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脫貧窮、擺脫落後 — 經濟發展的基本觀念

對開發中國家的人民來說，沒有一件事比追求到一個美好的生活來得更迫切。對研究經濟問題的人而言，也沒有其他的題目比研究經濟進步來得更具挑戰性。
貧富國家之間所得的懸殊，是貧窮國家的不幸，也令富裕國家不安。在人類歷史上，貧窮總是動亂的溫床。文中「經濟進步」這個名詞不僅包含了每人所得的提高，也包含了隨之而來的各種制度、組織與觀念的調整。倒底是什麼因素促進了或阻礙了一個國家的經濟進步？很不幸地，就像對付停滯性的通貨膨脹一樣，經濟學家並不能提供令人完全滿意的答案。
經濟學家研究經濟成長，猶如醫生之研究癌症一樣，並不是一無所知，但所知有限。一九七九年諾貝爾經濟獎，授與兩位在經濟發展理論上有貢獻的學者─舒茲（T．W．Schultz）與魯易士（W．A．Lewis）正是提醒大家：這是一塊肥沃的領域，猶待大家來開發。在沒有找到完整的謎底前，這篇文章將側重討論經濟發展過程中打破貧窮的基本概念。

一､「經濟發展」的意義

學者對「經濟發展」一詞的定義並不一致。通常對「經濟發展」 （eco-nomic development）、經濟成長（economic growth） 及經濟進步（economic Progress）各名詞交互使用，不予嚴格劃分。魯易士教授之「經濟成長理論」一書即為一例。這些名詞自可予以嚴格區別，但本質上大同小異。我們此處看重的是經濟發展這名詞背後所含蘊的意義。

一種過程

「經濟發展」可以解釋為：「一個經濟的真實國民所得長期增加的過程」。這個定義意含如果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人囗增加率，那麼「每人真實所得」將會增加。發展的過程隨時、地、國情而異，但發展過程的本質之一是一國總生產的長期增加。
上述定義中的三個名詞：「真實國民所得」、「長期」及「過程」需要再作進一步的解釋。
「真實國民所得」是指一國最終產品及勞務的總值，而這總值不是以貨幣表示（因為貨幣容易貶值），而是通過消費財及生產財的物價指數折算而成的。如果僅僅用「國民所得」而不附加「真實」兩個字，那麼它可能用來指國民生產毛額（ＧＮＰ），也可能是用來指國民生產淨額（ＮＮＰ）。但在測度經濟發展時，如果單用國民生產毛額，則資本消耗的折舊亦計算在內，這樣的算法太粗糙，因此把折舊扣除的「國民生產淨額」比較理想。使用「真實國民所得」這個名詞，實際上等於說：「經過物價指數調整過後的國民生產淨額」。但是在我國目前的情形，最近政府決定以後所發佈的「每人所得」數字是以「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為主。
　從經濟發展的觀點看，國民所得的「長期」增加，必是一個持續性的增加。短期的增加，可能是適逢經濟循環中的繁榮時期，那麼這種偶合的增加，不是持續的。所謂「長期」是指數年內國民所得持續的增加。至於因意外因素，如戰爭，造成曇花一現的繁榮，便不包括在內了。
　把經濟發展看成一個「過程」，即等於賦予它一個躍進的、動態的觀念。經濟體系中一個部門的單獨發展，不易全面帶動整體發展。我們必須要瞭解左右這個過程的各種因素及其相互影響，這樣始可瞭解到國民所得長期增加的整幅畫面。
　在述及「總產品」（或總所得），或「每人產品」（或每人所得）增加時，我們要特別探討的是以何種方法達到了產品「增加」的目的。產品的增加可能是過度使用自然資源的結果，或是延長工作時間、強迫勞役的結果；增加的產品可能是戰爭物資，可能是資本財，也可能是以犧牲了消費財而獲致資本財的增加。因此，是否產品的增加伴隨而增加了「社會福利」，不僅是隨「生產了什麼」而定，更隨「如何生產」而定。

