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禁開放前夕,許多人最擔心的是,在未來日益激烈的競爭下,已廣被讀者嘖嘖稱厭的報紙報導正確性,是否會更進一步的被腐蝕。
雖然報導正確是所有新聞從業人員最應遵守的第一天職,但報導的誇大不實卻也是一般讀者對台灣新聞界的普遍最大批評。
即使人員素質、配備最為整齊的聯合、中時兩大報,有時也會同日刊出對同一新聞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內容報導。譬如九月二十一日的二報頭版頭條,同為大陸探親辦法的消息,但內容方向卻相反,一則從嚴、一則從寬。
「我到底要相信誰?」一位擔任計程車司機的老榮民滿臉疑惑的問。
錯誤率偏高
類似的疑惑也不時出現在各類的新聞上。根據傳播學者歷年來所做的調查研究,台灣報紙的錯誤率一向偏高。民國六十三年徐佳士所做的研究發現,報紙的錯誤率高達七○%;六十九年陳世敏的研究,錯誤率達七二%;七十一年鄭瑞城的研究發現報紙稍見改善,但錯誤率仍達四四.五%。
雖然中國新聞記者信條第四條明文規定:「新聞記述正確第一,凡一字不真,一語不實,不問為有意之造謠誇大,或無意之失檢致誤,均無可恕!」但這樣的專業倫理推行起來卻處處受阻。
各報皆不乏兢兢業業的優秀記者,每位新進的年輕人也多對記者的生涯充滿了憧憬與理想抱負;但各報也都有一心求名求利的「做」新聞高手,和經過一番痛苦掙扎後而逐漸放棄新聞原則的迷失的年輕。
一位經過半年磨練後,終於學會寫新聞時「加油加醋」,將報導登上三版頭條的年輕記者,雖難掩其終於參透報社遊戲規則的喜悅之情,但卻也別過頭來對朋友說:「我不當記者後,絕不再看報紙,都是騙人的。」
競爭壓力是主因
他悟出的原則是,寫新聞時不必向官方查證,「因為他們不會告訴你,只會叫你不要寫」;不必請教學者專家,「因為學者專家只有理論,不懂實務」;而當記者最重要的是「自己大膽判斷」。
另一位剛從美國在職進修回來的資深記者則平實的指出,新聞發生錯誤的原因主要有四個-報社截稿的時間壓力、主管求精簡的壓力、同事間競爭上稿或上頭條的壓力、及與其他各同業競爭比較的競爭壓力。
在歷年來各大報不斷的吸收人才而報紙張數又受限的情況下,大報遭遇人員過份膨脹、人滿為患的煩腦,寫稿量、發稿量遠超過報紙版面所能容納,這也助長了某些記者「動個手腳」,誇大渲染以求上報的習慣。
為了提高效率,應付友報競爭,有些報紙也設有各種獎金激勵辦法,但多獎賞「頭條」「獨家」、批評「獨漏」,而對報導的正確與否卻並不特別重視,將其列為獎罰範圍。在這樣的激勵制度下,久而久之,許多記者也就養成以「求快」、「求新」為最高目標,而忽略了「求正確」的重要。
再加上國人「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傳統,報社主管即使事後獲悉記者犯錯,也多傾向於「護短」,不願公開認錯,因此也減輕了糾正記者犯錯的壓力。
美國的借鏡
建立報紙的公信力,鼓勵記者追求事實真相,報導客觀、正確、公正,本是國內、國外大多數報業負責人及主事者所努力追求的目標,但這些原則的具體實現,對無論中外而言的各大報社,都極為艱難。
一般公認美國品質最高、最有影響力的三家報紙-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近年來都有過記者出有錯的案例。但值得參考,卻是這三大報在出錯後的新聞處理方式及自我檢討。
以寫「苦海餘生」揭露大陸文革實況而名重一時的紐約時報名記者包德甫,前些時在採訪諾斯中校國會聽證會時,就粗心犯了大錯,誤以為諾斯指陳中央情報局長凱西企圖「隱瞞雷根總統」而設立一伊朗軍售秘密基金。
隔天,七月十三日,紐約時報在頭版頭條,以橫跨二欄的顯著標題,直接了當的刊出「更正:時報錯誤報導諾斯秘密基金證詞」,次標題則說明「中校聽證會上並未指陳總統被隱瞞」。這則公開承認消息錯誤的具名撰稿人,也是包德甫。
