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蘇俄暗暗較勁 — 經濟改革狹路相逢

在中國大陸的北平，街道兩旁市場熱鬧的情況，並不下於香港，隨時可見小本生意的商人，向來往行人兜售水果、運動衫與廉價的名牌襯衫。這些佩戴黃色標幟的「個體戶」，是中國大陸開放經濟政策下的新既得利益階級。
　
什麼事都會發生
　
　在蘇俄莫斯科的夜市，許多逛街的人潮，正在圍觀一位中年婦女與警察的對罵。警察費盡口舌解釋他無意禁止某位街頭音樂家的演奏，只是詢問他為何在街上演奏行乞。這位中年婦女憤怒的指出：「時代變了，警察不該管不是分內的事。」警察碰了一鼻子的灰離去，自言自語的抱怨：「現在什麼事都會發生。」
　在兩個共產政權首都以外的地區，類似的經濟改革活動，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俄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和中共的鄧小平，將其稱之為「二次革命」。而在中國大陸流行的口號是「改革」或「開放」，蘇俄則高唱「重建」與「開放」。對兩國而言，新口號代表自史達林與毛澤東以來的政策，已經徹底改變。
　事實上，不論是在十月底召開的中共十三次黨大會，或是十一月初蘇俄革命七十週年慶祝會上，經濟改革一直是與會人士關心的議題。這兩個國家不只關切未來的改革是否成功，也檢討過去史達林和毛澤東的政策是否正確。
　每週日早晨，數以百計好奇的蘇俄遊客在新開放的諾佛德維奇公墓，參觀赫魯雪夫和史達林第二任妻子被毀損的塑像。自從戈巴契夫呼籲歷史學家致力「填補歷史的空白」後，史達林專制時代的種種措施，不再是禁忌的話題。
　
歷史的空白
　
　在北平天安門廣場，中國大陸的民眾，則耐心的大排長龍，等著一睹毛澤東的遺體。或許因為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傷痕至今歷歷在目，因此中國大陸不像蘇俄般決心發掘「歷史的空白」，但是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人民對於破除過去的神話，有其獨到之處。例如，參觀毛澤東陵寢的群眾，離開前總不忘聚集在紀念品商店購買印有天安門（而非毛澤東遺像）的香煙或糖果。
　從一九六○年起，蘇俄與中共一直處於激烈的競爭狀態，雙方都想稱霸共產世界，因此，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對克里姆林宮的執政者而言，自然如釋重負。但是，當一九七八年中共開始將市場機能引進中共集權經濟制度後，蘇俄則猛烈的批評中共欲將共產主義帶回「資本主義的道路上」。
　然而，去年年初，當戈巴契夫開始進行所謂的「重建計畫」後，過去中共與蘇俄之間的猜忌，漸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愈來愈密切的合作與交流。去年中共出口到蘇俄的產品價值十二億美元，一九八二年的數目是一億四千三百萬美元，進口也從二億四千三百萬跳升到十四億美元。一位中共的蘇俄問題專家指出：「戈巴契夫的作法，顯然跟我們的看法一致，都覺得必須以更創新的方式，來解釋馬克斯主義。」
　這兩個共產強權對經濟改革的方法也許有異，但是，雙方維護共產主義的決心則是一致的。在蘇俄當前的新經濟改革中，最常被提及的人物是列寧，因為列寧在一九二○年代實行「新經濟改革」，允許私人企業恢復經營。相同的，為了保持共產主義的完整無缺，北平的改革者則宣稱中國大陸正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亦即，真正的改革必須能夠供給群眾更多的麵包與鋼鐵。
