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與亂的歧路口

　我國今天是三千年歷史上最光輝的時刻之一。所有的客觀條件都可以致國家於大治。然而，在此同時，許多人卻又有亂源萌生的憂慮。這是一個極其特異的狀況。
　
一、大治的條件
　
　不論中外古今，致國家於大治，在我看來，不外乎四個條件：人民衣食豐足、社會安和寧靜、有一個明智而愛國的知識分子群和有效的政府。
　以我國今天的狀況而論，三十年的經濟建設與教育建設，加以相當開放的社會體制，目前享受的實質生活水準業已高於二次大戰前的日本，或一次大戰前的歐洲，貧窮與愚昧早離我國而遠去。
　去年黃仁宇先生在時報文化週做過一之演講，題為「從萬曆十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其中有一段形容民國二十七年，即距今四十八年前，他從軍時所見的狀況。他說，在當時的雲南馬關縣城裡，沒有一個網球場、沒有一具公共電話、沒有公共汽車站、沒有醫院、沒有報紙，所有現代的人文關係都不存在。因之，社會的上中下各階層之間便毫無溝通。當時的名編劇家田漢率團去勞軍，台上的演員演得汗流浹背，台下的士兵卻不懂得那些洋學生們的語言。表演成為一種全然的文化的隔斷。到了該笑的時候，帶兵官一聲口令說：「現在你們可以笑了。」士兵們就瘋狂地笑起來。
　我也是那個時期走過東南、西南許多鄉下地方的人。即使在東南魚米之鄉的江蘇省長江以北所謂「裡下河」地區，我在民國二十六年逃難時也到過一個地方，沒有學校、沒有警察、沒有報紙、沒有商店、沒有郵政（信件寄到附近鎮市，十天八天去拿一次）、沒有醫生，除小木船與獨輪車外別無交通工具。當地的百姓只知道他們的村莊歸泰縣管，並不知他們的省城在何處。整個村莊並無一片玻璃，也找不到一只煤油燈。窗戶只是土牆上的一個洞。用草塞住這個洞是關窗，拿開便是開窗。
　
有大治的潛力
　
　回想這一段往事，我們灼然可知政府在這四十八年之中，除了從事一場生死之戰以外，實在做了極其基本的建設，把我所見的與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那個落後、支離、貧困、無知的社會下層結構，改變為基本上已達世界開發國家標準的現代社會。
　在這樣的背景之前，我國當前實實在在具有致國家於大治的潛力。然而，為什麼社會並不安定？
　
二、經濟進步並不保證社會安全
　
　多年以來，我國人常常有一種信念：只要經濟維持不斷進步，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社會的安寧即可確保。是這種信念，使得朝野上下專一致志於經濟建設，認定經濟建設的重量，可以壓住因其他原因滋生的動亂之源。
　這種信念自有其理由，而且迄今為止，確實有其實質效果。目前社會相對的穩定局面，自然是拜經濟進步之賜。假如此時有經濟嚴重挫退，人民生活轉趨艱難，社會狀況必非今日的局面。
　不過，從近代史的往事去觀察，卻不能證明經濟進步一定能保證社會安寧。反之，近代史上不乏經濟進步反而孕育出社會不安的例子。最特出的，莫過於二次大戰前的日本與當前經濟力量正在勃興中的韓國。
　日本在明治年間，蓽路藍縷建設起一個現代國家的基礎。到大正年間以至昭和初年，即一九二○年代以至三○年代的初葉，日本經濟突飛猛進，而且不止經濟猛進而已，其科技能力的養成、教育普及、政治改進的成效，並世罕有其比。照理說，此時的日本人民應該滿意於富庶進步的生活，安享國家日趨強盛的光榮了，事實乃大謬不然。
　
進步帶來過度期望
　
　快速的進步，固然帶來了富裕的生活與國家的尊榮感，但也因為國勢強盛、知識進步，同時帶來了人民對國事，對生活、對環境的過度期望。這一分過度的期望，導引不慎就會成為社會動盪的根源。日本在此一階段中，激進青年對國家前途的過分期望，演變為對政府持重的外交內政政策的反感，終於導致五一五、二二六等事件，進而演變為侵略中國，幾乎亡國的大禍。
　韓國是現今發展中國家潛力最強之國。今天它的國民所得在東亞新興工業國中雖然位居最末，但是由於科技能力的突飛猛進、困難的工業建設迅速、國民工作紀律良好、鬥志旺盛，假以時日，必為東亞僅次於日本的強盛國家。
