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求新．人文思變

　科技導向發展下，下一個世代的展望。這是一個太大的問題，這兒我只能就科技的主要影響，和它引發的一些問題略作分析，答案和展望則留待大家來共同探討。
　先從客觀環境說起。從大環境來看，國際間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是必然的趨勢，一榮俱榮，一辱俱辱，台灣這樣一個海島國家，資源、市場都比較缺乏，和國際間的關係將更加密切。所以說，台北到紐約比台北到阿里山更近，這不但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
　
天涯比鄰
　
　從有形的方面看，現在換幾道車到阿里山，飛機早就到了紐約。從無形的文化面看，紐約和台北之間能夠互相溝通的地方，也比我們跟山間能達成的溝通更多。現在世界的潮流，固然有所謂追求「根」的趨向，但這正是因為枝葉日漸相近，在尋求認同的心理上，必需從遙遠的根追溯起。
　國際間的關係，固然相互依存，但競爭會越來越激烈。依存和競爭是經濟文化一體的兩面，而且科技的發展，也使人的資源比物的資源來的更重要，至少在近期的將來會如此。
　在國際的大環境下，我們和大陸間的關係，對我們未來的發展當然有很大的影響。
　基本上，我們是一個分裂中的國家。分裂中的國家有幾種可能的關係：一種是敵對，一種是競爭，還有一種是合作。在最近的將來，十年二十年之內，主權和治權歸於一的統一，相信不太可能。在一、二十年之間，台灣和大陸還會是在兩個治權之下，兩種制度對抗性的和平競爭。
　在這種情形下，如何使台灣繼續維持一個安定的競爭環境，同時也爭取長遠而更有利的競爭條件，亟需有冷靜而遠見的政策。這個政策，不能存乎一心，至少也要使社會的精英分子有所認識，大家方能知所規畫，方有為長期打算的信心。很可惜，這麼多年來，大陸關係問題，一直是個禁忌，能有資訊的不願去思考，願意思考的沒有充分的資訊。
　這個問題，當另外為文討論，今天的主題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科技的發展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問題，產生什麼影響。
　
方法代替原則
　
　第一個就是決策和思考的方式。現代的決策思考方式和我國的傳統有一鮮明的對比。傳統上，我們有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二千多年來，一直是靠儒家的倫理觀念，把社會結合在一起，儘管改朝換代，社會的價值觀和治天下的原則並沒有改變，我國傳統上的輕視科技，多少也和重視社會結構的安定有關。惟有如此，才可以用幾條由古老經驗綜合而成的原則來處理社會上發生的事。
　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得社會多元化，而且變化加速，因此漸漸用「方法」來代替「原則」，也只有如此，才能解決日益複雜的問題。因此，有逐漸走向「一套方法治天下」的趨勢。這套方法可以稱之為世俗化了的科學方法。
　基本上，學術上的科學方法就是八個字－「化繁為簡，徵而後信」。它的目的是把複雜的情形歸納出幾個簡單的原則，然後經過邏輯的推理及嚴密的因果關係，推出一些可以用實驗來證明的結果。
　
簡約化和功利化
　
　譬如蘋果為什麼往下掉？月亮為什麼不掉下來？這些看似不相關的現象，到了牛頓，化為一個非常簡單的萬有引力定律，統統解釋清楚，這就是個標準化繁為簡的例子。
　因為機械力學在十八、九世紀應用的成功，這種方法就由學術界而知識界而一般大眾，慢慢為世俗所接受。
　因此，從化繁為簡演進出對一切事物簡約化（reductionalism）的傾向。徵而後信也漸產生「實踐檢驗真理」的思想。以實用和是不是可以實踐來代替原則和教條，一切事物的目標用功利化（utilitarianism）來衡量。簡約化和功利化是科學方法世俗化以後的兩個特徵。
　機械力學本身在二十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中受到很大的衝擊，但是這個衝擊並沒有傳播到一般智識界。相反地，近代物理革命的產物電腦，卻進入日常生活，更影響到人類思考和決策的方式。電腦的輸入輸出，都是非常機械化的，因果的關係更加絕對，事物的性格更加一元。電腦化的思考方式越來越影響一般人，像聯考，就是以反應來代替思考。即使不懂一點科學的人，只要經過電腦化的聯考，就自然而然學會講究效率、簡化事物，只問結果，不作「無謂」的深入。
