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緊縮的中共策略

由尖沙咀坐渡輪棋越初冬的維多利亞港，一出天星碼頭就可以看見象徵香港權力中心的三幢建築物－英資重鎮的匯豐銀行、因為九七震盪而引起激辯的立法局、代表中共劫力日益坐大的中國銀行。他們彷彿刻晝了香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自從一九八二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鄧小平秘密晤談後，在北平人民大會堂石階摔一跤起，不論香港或英國，都在中共策略頑強而手段千變萬化的陰影下節節敗退。
　民族主莪、統戰手腕、先寬大再逐步收緊的策略，構成中共奪取香港控制權的三大法門。鄧小平對西德總理談到香港與台灣時甚至說：「台灣也可以這麼辦嘛。」中華民國從香港九七問題，究竟可以記取什麼經驗？
　英國最重要一跤，就摔在中共運用「民族主義」阻擋國際支援的策略上。當柴契爾夫人來福克蘭島戰役大敗阿根廷的勝利姿態，向鄧小平提出要繼續保留南京條約被割讓給英國的香港本島，並延長一九九七期滿的新界租約，就遭鄧小平一口回絕，他不要做「李鴻章第二」。自此以後，香港左派言論機構齊一對英國發動總攻擊，揭開香港前途動盪的序幕。經濟衝激接踵而至，一星期內，香港股票就在人心惶恐下暴跌二五％。
　一時間，鴉片戰爭加諸中國的種種屈辱，都被舊事重提。中共的「南方日報」也隨即擴大版面，宣揚香港社會的黑暗面。凡反對英國撤退的人，不管是否基於反共、恐共的立場，都被新華社指為「殖民主義者的孤臣孽子」。
　英國在香港問題上被逼到死地，是中共策略上看定了英國缺乏談判實力。論條約，新界租約明明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到期。論國際觀瞻，鴉片戰爭之後的割讓，令柴契爾夫人詞窮。論心態，英國更不願為小小香港與亞洲的主要共黨勢力為敵。
　即使不比軍力，香港糧食一六％，飲水五○％依賴大陸供應，根本缺少本錢和大陸決裂。沒有國際支持，更不可能獨立。
　
「反共」與「反中」
　
　更因香港絕大多數的傳播媒體，都陷入反共與民族主義的取捨矛盾，或怕得罪中共，言論趨向低調，和左派報紙的高昂言論，構成強烈對比。英國要維持現狀的企圖，得不到香港人民公開而大膽的聲援，加上英國反對黨議員在倫敦國會抨擊不斷，英國政府立場開始軟化，而後一一讓步。
　英國所有在九七年後和香港維持任何連繫的建議，以及手上的條約牌、經濟牌、民意牌，都在中共堅持領土主權、治權一併收回的強硬攻擊下瓦解。
　「當初大眾還樂觀中共可以當股東，英國當執行董事，」香港百姓雜誌主編胡菊人說：「結果都猜錯了。」
　中共深怕港人和英國聯合對抗中共，所以全力拆散港英陣線。連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次官雷斯一句平實的話，希望「中」英談判「要找到香港人民、英國議會和中國（共）政府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的「三腳凳」建議，都立刻被親共報紙炮轟，堅持中共已是香港「同胞」的代言人，談判對手僅為英國。
　由於是殖民地政治，香港民意缺乏合法的代表性。香港最大特色是有高度自由和法治，卻沒有民主，僅有諮詢權的立法議員直到一九八五年以前，都全是港督委任。
　數十年來，這種行政權為重的制度帶給香港政府很高的效率。但真正需要香港民意表達對中共態度時，左、中、右派都說自己是民意，卻誰都沒有民主的背書，左派大公報便硬說：「支持統一是真正的民意。」
　
中共唱獨腳戲
　
　「中共否定了香港人民的作用，只是把香港人民當作十億分之五百萬（○．五％）」，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總編李怡分析：「中共在這個問題抽掉英國人這隻腳，在那個問題又要抽掉香港居民這隻腳，剩下來就是中共唱獨腳戲了。」
　連香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訪問北平和倫敦，陳述香港人的憂慮，在北平，鄧小平開門見山，就否定他們是代表香港人，只承認他們的「個人身份」。
　鄧小平甚至公開漠視香港的地產、股市、港幣的暴跌，也不承認香港有信心問題。
　總之，一九八二到八四年底的馬拉松談判，由於中共堅持香港人無權參與，甚至香港官員，也要有英國正式公民身分，才能出席會議。香港市民對會談內容幾乎一無所知。直至香港人看到協議，已是大勢底定，連複決的機會都沒有。