　韓國人民生活改良之速與我國一樣有目共睹。照理說，韓國人民不該有太多的不滿或動盪。然而，從朴正熙執政以來，韓國內部變亂相尋。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光州事變以後愈演愈烈。這些現象的背後原因，也是韓國人民對國家進步的期望過急。
　至於伊朗社會變亂始於石油盛產、人民生活大幅改良、現代化教育迅速普及之後，更是經濟文化進步反而引來政治變亂的特例。不過伊朗的情況很特殊，與他國難相比擬。
　總之，歷史的往例明白地告訴我們一個事實：認為經濟進步，人民可安於逸樂，避免社會動盪的想法，未必可靠。重要的是，經濟進步將必然帶來知識進步。人民知識進步之後，對國家未來的期求，對國家當前狀況的批判，會很自然的成長，不能希冀其局限於對物質生活進步的滿意。所以，在經濟進步的同時，必須以社會進步來塑造人民對新的社會發展的尊敬與向心力。
　
三、社會動盪不全是負數
　
　不過，社會縱有動盪，未必全是不利的。我國的政治哲學一向以寧靜為政治的第一義。我們從不曾往動盪乃是進步潛力的方向去思想。因之，一切的社會動盪，在我國政治哲學裡都是負數。其實，若從社會進化的觀點去看，動才會進步，靜至少是不進步。發展與成長都是動態的，都是要改變現有秩序的。所以，基本上，動盪並不全是負數。或者在短時間會被視為負數，長期的影響反而是增強了社會的活力；或者導引有方，動盪亦可成為社會進化的直接牽引力。
　
動亂也是動力
　
　美國在開發西部時期，法律制度不曾建立，人民好勇鬥狠，私刑普遍、械鬥不斷，社會動盪可謂十分嚴重。但這種動盪之中，也就存有激發自力救濟，以救法律之窮的成分在內。
　在我們這些主修現代法學的人們看去，自力救濟是法治的大敵，不可取。但是美國在那一階段中，社會自發的自力救濟傾向卻逐漸轉化為樹立十九世紀後期美國民主法治的助力。若再從更遠一些的史實去印證，歐洲文藝復興以後，以至西歐的大革命都是社會的大動亂，但現代歐洲的文明開發卻也從這些動亂獲得了動力。
　日本的近代史上，從明治維新一開始，社會的不安就與國家發展同時出現。明治中期以後迄至昭和初年的四十年間，動盪不已。但此一時期恰正是日本國力蓬勃成長之時。
　反過來看，過分的寧靜，可能令社會缺乏動力，不能含育重大的進步。
　現在世界上有若干國家多年來一直生活在寧靜之中。舉其一例：亞洲大陸中心地帶的尼泊爾。這個喜馬拉雅山下的小國，文化發展停滯、經濟落後、而犯罪率極低。人民毫無競爭之心，自安於簡陋而無變化的生活。這是一個極其靜態的社會，它沒有動盪，但也沒有爭取進步的熱情。
　
四、知識分子的冷感才是大問題
　
　雖然這樣說，但是我不認為社會應該是動盪的，更不希望在我國出現不必要的動盪。我的意思是，在某種情況下，動盪未嘗不是人民熱心於進步發展的表現。導之以正，讓熱情轉化到走向一體追求進步的目標上去，比缺乏熱情的冷漠好得多。因此，我不相信因追求進步而出現不同意見的爭持是亂的表現。
　知識分子群是社會的精英，是進步的必要酵素，以歷史眼光看、從長期而論，社會的主導力量必定是知識分子群，短期看卻未必如此。
　蘇俄革命後和中共竊據大陸後，雖然幾個「革命」領袖都是知識分子，但整個的主導勢力團體卻由工農出身的人所控制。儘管這些人在多年的實際工作中，往往能教育自己，充實其知識，以至於到他們的中年以後，大半已可歸類為知識分子，而且他們之中，不管在中國或俄國或別的地方，無不努力教育其兒女，使之成為知識分子。
　但以一個群體而論，革命後的蘇俄共產黨和直到不久以前的中國共產黨，其主導勢力握於不能歸類為知識分子的一大群人之手。中共今天才嘗試改變，但是，絕大多數握有影響社會生活實權的上、中、下層幹部中，「大老粗」出身、而又不能教育自己充實知識者，還大有人在。
　類似的情況出現在幾乎所有的「馬上得天下」的政權初當政之時。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建立新朝代的一群人都來自反叛的農民或軍隊。他們不僅不是知識分子，而且有賤視知識分子的傾向。漢高祖把儒生的帽子拿下，當面撒尿在裡面，試想這是何等粗鄙羞辱的場面。明太祖當了皇帝，拋棄自古以來皇帝詔令一定要典雅華麗的知識分子的傳統，自己用他的口語做了一篇「大誥」。他給父母立的碑，也是用當時士大夫瞠目結舌的白話寫的。這充分流露出他完全不理會當時知識分子所重視修飾文詞的傳統。
