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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小國.經濟的大國 風車鬥士 — 荷蘭

荷蘭以鬱金香聞名,以向海神搶土地傳世,這個以風車為標幟的「低地國」,其實是一個堅強的經濟鬥士。他們如何以跟台灣相若的面積和人口,擠身世界經濟大國。

荷蘭-殼牌石油-飛利浦-天下雜誌 圖片來源:天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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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台北市棒球場還大的溫室裡,滿溢著不單是綠意;黃、紅、紫更仰著頭,競相要做「花海」的主角。

 荷蘭平均一天只出四小時太陽,卻供給世界市場三分之二的花卉,是荷蘭農人用意志和技術,把花從陰暗多雨的大自然搬進了溫室,也為荷蘭每年搬進二十億美元。

 十年前,在荷蘭西南部沿海,直升機灑出一片片蘆葦,融成灰濛濛還不能稱為「地」的領域,但是現在已成為可供農人耕種、汽車奔馳、甚至飛機起落的堅實土地。

和海神爭地

 近二十年,荷蘭就這樣不靠軍事力量,悄悄擴展了五分之一的面積,是他們的築壩師傅用現代技術填土和海神角力奪來的,他們並且幫助二十幾個國家與水爭地。

 「千年來,我們為了克服自然災害,必須養成毅力和創造力,」坐在辦公室裡的荷蘭農業部次長蒲樂和(A.D. Ploeg)蓄著八字鬍、吸著煙斗從容地說。

 一九八○年開始,荷蘭經濟衰退、失業驟增。荷蘭病也像英國病,成了各國亟思抖掉的經濟瘟疫。去年,荷蘭病體初癒,體力增強,輸出額較五年前增加一半,成為歐洲復甦最快的國家之一。

 「經濟是人為的困難,更沒有不能克服的理由,」一位貿易商指出。

化先天缺點為後天優點

 位於北海旁的荷蘭,與四鄰大國-德國、英國、法國相比,雖然矮小,卻像個筋肉稜稜的輕量級拳王-是世界第八大貿易國,擁有世界第一港鹿特丹,而三大企業巨人-殼牌石油(Shell)、利華(Unilever)、飛利浦(Philips)均列名世界前五十大公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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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拳王天生體質並不好。一九六○年在探勘到北海天然氣之前,幾乎沒有任何資源,也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國家之一,二次大戰後才開始全面工業化。

 然而荷蘭為什麼能以和我國相若的人口、面積,躍升為經濟大國,達到比我國多兩倍的輸出額和平均國民所得?根據觀察分析,最重要是他們具備積極的精神。

 荷蘭人常說:「水是我們最古老的敵人,也是最好的朋友。」荷蘭史就是一部與水爭戰的歷史。一千年前荷蘭人開始築壩、建風車、開闢運河,把時時威脅他們生存的水,導入北海中。

 從那時起,荷蘭發展出足以傲世的築壩建堤技術,奔馳在一條三十公里長(約從台北到桃園)的大水壩上,「一萬年裡才有破裂一次的機會,」一位水利處官員望著鎖在壩外的灰藍色海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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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更給荷蘭帶來優越的地理位置(靠北海口)。荷蘭商人在四個世紀前,就揚帆到亞、非、南美各地,建立貿易基地及殖民地。今天,根據荷蘭海關統計,六○%進出歐洲共同市場的貨物都由荷蘭轉運,被稱為歐洲的貨櫃船。

 除了為洶湧的波濤包圍外,荷蘭人認為他們的另一特徵(不是缺點)-是小國。二次大戰後,他們實際地看清楚帝國夢不再,所以「我們是小國」的訊息不斷充滿著整個社會。

 例如旅遊局裡一張幻燈片上,照著要用放大鏡才能在地圖上找到荷蘭;很多導遊更喜歡用「小國小民」來半揶揄自己國家。

小國生存之道

 認清自己是小國後,就積極找出因應之道。

 在全世界擁有四百五十個海外工廠,營業額居世界第二十七位的電器巨人飛利浦的副總裁海賽爾說:「因為我們國家小,必須以全世界為商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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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國,我們就不能用量和別人比,必須爭取品質第一,」農業部次長蒲樂和驕傲地解釋這個小國為什麼能輸出全世界金額最高的乳酪、鮮花和蕃茄。

