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有為」的政府

「不要問政府為你做了些什麼，」對香港居民來說，這句話會給他們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在經濟領域中，一向奉「自由放任」為圭臬的香港港政府，幾乎不曾提供工商業或勞工任何援助及保護，然而，香港五百四十萬居民，卻天天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給他們的基層建設成果。
　站在獅子山山頭，俯瞰沙田市區，棋盤似的街道問，一條清澈的溪流貫穿市區，一百棟以上三、四十層高的公共屋邸，形成一片秀麗狀觀的水泥森林。森林中，除了穿插無數的休憩綠地外，還有許多大型公共設施，包括沿著港岸的自行車道、銀禧體育中心、沙田馬場、威爾斯親王醫院，而臨近的中文大學，更是香港學術文化的重鎮。
　　
沼澤十年成新市　

　面對這一片明亮的新市鎮，誰能想到，十年前的沙田，只是一片荒蕪的沼澤和殘敗的木屋。類似這樣的新市鎮，在荃灣、屯門、大埔、粉嶺，也都已部份完成，或正在積極趕工中。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傳利曼眼中，香港是自由經濟的典範，經濟事務由市場力量支配，政府不作太多的干預。但傅利曼卻沒看見，香港政府以無比的魄力，在十年間，使香港近一半的居民住進政府補貼的房屋內，紓解了難民潮帶來的居住困境。
和其他各國熱心的政府相較，香港政府似乎未做太多的事，但卻有選擇的、極其有效的推行了港府認為最重要的事－居住、安全、交通、教育。
　香港政府支出，占國內總生產(GNP)的比例，一向很少，過去近四十年來，從未超過二○％，八六年只有一六％，既低於我國二四％，和美、英的差距更大（見表）。
　前任財政司－香港行政體系中地位僅次於港督和布政司的第三號人物－彭勵治爵士，在八六年政府預算演說中，點出香港政府施政的重點：「香港的基本建設不僅要好，而且要更好，對此，政府實責無旁貸。」
　　
政府花什麼錢最多？　

　翻開港府的財政預算，可以看到，政府的錢的確多用在基本建設。八五年所有支出中，一七．五％用於教育，一二．八％用在房屋建設，交通、政治及醫療也都是花錢的重心。但在經濟事務上的花費，只有微小的三．五％。
　港府施政的重心，往往是反映民眾的需。求南華早報八六年十一月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香港居民最期望政府做的事，以住屋問題比例最高（二四％），其次是治安（一一％），香港前途（一○％）為第三。
　香港地窄人稠，陸續湧到的難民，幾占現有人口的一半，更加深住屋問題的嚴重性。一九五四年一場大火，造成四萬人無家可歸，使香港政府開始警覺到，人民居無定所，或擠到殘破髒亂的木屋區，不僅衛生及生活品質奇差，更容易造成社會的不安。
　　
二四○萬人住公屋　

　一九六七年大暴動後，香港政府開始大規模建設公共屋邸，推展「居者有其屋」計劃。十多年來，政府大力重建舊市區，開發新市鎮，到目前為止，已有二百四十萬人住在政府補貼的屋邸中，占全港人口四五％。
　政府的房屋政策，是由各界人士所組成的房屋委員會擬定，以便集思廣益，並照顧各方利益。在建設房屋時，政府免費提供土地，並透過「發展貸款基金」給予融資，到八五年三月底為止（香港個別會計年度終期），香港政府透過貸款基金對房屋建設給予的津貼，十多年來，累計已經高達二一六．二六億港幣。
　房屋計劃的主要受益者，以中低收入家為主，依「居者有其屋」計劃，購置公屋的對象，月收入不得超過七千五百港元。而租住公屋的條件較雜，典型的例子是一三口，每月收入在四千八百元以下。由於政府大量補貼，公屋租金極為低廉，通常只占家庭收入的七至八％，如果租住私人房屋，這個比例就提高到二○－二二％。
　這些公屋面積雖然不大（通常在二十坪以下），但因租金低廉，環境規劃完善，排隊申請的家庭數量極多，往往要等好幾年才能進住，像沙田需等七年，屯門財需四年。
　維持治安、建立完善且高效率的文官行政體系，是香港政府施政的另一項重點。八五年香港政府在治安上的支出，共計三十七億港幣，占總支出八．五％，八六年增加到四十一億。
　走在繁榮的彌敦道，或是人群摩肩擦踵深水圳，總見到穿著英挺的警察，兩人一組，來回巡邏。在電影中，香港常被描繪成罪犯橫行、藏污納垢的地方，事實上，和十幾年前比較，香港的治安情形已大為改進。
　港府在治安上編到高額的預算，投資在硬體上的花費固然不少，另一個原因是警察等執行法人員眾多，同時薪資和福利都很好。香港現有警務人員二五、一八二人，平均每萬人約有執法人員四．五人（台灣則為三．六人），加上香港地方小，難怪走在街上，會看到那麼多警察。至於待遇，更是優，渥大學畢業擔任督察的警官，結訓後起薪近一萬港幣（約台幣五萬元），而服務業中，待遇最好的金融人員，平均月薪只有四千多港幣。
　　
交通系統無所不至　