　
知識分子是成敗主力
　
　雖然如此，他們的後代必然懂得「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因而都走上以知識分子負治理國家責任之路。第一代的「馬上」人物，一定設法教育他們的子孫，使其擺脫無知識的狀況。中國歷史上，包括元朝在內，不曾有過例外。
　人類文化愈進步，知識累積愈豐富，知識分子群的重要性就更大。社會要發展必須依賴極複雜的知識，而這種知識只有分工日細，精度日深的各種專才方能供給。因此，知識分子群雖然常常被摒於政治的主導力量之外，但永遠對社會發展握有左右成敗的力量。當知識分子群缺乏為群體進步的目標獻身的情操時，任何來自上層的號召，或來自下層的殷望，都不能讓知識分子群全心全力投入一場不計個人得失、為群體進步而殫精竭力的運動。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進步出現冷感，將是歷史上的大問題。
　激發知識分子群全心全力投入一場建設運動的情操的因素，有追求國家的光榮，有恐懼外來的仇敵，有盼望建立更好的政治和社會秩序，有期求更好的物質生活。但不管是為了什麼，知識分子群必須具有為國家盡忠盡力的情操，勤於職守，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國家才有進步強盛的希望。
　
五、亂象之出現
　
　今天隱藏在繁華富裕生活之下的亂象，正隨法紀不嚴而逐一顯現。儘管我個人相信部分的動盪僅僅是文化、經濟成長過程中的漣漪，導之得當，反可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比起整個社會陷入冷感的寧靜，要好得多。但是，除此以外，法紀之崩壞，確令人痛心。許多人心底所懷有的亂源四處萌生之懼也在於此。
　我時常說，法紀之壞並不在於典章不備。我國法律絕不比任何進步國家差，只是執法不嚴、不周、不平。不久之前，一位警察局長在議會中與議員激辯，局長說許多事情警察無權、也不該管。局長的想法是，警察的任務只應該維護治安與交通。姑無論台灣各地警察是否已把治安與交通辦好，此一想法是很危險的。
　
社會秩序靠警察抓人
　
　警察是政府牧民的鞭子。不管是什麼主義，什麼制度；或者是使用什麼美麗文雅的字句去形容它，警察的任務總是「以強力實施政府的權力」。老百姓不管在什麼事情上違反了法律，警察就要去教導他，強制他悔改；不悔改就要強制送他去法庭。
　總之，警察要管一切不遵法制之事。而且也惟有警察有此權力合法地剝奪、限制人民的自由，甚至使用槍械以達執法的目標。一個現代國家之內，不管是什麼違法的事，如果老百姓不遵法制，必然要由警察出面強制實施法律的規定。絕不可能有任何一件違法的事，警察可以免除強制執行之責的。
　住宅區內噪音擾人，要警察去制止，制止也不聽則警察要抓人；賣不衛生的東西而不服衛生局的制止，要警察去抓人；無照營業，先要工商部門處罰，處罰仍不理，最後也要靠警察抓人……。坦白地說，一個社會秩序之後以維持，最後必依賴警察抓人的權力。
　在此權力影子籠罩之下，國民才能樂業，不敢干犯禁例。如果警察先把自己的任務與權力加以縮減，把許多違法亂紀之事「交回」給那些無抓人之權的機關去辦，那些機關最大的能力是通知改過，或通知罰款，或通知停業，或不發許可。如其不理，豈非坐視非法的存在，從而鼓勵其蔓延？
　不過，警察只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司法體系的一部分。這個體系包括法庭、警察、調查單位，乃一切具有治安權力的機關。
　一個有力而受尊敬的司法體系才是國家大治的基本要求。這個條件不具備，社會的免疫力不能建立。經濟與知識的進展可能反而給腐敗的細菌更增營養。
　
六、撥亂反正惟賴司法
　
　我在前面提到，經濟進步並不保證社會安定；但某種情況下的社會動盪未必全是壞事。同時，我也提到一個有智慧同時又有熱誠的、不冷感的知識分子群是建設國家的主力。如何使經濟進步、知識開通所激發對國家前途的高昂期望，成為建設性的、而非互相抵銷的力量；如何激發知識分子對國家前途的信念，和願意投入一場建國運動的熱誠，其關鍵全在於要建立一個受尊敬的司法體系。