 「是小國,我們得妥善規畫未來,讓人民有更好的生活環境,」環境規畫部,對常抱怨區域計畫帶給他們不便的民眾解釋。

 這幾段話正反映了荷蘭人克服羸弱體質的策略-放眼世界,往未來看。

 除了荷蘭企業勇於向國外投資,發展成國際性企業,賺取大筆外匯外;有人說在荷蘭,除了街上的商店,幾乎每個企業都與國際貿易有關。據統計,荷蘭就業人口中三○%是從事貿易,其中大部分是國際貿易。

精明又肯跑

 精明的荷蘭人不但超越國界,搬回原料變成貨品輸出,更利用歐洲共同市場守門人的角色,從事大量轉口貿易。他們的外貿依存度比我國還高,為一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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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貿協會駐鹿特丹辦事處主任江顯新說:「荷蘭商人肯跑,對價錢最敏感。」一個普通荷蘭雜貨進口商可如數家珍地背出我國木製門外銷,那家做得好、那家做得不好,價格如何?交貨準不準?

 除了勤跑之外,荷蘭也注重外銷的品質。蒲樂和說:「這要歸功於金三角。」他指的是教育、研究發展及人力。

 荷蘭中央政府每年預算的二六%投資於教育和科技研究上。加上荷蘭也屬德語系國家,注重職業教育練習生制度(見瑞士一文)。

 政府及工業界都注重研究發展。這方面經費占了國內總生產額的二%,在同型經濟國裡僅次於瑞士(「國際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把二十三個會員國分成大、中、小型經濟國,荷蘭、瑞士、奧地利都屬中型);企業界研究經費九○%都由企業界自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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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國為外貿的熱誠,似乎在荷蘭各階層都感受得到,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小國,必須動員所有人力資源。於是荷蘭政府也汲汲加入推銷外貿的行列。經濟部下的貿易局不是管制進出口貨物,而是類似我國外貿協會,到全世界去推銷荷蘭貨。局長常常率領貿易團出國訪問,連外交部的大廳中都陳示著荷蘭的出口品。

 農業部不但在三十幾國設農業代表,次長蒲樂和每年總有四、五次帶著牧場來的酪農及鮮花商人到各國去推展,他理所當然地說:「我要為我國農人敲門。」

官員帶頭拉生意

 荷蘭政府不但推銷貨品,更推銷勞務。例如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新近完成建港工程,港深三十五公里,空間驟然增加,他們看準了輸出額居世界第十二位的我國,積極爭取我國在當地設配銷中心(以該港為基地,轉運貨物到歐洲大陸)。副市長道南及港務局、國貿推廣局,最近九個月內連訪台灣三次,港務局人員殷切地替我國規畫倉庫的位置,估算建造成本,甚至連門往那裡開最方便都設計好。港務局官員甚至向我國官員說:「就把這裡當做台灣殖民地吧!」

 而鹿特丹鄰近的瑞登克布也與鹿特丹市打對台,爭取各國到該市設立配銷中心,市長費瑯客也在五年內去了台灣八次,答允很多優惠條件。他們兩個市並且互相不讓另一方知道自己的策略。

 事實上,這種官民一心為經濟發展、活躍全世界的先決條件,是他們外語能力強,帶來對他國文化認識深,而且較易適應別國文化。

 踏上荷蘭的外國人,會發覺不論偏遠小鎮或國際都市,不但是旅館,連洗衣店、小餐廳、計程車司機都能用英語交談。據統計,七五%的荷蘭人能用英文溝通;很多荷蘭人更會講法文、德文,因為西德是他們主要的貿易伙伴,而講法語的比利時以前是荷蘭的屬地。

 荷蘭人能使用流利外語,也是託了小國之福。荷蘭語從來沒有發展成國際語言,當法、德、英文在世界各地廣泛運用時,大部分荷蘭學生從十二歲起就必須學英文及另兩種外國語,大學後繼續修讀。荷蘭最古老的大學-萊登大學(設於一六○二年)裡設有三十幾種語言課程,供學生選讀。

