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決策　誰有擔當？

新時代裡，許多人感覺終日忙亂，終究只是原地打轉，舊問題尚未解決，新挑戰又已來到。
　不論政治、經濟與社會，台灣已無可置疑走上自由化、國際化、民主化，有較多空間容許人民闖蕩，反而社會各個角落裡頻仍發聲，急切地催促政府必須多負擔責任，畫出未來的藍圖。自從新的領導人李登輝總統就任以來，這種要求更有增無減。
　「拿出擔當來。拖著不做決策與規畫，比貪污還可怕，」立法委員林鈺祥說。
　但當精力充沛的人民鬧哄哄往前衝時，卻回頭發現，已運轉幾十年的行政體系遙遙落在後面，面對激變的環境，無力前瞻與規畫。
　擅長把替責之聲匯集並擴音的立法院，也將大自國家目標，小至每天困陷交通亂陣，誰該負責的箭頭指向行政院。
　向來最需往前早看三、五年，以便早做投資計畫，不耐忍受不確定的企業界，在頻頻得不到政府的未來規畫與政策後，也陷入前所未見的低潮情緒。
　
　憤怒的人民
　
　石化業者遭遇民間環保意識的攔阻，轉向政府求援而無解，於是華夏塑膠到菲律賓投資；台塑決定放慢台灣發展腳步，擴大在美國的廠房，「執政者都說沒辦法，我們怎會有辦法？」總經理王永在解釋六輕拖了一年的理由。
　最新式地下金融－所謂的投資公司與期貨公司，更已「演出無法無天的地步」，日商第一勸業銀行副總經理周詩傳形容，營業規模不僅株連全省（投資與期貨保守估計上百家），持續五年，且金額高達千億，每個月四分利，比當年國塑二分利還高。
　「騙局已發生，小偷已在那裡偷東西了，政府還不趕快阻止，只叫人民小心，政府還有存在的價值嗎﹖」他越說越激動。
　一位金融家在台北找辦公處所，為辦公大樓樓上還要一坪四萬元月租而氣餒，「錯都在政府，」他說，執政者缺乏魄力與遠見，未能及早建設連結全島的快速鐵路，城鄉發展不均，無法使人民在新豐或羅東居住，三十分鐘內就趕到台北上班，造成台北地價不合理地直追東京，「太多該做的事不去做，原來不憤怒的人也要憤怒了，」他皺緊眉頭說。
　就連向來樸實的農民，也繼蘋果、橘子後，再度為火雞、肉雞而遊街怒吼。
　
　老舊的政府機器
　
　回顧四十多年來，台灣從戰後赤貧落後到今天的繁榮安定，政府的領導功不可沒，並早已成為中南美、東南亞各國，甚至大陸共產政權學習的對象。但是為何當台灣的富庶直追大唐盛世時，政府做為建設國家國力強盛、禮儀文化的龍頭力量，反而較顯萎頓？
　基本上，是四十年來運轉老舊的政府機器，面對劇變的大環境與大潮流，措手不及，又瞻顧民間各式樣意見與反對勢力，更加攪得沒了主張的結果。
　大環境變化之劇烈，單從美國對台灣的態度，從大力協助經濟成長到視為貿易敵人即可對比出來。過去慷慨提供美援十四億，這幾年卻堅定地循工業、服務業、以至農業，緊盯台灣開放進口，否則報復。
　台灣本身的經濟進步也快得驚人，即使開進口車穿名牌麂皮鞋的三十多歲經理群，也不過在二十多年前還過著赤腳走石路上學的日子。「英國、日本各花了兩百年時間才做到的現代化，我們只花了一代（三十年）就變過來，」交通銀行董事長謝森人指出「變」的劇烈。
　民間的進步很快超前攻府，由於不斷有人才更換，並且教育良好（例如民間公司有中大學程度者一百萬餘人，政府公務員只有二十四萬。），不免顯得政府反應慢、缺乏現代知識。民間不再唯政府命是從，要求政治、經濟與社會走自由化、民主化、國際化；多元化社會裡的環保、消費意識，也排山倒海向過去計畫下的保護產業挑戰，汽車業、石化業、家電業即是政府無力阻擋趨勢，不得不宣佈放棄保護的例子。
　「那麼多的變化，一起快速地來了，我擔心政府應付不來，就什麼都不做，」向來說話不留情的立法委員朱高正也表掛心。
　
　分配的智慧
　