　「一九九七談判，最後結果幾乎全是中共原來的架構，」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系講師陳文分析：「在民族主義的策略下，整個氣勢都被中共拉過來。」
　日後香港政局發展每逢波折，中共仍然重複拋出「民族尊嚴」、「中國主權」的武器，使反對者無言。
　
「馬照跑，舞照跳」
　
　民族主義雖然威力強，但仍不足以令中共獨斷大局，香港政治觀察家指出，中共緊接著又施出了中共政治鬥爭史上著名的「統戰」手腕，是民族主義外的第二大策略。
　談判期間，北平接待了三十多個香港代表團，從大財主、教授、小商販、慈善團體、旅遊協會以至港澳專業人員、「社會活動家訪問團」等，並分別獲「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趙紫陽等人的接見，得到「馬照跑、舞照咷、股照炒」、「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等定義含糊的承諾，設法使香港人轉而支持中共，孤立英國，也為中共日後翻案留下伏筆。
　當香港人逼問什麼是「港人」的定義，鄧小平答是「愛國者」，香港人再逼問什麼是愛國者的標準，鄧小平的回答是：「支持祖國統一的人。」於是凡不支持中共收回香港的，都被劃為不能治港的非愛國者。
　「中共在香港統戰的最主要目的，是分化和叫香港人順從，」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系教授詹鴭曾撰文指出中共統戰的靈活手法。
　
許家屯換新面目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是中共統戰策略的主力人物。這位前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是歷任香港新華社長資歷最高的人。
　當他一九八三年調任到香港，同時也接任共產黨港澳首腦時，他手執摺扇、著香港衫、戴墨鏡，「像極三十年代上海的黑社會頭目，」一位香港記者形容。
　當時英國和中共談判正陷入膠著狀態，許家屯抵港後，便刻意訪問香港貧苦市民，以示體察民間疾苦。
　但許家屯在了解清楚香港有錢人的勢力及人民口味後，很快便入境隨俗，換上三件頭畢挺西裝，週旋於富商巨賈與名流之間，演講應酬、開雞尾酒會攏絡香港人親近新權力核心，逢年過節給著名作家和報人送水果禮盒，並且公開場合絕不提階級鬥爭等共黨教條。一名曾多次被邀宴的香港記者說：「他越來越識do（廣東話，會做人）。」
　左派文匯報，大公報、晶報私在一九六七年曾極力煽動左派與港府武鬥，促成大暴動。但當英國政府在九七問題讓步，立即改變反殖民地立場。為了吸引香港讀者、以便宣揚中共「一國兩制」的說詞，不惜更改版面內容，大肩幅場加報導馬經，並提供較多的煽情社新聞。但當香港政局發展不合中共統一胃口，左派報紙會立刻以一致立場發動言論攻擊。
　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李金銓，深入研究香港中文報業近年變化後指出，新華社已經成為香港政府以外的新權力中心。許家屯一手掌握中共與英國談判的內幕新聞，一手影響中共在港機構的廣告，對「不吃敬酒」、「不識時務」的媒介，不但可以拒絕提供或封鎖新聞，甚至能抽掉左派資本的可觀廣告費。
由於中共在香港投資已超過英、美、日等國，廣告量龐大。左傾的鏡報雜誌，大陸廣告量就高達九○％。
　
一手棒子，一手蘿蔔

　影響所及，香港媒體逐漸自我節制。最著名是明報專欄作家許國撰寫的「哈公專欄」，因為有時對中共在香港前途的處理態度極盡諷刺，被明報指示撤銷專欄。雖然經讀者強烈抗議才得以恢復，但已移到較不醒目的版位。
　新聞界瀰漫著「批判中共就是破壞香港安定」的論調。李金銓對這種屈從中共的傾向感歎說：「香港社會自由的根本和最後一道防線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亡，自由俱亡。」
　中共統戰手法除了一手拿棒子，一手拿紅蘿蔔，另外也大力拉攏反共和中立人士。
　一九八三年談判僵持之際，中共擴大邀請一四○名港澳人士加入中共的「人民大會」和「政協」。一九八五年中共在香港委任一八○人組成「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我國立法委員卜少夫、中央社香港分社長曾恩波都接到中共入會邀請（二人都沒入會）。
　
換一本字典解釋
　
　中共以民族主義摒退英國，以統戰手腕掌握香港言論，並以名、利拉攏士商之後，逐漸現出本意，重新解釋早期對香港的承諾，要全面掌握香港的命運。