會四、五種語言不稀奇

 學生出了社會,也時時能取得外國資訊,荷蘭家庭打開電視就能收到德國、比利時(法語)、英國等地的電視。在阿姆斯特丹可買到二十幾國的報紙。

 留著鬍子的戴馬特不但可讀中文書刊,而且英文幾乎講得像英國人,中午經常看法文報紙,也能以德文和德國人交談,他說:「會四、五種語言,在荷蘭並不稀奇。」

 飛利浦副總裁海賽爾很實際地解釋荷蘭人為何重視外語:「要攻取外國市場,必須了解外國人,說他們的語言,熟悉他們的文化,你得去適應他們,因為你要賣東西給他們。」

 沒有明顯的統計或證據可證明荷蘭人與外國人處得較好。但是一位與歐洲多國商人接觸過的貿易商認為,「荷蘭人較溫和、中庸,他們似乎較能體諒不同文化會產生不同的人。」這位貿易商常為了趕德國、瑞士人分秒不能遲到的約會而胃痛,也常必須耐心傾聽法國人吹噓自己文化。

 事實上,荷蘭人能夠包容其他文化不同處,也是基於實際的經濟利益,就像荷蘭的施政講求實際、有彈性。在荷蘭研究荷蘭史的我國教授江樹成說:「他們不談高調、不講理論,只講國家利益。」

重實際、講彈性

 荷蘭最近不顧中共恫嚇,售我國潛艇,也是這種實際精神的表現。不但潛艇本身提供了收入和就業機會,我國還須先採購兩億美金的荷蘭貨品,其中包括我國訂製兩艘緝私艇,據估計,這就可提供荷蘭威頓費恩諾德造船廠兩年的工作機會。

 「我們必須把政治實力和經濟利益做巧妙的平衡,」有著一張紅臉的荷蘭前駐我國貿易代表史威爾,吸著煙斗慢慢地說。

 連旅遊局吸引各國觀光客的策略都很有彈性。旅遊局推廣經理史特棠表示:「我們針對各國遊客,把荷蘭做不同的定位。」

 除了荷蘭著名的風車、木鞋外,在遠東地區會強調荷蘭的文化面;對喜歡戲水的歐洲人,荷蘭又變成海灘勝地、「水上運動的天堂」。

 「有彈性,才能吸引到人,」史特棠說。靠著這些策略及人造風光,每年為荷蘭帶來幾乎一百億美元的觀光收入。

 荷蘭的經濟政策更是講求彈性,不為任何意識型態影響。我國駐荷蘭辦事處經濟組組長高一心說:「荷蘭人個人主義盛行,唯有用利潤來獎勵最有效。」

 荷蘭政府也深知此,所以基本上採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與歐洲有強烈社會主義傾向的英、法、奧等國不同。荷蘭公營企業少,產值只占國內總生產的三%(我國為二五%),三大世界級企業都是民營。縱使如此,荷蘭政府也趕上公營事業私有化的潮流,如荷蘭航空公司,目前的公營股份已降到五○%,希望將來只占三分之一。

民間活力

 由於政府蓄意保持民間企業活力,荷蘭處處跳動著強烈的商業脈搏。

 早上六點多,五、六百位鮮花貿易商就一排排坐在奧斯米爾鮮花拍賣會上,爭相按著鈕出價格;高速公路上日夜轟著貨櫃車、石化原料車、工程維修車,使荷蘭可誇耀任何貨物在一天之內可達西歐各國;晚上走在阿姆斯特丹街頭,幾乎像在台北,獨立商店到晚上九點、十點還在營業。

 鑒於荷蘭這種活力及良好的交通電訊設施、不鼓勵工人罷工的工會,最近有七家跨國公司如新力、佳能等都將歐洲總部搬到荷蘭。我國第一大航運公司長榮海運也考慮將歐洲總部從倫敦搬到鹿特丹。

 荷蘭極少用高關稅或禁止進口來保護工業,一九八五年荷蘭關稅收入不到商品輸入的一%(我國為六%),經濟部與財政部都有共同認識:「荷蘭太小了,要打世界市場,不能只在荷蘭銷售。」

 「保護國內市場,無異在世界市場樹敵,最後終歸是依賴出口的國家吃虧,」經濟部政策研究處處長查姆外表冷靜,說話更冷靜。

 但是荷蘭政府也不完全是自由主義國家,每年也制訂經濟計畫,根據各行業狀況,決定貨幣供給額、公共工程投資等,但沒有設定經濟成長率。荷蘭政府也從二次世界大戰後就開始獎勵各項投資,包括免稅等。

