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半導體業為何超前？ — 以美國資金攻美國市場

　一九七四年，中華民國政府特別設立電子研究所，開發積體電路技術。兩年後，韓國政府才原本照抄，設立韓國電子技術院（ＫＩＥＴ）發展積體電路。一九七九年，台灣電子所就從ＲＣＡ引進積體電路技術。同年，聯華電子成立，開始大量生產積體電路。韓國工業卻直到兩年後，三星集團才開始涉足半導體業。
　台灣這種一路領先的情形，到一九八五年卻有了改變。韓國四大電子集團–三星、金星、現代、大宇僅僅兩年內就令日本、美國半導體界刮目相看。美國電子業的雜誌、報紙都爭相報導韓國這條新加入半導體世界大賽的小龍(New Kid inTown)。日本半導體業者也默默注視韓國對手的一舉一動，最有趣的例子，是當毫無經驗的大宇集團想藉買下日本東芝投資合作的大漢公司，來要求東芝轉移半導體技術，東芝馬上悄悄從韓國第四大電子廠商大漢撤資，拒絕轉移技術。
　
等得越久、落後越多
　
　韓國能在短短兩年內引來所有的注意、關切、甚至憂慮，策略運用得當是重要的原因。比較中、韓半導體發展策略，韓國業者在國際化上的努力與大膽投資、行動迅速都讓業者咋舌。
　矽谷電子業觀察家，國際微電子商業公司董事長顧屏山分析，台灣就是動作太慢，「等得越久，落後就越多，唯一的要訣就要很快做好投資的決心，」他說。
　三星電子商業發展部一位主管，在他矽谷明亮寬敞的辦公室不急不緩地承認，半導體行業的致勝之道，就是短期內密集的大量投資。
　韓國在投資策略上的表現，的確比台灣業者游刃有餘。根據韓國方面的報導，從一九八五至八九年，韓國將在美國與韓國投資十億美元，發展超大型積體電路。韓國各財團除了本身有雄厚的財力外，政府也以低利迅速的貸款大力支援。
　由聯華資助六五％股份、新近在矽谷成立的亞瑞公司(Unicorn)總裁楊行憲，就羨慕韓國的「借貸策略」(debt strategy)，「韓國敢投機，不管錢從那來，砸下去就對了，」他說。
　借美國資金，在美國發展產品，打美國市場，的確是韓國半導體業者策略中很重要的一招。
　以現代電子為例，就毫不費力地向美國銀行（ＢＯＡ）借得三千萬美元，馬上在通往矽谷的重要高速公路一○一上，樹起醒目的綠色招牌。除美國銀行外，花旗等銀行也跟進貸款給現代。新加入半導體行業的大宇集團，也有花旗及加州全美銀行的貸款資助。韓國集團的借貸能力跟韓國企業國際化的成功有很大的關係。
　
韓國出手大方
　
　合作投資是韓國業者募集資金的一個重要策略。允許國際性大公司控有股權，雖有外資控制之慮，卻有其他—如技術轉移—方面之利。金星集團就大膽接受美國電話電報公司（ＡＴ＆Ｔ）投資，讓出四四％股份，使美國的電信巨人介入金星在世界半導體大戰中的成敗，並且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發展出來，目前市場最搶手的64K DRAM超大型記憶積體電路的技術，金星有權取得。
　台灣在吸引國際資金的策略上就遠遜韓國。韓國業者在大膽靈活地運用海外資金時，台灣卻還只能往海外投資。國善的頭期投資，有七五％股份來自政府補助，和交通銀行開發基金；茂矽也讓太平洋電線電纜買下六○％股份；剛成立不到半年的亞瑞–承包特製超大型積體電路的設計公司–也需靠聯華支持六五％的股份。台灣的策略是花大筆資金資助矽谷華人新成立的小公司，韓國的策略則在用美國資金攻佔美國市場。
　韓國半導體業者不僅出手闊綽，而且著重長期投資計劃。幾乎四個韓國廠商都對超大型積體電路有四或六年的長期投資計劃。台灣廠商的投資計劃卻往往不超過三年，長期計劃只在政府內部議定，政府發展超大型積體電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八四–八八），決定撥七億五千萬美元的預算，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八九–九三）則尚未發佈。