　進一步分析來看，政府遲疑行使公權力，更是個重大癥結。當政經社會資源如此稀少，人人想爭搶時，「就需要有分配資源與權益的智慧，這只有靠公權力來做，否則就是不負責任，」嘉隆實業總經理胡僑榮從大自然法則推演到施政指出，決策者必須把握總體長期的政策，重新分配利益，而不是誰的聲音大拳頭粗，誰就搶得利益。
　很多人士認為，投資公司氾濫已到釀災邊緣，而財政部、經濟部還在為該誰去管互踢皮球，充分暴露部分政府官員缺乏遠見與規畫在先，復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負責心態於後，造成社會上無是非標準與遊戲規則可循。
　一位評論家也分析，過去以農業為主的靜態社會所制訂的政府組織，現在面對比以前大幾十倍的變動，反應能力就差，再加上文官素質在下降，因此執政難以確立目標，發揮組織功能，扛不起應負的責任。
　國貿局就是政府組織未能及時反映現實變化的例子。在過去外匯貿易管制的時代，國貿局隸屬經濟部下面，主要職權之一是核發進出口簽證，但隨著我國經貿實力漸強，而國際保護主義盛行，重大工作遂轉換為代表中華民國對外經貿談判，但這個三級組織受限於層級，無權決策，只能奉命行事。不但效率打折扣，並因事權不一，每逢輿論攻擊國貿局談判喪權辱國，一些官員不免士氣受挫，不願久留這個單位。
　
　強將手下有弱兵
　
　長久以來的強人政治，也扭曲了文官體制。「強將手下有弱兵，」王作榮教授形容，當上面習慣獨斷獨行，文官也習慣於凡事推給上面做決斷，變成一個人考試進入政府後，做一輩子等因奉此或掙扎於派系紛爭，除少數人外，缺乏現代知識與技術的在職訓練。更隨著政府待遇越來越不如民間，非但未能加緊培養人才，且有意無意間使人才一一外流。開創電子業美景的大將胡定華（前工研院副院長）最近外流到美商Ｈ＆Ｑ風險投資公司（見一八○頁），交通銀行副總經理白俊男主持太平洋證券公司，都是近例。
　而且多年來事權向中央上級集中，使地方行政人員對決策過程不滿，便在敏感問題上杯葛中央的決定，發洩積怨。李長榮停工一案，中央環保署批准合格污染標準的公文，遭新竹市政府擱置，李長榮無法復工，即為地方政治勢力向中央奪權的例子。
　再加上政府並不十分了解民間企業真正的實力，使政府很難據以研判政策方向。
　最明顯的當數中央銀行為減緩我國中小企業面對台幣升值的壓力，兩年前即干預台幣升值，擔心台幣升到三六時業者撐不下去，但如今台幣已到二十八，大部分中小企業還存活，大企業則從預售美元而賺取差價，吃虧的是全國人民的國庫收入。
　但是工商業者隱瞞真實狀況，造成政府施政時漏算三分之一ＧＮＰ，無法掌握國家經濟實力，又源自於政府未能徹底執法以遏止逃漏稅、攤販與各式地下經濟。
　
　游移在火雞與柑橘間
　
　政府體系的這些缺失，妨礙正確制定公共政策、執行行政計畫。五年前經建會主委趙耀東等人倡言發展電訊工業，使台灣未來能自己設計與製造電訊設備的構想，即因政策目標不清楚（例如移轉什麼技術？），無具體可行的計畫。到今天淪為只有第一步－電信局向ＡＴ＆Ｔ等三家美商公司採購交換機，而接下來由那些組織那些人如何學習技術，那些部會局處負責扶植，卻沒有下文，迄今還不知如何生根，遑論民間電訊器材業者找不到自己該扮演的角色與努力的方向。
政府也未能在急劇轉型期，重新界定農業在國家總體政策的定位，變成每逢外國壓力或本國農民抗議時即依當時誰的聲音大而游移，因憚於橘農首次遊行而停止進口柑橘，因為美國壓力大而開放火雞肉進口。
　急劇轉變中，舊時的法令規章無法應付新的問題，如投資公司，即因財政部缺乏法律依據而無法遏止。在石化業與居民環保意識的對抗中，也因缺乏污染標準的認定，「大家吵架沒依據，各憑一口氣，」一位經建官員形容。
　
　傳統的憤怒與仇恨
　
　缺乏遊戲規則，雙方拉扯時，即扯出一個空間給政客、利益既得者、部分情緒高昂或無知識的民眾，以及大眾傳播界攫奪勢力。而政府謀畫應變的實力既已不足，又顧忌新介入的政治勢力，遲疑行使公權力，因而喪失公信力。