這樣破天荒以頭版頭條公開認錯,是出自總編輯佛蘭克(Max Frankel)的堅持:「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大聲清楚地告訴世界-我們錯了。因為我們為歷史而記載。」
勇於認錯的總編輯
一向在各種民意測驗中,公信力都名列第一的華爾街日報,在一九八四年的春天也發生了一件轟動新聞界的醜聞-一位撰寫「華爾街語」股票專欄的記者衛南,在報導上市公司行情時,事先將有關消息透露給一證券商,而以此謀利。事被證管會調查小組發現,而電話約談。
華爾街日報總媥輯波士坦(Norman Pearlstine)的處理方式是,馬上派一組記者進行獨立的調查採訪,並將衛南如何一步步墮落的經過與心路歷程,寫成動人的特寫,在頭版頭條刊出。
「既然這條新聞是大家都要追的,那麼不如面對現實,這件事來龍去脈最權威的報導應該由我們華爾街日報來寫,」波士坦勇氣十足地說。
近代美國新聞史上,最令人臉紅的錯誤出自以寫水門事件而聲名大噪的華盛頓郵報。一九八一年一位郵報新進的年輕黑人女記者庫克(Janet Cook),以動人的文筆描述華盛頓貧民窟裡一個八歲小男孩變成海洛英吸毒犯的故事,並因這轟動華府的報導而贏得當年普立茲新聞特寫獎。事後經檢舉發現這人物、故事全屬虛構。
郵報的處理方式,是由郵報的駐報公評人(ombudsman)在報上公開刊出了長達三頁半的抨擊檢討,直指這樣的錯誤是「無可宥恕」,顯現郵報編輯內部制度多處出了問題,無論是市政府版的主任-以挖掘水門案而出名的余華德(Bob Wood ward)或總編輯皆犯了搶功心切的毛病,過份相信記者的說法,而沒有要求一再查證。
設立公評人制度
由於這些著名刊物也出錯,美國新聞界也提高警覺,謀求制度上改革,防範錯誤於未然。
譬如,已有三十六家報紙設有公評人制度,由公評人獨立超然的處理各種讀者及採訪對象的抱怨或指責。華盛頓郵報的公評人並每週固定有專欄評論郵報的新聞處理方式。
美國商業週刊的總編輯更規定屬下記者買那些公司股票,均需列出清單報備,以免瓜田李下之嫌。
財星雜誌則設有專門的研究人員,負責查證每篇文章採訪對象的名字、職稱。時代雜誌的文稿編輯及主編在改稿後,必將改過之稿電傳駐世界各地的特派員及記者,求證是否曲解原稿。
美國各報也設下層層守門人。這些文稿編輯(copyeditor)及各版主編,不僅修飾文字,刪改文章,也負責把關,減少錯誤。
除了報刊內部的查核制度外,美國新聞業界及學界也另有監視組織。最著名的是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出版的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由許多在職的資深新聞人員對各傳播媒體的做法與傳播趨勢,給予客觀批評。美國也有類似我國新聞評議的組織,所不同的是美國評議會對各報的批評,皆能公諸於世,在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等刊物定期刊出。
在美國許多大城市,也有一些年輕記者自己組合出資,出版小型刊物,專門評論及報導新聞界的動態,多以防止新聞變成另一特權為職志。
在報禁開放,我國報業發展即將面臨新的轉捩點時,如何乘勢而起,全面提高報紙的公信力,是所有國民的期盼。
但僅以記者信條或新聞教育所灌輸的倫理規範,來約束記者自律是不夠的,一點一滴正確報導所聚集而成的公信心,有賴報社高階層人士公開面對錯誤的勇氣、激勵獎罰的修訂、內部查核制度的建立、和外界評議組織的設定,來多管齊下,共同促成。
正如時代雜誌一篇檢討美國新聞的文章所指出:「以塑建及破壞他人名譽為能事的新聞界,也到了該珍惜自己名譽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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