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秒間百萬決輸贏 — 外匯交易員的苦與樂

全世界的人都用錢買商品，有一批人卻把金錢當商品；事實上，買賣國際貨幣，就是他們的職業。
　他們不是什麼億萬富翁，也沒有響亮的頭銜，但憑他們一句話，幾秒鐘內，就可以決定上百萬美金的買賣。
　他們是釹行財務部，專門做即期買賣（spot；隨時可交易的市場）的外匯交易員。
　
賭徒？殺手？
　
　前華友銀行的財務部副理唐楚烈（現在歐亞銀行），形容自己像古龍武俠小說冷靜等待時機的殺手－坐在顯示國際匯率行情的螢幕前，看著數字不停跳上跳下，等心對匯率走勢有了決定，便拿起電話，撥到香港（東京、倫敦……），進入充滿行話的國際外匯市場。
　「這是華友銀行•台北，日圓多少價？」
　「（買）二○（賣）三○。」（外匯買賣的報價只提小數點後面第三、四位數；整個數字也許是一七○•三三二○。）
　「好，買一塊美金。」（這個一代表一百萬美二，在外匯市場，這只算小額買賣，一般是三到五百萬美金一筆）。
　如果日圓（相對美金）漲了，唐楚烈就賺了，但培錢的機會往往跟賺錢一樣多，而且賺賠之間有時很有戲劇性。
　法國興業銀行的外匯及資金部副理林志忠就碰過一次大賺大賠的經驗。有一個星期一他輸了四十萬台幣，星期二再輸二十萬，到了星期三，已經不太敢「玩」了，「手都軟了，」他說。但林志忠也有在十分鐘內賺進三十七萬台幣的紀錄。
　外匯交易的風險雖然大，但對銀行來說，把錢放著不動，讓它隨市場而自漲自貶值，風險更大。所以銀行培養這些專業的「賭徒」，負責調度銀行的資金。
　跟銀行的歷史比起來，外匯買賣的發展很晚才開始。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在倫敦成立歐洲美元市場，才帶開買賣外匯的風氣。
　國內的環境開發得更慢。中央銀行在六十八年才開放外匯自由買賣，但只限在國內做台幣對美金的買賣（以前各銀行都必須每天把外匯交給英行）。直到兩年前，國內設立了境外金融中心(offsho rebanking unit)，國際間的外匯買賣才開始活絡起來。由於歷史短，很多交易員多是半路出家（調職），所以這行在台灣真是有老有少。
　
一群早起的鳥兒
　
　在先進外匯市場中（尤其是紐約、倫敦），交易員的身價極高，年薪上百萬美元的大有人在。
　但因為國內市場不夠成熟、活潑（台幣至今不是國際貨幣），國內一百多個交易員的薪水並沒有那麼「可觀」（一般外商銀行交易員的月薪大概是三到七萬，升上主交易員就有七到十三萬，而且還可以分紅），但比起其他部門也算是稍高的。
　「我們是以時間換取空間，」漢華銀行的蘇安偉說交易員為這個壓力極大的工作，付出不少代價，工作時間長，是其中之一。
　為了趕東京早上八點（台北七點）開市，當大多市民還在吃早餐時，許多交易員七點（最晚八點）就到辦公室，看看昨晚紐約市場的走況、各種新聞和評論。午後歐洲市場開始加入，如果精力過人，或有需要，還可以玩到晚上十一、二點。漢華銀行的蘇安偉早先常為了找時機結束一筆生意，待得太晚，最後只好睡在辦公室。
　「這工作非常demanding，」在摩根銀行才做滿一年的江文瑄說她過了半年的苦日子。不但因為工作時間長，更因為市場變動毫無規則可循。剛開始她對市場的看法常常與眾不同，別人都看漲，她卻看跌，只有死背老經驗的同事給她的一些資料、建議。
　不僅是像江文瑄這樣的生手才懂得害怕，這個像含羞草一樣敏感的外匯市場，幾乎是每個交易員的夢魘。
