，對於新聞界相信保護主義論廣受支持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簡而言之，美國國內經濟與政治的趨勢顯現出，總體經濟政策組合的修正（及美國的貿易赤字）已在進行中。
　我相信讓台幣升值到每塊美金兌換台幣三十元以內是不適當的，倘將台幣進一步升值到二十五則更嚴重。為了達到貿易收支平衡，若沒有考慮國外所得水準、國外利率水準及國內總體經濟工具的目標設定，就直接指定匯率的價值，這樣做是不合理的。
　對於以貿易導向為主的台灣經濟而言，外匯的價格影響台灣每一筆交易，且影響到所得分配及資源配置。匯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價格，不能不考慮世界經濟潮流及國內情況而隨意設定。由於台灣內部市場的狹小及缺乏天然資源，所以必須以貿易來繁榮經濟。當世界的成本及需求條件改變時，台灣的經濟未來主要決定於企業家投資新出口產業的意；願而政府對維持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匯率不表明態度，將是對此種投資行為的一項打擊。如果認為推行一些政府計劃（例如：獎勵投資）就能取代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匯率來鼓勵新出口產業，將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很多經濟史學家已經指出英國於一九二五年重新再釘住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磅匯率，成為英國經濟沒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種論調經常被提出：強勢台幣是誘導台灣出口商從非技術密集產品的生產轉向高附加價值產品生產（此種使用高度科技密集的生產是走向高所得社會的成功之道）的必要條件。這種論調，可從新加坡藉由立法來增加實質工資以達到此目標的例子，而得到證實。新加坡施行的結果，廠商並沒有提升技術層次，反而是搬出了新加坡，造成一九八五年新加坡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率為負一．八％及一九八六年的一．九％。新加坡政府因暫時終止提高實質工資的計劃，也許不是巧合，新加坡一九八七年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估計已超過八％。
　
競爭比民營化重要
　
　為了減少台灣的貿易順差，我也同意提高私人投資的建議。鼓勵私人投資可以藉由設立一個法律完備、功能健全的資本市場，來移轉家計儲蓄到企業家手中，而不應藉由營業稅的減少。我贊成金融制度的自由化，但不完全支持銀行制度的完全民營化。為了使公營銀行更具效率，並不需要使這些公營銀行民營化。最重要的改革是，銀行不再受公家機關條例的約束，且將公家機關就業的鐵飯碗心理革除。遷升與加薪應該比照私人機構，是由工作績效來決定。
　確保有效的銀行管理的最佳途徑是競爭。應該允許更多的私人銀行合併且擁有全國性的分行；外國銀行也應與國內銀行站在同一立足點自由競爭。假如效率仍是一個隱憂的話，那麼公營銀行應該由國際金融顧問作定期的評鑑。銀行的民營化不是必要的；需要的是所有權和經營分離，並給予管理者完全的經營權。
　雖然金融制度的自由化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相當重要，但若沒有官方主動的監督，自由化將是不智的措施。股票上市公司的會計業務必須標準化，且接受外部的稽核，以減少不負責任的行為。這種法定監督不會阻礙金融市場的成長；事實上，它將使投資者對股票市場的財務健全產生信心，因而促進金融市場的成長。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將提高投資品質與數量，且同時減少貿易順差。
　更重要的是，在國內金融市場沒有自由化之前，如果貿然開放外人來台（或國人到海外）投資金融事業，那麼國內儲蓄可能受外國金融市場吸引，而大量外流。
　從經濟常識來判斷，要減少貿易順差，唯一而且較完整的政策，應該是同時進行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為了解決暫時性的高貿易順差，持續地增加政府支出，其實是不慎重的作法。政治上的打算需要某些特有的、暫時性的政府政策，以減少美國－台灣雙邊的貿易不平衡。中華民國政府應該重新安排它的投資計劃，讓那些需要大量進口機器設備的計劃能優先執行，且這些資本設備的進口主要來自美國。台灣可能必須付更多的錢來購買美國的設備，但這仍然比美國實行保護主義來得便宜。除此之外，政府應該引導私人進口來源從日本轉向美國（例如，透過貿易信用貸款）。最近允許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的決策，就是一項非常正確的方向，因為大部分的學生都前往美國留學。這種變革不管在經濟上或教育上都是穩當的。
　
升值非良策
　
　總之台幣進一步的升值，並不是減少由貿易順差所造成的政治問題的最好方法。台灣未來的繁榮需要生意人能夠冒險投資在新的出口產業上，因此，重要的是，不應該讓匯率的不穩定性來干擾、壓抑這類投資意願。我的建議是，透過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維持出口數量及增加進口，並且，制定特定的政策來減少美國與台灣雙邊的貿易赤字。（作者任教於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劉亮吟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