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色的龍

近午夜了，中環的氣氛完全改變。再沒有一輛輛賓士、一群群西裝領帶、一張張雕琢的臉在這個香港金融、權力中心穿梭。匯豐銀行對面的天星碼頭，海水映著燈光，深籃、淺藍，沈沈地搖擺。
　沿著碼頭往前走幾步，一棟郵局的走廊上，竟整整齊齊躺著近十個老人，每個人都用兩張紙皮豎在頭、腳邊擋風，捲著棉被睡覺。五十八歲的張立洋是露宿者之一，他已經在這「住」了五年。
　像一張黑白照片，「香港地」處處存在這種對比強烈的畫面。
　
兩面人
　
　貧富差距大就是其中之一。儘管平均每人年所得已超過六千美金，但香港有一半的工作人口每月收入不到兩千六百港幣（約三三七美金）。
　論制度，它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又非常法治的地區，卻沒有民主。直到一九八一年，香港市民才第一次選出代表民意的區議員；一九八五年才開始問接選舉能立法的部分立法局議員。
　越仔細去了解香港，越能體會香港的兩面性格－看起來非常豐富，好像什麼都不缺，卻又好像少了點什麼。
　代表香港少數知識份子一股反省力量，百姓雜誌主編胡菊人，一語直劈問題的核心，他指出在這塊殖民地上，英國人只想發展商業：「既不教我們英國的民主代議制；也不教中國人的謙誠、仁愛，我們兩邊最好的東西都沒學到。」
　這個彈丸之地，在胡菊人眼，是「中國的功利現實，加上英國人的功利現實，再加上資本主義的現實與功利」的社會。
　香港人最欣賞的一種人，粵語叫「醒目仔」，露出反應靈捷和聰明。站在街頭，看著香港人一個個畢挺挺地，好像很有目的地疾行；在茶樓聽一桌桌廣東人高聲暢談，或是旁觀他們打麻將，快速轉動算計的眼神，感覺上彷彿每一個港仔都很醒目。
　
醒目仔的世界
　
　不過，在港人眼，能很快抓機會賺錢發財的，才真的夠醒目。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系高級講師周永新表示，香港的社會階層，是以錢來分的，而不是職業、教育程度。據他的觀察：「在大陸碰到十個人，九個會跟你談如何搞政治運動；在香港，有九個會跟你談怎麼賺錢。」
　所以香港人很懂得分配金錢、精力和時間，去賺取更多的錢。一個大學教授向銀行貨款三百萬美金，在美國開餐館；一家貿易公司總經理從商才八年，已經在外面投資了三、四家公司；一個啟智學校的老師，跟朋友合資，開了一家旅行社，專做老師的生意。而香港的報紙為了賺錢，第一版常是全頁廣告。
　香港社會的大部分人，不是逃避戰亂的難民，就是他們的下一代。他們對政治的理想，多半已經全然幻滅，於是一百八十度地轉身，投入對現實、物質的追求。
　港大經濟系主任張五常的心情、或許也是大部分香港人的心情。「我不相信烏托邦，我也不相信政府和政府頭的那些人，所有政治理想到後來都是空的。我們的確現實，因為我們聽也聽夠了，騙也被騙夠了，」五十多歲的張五常抗戰時在廣東上小學，許多他的同學都餓死了，他自己也因為飢餓引起水腫潰爛，小腿仍有傷痕，「如果你們經歷過我的經歷，想法會跟我一樣。」
　務實和為財富捕命的精神，使香港在六○、七○年代，經濟大起飛（六○－六五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成長一○．六％；六五－七○每年平均成長八．五％）。
　但在大部分人孜孜矻矻為生活捕鬥時，香港過度的自由放任，也使這個小島，浮現非常投機、期望暴發的現象。
　
三更窮、五更富
　
　炒股、炒金、甚至炒樓，在香港頗盛行。由於香港最近利率很低，奧美廣告的創意指導鍾樹榮指出，香港最近「流行」向銀行貸款買房子，再轉手賣掉，賺幾千塊港幣，然後再買再賣。
　絕大多數香港人都希望自己「發」，很快地發（所以廣東人最愛跟發諧音的8），最好像諺語說的「三更窮、五更富」。賭博，便是這種心態的極致。
　賭馬是英國人傳給香港的，如今香港人對跑馬的迷戀程度，已經超過任何人的想像。