二､貧窮的惡性循環

經濟上落後國家最基本的特徵即是貧窮。貧窮與落後互為因果。這正如已故世的哥倫此亞大學教授諾爾克賽（R．Nurkse）教授所指出的：「一個國家因為它貧窮所以才貧窮」。貧窮之可怕在於貧窮孕育貧窮，而更貧窮，形成了所謂「貧窮的惡性循環」（the vicious cycle of poverty）。這正是今天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民所面臨的一個挑戰。向貧窮挑戰，進而戰勝貧窮，正是全人類應當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
阻礙經濟進步的因素在發展初期包括了：
─惡性的物價膨脹。
─原始的生產力式。
─缺乏效率的政府。
─短少的儲蓄與投資。
─落後的教育與訓練。
─貧乏的自然資源。
─錯誤的經濟發展策略。
─與工業化相衝突的價值觀念。
這些因素固然是經濟落後的原因，但又何嘗不是它們的結果？如果這些因素阻礙了經濟成長，那麼經濟成長的保單中就應當包括：豐富的自然資源、充足的資本、廉價的勞力、技術的輸入、貿易的成長、物價的穩定、國際的援助、經濟計劃的實施。
可惜實證研究指出：即使一個國家擁有其中某些因素，也不能保證一國的經濟必然會進步。而事實上，在近二十年來進步快速的我國、日本、新加坡與南韓又何嘗同時擁有過這些因素？

貧窮能否擺脫？

要掙脫貧窮的惡性循環，自然先要從瞭解惡性循環的本質開始。貧窮的惡性循環，這個觀念是指一種週而復始的力量，這種力量包括資本、儲蓄、投資等的缺乏，市場狹小，人口過剩以及如價值判斷、制度、習俗、傳統、禁忌等不利於經濟發展力量的存在，彼此影響，互為因果，使一國陷於貧窮，而無法掙脫。以上這段話包括兩個基本觀點：（一）落後的長期存在；（二）掙脫貧窮的困難。
我們可以略舉幾個事例以說明惡性循環。例如一國國民所得極少，因此儲蓄較少；因為儲蓄較少所以投資較少，也就使國民所得無法提高，儲蓄自亦無法增加。這樣週而復始，構成了所謂的惡性循環（圖一）。
此外我們也可說：低國民所得是因為需求水準較低的原因及結果，國民所得較低使需求水準較低，需求水準較低又形成較少的投資，較少的投資又使國民所得較低。真實所得水準之低，可用來說明儲蓄不足及投資勤機的缺乏。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問：貧窮的惡性循環能否被打破呢？
經濟史告訴我們：十八、十九世紀很多貧窮的國家掙脫了貧窮的枷鎖，因此我們應當有信心：通過經濟發展的「窄門」，貧窮應當是可以擺脫的，赫根士教授（B．Higgins）曾寫過：「經濟發展之路是由惡性循環舖成的。」問題是：如何始可有效地打破這個惡性循環？

增加與減少的競賽

惡性循環之能否打破，主要是「增加所得」（income-raising fac-tors）的各種因素以及「減少所得」的各種因素 （income-depressingfactors）之間的一種競賽。
例如在農業上一個新品種的發現，可使每畝田地產量增加，因此農民所得增加。此外，假定農民消費傾向同時增大，把其增加的收入，全用之於消費，因此農民仍無儲蓄，資本自亦無從累積。
現在再把「減少所得」的因素考慮在內，假定農民因生產的增加，收入稍增，而因此也增加了家庭人口，那麼他家庭中增加的人口抵銷了些微的所得的增加。如果另一方面我們假定他所得的增加很大，自然他的生活不僅改善，同時亦可有儲蓄，用以再投資，使所得更增加。
在這個例子中，新品種的發現即是「所得增加」的一個因素，而家庭人口的增加即是一個「減少所得」的因素，二者相互的消長，可決定他是否此以前更貧窮，或者一樣貧窮，或者沒有以前貧窮。值得注意的是「減少所得」的因素有時竟與「增加所得」的因素俱來，如果「增加所得」的因素，超過了「減少所得」的影響，那麼，就個人來說，個人就會比較富裕，就一國來說，一國就可以掙脫貧窮的枷鎖。
那些因素是屬於「增加所得」，那些因素是屬於「減少所得」，難有一定的區分。例如在一個人囗過剩地區，人口的增加是「減少所得」的一個因素，但在人口稀少的國家，可能刺激經濟，增加生產，因而成為「增加所得」的一個因素。一般說來，在貧窮地區，所得、儲蓄、投資、消費等的增加，均是「增加所得」的因素，而過高的人口生殖率、過低的生產力、炫耀性的消費、貯藏金飾珠寶、信用制度缺乏、市場狹小等均為「減少所得」的因素。
由於一國總生產的長期增加是經濟發展過程的最終產品，那麼在觀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很多因素是伴隨著產量的增加而增加的。我們可以進一步再把這些因素歸納於「供給因素」及「產品需要」兩方面。
供給因素方面的變化包括了：（一）新資源的發現；（二）資本的累積；（三）人口的增加；（四）新生產技術的發明及運用；（五）勞力技術的改進；以及（六）制度及組織上的改進。
　 產品需要方面的變化是隨（一）人口的質量以及年齡分配情形；（二）所得分配的情形；（三）消費者的嗜好；以及（四）其他制度及組織的改進而變化。
　 就這一意義上來說，經濟發展的產生可拿某一特定的供給因素及產品需要的增加來解釋。