　去年十月一天，螢幕上的數字像地震一般激烈地上上下下，沒有人知道出了什麼事。電話打不進去，電報沒人接，過了一會兒才知道是因為西德政府宣佈出面干預美元貶值。
　「那種節骨眼誰進場誰倒楣，」已有四年多工作經驗的蘇安偉表示，台灣消息來得慢，往往得知消息想反映市場時，也比國外慢半拍，很容易被「咬」住。
　每回遇到這種混亂情況，有經驗的交易員，會馬上「砍」掉手上握住的交易，等局勢穩住再說。
　工作刺激的特質似乎無所不在，交易員的術語都很誇張。所謂砍，就是結束手上的生意；被咬住是指高價買進，大勢卻下跌，拋不出去的情況。另外放血其實就是賠錢的意思。
　反應快、當機立斷是成為好交易員的第一要件，尤其當認清輸定的時候，也要找有利自己的價位認賠。
　
無所不在的手氣
　
　蘇安偉自己就吃過猶豫不決的虧。有一回他知道自己輸了，當走勢稍對他有利，他馬上想脫手，但電報對手的報價與螢幕上的價錢差二十點（小數點後第三位），他不肯接，就這麼幾秒鐘時間，走勢更劣。「那天我是全台北『放血』最多的人，」那天他輸了上百萬台幣。
　每個交易員都有自己的滑鐵盧，所以他們很快就懂得快速發洩情緒、快速恢復平靜，「因為前面還有一大推決定要做，」面對失敗，江文瑄的發方法是用力摔電話；唐楚烈也許輕捶一下胸口；上了年紀（三十一歲）的林志忠說他只會更「冷靜」，偶而射一下飛鏢，以分數預測未來的手氣。
　交易員習慣以賭徒自喻，一因工作風險很大，也因為常常憑直覺做判斷，所以也像嗜賭的人一樣相信手氣。「這很難解釋，」歐亞唐楚烈的經驗是，順著「氣」玩，常常可以贏。有些人認為這股「氣」，除了有運氣的成分外，多半與身體狀況、精神能不能集中有關。
　不過華裔的交易員相信冥冥中那股力量的情形，已經是超國界的了。新加坡的交易室，不太喜歡印度人進來；香港的交易員一定要看到海（不要然就養金魚），因為中國人相信見水生財。
　台北的交易員比較會去拜拜。法國興華銀行的助理副總裁游兆渝，辦公卓後面就安了一尊關公，天天供著生果。
　漢華的蘇安偉本來不太信的，有一回手氣實在背，怎麼做怎麼輸，他的老闆陳盛得一直勸他到行天宮。他熬不過老闆盛意，還是去了，回來果然順利多了。「大概是因為我不自私吧，」蘇安偉當時的禱詞是：求上天保佑他的老闆，不要因為他表現不好而難堪，這個老闆人很不錯……。
　
障礙重重
　
　如果真有神靈，國內交易員最大的希望，大概就是代理商制度(broker)，能早日在國內實施，以解除消息慢的缺點。
　現在這些交易員的消息來源，主要靠美聯社及路透社提供，這個管道有它的限制。因為通訊社提供的外匯市場價格（透過一個小小的螢幕顯示器），要靠主要銀行的交易員主動輸入最新行情。但往往在市場變化最快、國內銀行最需要訊息的時候，看不到新價位，因為這些交易員都忙得沒時間去打電腦。
　國際專業的代理商，不但有自己的消息網，而且各大銀行都會找他們要價錢，代理商因而輕易掌握市場動態、供需兩邊的關係。他們開出來的價錢就是交易價，不像螢幕上的數字，只能做參考。若能開放代理商，我國外匯交易應該可以更靈活、更專業。
　法國興業的游兆渝進一步指出，當初成立境外金融中心，是存著取代香港，在世界金融界取得一席之地的野心。如果資訊慢，連代理商都沒有，在北有東京、南有新加坡的情勢下，「我們還有什麼優勢？」游兆渝認為以外匯買賣的條件來看，金融界要自由化、國際化，前途多艱。
　對本國銀行的交易員來說，銀行較重台幣，而非外匯的運作，又禁不起賠錢，是另外一個不能放手一搏的主因。
　像台北市銀行的吳顯宗，除了做外匯交易，還兼做其他行政工作，根本不能專心，「所以我們沒有規定業績，」吳顯宗自嘲，因為環境限制，上級也不像外商銀行那樣，要求交易員的表現。