　第二個就是關於倫理與價值觀念的改變。科學發展對社會的影響，中間要經過一段時間，一般來講有四個階段：理論上的突破、實驗上的證實、工程上的可能、到最後商業上的有利可圖。
　
生死由人
　
　這四個階段一直要到商業上有利可圖之後，才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然後再從下層建築到上層建築，慢慢地產生影響。從伽利略、牛頓、到工業革命，有兩百多年的時間；從愛因斯坦、波耳到後來電視、電腦的發明，有四、五十年的時間；現在則越來越快，任何一個科技突破，很快就會對社會，對人的價值觀產生影響。生命科學和資訊科學將是二十世紀以來迄二十一世紀對人類最有影響的科學，尤其生命科學的突破，對倫理價值觀念的衝擊最大。
　以往像生老病死是天或上帝幫你決定的，可是現在漸漸可以用人為的方法來改變，這就產生很多問題。像人道，是基督教文化的基礎，總要盡力挽救一個人的生命。像孝，是儒家倫理的基礎，父母老了總要奉養天年，這在過去不成大問題，因為你竭盡心力，但生死由天，天會幫人解決問題，維持自然演化的規律。
　
夸父得日之後
　
　現在科技越來越發達，可以漸漸用人為的力量改變天命，而且，所用的社會資源越多，其改變的力量也越大。因此，對個人過分人道，對群體就可能不人道。但從另一方面來講，過分理性，就會發生像「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一類的故事。這兩者間的取捨衝突，會因為人的能力增加而越加激烈。
　本來，「天理」與「天命」是有關連的，在天命的限制下，個人的人性和群體對秩序的要求結合凝聚而成天理。當人能改變天命後，倫理在理論上的善惡和實際後果上的利弊就有界別，因而天理就不那樣絕對，就會隨科技的進步而改變，就會給人帶來種種抉擇。
　因為有了能力，才能有所抉擇。但是有選擇，卻常常是煩惱的開始。許倬雲先生曾談起夸父追日的故事，夸父追不上日，最後「道竭而死」。乍聽之下，是一個悲劇，其實這正是人生之所以為人生，光耀的日高高在上，孕育萬物，夸父在地上盡力的追，雖永不能得，卻永遠大他的使命感。真正的問題是他萬一追上了日，如何處理這個日？是不是仍把它放回去，願意嗎？
　科技發展當然還帶來很多實際的影響，但是用簡約的方法取代簡約的教條和原則，以及傳統倫理價值的面臨突破及如何重建，可能是最基本的。下面我們再談談有關這些影響引發的現象。
　
既保守又開明
　
　第一個現象就是科技人的階層興起。「學成文武藝，賣於帝王家」是中國傳統士的情形，現在科技人則代替了中國從前的士。這科技人是廣義的，是指受過科學訓練的專業人士。這個階層和有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階級」不一樣，階級是由外在的擁有來決定，而科技人階層則由內在所受的訓練、所具備的條件而形成。他們有相似的思考方法和價值觀念。
　科技人是社會上既保守又開明的勢力。因為科技人有專業的本領，當然希望社會有秩序，才能使他的本領發揮，獲得利益，這不是一個激烈的要改變現狀的階層。另一方面，所受的訓練使他自然的有要求「合理」的傾向，不會盲從任何教條和權威。因此，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這是一個希望安定又希望進步的階層。
　這個階層越來越膨脹，而且，因為有用，尤其在「民主中」的國家（這兒的「中」和發展中國家的「中」同樣意義），應該越來越有影響力。可是，科技人卻大半不知道也不去發揮這個影響力。尤其在台灣，東方哲理的明哲保身和西方科技的專業至上結合起來，使得他們在本行外不願也不見得有能力拋頭露面，社會活動罕見，選舉時投票率最低。
　台灣的科技人很像從前東南亞的華僑，對政治既蔑視又畏懼，關起門來兢兢業業地自求多福，是社會上有些地位而政治上微不足道的一群。這點和中國傳統上士以經世致用為終極目的者很不相同。
　第二個現象是大眾傳播的強勢發展。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隨著科技的進展越來越大。像今天電視的影響力，在二十年前就想像不到。
　大眾對傳播社會的影響是兩面的，一方面使知識開放，帶來很多資訊，另一方面，卻形成思想上的控制，甚至專制。
　傳統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時沒有資訊污染，可以慢慢的自己思考問題。但是現在，資訊四面八方而來，隨時隨地追著你，無論多麼聰明，多麼能獨立思想的人，多多少少還是受了所看的報紙、電視的影響，而一般大眾當然更如此。
　大眾傳播給你資訊，給你知識，另一方面也由於它對資訊的處理、選擇，給你「思想」。現在有一個時髦的名詞：大眾意見製造者（publicopinion maker），一般總以為他們是學者專家，至少報紙電視給你的印象如此。其實不然，一個小記者的影響力就比大學者大。