　香港賽馬的地方叫跑馬地，英文叫快活谷Happy Valley。上一個馬季（從八五年秋到八六年夏）香港人一共丟進二一二億港幣在這個快活谷。
　星期三晚上，圍著賽馬場六層的看台，擠滿各色各樣在這找希望的人，有穿西裝提○○七的，有阿嬸，有看起來像苦力的，但大部分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們戴耳機聽電台立即轉播，手拿著報紙馬經版，不時跟身邊的人討論。跑馬場被燈光照得宛如白晝。
　馬起跑了，賭徒一個個衝站起來，大聲喊著自己押注的號碼；馬跑完了，有人微笑，有人罵包廣東省罵，唸唸有詞地坐下來，等待下一場開始。
　「在馬場人人平等，人人有希望，」香港第二大報成報的總編輯韓中旋認為，一星期跑兩次的賽馬，等於一星期給人兩次發財機會與希望，是社會很大的穩定力量。他自己每個月至少花上萬港幣賽馬。
　在這塊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每個人都把每一件事利用到最大的程度，」德寶影業宣傳主任兼影評人舒淇談著，面對九七，多少加速香港人急忙發財、急忙享樂的態度。
　「我們就是拼命，工作時很拼命，玩也拼命，」奧美廣告的助理創意指導簡婉明說，她工作累了一天，到了晚上就要找節目好好對待自己。跳舞、逛街、看電影，不到十二點以後，就是不肯睡覺。
　
眾人皆醉
　
　中國人都愛吃吃喝喝，但香港人可能最熱衷。八四到八五年間，三八．九％的家庭所得，花在吃上頭。香港人也很愛喝酒，光是白蘭地，五百四十萬港人，平均每年喝掉六百多萬公升。買酒錢占所得的比例，香港人拿世界第一。
　整個社會也彌漫著即時行樂的氣氛。尖沙咀維多利亞港邊，有一家叫北京樓的茶樓。星期天的食客到下午二、三點，仍絡繹不絕。啖完茶，許多人就留下來打麻將。這牆上有一幅對聯，寫的是「一醉千秋解，三杯萬事休」。
　香港的擠，全球聞名。地鐵站尖峰時刻，車還沒到站，一向不願意浪費時間的香港人，從後面開始往前擠，曾經發生把站在最前面的人擠落軌道的事（幸好火車即時煞住）。
　九龍的旺角，每平方公里住著十三萬人，不但是香港，恐怕也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在這個香港的舊區，十層、二十層的公寓大廈，一小格窗子就是一戶人家，密得像蜜峰巢。
　在這樣擁擠的環境，「不得不走快點，不得不有效率，不得不競爭，」博益出版集團的出版經理關永圻覺得，走路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許多香港人都不否認這是個金錢世界，李奧貝納亞太區常務董事李永聲甚至覺得：「在香港，人權就是有錢。」
　事實上，住在香港地的香港人，好像除了財富，也別無選擇。
　
半開半閉的窗
　
　割讓一百四十多年來，這個孤絕於中國之外的小島，沒有什麼軍事、外交可言。身為殖民地的先天限制，英國人並不準備把這的人教得熱衷政治、延續民族意識。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講師林孟平指出，香港政府不准學校談政治，「什麼是政治呢？這個字又清楚又模糊，」她表示大部分老師因此對選舉、投票、民主等等，絕口不提。
　這種環境自然造成政治冷感。儘管隨著戰後新一代的成長，「過客」心理逐漸淡去，社會逐漸出現為本身爭取權益的團體，社會工作者也很活躍，但大多數人，仍對沒有直接利益的政治活動，抱著冷漠的態度。
　一九八一年香港舉行第一次區議員選舉，有資格投票的人（滿二十一歲，在香港住七年以上），只有一半去登記成為選民。到了投票日，只有二○％的人去投票，等於全體投票率只有一○％。
　在這個以英文為主的殖民地，由於大部分家庭希望子女找到較好的工作，所以儘量把孩子往英文中學送。到一九八五年止，八四％的中學生唸英文學校，比例愈來愈高。在一九六三年以前，中文大學還沒成立的時候，一個學生從小到大，進入香港大學都可以不學中文，在自由選科的情況下，也可以不讀中國歷史。