　
中共遙遙領先
　
　在中共和蘇俄這場改革賽中，中共顯然遙遙領先。鄧小平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在農村地區尤其成功。沿著四川省的道路，商業活動異常興盛，從出售家畜、蔬菜到紅磚、沙發，應有盡有。以廣漢縣為例，它是中共最早廢棄人民公社制度，並且將公地租給農民耕種的一縣，目前每位農民的每年平均收入是一七四美元，是改革前的四倍。另外，過去六年來，中國大陸的鄉下居民，至少有一半興建新房。
　蘇俄當局到目前為止，還不大願意效法中共將土地歸還農民。相反的，戈巴契夫修正中共的作法，計畫將集體農場極少部分的土地租給農民，並且以家庭為單位將這些農民編組起來。今年六月，戈巴契夫在共黨中常會的演講中，特別誇讚這種土地承租制度，讓巴洛盧西亞地區的一戶農家，得以在兩年內，將每頭牛的牛奶產量從二千九百十七公斤，增加到五千五百八十公斤。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蘇俄當局還是無法因為實行經濟重整計畫，而讓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不虞匱乏。
　蘇俄在振興缺乏效率的地方企業上困難重重。相同的情形，也在中共出現。依據中共一九八四年十月公布的經濟改革計畫，規定政府與黨交出企業經營權，改讓工廠的管理階層負責盈虧。最近光明日報刊出一篇調查結果，只有一五％的管理階層相信他們已經成功的完成改革，六五％認為需要更多的創新，二○％認為改革缺乏活力。
　
打破鐵飯碗
　
　中共現在很強調契約制度的好處。工人必須與工廠簽訂合約，工廠按工人的表現決定是否續約，等於從根打破毛澤東的「鐵飯碗政策」。另外，工廠的主管可以有權分配利潤。四川一家大理石加工廠主管表示：「過去工人兩個月才做得完的工作，現在一個月就完成，不只工人收入加倍，工廠的資金也愈來愈充裕。」
　莫斯科的改革始自工廠，而非農場。預定明年生效的國管事業法規定，蘇俄的工廠必須以」自力更生」的方式經營，不能再依賴上級的補帖。由於蘇俄的工業根基比較紮實，工人的教育程度較高，因此，蘇俄經濟發展起飛的時間，應當早於中共。但是，與中共的經濟實驗相同的是，蘇俄模式的工業改革，一樣面臨官僚制度的種種牽制，財政部長桑加高夫說：「許多工廠的主管，一直在期待改革，但是更多的人不願擔負責任，他們覺得自己還沒學會游泳，卻突然被推下水。」
　從今年年初，蘇俄有五個政府部門採行了「自力更生」的新制度，到目前，這些單位的生產表現，與其他未採行新制度的部門，沒有太大的差別。這項結果同時指出一個嚴重問題：如果不從根本改變共產制度中的價格與信用制度，單憑局部的開放政策有效嗎？
　蘇俄全國經濟計畫委員會負責人史麥諾夫的答案是：「所有的新制度都是環環相扣的。就像汽車引擎，需要成千上百個零件組合，只要一個零件有誤，汽車就無法發動。」
　類似的問題也困擾著中共。駐北平的一位西方外交官指出：「工廠急需改善，但是整體經濟環境不理想，而不合理的價格制度，更是從中阻撓改革的成功機會。」
　跟中共不同的是，蘇俄才開始計畫改進價格制度。今年十月，戈巴契夫在莫曼斯克演講指出，接受公家津貼的食物價格過低，以致「小孩拿著一條麵包當球玩」。而為了避免津貼浪費的現象，並讓價格合理反映成本，中共甚至發展出三段式的價格制度。有些價格是公定的，有些允許在二○％上下波動，有些則按市場的供需決定。這個制度避開了任由市場支配消費者的弊端，但是，也導使某些產品的產量下跌，例如穀物。
　
自己的支票簿
　