三、世界各國貧富的分類
　
　 世界銀行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世界發展年報」中，把目前主要的一百二十五個國家分成六類，按照一九八一年幣值，這些國家的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為：（見表）
（一）「低所得」國家：三十四個，二七○美元。
所謂「落後」或者「貧窮」國家，就是指這一類的國家，如中共、印度等。
（二）較低的「中所得」國家：三十九個，八五○美元。
這些國家雖然已跳出最貧窮的陷阱，但必須要做持續的努力，才能逐漸接近世界的平均所得水準。
（三）較高的「中所得」國家：二十一個，二四九○美元。
這二十一個國家中包括了潛力強、活力大的明日經濟大國—韓國、以色列、新加坡等。中華民國雖未列入此一表中，但我國的每人所得與墨西哥、阿根廷相近，卻無墨、阿兩國的經濟問題，如可怕的外債、物價膨脹、與貧富懸殊。
（四）「高所得」石油輸出國：四個，一三四六○美元。
這四個國家全賴石油輸出。他們目前的困擾是不穩定的油價：他們的潛在危機是若干年後的石油耗竭。
（五）工業化巿場經濟國家：十九個，一一一二○美元。
這就是大家最羡慕的所謂「進步國家」、「富裕國家」，或稱「工業化國家」。
我們要趕上的就是這些國家：從每人所得五千美元左右的愛爾蘭，到一萬七千餘美元的瑞士都屬這個範圍。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我國的經濟成長率比這些國家的三．四％平均成長率（一九六○─八一）高出甚多。因此，我們是有潛力、更有可能會趕上他們。
（六）東歐非巿場經濟國家：八個，所得資料缺。
這八個共產國家中（蘇俄、東德、捷克等），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公佈了每人所得資料，各為二一○○與二五四○元。這些國家的經濟制度不改變，人民的生活永遠無法得到真正的改善。

四、經濟化的意願

任何一國的經濟發展必須由該國人民來從事生產性的經濟活動，否則經濟發展永遠等於水中撈月。不幸的是，常常有很多因素阻礙了一國人民從事這種經濟活動。這些因素影響的結果促使一國人民經濟化的意願（thewill to economize）及經濟化的努力（the effort to economize）趨於薄弱。魯易士教授把經濟化的努力、知識及資本的增加列為促進經濟成長的三大主因、以下要分析影響人民從事經濟活動的因素。
人民經濟化的意願可被解釋為：人民對經濟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經濟活動是指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一項努力。此項努力為經濟發展所必須。因此人民經濟化的意願就可解釋為：人民對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
這種活動表現在擔當風險、發明、實驗、創新、專業化、分工等等各方面，一國人民在經濟發展中，也就分別擔當這些角色。這我們以為人民要擔當那一些角色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人民是否有意願去擔當這些角色，也就是說：我們暫時不考慮人民應當做發明家、做工程師、做技工；而看重在人民應有意願去從事這種活動。如果這種活動並不存在，那麼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經濟化的意願並不存在；一是社會上的制（institutions）並不鼓勵這種努力，因此經濟發展不能加快。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也就未能負起經濟發展中應擔當的角色。

