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工業國認清自己．全力一搏 — 二十一世紀企業全球戰略：第十章

書名：二十一世紀企業全球戰略
Triad Power-The coming Shape of Global Competition
作者：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
譯者：王慧堂、郝明義
出版時地：一九八五年七月
　　　　　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天下叢書）
　
　當我把本書的大綱給幾個朋友過目後，他們都認為我過份強調日美歐三大戰略地區的重要性，會被人誤解為在傳播新殖民主義。我對這一點非常瞭解。但是身為數家國際大公司的顧問，我不能夠幫助他們逃避現實。我應該指出現實世界的趨向。
　許多家西德大企業最近都面臨全球競爭力減弱的危機。這是因為一九七○年代期間，這些大公司放棄在日本與美國的投資、以及參與科技合作的機會，決定在拉丁美洲、中東、非洲等競爭不激烈、當地政府態度友善的地區投資。當時，他們紛紛在和歐美文化相去其遠的叢林內大蓋工廠，打下了錯誤的第一個椿，這些公司應該投資於能使他們主要科技更上層樓的事業，而與美國、日本並肩發展。
　現在這些企業必須為此付出巨大代價。為了趕上自動化的潮流，在電子、電腦、及機器人裝備方面花費不貲，可能永遠不能回收。
　而七○年代在開發中國家建立起的事業，卻因為敵不過美、日的競爭，或因當地政權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以致王能賺錢。發生了問題，不管這個國家市場潛力多小，都使總公司管理階層牽扯各種政治、社會性敏感問題，而產生莫大的困擾，而且最後都必須派高級幹部去緊急救難。
　
不能避開ＪＵＥ
　
　因此，我不建議任何跨國企業逃避在ＪＵＥ（日本、美國、歐洲）三大地區經營的趨勢。已經在開發中國家建立了穩定事業的大企業，不必貿然撤退，但是也不必冀望這些海外事業，能夠對增進母公司的國際競爭能力有所貢獻，除非這些海外事業執意加入三大戰略地域，而展開一連串的活動。
　那麼，我們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二大戰略地區國家跨國企業，在開發中國家該如何做？一些學者（包括部份我的同事）主張開發中國家是未來的舞台。我同意以人口發展趨勢向而言，世界的確朝著開發中國家的方向發展。但是其他的方面，我就難以同意了。
　以ＧＮＰ為例，三大戢略地域ＧＮＰ總和，在一九六○年時約為全自由世界經濟總和的七五％，一九七○年略減為七三％，今日則為七二％。二十年來的變化非常小。
　
日美歐成長快
　
　這種援慢的結構性變化，不大可能對發展企業策略有明顯的作用。更何況，七五％至七三％的二個百分點變化的主因，是六○年代歐洲經濟的衰退，而非開發中國家的成長。因此，日本與美國遠較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less-developed-countries）成長得快，而且歐洲至今仍佔全世界GNP的二五福，是三大重要而成熟的市場之一。
　總體經濟學的資料，往往誤導了企業擬定發展全球策略的方向。眾所周知，一九六○年代的英國及後來的法國的經濟衰退，是造成歐洲共同市場成長緩慢的主因。而美國中西部和東部的衰退，雖有西部和南部農業區的快速發展，仍然造成了美國的緩慢的成長。速成長的數州中，加州的經濟力量在巴西之上，德州的「州民總生產」則比東協（ASEAN）諸國GNP的總和還高。IBM每年平均營業額四○○億美元，銷售淨附加價值（net value added sales）二五○億美元，幾乎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總生產額的一半（表一）。因此，三大戰略地區及地區內的企業發展速度仍然遠較所謂的開發中國家為快。