　
韓國財團不擔心賠錢
　
　韓國民間企業的投資能力，聯華北美銷售推廣經理陳旋旋認為在於「私人企業聚集資金的能力」，替聯華負責美國行銷的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石卓逸更坦白指出：「韓國財團不必擔心賠錢，聯華就沒有賠不盡的資本。」比較「安全」的作法，石卓逸認為，就是以利潤為明年投資的考慮。
　韓國半導體業者在投資策略上的國際化與大膽靈活，在技術轉移策略上也見真章。韓國廠商的名字短短兩年內就紛紛與世界超大型積體電路界最響亮的名字掛上鉤。
　三星今年與美國半導體業翹楚英特爾公司(Intel)簽下技術合作協定，合作生產256K DRAM與微處理器等產品，供亞洲市場行銷。金星雖然在矽谷聲勢不及三星、現代浩大，卻默默在為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及美國第五大高級徵裝置公司ＡＭＤ生產64K DRAM；並且為美國重要的微處理器生產者Zilog負責在亞洲的製造和銷售。
　
大宇出兵最遲
　
　大宇雖然出兵最遲，卻也別出一招，與加拿大北方電信(Northern Telecom)技術合作，大量生產64K DRAM。現代集團雖聲稱要開發自己的技術，仍與矽谷的國際CMOS科技公司合作開發市場上還鮮見的1K EEPROM超大型記憶積體電路，並將從英國的Inmos轉移下一代的256K DRAM高級科技。
　台灣的聯華與電子所雖然分別與海外的國善、茂矽、華智、與亞瑞等華人公司有技術合作關係，卻一直不能搶到美國大公司的技術合作協定。現代集團的樸西尼歸因台灣的國際政治處境，他認為「風險因素」，是美國廠商選擇韓國做為轉移技術、大量生產的基地，而捨棄台灣的原因。
　聯華的陳旋旋卻更落實地承認，是台灣的仿冒名聲帶來的遺害。台灣的模倣能力太強，少許修改就能搶盡原技術擁有人的國際市場，加上太高的生產力以及廉價的攻勢，「台灣給人很奇怪的印象，」他半憂半喜的論道。於是台灣不採合作投資的方法，做為技術轉移的策略。國善總裁顧德凱就認為韓國用技術合作方式「買」來的技術絕不可靠，「沒有人會賣最先進的技術給其他生產者，」他說，而國善帶給台灣的技術，卻是將台灣積體電路能力從三微米提昇到一•五微米的精密程度。
　
利用美國的腦子
　
　聯華的陳旋旋進一步指出，韓國的生產技術不及台灣，而大量生產精密超大型積體電路過程中的品質管制，是控制未來成本的最大因素。例如美國阿泰利(Atari)個人電腦曾使用三星64K DRAM，結果品質太糟，只好馬上停止採用。加上美國與韓國技術轉移的協定剛起步，到底有多少「技術」能真正移轉成功，還待觀察。台灣工程師的能力，比較起來，就強過韓國太多。
　韓國廠商雖然承認高級人力的缺乏，但卻能在策略上，採取他們已經國際化的優勢，善用美國人才，打進美國市場。
　三星與現代為延攬美國的人才，紛紛在矽谷成立設計及生產中心，國際微電子商業的顧屏山稱這是「借用他們的腦子」。三星電子移師矽谷時，僅六個月的時間就到美國各大公司挖到一批人才，開出美國64K DRAM的生產線。現代去年在矽谷人力市場掀起的一場挖角風，也令矽谷廠商側目。一進矽谷，現代就招募五十多名工程師，其中七○％都是美國人。矽谷的尋才專家並指出，有經驗的工程師年薪通常已達四–七萬美元之間，現代竟曾有動用十萬美元年薪挖角的紀錄。
　韓國業者這種借用外國人的腦筋為其賣命的做法，在台灣業者的眼就不夠可靠，海外華人公司多是僱用中國移民，尤其在工程部門。只有行銷部門，才較肯接納美國人。
　韓國財團式的內部配合經營方式對攻佔市場尤有貢獻。以大宇集團為例，舊金山辦事處負責人吳瑞在熙攘的商業區指出，大宇跟美國群領電腦公司(Leading Edge)訂有五年合約，從一九八五年七月起每年將生產三萬部能與ＩＢＭ電腦相連的個人電腦，而大宇初期生產的256K DRAM將用於這些個人電腦上。這種內部件交流的策略，顧屏山稱為向後連鎖(backward integration)。柏克萊國際商業研討會指出，當年財團式經營的日本半導體業者，能夠超越獨立經營的美國半導體業者，原因也在此。