慾望與代價

概括地說，人民經濟化的意願受兩個因素決定：（一）對物質財貨的慾望。（二）對獲得這些財貨所需付出的代價（努力）。如果人民對物質財貨沒有高度慾望，或雖有慾望而又怕因要獲得這些財貨所需付出的相當代價而壓制慾望，那麼人民的經濟化意願即極為微弱。反之，如果對物質財貨的慾望極為強烈，而且為滿足這些慾望樂意付出相當代價，那麼這種人民經濟化的意願就極強烈。
引伸來說，影響人民對物質財貨慾望的因素有三：
（一）禁慾主義（asceticism）：認為人應當克制慾望，減少消費。此項說法，有三個理由支持。第一，是精神生活遠比物質享受重要，因此要克己、節慾。第二，如果要追求較佳的物質享受，一定要花很多時間去獲得這些享受，而這些時間應用來修養身心、讀書或者沉思，或者參加宗教活動。第三，有較佳的生活力式不免「激怒」他人，最好要避免這種嫉妒。
這一說法曾經非常動聽。但是，現在一般人並不以為有較佳的生活水準是一種罪惡。
（二）財富與社會地位：在目前世界上，對大多數人來說，財富與社會地位定比禁慾主義更動聽。在先進國家社會中，尤其西歐北美社會，財富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是獲致權力的一個手段，不管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或其他的權力，它也是較高社會地位的一個標誌。但在古代的印度及我國社會中，是僧侶階級與士大夫階級而非有錢的商人（或企業家）受到尊敬。
但是，時代在變，觀念也在不斷的變。現在大多數的人認為正當的追求更多的財富是無可厚非的，而追求財富的努力隨是否希望獲得財富而定。在美國有錢人的地位要比在英國有錢人的地位為高，而英國有錢人的地位又要此在緬甸有錢的人為高，有錢在社會上地位的高低，可以用來概括說明何以經濟成長率在這些國家不同的情形。
在任何社會中權力與地位均密切相關心所不同的是富人如何運用他們的財富，以及他們如何獲得這些財富。經濟進步的社會中，大多數富人把錢用來投資，他們的錢也大多來自投資；而落後國家中的富人則大多花在「炫耀性的消費」上，他們的錢則大多來自祖宗遺產及地產上。因此一個社會如果重視有錢的人，而且他們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同時他們的財富大多來自投資，亦用於投資，那麼人民經濟化的意願就會強。

眼界為何受阻？

（三）有限的眼界：人對物質財貨發生慾望最基本的原因是人民要瞭解這些物質財貨的存在，以及懂得如何去使用。因此，先要瞭解是那些因素阻止了人民的眼界。一般說來因素有四：
第一是累積的有形資本（Physica1 capital）。此即意指享受某一種財貨必定先要一個可享受該物質的環境。例如，住在赤道附近的人，毋需暖氣設備；沒有電的地方，無從用電冰箱或吸塵器；沒有公路的地方，無從開汽車。很多貧窮國家並沒有這一環境，因此對物質財貨的慾望就大大降低了。
第二是累積的文化資本（cultura1 capital）。此指一社會累積知識的背景。如果文盲率高，報章雜誌、書籍、以及興文字有關的各種消費都極低；如果人民對體育不感興趣，那麼運動設備的需要也就有限。
第三是習俗與禁忌。如果新式的時裝被視為奇裝異服，那麼時裝設計亦無從興起；如果豬肉被禁止食用，那麼屠宰業也就大受影響。
第四是由於市場情報、廣告等傳播工具的缺乏導致人民的無知。因此有人說在較落後的社會即使有了錢，亦不知如何去花。而這種花錢的方式，以西方人的眼光來看是花得不當的。西方有錢人樂意把錢花在購買新的物品，以及他以前未曾享有過的物品上，而落後國家的人民可能把錢花在同一個物品上｜更多的酒、更多的衣服、甚至更多的「妻子」。
把這段話綜合起來說，即當物質的環境改善、文化資本增加、傳統的力量削弱，以及對新財貨的知識傳播加快，那麼人對財貨的慾望亦增加，經濟化的意願也就較強烈，經濟發展也就更容易。其中以知識一項最為重要，它是打破傳統、禁忌、改善物質環境等的主力。
以下再進一步討論人民對獲得財富所需付出的代價的態度，這主要在於人民對工作的態度以及對冒險精神的態度：
（一）工作的態度：如果一般人民，尤其上層階級，把工作視為一種美德，社會鼓勵人民多工作、少休閒，那麼人民就會樂意以較多的工作換取較多的物質財貨的享受，也就有著強烈的經濟化意願了。何以地域之間會對工作有不同的態度？一般說來，自然環境及文化傳統的影響較多，生理因素的影響較少。而工作本身是否繁重、枯燥、消耗體力、及工作環境亦有影響。
這我們要注意一點：人民有工作意願甚至有工作較久的意願，並不保證經濟一定可以發展。而在於工作時，是否運用更多的知識、技術、資本來從事投資、專業化、或貿易。因此，經濟發展與工作的關係不全在於人民是否工作得勤勞，更在於人民是否工作得有效，即是否能以有效的方法生產。
我國人民素以勤勞著稱，但是幾千年來我國並沒有獲得高度的經濟成長。魯易士教授指出：「工作辛勞與資本形成是促使經濟成長的一帖良方，單有資本形成而缺乏工作辛勞，仍然會產生經濟成長，但是單單工作辛勞而無資本形成，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則微不足道。」
（二）冒險的精神：此即意指願意不受傳統與禁忌的約束，擔當風險，轉業及遷徙來從事經濟活動。