　日本經濟則是高成長工業與低成長工業的混合體。雖然ＧＮＰ成長以前有一○％到二○％，現在降到四％，但是日本工業仍有許多成長的機會。有數十家的大工業每年都成長一倍，這些工業的特色之一便是他們投資回收潛力大、附加價值高的產品。如果我們以附加價值分類，會發現附加價值低的工業品有轉移至低度開發國家生產的傾向，而高附加價值工業品，則不論生產或消費都停留在已開發國家中。高附加價值工業品獲利潛力，較中或低附加價值工業品為高，當然是不在話下。
　工資很高的三大戰略地區國家如果當年不肯放棄低附加價值工業，轉而投資高科技事業，今日就不可能提高工業品的附加價值。在這些國家中，不但金屬治鑄工業被視為過時，連柴油引擎、彩色電視都漸漸被視為獲利率低的工業。我的一位在美國的同事艾利時，羅斯（Elliot Ross），形容這一類產品為「技術普及產品（engineering commodiy）」，意指這些是半科技產品，縱使設計及生產需要相當的純熟度，但卻不是純熟或艱難到新生產者趕不上的地步。
　這種產品的新生產國包括韓國、台灣、墨西哥、香港及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ＮＩＣ）。如果在高薪資的三大戰略地區內生產這類技術普及產品的企業，不在設計或生產上求突破性的改進，將無任何獲利潛力可言，成為「結構性衰退」的工業，因為產品價格會完全操縱在生產成本較低的新興工業國手中。如果人為操縱價格，很可能招引國內很多「我也來插一手」的投機競爭者，因為每個在衰落工業中的人，都想找容易賺錢的方法來多角化。^L
　如果能將需要相當科技基礎的「技術普及產品」搬至低工資卻有大量生產技術的國家生產，真可說是最佳組合了。但是三大戰略地區內企業在低工資國家設工廠，勞工成本固然低，卻必須忍受高變動成本。美國紡織業便是一個只尋求低工資，卻不改變經營方法的例子。
　
追求低工資
　
　過去一世紀以來，紡織業先起於美國的新英格蘭至阿帕拉契山脈，一九六○年代移至日本、韓國和台灣。一九七○年代起，再度南移至印尼、菲律賓、印度、斯里蘭卡。每到一處，紡織業首先在當地掀起五年左右的希望，第二個五年開始引起很大的問題，然後總公司決定再度將工廠南移。也許一九九○年代，紡織業會再度搬家，移往中國大陸，而大陸的十億人口會提供紡織工業一個永久性基地。
　一個企業，不論如何的重視安定性，如果為了追求低工資而移往他地，頂多只能賺到五年的競爭力。低工資的勞工多半沒有什麼專門技巧，只能做一般性的工作。假如「新加坡是裝配消費性電子器材的最佳處」的說法傳開，那麼每一個人都會把工廠搬過去。事實上，這情形的確在一九七○年初期發生過。當地工人的工資固然低廉，但是管理人員卻不容易找到，各公司紛紛以高價為餌，爭相挖角，使得白領階級薪資水漲船高，節節上升。
　新加坡人人以換工作為樂事。有人說這是因為新加坡人口中的七○％為中國人，而他們一向以不停的換較好的工作，最後回到自己家族事業者稱。但是新加坡人事變動率遠在台灣、香港等其他儒教文化區域之上，因此，我們只能將新加坡跳槽現象解釋為經濟擴張的速度，遠超過培育合格管理人才速度的結果。而對終身僱用制度根深蒂固的日本而言，除非新加坡能抑制人事變動率，否則日本不可能在當地做長期的人員或設備性投資。
　白領階級的薪資帶動了物價的上漲和勞力市場的競爭，因而帶動了藍領階級的工資上漲。新加坡式的解決方法便是自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等地進口廉價勞工，這情形在裕廊工業區內的碼頭一望可知。
　儘管如此，候鳥式的跨國企業仍然無法忍受新加坡的高工資結構，很快搬到海峽對岸的馬來西亞柔佛州，或是斯里蘭卡的可倫坡，也就是，移至廉價勞工的出口地區。
　松下公司在新加坡則以完全嶄新的手法，成功的扶植了一個工業的成長。松下在當地蓋了一座壓縮機工廠，設備與技術水準都和日本國內工廠相當。年產量三百萬台，除銷往東協國家、中東、歐洲外，還可以外銷美國。
　因為當地工資比三大戰略地區的國家要低，在現代化生產設備與大量生產的條件下，非常容易打入美國市場。目前這家工廠銷往美國的壓縮機，約佔美國冰箱用低層次壓縮機市場的三○％。
　
松下戰略
　
　另外，以相同的戰略，松下在馬來西亞雪蘭峨地區設立了一座冷氣機工廠，設備是一流的。雖然當地勞工的生產力只有日本的一半，但是工資只需日本的十分之一。因此，這家工廠能生產這個地區內最便宜的冷氣機。