　
小記者與大學者
　
　第一、小記者供給資訊，選擇資訊，甚至製造資訊，大學者只能就此資訊反應－是反應，不是思考。因為大學者太忙於座談、講演，還有自己的研究，能深思的時間少之又少了。
　第二、小記者可以選擇學者，電視上的團團一圈，報紙上的皇皇一排，名氣夠響，講的話夠漂亮，但是他們的反應，事先或多或少可猜到。因此，要製造怎樣的意見，大可請怎樣的學者。當然，小記者後面還有大老闆，大老闆是發薪水的，因此……。
　這現象，不只台灣如此，像紐約時報，打著自由主義的大纛，號稱「合適印出來的新聞都登」，但對猶太人不利的卻很少見報，要登也會婉轉淡化。因為它基本上是猶太人集團的報紙。不過，大眾意見製造者的力量在民主中國家比已民主國家大得多，因為後者諸子百家諸說紛陳，資訊累積意見都中和掉了，在民主中的國家則否。
　
兩層文化
　
　第三個現象是兩層文化的對立和共存。最近看到一個統計結果，知識份子相信命相的比一般大眾多。我有一個在美國拿到物理博士的學生，最近來看我，告訴我和交了兩年的女朋友吹了。因為論及嫁娶，一算八字不合，兩人心都起疙瘩，只好各走各路。這位學生在本行中是極優秀極理性的，但現在這樣的反應卻也是極誠實的。類似的例子經常遇到。
　C. P. Snow講過兩種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學文化。兩者互不交流，不相關切但也不相衝突，形成兩種文化人。現在則是兩種不同思考方式，不同邏輯推理，可以說是互相對立的文化，卻可以在同樣一個人身上並存，而且他可以覺得很自在，絕無人格分裂的癥狀，為什麼會有這樣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台灣（也包括海外華人）特有的，原因很複雜，值得專家細細思索。大致而言，我以為或許有這幾個原因：
　我國傳統文化中沒有強力信仰的宗教因素，因此，對迷信（或者其他信仰）沒有排斥性。新科技文化本身的主體是方法而不是道德倫理。而我們接受時又太講究效率，太講究致用，這方法只停留在專業運用的部分，並沒有浸沉而為自己的一部分。因為科技文化不給你安身立命的哲理基礎，工業社會激烈競爭帶來的不安全感，無處寄託。因此，形成這樣的現象，上層是塗上去的理性的科技文化，潛伏在下面的，卻是神秘性（mystic）的命理文化（一個杜撰的，也許不太合適的象徵性名詞），兩者並存而不悖，反而獲得心理上的平衡。
　科技發展當然還帶來許多其他的現象，這兒提出來三個現象，供大家參考討論，看看是否能使他們增加正面的影響，而減少其負面的效果。但是，另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一個更困難的基本問題。
　
大角鹿的難題
　
　李亦園先生講過一個大角鹿死亡的故事，鹿用角打架，角越大，越打得贏，物競天擇的結果，角越來越大，大到一個地步，轉動不靈，東西也吃不了，一下子就全部滅亡了。生物學上這樣的例子很多，我們常說人是有理性，有智慧的，可以克服這樣的困境，但是仔細想想，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第一、當局者迷，鹿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角，很不容易判斷角是不是太大了。把科技當做角的話，像核能電廠之類的問題，經濟上、安全上、環境上都牽涉到極專業的知識，而且也需要作價值判斷－何者更為重要？這不是一個容易得到共同結論的問題。
　第二、更困擾的，假如這群鹿有一隻或兩隻鹿特別聰明，特別有智慧，知道角越來越大會出問題，這時牠立刻面臨一個困境，假如角不長大，馬上被別的淘汰掉，但如果長大，後來就被自然淘汰掉。物競和天擇變成對立的兩面：物競是在自己的小環境和個體之間的競爭，天擇是自然界對你的選擇。
因此，特別聰明只給這隻鹿帶來特別的痛苦。
　今天台灣的問題，就有點像大角鹿的處境。因為今天我們不快速發展，就可能競爭不贏別人，可是過分發展，最後就可能碰到天擇的問題。從國家，到公司，到個人，都或多或少面臨這樣的困境。
　物競和天擇的衝突性，因為科技的加速進步而更加嚴重。科技使人的能力超越智慧。完全預見是神的智慧，人的智慧只能做到不犯重複的錯誤，但是科技的發展使得一次錯誤就可能不能復原，轍諾堡核能廠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鹿似乎仍然不能不讓牠的角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