　香港便捷且秩序良好的交通系統，對飽受交通擁擠混亂之苦的台灣居民來說，更是稱羨不已。走在寬敞潔淨的地下鐵車站，幾分鐘之內，月台上已擠滿人潮，車廂銀亮的地鐵適時開到，三十秒之內，乘客上下完畢，列車疾駛向另一站。便捷的地鐵，配合電車、雙層巴士和九廣鐵路，使乘客「能在三十分鐘之內，到達香港任何地方，」香港人滿意地說。
　為了讓市民享有便捷的交通系統，香港由官方和民間人士共同組成交通諮詢委員會，負責運輸系統的整體規畫，政府聽取委員會的建議，依「路盡其用」及「優先發展集體運輸系統」這兩個原則，斥資進行道路等硬體工程的建設。
　　
私營可保高效率　

　至於每天實際載運乘客的運輸工具，港府的態度是盡量開放民營，讓他們彼此競爭，以便讓市民有多種選擇，進而提高效率。
　每天載客人次高達一四○萬的地鐵是最好的例證。由於地鐵投資金額龐大，港府在地鐵開闢時，透過集體運輸基金，提供地鐵公司五十億港元資金，為使票價比其他運輸工具昂貴三至五倍的地鐵維持高效率的服務品質，地鐵仍採私營型態。彭勵治說：「必須以私營型態，讓地鐵成為具有競爭力的運輸工具。」
　私營的地鐵，尖鋒時間每兩分鐘行駛一班列車，九九．七％的例車都能準時到站，車上不准吸煙或吃零食。前年五月，貫穿香港本島的上環至柴灣段完成，搭乘地鐵，票價雖貴，但比陸面交通工具，節省半個鐘頭行車時間。
　新界地區集體運輸大動脈的九廣鐵路，也醞釀移轉給民間經營，配合新市鎮發展，香港政府在八三年完成九廣鐵路電路電氣化工程，旅客人數激增，業務轉虧為盈。香港政府放手給民間經營，就是相信民營會做得更好。
　中國人傳統上重視教育，加上為培育建設香港所需要的人才，促使雖是殖民政府的香港，年年投注大量經費補貼教育，學生可接受九年免費教育。八五年，政府開支的一七．五％，總計七十七億，用於教育投資。我國七十六年度中央政府所編列的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總共才占中央總預算的一二．三％。
　香港高等教育採菁英制。註冊學生總數，雖有一四○萬人，大專以上學生僅有一萬三千多人，不到一％，卻獲得鉅額補，府對兩間大學（港大和中大）及理工學的補助，前年共計十七億，幾乎占所有教育經費的四分之一，連帶使學生的學費負擔極輕，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主任朱立舉例說，學生所繳交的學費，「只占大學總支出的六％。」
　香港大專學生中，來自中下階層的家庭比例很高，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陳坤耀估計，他的學生中，「百分之八、九十來自中低收入家庭。」因此，政府設有學生貸款基金，提供津貼及免息貸款。
　房屋、治安、交通和教育是政府支出的四大寵兒，相較之下，歐美所極端重視的社會福利，在香港卻被冷冷地漠視。港府雖然有涵蓋面廣泛的社會保障和對兒童、老人及罪犯提供福利，但數量卻極有限，例如對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每月給予二五五元津貼。政府每年花在社會福利的支出，只占政府總支出的五－六％。
　　
港人失業少　

　香港的勞工沒有失業救濟金、勞工保險（然而香港醫療制度完善，民眾都能以極低廉的費用就診）及退休金。政府曾嘗試建立中央公積金制度，但僱主、「甚至勞工都反對，」研究政府財政政策多年的中大經濟系講師宋恩榮指出，以致目前還未能實行。宋恩榮解釋說，類似退休金的中央公積金，「等於是強迫勞工儲蓄，」然而這種強迫儲蓄，「不能隨時用，不能隨便用，」因此勞工也不熱衷。
　宋恩榮分析，另一原因是「香港人口結構比較年輕，同時歷年來的失業率都很低，」因此社會福利支出較少。八五年間，香港十五歲至六十四歲就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約六九％。多年來香港的失業率，通常在三％以下。
　然而，就廣義的社會服務而言，包括教育、醫療、住屋、社會福利和勞工，這些也就是港府所強調的基本建設，事實上得到的政府資源最多，過去五年，都占政府總支出四○％以上。從長期來看，港府在社會服務支出的增加率也最快，從一九四九年到八五年，三十七年中，社會服務支出金額增加一一四倍，同時期政府預算支出，只增加四十四倍。顯示香港政府非常重視這件工作。
　　
政府少做經濟服務　