　「民主化使政府沒辦法施力。現在怎麼辦嘛﹖放府動輒得咎，人民動不動就發動新聞界攻擊、請願，」一位夙有擔當形象的官員也無可奈何。
　汽車工業發展三十多年，還未能使汽車關鍵技術由日國人自主，除了業者需負部分責任，政策隨各種聲音而搖擺不定更難辭其咎。當「扶植民族工業」的聲音大就關閉市場，當擋不住「照顧消費者利益」聲浪時又開放市場。直到現在，一些輿論與民意代表仍傾向拿汽車業與消費者利益「傳統的憤怒與仇恨」，炒成新聞。一位經濟部官員說：「最怕新手記者跑汽車新聞，他們什麼產業都不要（發展），只要消費者。」
　經濟學家王作榮從民國六○年代起，即不斷為文指出，民間企業家既已扶植出來，有錢有能力，政府即應致力建立文官制度，以修改法令規章、改善人民生活品質與投資環境，讓企業家自己決定要去投資什麼，但是諫言未獲採納。隨著時光流逝．「整個政府沒跟上時代，變成國家進步的重大障礙之一，」他不勝感慨。
　例子之一是自由化政策變成口號與推託的藉口，缺乏政府與民間共識的政策目標、施行計畫與時間表。
　一位民間業者指出，基本上民間期望於政府的，不再是四○、五○年代司機的角色，而是交通警察，維持規則與秩序，現在民間有能力也想當司機，自己決定直行或轉彎。「但是政府卻誤以為自由化就是攻府什麼都不管了，變成不負責任的藉口，」他批評。
　
　雖千萬人吾往矣
　
　立法委員林鈺祥說，在這個混亂的時刻，政府官員應以前瞻與魄力，儘快擔負起決策的責任來，並且找出做事的方法來，包括整合組織、指定負責的部門與人選、制法與執法，並且教育民眾。
　組織如有功能萎縮或事權不符，就應檢討修改。「組織不對就換組織，人不對就換人，」一位政府高級官員認為。
　財經兩部互推責任，「俞院長總不能打太極拳了吧，院長該指定一個說，就是你，你負責，」胡僑榮說。
　然後是訂出法令規章，衡量我國處境，如污染標準先找出目前可以執行的標準，再逐年提高，並且要不斷的溝通，以爭取人民支持。
　「經過詳細規畫……然後政府就不能再客氣了。一項政策事前經過周詳的考慮後，就應該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慨，」總統府資政孫運璿說。
　王作榮教授用「築室道謀，三年不成」說明，如果政府想蓋房子，卻因路人意見紛紜而搖晃不定，房子會永遠蓋不成。他說：「現在政府做事，一定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假如因為現在有人反對就不做了，政府就是築室不成，寸步難行。」
　林洋港十二年前當台北市長時排除各種因難，籌擘興築五十七億台幣的建國南北路高架橋，就是充分發揮施政擔當與技巧的例子。
　林洋港當時要面對好幾百戶違章建築戶，以及市政府財政局沒錢，市銀行不願借錢，市政府主計處擔心影響收支平衡的各種阻力，林洋港提出「重大工程建設基金條例」，爭取六十億元預算，獲得市議會支持，配合工程計畫，安排違章住戶遷居南機場國民位宅，「一拍即合就做了，」當時在市議員任內審查法規的林鈺祥回憶，後來估算，如果晚兩年開工，這條高架路耗資會達一百億。
　「僵局由政府打開後，還需要大眾傳播把話說清楚，」工業局長楊世緘說。日本興建成田機場遭暴民毀壞與阻撓，最後還是因為輿論考慮國家長期整體利益，支持政府政策，並教育民眾支持建設，而孤立了激烈份子。
　行政院會不會擔起責任，端視官員心態能否扭轉，「這就需要政治新作風，」台大管理學院院長許士軍說。
　不過，人民把規畫未來藍圖的責任全推給缺錢與人才的政府，並非負責的看法。「與其等待英雄，不如每個社會領導人都先訂出立場、畫出共識的藍圖來，不能只說要政府畫圖，」胡僑榮提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