　像松下這般對開發中國家重視的例子，非常令人振奮。我曾參與過數個亞洲國家的工業政策委員會，深深地對所謂的南（開發中國家）北（已開發國家）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感到痛苦。因為在過去十年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國民平均所得，一直保持在五至十倍之間。
　事實上，一般以資源立國的國家，如石油輸出國家組織（ＯＰＥＣ）會員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經濟嚴重受到自然循環的影響。而國內本身也無法訓練足夠的人才，使整個經濟制度轉換至有附加價值的工業國。泰國、菲律賓等有少數天然資源的國家，多半仍以依賴出口第一級工業成品–橡膠、糖、棕櫚油–為生，但卻為這些天然資源價格的忽高忽低而苦。所有產品及資源主要的主顧都是三大戰略地區的國家。
　就這一點而言，紐西蘭與澳洲並無不同，他們都是三大戰略地區國家的原料供應來源。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日本打個噴嚏，東協很可能得肺炎。」
　韓、港、新等新興工業國也有別的煩惱。他們取代了三大戰略地區許多勞力密集的第二級產業，因而得以成長。但是主要的零件仍需向三大戰略地區國家進口。稍事加工後，再將成品出口至三大戰略地區國家消費。
　
向上發展
　
　例如，許多新興工業正在發展半導體工業，卻不投資在上游製造過程–如無塵室（cleanroom）的設立。只是進口在無塵室做好的半導體晶片，空運到菲律賓、馬來西亞，進行接合、裝配、包裝等勞力密集的工作。而中、韓、港、新等新興工業國則將主要的半導體零件買回後，用在製造手錶、電視機、電動玩具上。
　新興工業國目前面臨一大難題。為了增加產品附加價值，這些國家勢必得進一步，或者向上游發展零件或各種裝置，或者朝下游發展獨自品牌的市場及供銷但是兩者都是非常困難的工作。
　首先，建立上游工業必須有巨大的經營資源，特別是資本及技術力。以半導體工業為例，上游工業中有一部份是生產晶片、業界間競爭十分激烈，目前三大戰略地區中仍然生產此產品的公司僅餘六家。半導體工業另一重要的關鍵為無塵室，僅建造設施便需花費一億美元以上。而為了獲得較高良品率，並維持競爭力，無塵室必須由有技術、有紀律的勞工操作才行。
　韓國及台灣因為具有卓越的教育制度和高資本形成的潛力，進入了半導體市場。但是至今不能獨立製造獲利率較高的產品，如高速的64K及256K記憶晶片、砷化鎵（一種代替矽的新材料）半導體等。因此，包括中韓兩國在內的新興工業永遠在先進國後面追趕不停，而且一不小心，這些國家很可能淪為永久性「技術普及產品」生產國，不論產量如何大，利潤都非常有限。
　新興工業國的另一項抉擇便是向下游發展。然而，為了提高收益，這些國家必須發展自己的品牌和貨品行銷系統。但是誰會聽過發展中國家的品牌？儘管各國大力宣傳，至今，還算普及的牌子仍然寥寥無幾，僅印度的「巴特」（Bata）牌鞋子，馬來西亞的「雪蘭峨」（Selangor）鍚製餐具，韓國的二星（Samsung），及台灣的大同消費性電子製品等等而已。
　為什麼這些在本國有飛躍性成長的公司和品牌，在海外卻不為人知呢？這是因為這些公司主要外銷零件或為其他廠商而做的半成品，是完全依照三大戰略地區的企業所要求的規格製造，最後以他人品牌在市場銷售。他們本身由於缺乏設計商品的能力，所以無法製造出獨特、吸引消費者的商品，以高價在市場上銷售。因此，這些國家的產品永遠只能放在三大戰略地區的廉價品部門。
　新興工業國家的工業品不能得到合理的價格，卻讓三大戰略地區的下游工業獲得巨利。例如，新興工業國彩色電視機售至外國零售商手中的價格，通常僅是市場標準售價的一五–二五％。所以，新興工業國家除非自己建立貨品配銷體系，否則在現行體系下，很難增加利潤。
　
建立品牌花費大
　
　而且，在三大戰略地區建立自己的品牌，不但昂貴，還要冒極大的風險。「新力」（Sony）及「國際」（Panasonic）僅在美國建立品牌聲譽，即花費了數十億美元。而東芝、三洋、聲寶、日立、ＭＧＡ、ＴＥＡＣ、赤井、Epson、先鋒、山水、精工、卡西歐等都各在媒體及經銷商上花費了一億美元以上，以打開自己品牌的名聲。