　這兩國的經濟學家都知道，改革價格制度，必須同時改革金融制度。明年元月起，蘇俄人民即將擁有自己的支票簿，這是公營儲蓄銀行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同時，蘇俄也將「蘇聯國家銀行」改制成類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般的機構。另外，為了服務工業、建築業與農業人口的需要，蘇俄也紛紛成立許多專業銀行。
　蘇俄的這些措施，對中共而言，了無新意。早在一九七九年，中共就打破人民銀行壟斷金融界的局勢，成立特別的貸款機構。為了加速資金的流通，過去一度關閉的交通銀行香港分行，甚至正式「恢復營業」。代理副總經理王維新表示：「過去，工廠若要擴張生產，必須在建設銀行開戶。向國外買機器，也得先在外匯交換銀行開戶。需要資金，再找一家商業銀行。新的制度是，只要一家銀行就可以同時解決三件事。」
　
中共恢復證券交易
　
　中共還有一項革新，是蘇俄望塵莫及的，那就是去年九月正式快復的證券市場運作。然而，中共的證券市場規模相當有限，依規定，國營企業公開上市的股份不得高於一○％。上海信託投資公司的看板上，也只有六種股票和四種債券掛牌。在正常的交易日子，對街賣水果的生意比這家信託投資公司的生意好多了。這家公司的經理坦白指出：「四十歲以下的人，沒有人了解如何買賣股票。」
　蘇俄和中共的官員，雖然敞開雙手歡迎外人投資，引進高科技。但是，中共的大門顯然比蘇俄還要開放，它以各種減稅誘因和便宜的土地、勞工，極力爭取外國企業到四個「經濟特區」、十二個沿海城市投資。新的貿易政策甚至允許廠商在城市街頭廣告。廣州市區到處可見名牌產品的看板，如佳能個人電腦與運通銀行的信用卡。截至去年底，中共總共批准八千三百宗合資計畫，允許外國公司設立大約一五○個擁有主權的分支機構，生產各種銷售到西方的消費產品。
　今年初，蘇俄才開始保守的採行與外人合資政策。預計到今年底，約有十家企業正在排隊等候申請合資計畫，包括泛美航空與蘇俄官方的航空公司的合作在內。
　
封建思想是最大危機
　
　儘管中共在經濟上採取比蘇俄更開放的改革，但是去年年底，當中國大陸的學生走向街頭，要求更多的民主時，中共的領導階層並未因此而放鬆管制。除了胡耀邦因此下台，中共也藉機進行整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中共官員對改革後日益增加的貪污、詐欺、偷竊、賣淫事件，也憂心忡忡。但是，這些事件不能歸咎於外面的世界。蘇俄一位中國專家認為：「中共面臨最大的危險，並非資本主義，而是長久以來存在的封建思想。」
　當中共停下腳步，整肅「資產階級自由化」時，蘇俄則在所謂的「政治開放」上大步領先。戈巴契夫在今年六月公開批評至少十六位部長的舉動，令中共許多人士感到驚訝。另外，中國大陸也找不到類似蘇俄的電視節目「晚安，莫斯科」和「對談」，這兩個節目以座談方式，討論經濟革新的有關事項。蘇俄的消費者，甚至在節目中責備農業部官員，為何允許不良蘋果不斷出產。中國大陸的一位經濟學家因而指出：「戈巴契夫的開放攻策與政治改革，對中國大陸是很大的挑戰。中國大陸的改革是由下而上的，而蘇俄卻是由上而下的。」
　戈巴契夫目前或許自認為政治改革進行順利，但是，跟中共一樣的是，蘇俄未來會發現，改革的腳步，無法滿足大眾對民主的要求。中共的社會調查機構，在今年七月的一項民意調查中發現，九三．八％的人認為政治結構應當改革。而對莫斯科工人的一項調查也發現，八三％的人認為開放還不夠徹底。北平的一位西方外交家解釋道：「一旦企業家開始在經濟方面有自主權，他們當然不願意別人剝奪他們的政治自主權。」果真如此，也許在這兩個共產政權完成經濟改革前，他們更需要的是思想上的第三次革命。（取材自時代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