　縮減承諾是從鄧小平開始。從一九八二年起，中共前後二任「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廖仲凱之子）、姬鵬飛，以至「人大副委員長」耿飆、黃華都曾先後重申大陸不會派軍隊駐港。
　但一九八四年中，鄧小平卻以「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身份，出現在幾百萬香港電視觀眾，前公開斥責耿飆、黃華等「不駐軍」說法是「胡說八道……這個權都沒，有那還叫中國領土嗎？」
　中共一九八四年會見香港「社會活動家團」時，表示不反對香港實行民主。但當香港政府企圖推動民主代議制，由人民投票選舉部分立法局議員時，中共在香港代言人許家屯立即反擊，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召集記者，拿眼鏡敲桌子說：「有一些不按聯合聲明辦事的一種趨勢，」以示對香港政制改革的強烈抗議。
　翌日，香港股市生指數暴跌五十點。
　當香港大學學生問許家屯，是否考慮以「全民投票」方式讓香港人表示對基本法（一九九七年後香港小憲法）的意見，許家屯回答是：「由於香港五百多萬人，各人背景不同，政治認識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社會地位不同，意見很難統一，還不具備全民投票的條件。」
　中共先鬆後緊，反對香港走高度民主，是怕香港政府有民意後盾，不聽大陸的話。香港的富豪也反對香港民主，公開承認是害怕勞苦大眾藉選票的政治力量提高社會福利，「要白吃午餐」，使資本家稅負提高。而許多和中共有密切生意往還的商人，如包玉剛等，自然討好中，共也反對民主，唯大陸馬首是瞻。
　中共也善以利誘來拉攏商人。親共的商人如霍英東（他在韓戰期間因協助中共轉口物資而致富），握有香港建築業必需的大陸海沙進口權。包玉剛六年前以二十億港幣現金從英國財團手上奪取九龍倉控制權，就曾仰賴匯豐及「中國銀行集團」大力支持，他也極力為旗下的小型航空公司爭取飛大陸的民航權，對中共主張大都強力支持。
　香港中華電力公司主持人嘉道理也是反對民主的主力。中共和中華電力去年才強令香港人接受東北方三十多公里的大亞灣建核能電廠，無視一百萬香港人簽名及三個民意測驗結果的聯合反對。
　
一場認真的戲
　
　在聯合聲明猶未塵埃落定時，中共也曾承諾香港未來有言論自由。但姬鵬飛後來卻補充說：「如果對香港政府管理不好，而做出合理和建設性批評是可以的，但造謠……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不成。」
　先答應，後改變的另一明顯實例是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按照「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一九九七年後將以基本法管理。中共在簽署聯合聲明後，便在基本法上施法術，收緊對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
　中共第一步從參與的人選控制起。先是拒絕港人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經香港力爭才改變主意，但全部由中共委任的五十九名起草委員中，中國大陸代表佔了三十六人，香港只有二十三人。而香港草委中超過三分之一又是明顯的親中共派。中共草委不只行動一致，並獲香港親共草委一致支持，而且陣容強盛，成員中有人是外交官、法學專家、有人曾參與起草中共「憲法」、參與香港前途談判。
　「少數敢講話的香港草委，每逢爭論都陷入挨打狀態，」一名追蹤報導基本法的香港記者說。只要中共委員說英國以前在談判桌上曾如此這般，香港草委就啞口無言，因為香港人從未獲准參加香港前途談判。
開會議程講好在一個月前要通知起草委員，但香港委員往往在開會前一天才收到中共秘書處草擬的議程。
　連一國兩制的聖牛－「港人治港」，中共也反對原文寫入基本法。「內港澳辦公室秘書長」魯平訪問香港時公開說「港人治港」這名詞不科學，必需另以法律語言重新定義。
　北平和倫敦八四年簽署的聯合聲明，雖然說要維持現有香港法律制度，但大陸草委卻開始有人反對英聯邦法官，在九七後繼續在香港判案。聯合聲明教育制度不變，大陸草委卻指責港人不承認大陸學位「是對祖國的侮辱」。
　「中共不信分權制衡這一套，它要拿著所有的牌，再分點權給你，」一位香港評論家分析，中共策略特色之一是「先答應你的要，求再在解釋上動手腳。」