需要非私人關係

傳統與禁忌可能會以多種方式限制各種有利的機會。例如：它可能限制資源的有效利用，印度的牛即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而非為一個生產的工具；禁忌亦常反對家庭節育，使人口問題日趨嚴重；或不鼓勵人民做些微的勞動工作。
經濟發展也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變，尤其在從事貿易、借貸、僱用關係時為然。如果這個關係只發生於親友鄰里，或一村一鎮，或同一宗教、同一團體之內，則經濟活動勢必大受影響。也就是說，經濟發展需要人與人間建立「非私人的關係」（impersonal relationship）。這就是何以一位美國駐台顧問在一九六一年臨別演說中指出：「中國人不把金錢託付給陌生人，不讓金錢流出家族範疇之外的古老觀念，在現代工業化的社會中，是有害於整個國家的福祉的。」
經濟進步的社會，一個契約或合同的訂定，是根據利潤而非根據血統關係或個人好惡。在落後國家中，各種關係了血統的、裙帶的、同學的、同鄉的關係常必須被考慮在內。重視這種關係，即是缺乏冒險精神的一例。依賴「非私人關係」需要有一點冒險的精神。我們應時時記住：利潤與風險常形影相隨。
一個人是否肯擔當風險常隨一個人的氣質、習性、資產的雄厚與否與傳統影響而定。單就資產雄厚與否而論，一個人的經濟基礎愈雄厚，一個人也就愈敢冒風險，在極端情況下，有時赤貧者亦敢孤注一擲。因此，一個社會如果富有者或赤貧者多，那麼擔當風險的人也要較一個平平的社會為多。

大家庭的牽絆

轉業也是擔當風險的一項。傳統社會中，職業通常世代相傳、有時孩子為了基於傳授衣缽的孝心，勉強從事某項職業，卻埋沒了他可能在其他方面的長處。有時即使有更好的職業、更多的賺錢機會，也因不願離開故土而放棄。但是經濟發展需要這種職業上的流動或轉業，例如一個人囗稀少的地力發現了新的資源，或老舊有地方的資源已消耗殆盡，那麼此種流動乃為必須。
這種遷徙又因一種情緒（鄉士觀念）、外界的壓力（如災害、戰爭、人口過剩等）及那個遷徙的目的地之吸引程度（如氣候、語言、習俗、經濟上的遠景）而定。與鄉土觀念不可分的是大家庭制度，大家庭制度一般說來對經濟發展並不有利，因為一旦當一個人有很多人可倚靠之時，就缺乏進取心；且當他賺了錢被大家拿來享用時，也就影響了他的進取心。因此，大家庭制度與高度的經濟成長率很少並存。
歸納起來說，經濟發展需要有人（但並不需要所有人）肯擔當風險，社會肯擔當風險的人較多，那麼此社會的經濟發展的速度也可能較快。影響擔當風險的因素有傳統、習俗、禁忌等，各國不同，同時在一國的歷史過程中也不同。
這有一點需要強調：經濟活動是人類活動的一環，它不僅受各種經濟因素支配，也受文化的、社會的、政治的各種因素影響。在上面述及影響經濟化意願的因素中，很多即是屬於文化及社會方面的。因此我們總結：要一國經濟起飛，同時也需要文化、社會、政治等同時起飛。

五、幸福公式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薩孟遜教授，曾經根據東方的人生哲學，提出一個「幸福公式」：
個人幸福=物質財貨÷消費慾望
從這個簡易的公式中，讓我們列舉其中的三種可能：
當慾望不變時，「幸福」興「財貨」成正比：財貨增加，幸福也隨之增加，財貨下降，幸福也隨之下降。
（二）當財貨不變時，「幸福」與「慾望」成反此：慾望下降，幸福增加；慾望上升，幸福下降。
（三）當財貨與慾望一起增加時，如果財貨的增加速度超過了慾望的增加速度，幸福仍然增加；如果財貨的增加速度低於慾望的增加速度，幸福就會減少。
在我們每人所得逐年增加的情況下，經常可以觀察到第三種的例子。
圖二中的Ａ與Ｂ說明這兩種可能。
這就是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的有識之士會大聲疾呼要降低對物質財貨的慾望，即是要避免圖二之中Ｂ部份的例子。同時有識之士也不斷呼籲政府各階層不要以聖誕老人自居「不切實際地空放諾言，增加人民對各種公共財貨的要求．而同時又很難說服人民來負擔提供公共財貨的成本。（編者註：因篇幅限制，附註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