　一個受尊敬的司法體系必須是清廉、正直而且沒有雙重標準的。捨此以外，別無其他途徑可使司法普受人民尊敬。
　許多人談司法改進，往往說到改善警察待遇、釐定警察任務、改進審級、引入陪審制、設立專業法庭等等。在我看來，這些都是技術問題。
　不同法制的國家都能建立受尊敬的司法體系。海洋法系的英美，大陸法系的歐陸與日本，司法都廣受尊敬。我們的鄰居香港，在七十年代中期實施司法改革，並未更變司法制度，只設立了一個性質為司法警察的廉政公署，情形立即改觀。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建立敬意。
　香港的廉政公署事實上只做了一件事，即控制貪污。對於其他的治安、色情、攤販、走私等等完全不管。然而，包括警察在內的貪污現象被控制以後，香港全面的法治效率大為提高。攤販除指定地區之外絕不准許。色情「架步」只在某些區域內偷偷的存在，與台灣之到處公然開設，程度上相差很遠。就連過去香港所不甚禁止的煙毒，近年也查緝甚嚴，「紅中」「白板」之類在香港十分難求。經濟犯罪與大規模的欺騙案也不多。
　香港的成功令人十分振奮。它顯示只要以堅定的態度，建立法治秩序，一個本來富裕而且民智開通的社會中所有的令人沮喪的現象，必可迅速改觀。
　
法律不容兩種標準
　
　法律的雙重標準與用法的雙重標準也是今天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例如貪污有兩個不同的現行有效的法律標準：一個是刑法的瀆職罪，一個是懲治貪污條例。兩法俱有效，俱可引用，而罰則相去很遠。以用法的雙重標準而論，今天台北市內盛行的非抽頭聚賭的麻將有時可從嚴取締，到處可見的黑市賭場卻安然存在。這些例子太多，僅舉此二端，以見法制本身需要一次剛健的改革，使一罪只有一種處罰，而執行的尺度與範圍能令老百姓共知共喻。
　無可諱言，在國家經濟文化如此突飛猛進之後，忽然出現社會的不安與知識分子的冷感現象，法紀敗壞是最大的原因。甚至因基於對國家前途具有過大期待的不滿情緒，也因法紀敗壞、是非標準不明，被誤導為對政府統馭功能的懷疑。這是與一九二○年代後期起的日本民間動盪，與韓國當前學潮、工潮之以政治路線為爭持重點者有很大的不同。
　今天在我國國內事實上沒有政治路線的爭論。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眾所公認的正確決策，對此毫無爭議。所有的不安與不滿，幾乎可以說完全由紀律敗壞所引起。人們盼望國家進步，紀律嚴整，其殷切程度遠過於經濟發展數字的欣賞。在這一點上，官方與民間似乎存有認知的差距。
　官方的觀點是強調經濟進步與人民生活改善所給予人民的福祉，並相信這種福祉的繼續改善是維護社會凝結力的絕大因素。
　
遏阻雪球下滾
　
　民間的態度，在近年來則已自習慣於經濟生活改善的環境中，進而感受到對法紀敗壞的失望。其反應則是不滿與冷感同時出現。個人相信這真是一個令人痛苦的形勢：繼三十年努力的輝煌成功之後，卻在此時出現社會秩序敗壞的威脅。而且這一威脅是如此真實，如此迫切，非立即以非常手段遏阻不可。否則它會像下坡的雪球，不僅越滾越快，而且越滾越大。
　此時遏阻它的惟一希望就是強化司法，以非常的手段，革新、加強司法體系，讓它徹底的清廉、剛健、行動迅速、而且沒有雙重標準。那麼，二十年前出現於新加坡的社會改革和十年前出現於香港的政風改革，一定可以在我們這個潛力更富的地方迅速成功。此時不下手整飭，雪球的速度超過可控制的程度時，後果是仁人志士所不忍言的！
　現在是歷史上一個關鍵的時刻，我們有大治的條件，但是也有亂源四發的急迫憂慮。而且留給我們遏阻雪球下山的時間並不多。為治為亂，端在司法體制之能否立即改進、強化，這是維護現有體制的正規途徑。不由此路改進，累積的社會壓力會迸發指向不可預測的方向，但無論是那一個方向，都將是危害現有體制的一個重大危險！（汪彝定為台糖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