　「教育制度是香港最大的問題，」百姓雜誌的胡菊人說。不僅教育內容有意迴避政治、中國文化；制度上也只為了培養菁英。
　
菁英主義
　
　香港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比台灣晚了十三年。而且香港只有兩所大學，每年共收三千名學生，錄取率約二％。競爭激烈，因此造成「社會上很多不是失敗者的失敗者，」林孟平說，許多年輕人因此在心理上，遭受重大挫折。
　在社會上，香港是不是人人享受經經濟成長美果？顯然也不是。
　香港政府並沒有做貧富差距的統計，但根據家庭收入來看，一九八六年香港三五％的家庭，收入不滿四千港幣。
　步出最現代化，整潔亮麗的鑽石山地鐵站，走過一街的高樓大廈，繞進一條小路，就到了九龍文谷新村－大都用木板、鐵皮蓋成的木屋區。
　順著彎彎折折、又窄又陰又潮的小路，終於到了朱發星的家。跟住在這的人一樣，他家沒水、沒廁所，過去因為政府不希望木屋區住戶都配電，朱家的電錶，最多曾搭上七、八戶鄰居的電線。
　他家的客廳實在小，一腳跨進去，第二步就可以坐上靠牆放的沙發。「有什麼辦法呢？寄人籬下，」四十多歲的朱發星六年前才由福建移民到香港來。
　住，是地窄人稠的香港最讓民眾關心的事。政府也大量提供公屋，讓四九％的香港人居住。但仍有十七萬人在排隊等著享受這種福利。據統計，香港有四十三萬人住在木屋區。
　香港政府從來不強調所得分配，不管貧富，一律享受低稅率（個人所得稅最高也只有一七％）。由於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已占香港總人口一一％，社會上於是有一股呼聲，希望設立公積金（退休金）制度，由政府、勞、資三方出錢。資方強力反對，認為這是「白吃的午餐」。
　
孔酪與老鼠
　
　於是政治、教育、社會福利的窗子，都是對香港人半開半閉的。眼前的樓宇彷彿也變成迷宮的牆壁，在這場鬥智鬥力的比賽中，放在唯一出口的孔酪，是發財的機會。只要努力，就可以出頭。
　這個島上最強的肌肉，是建築在自由、法治下的金融和工商業。人跟錢跟資訊，幾乎完全自由流動；在貪污、特權近年已很少的社會，人人有同樣的發揮機會。香港從不強調「民族」工業，「策略性」工業，也沒有產業政策。一切都是供給、需求的放任市場主義。
　「這是讓你爭取的。你拿，拿到了就什麼都有，」李奧貝納亞太區常務董事李永聲，對香港的自由、充滿機會的社會和低稅率制度，非常驕傲。他覺得在英國，即使收入高出他兩倍的人，也不見得能跟他享受一樣多。「兒子要唸書，車子五年要換，我不能沒有錢，」李永聲一年納稅十萬港幣，但他表示仍要「爭取，不斷爭取」。
　客觀環境促成香港豐富的物質文明和進取心，使香港發出東方之珠的光芒。而歷史因素，使這個主要由新舊移民組成小島，更發揮了這種特質。
　據統計，到一九八六年三月止，總人口中只有五九％的人在香港出生。
　「移民心態，沒有什麼東西是一定要的，錢是唯一安全感來源，」雅捷市場研究社的總經理(Managing Director) 鍾郁君，在一九四九年跟父母逃來香港，深深體會沒有國、沒有家，甚至沒有朋友的難民心理。
　在這種情況下，人人都想當老闆。港大的周永新表示，在香港要設立公司、小店面很容易，造成約二○％的工作人口是「自僱」者。
　
人人都愛當老闆
　
　瘦小的李植熙也算是一個小老闆，負責一家山寨廠（規模小、替大公司包工的工廠）的經營。他的海洋織造廠為了搶時間競爭，客戶畫一張樣本就做，根本不需要開信用狀。
　「要生存就要搏，」李植熙每個星期天都來上班。他透露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少僱長工（拿固定月薪的）。這個五、六十人的工廠只有三個長工，其中兩個是他的親戚。「這樣才能壓低成本，」他說。他有一個熨燙老師傅已經做二十年了，還是論日論件計酬，一天拿一百五十塊港幣左右。