　英國殖民地傳統一向給予港督極大的權力，但因有英國國會制衡，得以確保香港政府不能濫用權力。英國顧慮到九七年後中共委任的行政長官（即港督）濫權，特別堅持在聯合聲明中要列明行政長官雖然可經由選舉或「協商」產生，並由中共任命，但須向立法機關負責，等於行政、立法彼此制衡。但魯平卻解釋所謂「負責」，可能只是「說明、解釋、諮詢」，不等於行政當局，要受制於立法機關。而且行政長官也要對中共負責。
　
英國緘默
　
　中共反對制衡後，本來希望積極組黨參政的立法局議員李鵬飛、周梁淑怡、張鑑泉，一年之間也見風轉舵，不但放棄組黨，部分甚至和包玉剛等富豪，聯手反對香港市民在一九八八年直接投票選舉少量（四分之一）立法局議，員和李柱銘、司徒華等在大亞灣核電廠事件後，強烈主張直接選舉的立法局議員大打對台。
　「港澳辦」姬鵬飛甚至揚言，如香港人組黨，共產黨人也要到香港活動。明報社論則大字標題說：「直接選舉、中共必勝。」
　最令港人震驚的是，中共原本承諾給香港高度自治，但起草基本法條文時卻從嚴解釋，使中共擁有基本法解釋權、修改權，並對香港法律有否決權，對行政長官（港督）和主要官員有最後任免權。
　英國為何不也學許家屯，指責中共不按聯合聲明辦事？
　
檯底交易
　
　中大政治及公共行政系高級講師鄭宇碩分析：「英國既然決定撤走，英國利益第一，自然不願為港人而與中共衝突。」香港前民政署長華樂庭更為文坦率指責，英國政府希望英國商人能參與中共現代化計畫，而故意漠視了香港的民意。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次官李連登去年十月訪問香港，口風果然改變，揚言英國沒有在香港推行英式民主的道義承諾。
　香港新聞界甚至有人懷疑中共和英國有檯底交，易因為中共官員有一次和記者聊天，無意中提及，如果英國不合作，大亞灣核電廠為何要買英國汽輪發電機，而不買全套法國設備？同時統計數字也顯示，近三年來，英國對大陸出口增幅高達六○％。
　
香港另一個政府
　
　由於香港仍然是中共下金蛋的雞，也是亞洲政治的焦點，極少香港人懷疑中共希望保持香港安定繁榮的意圖。但基於中共對香港不信任及政局不穩定的政治特質，加上一部分香港人曲意奉誠下，連中共政協委員也私下擔心中共「好心做壞事」，積習難改，不知不覺摧毀香港成功的自由法治基礎。
　相信「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領導人很清楚，實力是策略的強力後盾，所以中共勢利近年也將全面進入香港。根據遠東經濟評論報導，中共秘密招募黨員的行動，正伸向年輕的專業人士。而中共在香港的投資，據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文鴻從寬估計，有可能達一千九百多億港元，二千多家公司的觸角陸續進入機械、電子、紡織、染整等行業，其中以華潤、招商局、光大、中國銀行集團等規模最大，一方面賺錢、培養人才，也試圖穩定香港人心與經濟。
　大陸幹部人民到香港更絡驛於途，單一九八五年大陸就有十萬人來港。香港人把街道上這群衣著行為別樹一格的大陸來客稱為「表叔」。
　「中共能影響的人愈來愈多，不能影響的人數少，」百姓主編胡菊人說，如果香港將來失去自由，他會考慮離開。
　香港中上階層和專業人士儘管表面上說香港安定繁榮，但私下聊天，移民的話題越來越普遍，一位外國報社記者說：「有時一桌十二個人吃飯，七、八個人的太太都打算在美國生孩子，準備後路。」
　一九九七來臨前，香港觀察家大都認為有兩道大難關。第一道是信心不足導致投資不振，將在九○年代導致香港經濟停滯，甚至帶來社會不安，並引起撈一票就走的經濟犯罪風潮。
　
實力決定一切
　
　第二道難關是一九九七年前兩年，可能有成批港人外流，這些人都是香港中上階層與社會菁英，最快也要觀望一九九七年是否平安渡過，才考慮重回香港。這些因素都可能使香港陷入極度不安。
　香港人已逐漸看清，原來在英國法治社會，執政黨凡事受法律、國會、輿論制衡，不能胡來。而中共人治，統戰策略才得以在極少掣肘下翻雲覆雨。
明明在五星旗下，實行資本主義與中共憲法有極大矛盾，新華社代表卻只挑第三十一條規定可設「特別行政區」，不管憲法總則有「四個堅持」，絕口說：「沒有矛盾。」香港人懷疑一九九七年後是否真能五十年不變，鄧小平接見香港訪客時，卻不管三十多年來共黨決策一再改變的記錄，只說現在的中淦政策合人民胃口，所以：「中央說不變就不變。」
　香港既缺乏法定民意與民主的基礎，自己又無任何實力可抗衡，居民只剩在大鳥籠下爭點權、利或選擇移民二途。
　但不管中共寺香港問題採取什麼策略，打什麼牌，從香港經驗中卻己明白顯示，只有自己擁有文化、政治、經濟及軍事的實力，才真是維護生活方式的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