　許多消費性製品的製造費，遠不及在三大戰略地區建立品牌的花費為大。以我長年做日本公司顧問的經驗，歸納出一條不變的道理：「如果想在三大戰略地區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僅花費於宣傳品牌，讓他人感覺到新品牌的存在，至少就要花費一億美元的資金與五年的時間。」而這只是最低條件，如果少於上述數字，業者還不如維持原來利用他人品牌的做法。
　少數新興工業國企業以大量的金錢與人力，投資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開發。台灣大同公司一九八二年在芝加哥消費性電子產品展上以音響設備獲獎，極具有意義。韓國的現代、樂喜金星、三星等大企業集團也在朝同一方向努力。事實上，韓國的大財團早就在造船、工廠營造工程上，利用勤勞、有高度工作熱忱、低工資的工人，進軍世界，並取得一席重要的地位。這幾家大企業集團不但能夠提供最低的生產及服務價格，而且不必投資於昂貴的創造品牌及行銷。他們掌握了市場的夾縫。
　然而，新興工業化國家如果朝這個方向努力，以期追上先進國家生活水準，就要面對另一大難題。因為新興工業國都得從三大戰略地區的企業巨擘手中買得藍圖及專利生產，而不是成為他們的高附加價值產品的主要承造者，除非新興工業國的企業大量投資，產品價格不可能提高。
　
國內市場要充足
　
　而且，就算所有新興工業國的科技及行銷水準都達到三大戰略地區國家的水準，他們仍有一場苦仗要打；必須有充足的國內市場。三大戰略地區國家的大部份，對國內市場的依賴程度都遠超過外銷。日本雖號稱貿易王國。但是外銷比例僅佔ＧＮＰ的一三．三％。美國國內市場龐大，出口額僅ＧＮＰ的八％。西德、義大利、英國、法國的出口總值各佔ＧＮＰ的二六％、二二％、二○％及一八％。每一國人口均在五千萬以上。除了義大利的每人ＧＮＰ為六千美元以外，其他各國都有一萬美元。工人平均年收入都在法國的一萬美元和日本的一萬八千美元之間。
　在這一方面，只有韓國，人口約四千萬左右，有希望在本世紀內創造出一個相當規模的國內市場。台灣人口一千八百萬，香港五百萬，新加坡僅二百五十萬。但是韓國的每人ＧＮＰ一九八一年時，為一七二○美元，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日本每年實質成長約為四％，韓國必須每年穩定的成長一五％，才能與日本在本世紀末並駕齊驅。然而，即使如此，因為韓國人口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所以即使在公元二○○○年時，韓國的市場容量僅為日本的三分之一。
　韓國尚且如此，其他國家更是不該再有「追隨日本」、「趕上西方」之類的觀念，而應另外開展建國策略。試想，台灣的ＧＮＰ如果從目前的四五○億美元（編者按：七十三年為五七八億美元）增加至一二○○億美元，平均每人ＧＮＰ就可和日本匹敵，但是，也只不過是兩個通用汽車（GeneralMotors）、三個ＩＢＭ、或是五個奇異電器（General Elrctrics）的營業額罷了。更別說他們對下游工廠業者及經銷、販賣系統的影響力了。新加坡目前的ＧＮＰ如加倍至二五○億美元，平均ＧＮＰ便與三大戰略地區國看齊了。然而它整體經濟力量只不過相當於半個日產或豐田、或是三個本田、五個神戶製鋼。
　因此，新興工業國必須集中力量於開發少數幾個表現優異的工業，而不應該將力量分散至各種各類不同的工業。唯有這樣，才可能培養出國際性企業，養活全國國民，並且確保他們的生活水準達到工業先進國水準。瑞士及荷蘭便是成功的例子。兩國規模最大的五大公司的營業額總值都達ＧＮＰ的五○％。
　
目標太多
　
　但是，環顧目前東亞的局勢，沒有一個新興工業國是朝這個方向做。他們將資源散播於太多的不同地方，使本國國民及外國投資者都感到迷惑。所有的國家都是這樣的：他們既想要石化、鋼鐵、電子、電腦、醫藥、汽車、紡織、電訊工業，同時還要建公路、築地下鐵、建立自己的航空公司和海、陸、空三軍。