　海洋織造廠不是特例，基本上香港對勞工的保障很少。沒有退休金制度，沒有最低工資限制，也沒有勞保。跟台灣比起來，香港工人傷亡率非常高（見七三頁表）。
　不過沿自英國的公醫制度，香港公立醫院的醫療收費非常低廉，所有人（也像低稅政策一樣，不論貧富）到公立醫院看病只收費九塊港幣，如果要住院，也只要十八塊港幣。
　
適者生存式的公平
　
　所有香港人就在這個最基本的保障下自求多福，而且很少有人抱怨「不公平」。在香港出生長大的政大新聞系講師彭家發說，在這樣講適者生存的競爭社會，父母對子女的期望變成「寧生敗家子，莫生蠢純兒，怕吃虧呀」！
　很少人覺得這樣功利、現實的價值觀，是不好的事，至少各種傳播媒體上，很少有這種知識、嚴肅的討論。香港有六十多份報紙，五百多種雜誌，除少數政論雜誌外，絕大部分都是娛樂、消遣、報導明星的「身邊文學」，更不乏各種色情刊物。在台灣很熱門的社會變遷的衝突、知識份子的責任，在香港並不是個話題。
　文化事業早已商業化了。香港的天天日報本來只是一家小報，自從大幅增加黃色新聞、馬經的報導後，成為去年成長最快的報紙。
　一個曾被余光中讚譽有加的女詩人，到了香港也改寫科幻、武俠小說在報上連載，偶而寫詩回台灣發表，「這是個工作和賺錢的地方，」她說，工作五年，她已經買樓了。
　香港知識分子大都同意，香港人較膚淺、沒有根，但也不會在香港發表這類批評言論，「沒人邀稿啊，你看金耀基要到台灣出書，」中大社會系講師張德勝說，他最近也準備在台灣出版一本社會學。
　文化的根斷了，在影評人舒淇的眼，港人甚至有點不尊重歷史。
　他認為，粵劇片是香港電影的前身，如今屬於那時代的人物、劇情，都變成今日電影嘲笑挖苦的好材料。過去常演受苦小媳婦的白燕，在一部新藝城的片子，這個名字變成妓女；過去功夫片講義氣的朋友關係，也變得是互相利用和戲弄（五福星）。
　
永遠的希望
　
　「再努力有什麼用呢？九七一到，可能什麼都是人家的，連我們的過去都是，」舒淇認為這種刻苛和自嘲，多少出於無奈。
　一遇到九七，大部分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都是沒辦法的。而中國人在碰到沒辦法的情況，就發揮什麼都可以忍耐和週適的生命力。
　八二年，英國和中共開始談判九七大限問題時，香港股票大跌、匯率下瀉，人心惶惶得猶如世界末日。可是去年年底，根據南華早報的民意調查，只有一○％的受訪者，把九七問題列為政府該解決的最重要問題。難怪有人容香港人是條變色龍、遇油變色的白焗蝦。
　百姓雜誌的胡菊人分析，這種心態跟教育脫不了關係。他認為，學校很少教政治理論、主義思想課程，使得年輕人對民主、政治的體認，都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認知，「所以無法提高到一個道德層次，產生道德勇氣，自然什麼都可以改變。」
　
黯夜下的光明
　
　「現在你只好相信（中共保證的）五十年不變了，不相信又有什麼用？」李奧貝納的李永聲也說。
　「醒目香港人，是不會讓自己陷入絕境的。
　看過電影「省港旗兵」的人，一定記得最後那段，在一條窄得不能再窄、黑得不能再黑的巷子，警匪追逐的場面。這正是九龍城寨的寫照。
　由於九龍城過去是一個很重要的碼頭，一八九八年簽「拓展香港界址專條」時，清朝特別要求保留，不願割讓。如今，這再也看不見船舶雲集的碼頭，只是一大幢一大幢十層以上的公寓。因為沒有割讓，九龍城現在是三不管地帶，變成黑社會活動的熱門地點。不知道什麼原因，九龍城寨公寓之間的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人，又因為照不到太陽，即使在大白天也暗不見天日。但就在一條巷子牆上貼著路標，這條街叫光明街。街的外頭，有一幢破舊的大樓，在生鏽的紅鐵門上，掛著一塊「松柏樓」的橫額。
　這一切彷彿是香港人的宣告，只要願意，只要適應，只要努力，香港永遠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