 最近荷蘭政府警覺到歐洲科技被美、日等國追上,急急與西德政府共同出資四億美元,協助飛利浦和西門子發展○•五微米(micron)的積體電路,這些都曾經引起荷蘭自由經濟派和工業政策派的爭論,但是荷蘭政府還是執意做了。

 而這次荷蘭能逐漸抖掉荷蘭病,也是基於全國能夠放下意識型態,充分合作。

保守與自由聯手

 從一九七八年到八一年連續三年,荷蘭經濟成長平均每年下降一%,通貨膨脹高達一○%;同期間,企業界更放緩投資腳步,導致從八二年開始,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陡增三倍,全國瀰漫著悲觀失望。

 荷蘭國民逐漸了解他們依恃的天然氣總有用完的一天,而且近年來天然氣價格也隨著石油價格跌了一半,於是保守色彩濃厚的政府得到國會裡自由色彩政黨的支持,開始一連串經濟改革,首先縮減領取失業救濟金的年限及金額。

 然後目標指向公務員,「公僕」必須減薪三%,假如算上通貨膨脹率五%,「等於實質減薪八%,」查姆苦笑著說。

 在公共支出易放難收的今天,荷蘭政府連續三年,每年減少預算二%。同期間,一向熱衷為工人爭取加薪的工會領導人,也決定凍結工資水準。

 種種改革使得荷蘭的國際競爭力大為提高,例如荷蘭製造業每單位的勞動成本比OECD國家平均少四分之一,加上企業增加投資及薪資凍結,使得荷蘭生產力增加率超過工資成長率一一%,去年的出口額比五年前增加一半,經濟成長率反負為正二%,「希望能恢復六○年代的雄風,」查姆代表大多數荷蘭人說出了他們的期望。

 他們的期望是有根據的,很多荷蘭人都認為他們仍保有很濃厚的喀爾文教派(Calvinist,基督教新教的一支)傳統,也是他們的立國精神-努力工作,盡量儲蓄(荷蘭儲蓄率為一五%),凡事溫和不走極端,如理性的工會及易於協調的政黨,都使國內爭端易於解決。

 如果說放眼天下、實際的策略帶來荷蘭經濟「量」的成長,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著眼未來則提高了荷蘭人的精神生活。

 荷蘭地小人稠,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填海,二是預先規畫,疏散人口。

 荷蘭人從海神手中搶土地舉世聞名,但是很少外國人知道,他們獲得一塊地必須花上三十年,而每年的經費在三十年前已大致決定好,「填海就像我的小孩,看著他長大、學步、成人,」已在這行做了二十五年的艾斯米爾新生地政府官員費茲馬坐在由填海來的辦公室裡說,「我現在擬的計畫,我大概看不到成果了。」

 為什麼荷蘭人願意花這麼長的時間和精力做這種「投資」?江樹成教授說:「他們知道,他們現在在這裡,將來也會在這裡。」

早三十年訂計劃

 預定明年可啟用由三角計畫(Delta Project)填來的新生地,是從一九五六年開始籌畫,每年約動員三千位工作人員,先要花十年左右在凌凌的海波中架起七、八個巨型水壩及堤防,接著巨型抽水機不停地抽一年,才能把提防內深僅四公尺的水抽乾,然後從直升機灑下植物,吸取鬆軟土質,接著還必須植樹保育,反覆翻土,大約要等上十年才能用,「等鳥飛來,才表示接近自然環境,就可以用了,」另一位艾斯米爾政府官員哈本斯說。

 展開荷蘭地圖,西面臨海,是政商要地,人口集中,卻也受洪水威脅最大,填海築壩使得人民可安心居住,雖然費用高-據水利局統計,一公頃約要四萬荷幣(約一萬兩千美金),但荷蘭因此增加了五分之一的面積。一九六四年填成的土地上已出現了兩個新城市,既有人來人往的購物中心、咖啡座,也有隨風斜擺的麥穗和鄰近安祥的農莊,讓人嘆喟滄海桑田在這裡不是神話。

 在稀有的土地上,荷蘭政府就必須仔細規畫。荷蘭每五年有區域計畫,最主要是分散人口,政府部門是分散人口的最先執行者,阿姆斯特丹雖然首都,卻是商業都市,往南走一小時的海牙才是國會、行政機關所在地的政治中心,但是海牙已嫌太擠,很多新設機關必須遷到人口較少、也較貧窮的地區,如電訊局、中央統計局等,一九八○到八五年一共移去了五千位工作人員。