　韓國行銷策略另一步棋，就是藉著技術合作協定，替外國技術主攬下東亞及東南亞市場，直接跟日本產品競爭。然而，顧屏山卻對這種策略不樂觀，「美國把技術給了韓國是有目的的，遠東市場你（韓國）就要負責，」他說。Zilog發言人蘇普金承認，金星雖有權銷售Zilog產品，卻只限於亞洲市場。韓國業者也指出，金星與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協定，同樣會阻礙金星進入美國市場。
　
手筆不同
　
　台灣在行銷上，也採相同策略。聯華今年四月買下瀕臨倒閉的矽谷公司Synertek–半導體業之母Fairchild分公司之一–產品銷售權，準備在台灣生產同類產品，到美國銷售。聯華北美產品企劃經理何銘森卻指出，台灣已有製造那些產品的技術，目前只是買下Synertek產品在美銷售權而已。
　儘管兩國行銷策略略同，但在手筆上卻又有差別。韓國廠商無論在銷售網與廣告活動上，陣容都比台灣堅強。各韓國公司都早備有印刷精美的產品介紹與幻燈簡介，而聯華的彩色產品簡介卻直到今年四月才從台灣運到。
　財大家粗使韓國半導體業者在矽谷備受注目，不少觀察家已將韓國視為亞洲四條龍最強的一條，日本的新聞界也承認韓國未來在高科技上對日本的威脅。連幾乎置身事外的歐洲共同市場（ＥＥＣ）都警告韓國應注意報復性的貿易抵制，因為韓國在消費與工業電子發展上已成歐洲各國眼的「新日本」。
　兩年前，許多半導體業者還會毫不猶豫指出，台灣是四條龍中的龍頭。但事過境遷，一九八五年四月，大宇集團在舊金山的吳瑞卻已慢條斯理地說：「台灣在電腦上還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在半導體上就不行了，現在只有日本是我們的對手。」
　事實上，他說話的同時卻也正是矽谷半導體業滑入谷底的低潮。半導體價錢大落，最熱門的256K DRAM從美金十元強的單價跌至不到一元。計劃每月生產三千片五吋晶圓64K DRAM的三星半導體，據遠東經濟評論報導，今年將面臨財政赤字。
　韓國大膽躍入矽谷超大型積體電路競賽，直接與美、日世界兩個主要生產者競爭，短期看來似乎時機不對，而且風險太大。但是無數的研究報告都指出，日本能在一九七九年突然躍升世界超大型積體電路壇主，抓住美國16K DRAM四○％的市場，也就因為日本在美國電子業不景氣時孤注一擲。韓國現代集團總經理曾豪語：「這行業的確有風險，但是在我們估計下的風險，我們一定要成功。」
　現代負責人敢有這樣的豪語並非全無根據。現代電子去年光是半導體投資計劃就是四億四千萬美元。相較之下，台灣只有政府能有這種氣派。業者透露，去年十一月徐立德任經濟部長時，政府曾準備提供一億美元開發基金發展超大型積體電路，隨著徐立德的離職，這個計劃已被冷藏。
　
「低地」心態
　
　一九七四年，台灣就已經開步往積體電路工業前進，一九八三年，台灣的技術也還讓其他亞洲競爭者拜服，韓國卻在兩年內大步直追而上。韓國「致勝」的決心有決定性的影響。
　柏克萊政治系教授詹鶽(Johnson)批評台灣有「低地」心態(low-land mentality)，總不認為自己可以成為世界第一，於是總在忙著尋找市場的縫隙(niche)，而少專注去「贏」主流中的大戰。
　聯華的陳旋旋同意中國人的特質在「腦筋動得快，很會找niche，」但是韓國致力贏得「第一」的心態卻也值得深思。
　台灣是否能在未來兩年內贏回四條龍中半導體「第一」的頭銜，不僅要看政府是否有「決心」支持第二期超大型積體電路發展五年計劃，同時也還得靠這場競賽中各選手贏的熱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