　設備上，本國銀行也差人不等。中信局最近在市場上相當活躍，但交易室卻沒有專用的電報機，交易員常跑到樓上電報機時，價錢不知道變了幾次，所以有時乾脆委託外商銀行代做買賣。
　
但是又何奈
　
　「但我們工作較有保障，」北市銀的吳顯宗分析外商銀行較現實，達不到業績就走路，本國銀行就沒有這種顧慮。這一句話，刺中流動率極高的外銀交易員心中。
　外匯交易因為太技術、專業，也少有機會再接觸銀行的其他業務，因此不但轉業不易，即使要在銀行中調部門都有困難。「一轉八千里，過去的經驗就泡湯了，」漢華的蘇安偉遻，他們這行能升到主交易員就算頂了，而他的老闆今年才三十二歲，「離退休還有二十八年，」原本對工作極熱愛的蘇安偉，有時也覺得前途茫茫。
　尤其是天天跟數字打交道，久了也會麻木。「總不能跟數字玩一輩子，」本行學會計的林志忠，打算善用這幾年的經驗，將來專替企業做外匯資金的管理顧問，算是交易員中，較有打算的一個。
　也許很多交易員做到後來，就跟林志忠一樣，對工作本身起了一個疑問：「這工作算不錯，但到底小數點後面的小數的跳動，對全世界的人有什麼意義呢？」
　面對這個疑惑，也許大多數人都拿出交易員控制情緒的本領，跟自己說：「不管了，今天做完再說。」
　
與上帝同在的尹鄧樂生
　
　紐約外匯市場對交易員的「下場」，流傳著悲觀的預言－退休後的交易員不是禿頭，就是有啤酒肚；不是有心臟病，就是帶著胃疾離職。
　異常強大的工作壓力，使得坐在第一線的交易員，極少見到女性及四十歲以上的人。
　但在國內，年齡及性別似乎都不成為障礙，歐文銀行四十一歲的助理副總裁尹鄧樂生就是一個好例子。
　「當初真的不知道這個工作會是這麼緊張，」七年前歐文銀行調尹鄧樂生去新加坡，接受外匯操作的訓練時，她對外匯買賣根本是張白紙。
　身材極瘦的尹鄧樂生，每當緊張或輸錢，使得心情跟胃都不太舒服的時候，她就禱告，「上帝不會讓我輸太多的，」這種信仰力量，對也是很重要的支柱。
　原本學會計，當過老師的尹鄧樂生，對銀行、外匯交易的知識，正是如此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客觀環境也對她這張白紙有利，國內外匯交易業務開始得慢，而且不是一下子就全面開放，而是一點一點慢慢茁壯，所以尹鄧樂生說她是跟著市場「一起長大」的。
　當初央行只先開放國內台幣對美金的買賣，但也頗多限制。例如每家銀行每天美金賣超不能多於五十萬美金（現提高到三百萬）。
　也許是受了大環境的影響，尹鄧樂生領導的歐文銀行外匯操作也是「寧願慢慢來，多做小筆買賣」，而且只抓經濟大勢（各國經貿狀況等），而不是幾分鐘之內的價格波動，做為買賣的基礎。做買賣前，事先算好何時可認賠，何時該獲利了結。尹鄧樂生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無法承擔的賠錢，「也不至於突然間整個人癱在那，」她說。
　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尹鄧樂生每天都會為他們煮早餐，八點多到辦公室，讀完二、三十篇有關國際市場的報導，五點半準時下班，晚上再替家煮宵夜。
　交易員的生活似乎並沒有影響她的生活。但她並不確定自己能否做一輩子的交易員，「我隨時有離開的心理準備，」不過她一點也不為未來擔心，她已經將這個問題交給了她篤信的上帝。（李慧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