　即使如此，許多人仍然認為政府做得不夠。貧富差距大，中下勞工毫無保障，促使政府應該給予人民更多的服務。香港大學的陳坤耀，用牛津腔的英語，夾雜著國語、粵語，堅定地說：「在這些領域，政府應該多做一點事！」
　和社會服務比較，政府在經濟服務，更是幾乎什麼事都不做。占總支出三．五％的經濟服務，主要在工業、貿易及郵電等行政管理開支上。香港只有少數公營企業（較重要的是水公司及九廣鐵路，但後者正醞釀移轉民營），因此也不會造成太大的漏洞要政府填補。
　面對日益沉重的國際競爭壓力，一部分的香港經濟學家開始呼籲政府應該加強對產業的協助。理工學院的劉爵榮認為，政府必須增加技術研究的補助，他指出，政府補助研究的經費，一年只有八百萬港幣，「不到GDP的萬分之一，實在太少了。」香港大學的陳坤耀也極力主張：「政府應協助基礎科學的研究。」
　與台灣不同的是，他們對政府的期望，都在於協助整體產業的競爭能力，而不要求特別垂青任何「策略性產業」或「高科技產業」。劉爵榮說：「政府沒有比民間更大的智慧，知那種產業應該發展。」
　前財政司彭勵治在預算聲明中，含蓄地解釋，在理念上政府未必反對經濟干預，而事實顯示，「許多政府在採行經濟干預時，犯下錯誤！」同樣代表官方立場的貿易署副署長苗學禮則斬釘截鐵地表示，個別產業如果要求政府給予特別關愛，「我們不會理它！」
　用極少的開支（GDP的一六％），在經濟事務上做事不多，但在公共事務卻做了很多事的香港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可分為直接稅、間接稅和其他收入，三者的比例差距不大，分別約四一％、二七％及三二％（見表）。香港稅制簡單，報稅容易，稅率低，缺乏逃稅誘因，「整個稅務行政相當健全，」一位東方日報的記者如此表示。
　　
政府財政多盈餘　

　香港的財政收支，也一向非常保守，除了最近四年因房地產不景氣，使政府賣地收入大為減少，以致發生財政赤字外，過去數十年間，香港只有三年有財政赤字，其餘各年均有盈餘，累積的財政盈餘，已高達一百五十億港幣。陳坤耀認為，香港財政常年有盈，是因為「英國不希望香港成為它的負擔。」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筆累積的財政盈餘，也發揮了不少功用。政府將這筆盈餘存入外匯基金，在八○年代初期，成功地維繫了港元的幣值，協助香港渡過一段由政治危機（香港前途談判）引發的經濟危機。
　這筆錢也用來融資最四年的財政赤字，或作為香港對外貸款的保證。此外，宋恩榮指出，老謀深算的英國人，也準備在中共接收香港後，萬一有任何不利的舉動（如扣押英國資產或拒付公務員退休金等），可從這筆錢中獲得補償。
政府不做太多事，連帶地也就不需要太多錢，因些香港人所要繳的稅也很低，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只有一八．五%，個人所得稅雖採累進稅率，最高僅僅一七%。幾位經濟學家強調，香港的低稅率，是吸引外人投資、促進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誘因。
　　
人民壓不動政府　

　這樣低的稅率，政府仍能從事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毋須仰賴負債，主要是香港沒有國防及外交支出。在我國，這筆支出占去政府花費近四○％。此外，懸掛米字旗的政府，做事也不隨便遷就民意和輿論，宋恩榮說明港府的做事態度是：「資本家壓她不動，人民也壓她不動。」政府捨棄經濟干預，暫緩社會福利，而抓著幾個公共建設重點，全力推行，因而成效卓著。
　政府，無論是「必要的罪惡」也好，「萬能」也罷，總會引導一國經濟的走向。香港以彈丸之地，平均國民所得卻居亞洲四小龍之冠（八五年為六千三百美元），這樣堅持「自由放任」的政府，究竟都做了些什麼呢？走過薄扶林道的港大，走過地鐵，走過沙田，發現香港政府其實做了不少事。
　獅子山上，一位年輕的計程車司機，望著沙田那片新起的水泥森林，滿意地笑著：「政府做得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