 雖然人抱怨政府這種分散人口計畫導致往來費時,花在高速公路上時間太多,但是大部分人民都願意忍受,因為分散人口使得城市綠地面積增加,而且減輕交通擁塞。縱使第一大城阿姆斯丹只有九十萬人口,到處是大小公園,而荷蘭原則上規定,每個城市的千分之一土地要保持做農地。

 就像荷蘭多雨的天氣,當初經濟衰退的陰霾仍難褪去。他們失業率仍為歐洲最高;經濟結構仍有待改進;造船業面臨新興國家如韓國、巴西等競爭;農產品輸出常受到他國限制;過於慷慨的社會福利使一些國民缺少鬥志和活力。

 但是飛利浦副總裁海賽爾結論:「我們總是要變,今天世界與昨日不同,明日世界又與今日不同。」

 在這個民主國家裡,唯有全體民眾決定他們國家要不要變、如何變,同時也必須擔負起變與不變的後果。


荷蘭的歷史

 最讓荷蘭人驕傲的一段歷史,是他們在一六四八年時,經過八十年艱苦戰爭後,從西班牙皇室爭取到獨立,領導人歐陵吉王子(Prince of Orange)也就變成荷蘭的國父。
 中世紀時,現今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原為一國,歸西班牙王管轄,一五六八年他們開始爭取獨立,經過八十年戰爭,一六四八年成為荷蘭的獨立年。
 十五世紀開始,荷蘭航海家紛紛揚帆到世界各地建立貿易據點和殖民地。一六○二及一六二一年,分別集資設立聯合東印度公司(與遠東貿易)和西印度公司(和非洲及美國貿易),有了穩固的政治中心後,更是如虎添翼。當時荷蘭在亞洲擁有最強的船隊和海軍。
 而美國一部分最初也為荷蘭人所占,現今紐約原稱新荷蘭,後來與英國人交換。紐約有很多地名,如哈林區、弗拉訊(Flushing)都源於荷蘭的地名。
 十七、八世紀,是荷蘭的「黃金時期」,為了爭奪海外霸權,曾引起無數戰爭,尤其更與英國水火不容,後來被英國趕上它在海外的優越地位,在台灣的荷蘭人也被反清復明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蘭繁榮後,商人往往資助藝術發展,帶來藝術興盛期,尤其出了很多世界知名畫家,如蘭伯德(Rem brandt)、梵谷等,陳列在博物館裡的畫,成為今天荷蘭吸引觀光客的重要資產。
 一七九五年,荷蘭又被拿破崙占領,法國人帶給他們憲法、法律、典章制度。一八一四年荷蘭由共和國變回為王國,但創立了憲法。一八四八年,荷蘭沒有經過流血革命,成功地轉為議會國體(parliament),仍然保留皇室為國家形式上的代表,但由議會及從議員出任的總理及部長負責立法及行政。
 十九世紀後,荷蘭逐漸變成「小」國,一八三九年比利時和盧森堡獨立,二次大戰後,又失去了印尼和南美的蘇利南,現在只剩下中南美加勒比海,總共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幾個小島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荷蘭採取中立政策,雖然時有困難,但沒有被捲進戰爭。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荷蘭仍宣稱中立,但一九四○年五月,希特勒大舉侵入邊界,在五天之內就逼和了荷蘭,女王及政府只得流亡英國五年。戰後,荷蘭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洲共同市場等,積極參與西方外交及經濟事務,爭取有力的發言地位。
 荷蘭皇室一百多年來,都是由女性繼承(女皇都沒有兒子)。她們沒有英國女皇或皇妃眩目,生活平實,現今女王貝翠斯像職業婦女,她送兒子上公立學校,自己也喜歡和老同學交往,以了解民間情形,她退位後,荷蘭總算有國王出現,因為她有三個兒子。
 荷蘭沒有什麼重要科技發明,但是很多重要的社會制度,例如填海、定點定時的公共交通、婚姻指導、食品衛生管理、藝術品交易、城市裡的步行區等,都是由荷蘭人首創或首先經過荷蘭人應用及推廣。(楊艾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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