　為了同時達到這麼多目標，只有吸收外資。許多國家以劃定免稅的加工出口區的方法，讓外人進入投資。對地主國而言，外國投資者並不全面參與當地經濟，而是只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工從事生產，在商品附加價植的增進、稅收的增加，與技術轉移上，對地主國都毫無貢獻可言。反過來說，一旦情勢不對，這些投資者便將工廠南移，留給地主國的是高工資和失業。本來，加工出口區應是一種手段，它本身不代表任何目的。除非地主國對於本國國民的將來有明顯的長期發展策略，否則，加工區只是能暫時解決經濟問題，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令人驚訝的是，今天不管開發中或新興工業國家幾乎對工業發展的優先順序，都沒有明確的計劃。這些國家應該瞭解，就算是有最好的策略、最徹底的實踐，他們成功的勝算也不算大。如果沒有一套工業發展的優先順序和實踐的決心，那麼失敗的機會就更大了。
開發中國家應注意事項
　雖然解決每一個國家的問題的方法都不一樣，但是以我歷任數國工業政策顧問的經驗而言，認為可以歸納幾個基本方向：
　一、認真辦教育。而不可以將受過高等教育者視為特殊階級，要教導他們不只求自我表現，還要進一步領導別人。
　二、選出幾個優先發展的企業，將他們培育至世界第一流的水準。然後再將支持這幾個工業的基礎結構，及上游或下游，按部就班逐漸建立起來。
　三、將進口替代產業，與鼓勵輸出產業分開，並以不同的方法管理。
　四、撤銷複雜的簽證許可制度和有關規定。因為這些手續、制度及規定，不但扼殺創業精神，並且容易造成貪污。
　五、利用老百姓的納稅建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結構–包括低價格的大宗物資及原料的供應，水電、通訊、交通等公用事業的建立。也就是將工業，尤其是輸出導向的工業，交給民間發展，而不必由國營事業代著。
　六、鼓勵勤奮的本國企業家。因為國家經濟的長期健康，是要以本國企業家將財富利潤重新為本國發展的多寡而定。
　
放寬投資規定
　
　七、鼓勵外國投資者以「當地國民一份子」的心態前來投資。也就是說，在當地建立完整的企業體，而不是只設立一個裝配廠或配銷中心。相對的，地主國也應該放寬規定，給予投資者在其本國銷售的自由。這樣，投資者便會安心的在地主國建立新式的設施。一旦企業有了世界級的競爭能力，地主國便可以正當地課稅。
　八、不斷的和外國投資者溝通，瞭解他們對地主國政府的看法與期待。每隔幾年便發表一次國家已有那些改革，並且設定的國家要政。
　我在設定這些方向時，無疑受日本現代建國經驗非常大的影響。我本人在日本生長，眼見日本政府將一億人口的國家改造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工業國。我仔細研究日本政府成功的策略後，更要再強調擬定策略，在競爭激烈的今日世界，實在重要。
　今日世界上有一五○個國家，都在激烈競爭。如果你的國家製造不出值得購買的商品，沒有人有義務，也沒有人會向你買東西的。政府無論如何苦心的製造一些人為的優惠，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誘因會消失，又期待政府給予其他的優惠。總而言之，「適者生存」仍是支配世界經濟的取大法則。
　聯合國貿易暨開發總署（UN Conference onTrade and Development）、東協、歐洲共同市場、石油輸出國組織等等的存在，便是想藉著這些超國家的聯合體，追求共同利益。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些組織都沒有能夠發揮預期的功能。
　新興工業國及低度開發國家基本上都是由一批國之精英管理。這些精英，較大多數的國民學歷高、知識閱歷豐富。他們經常代表國家出席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會議，有時會為了迎合國際團體的期望來做國家建設。譬如，他們建設港口，卻沒有顧到相關工業及基礎建設。他們很可能建造起一套公路或鐵路系統，容量相當於國家三十年以後的需要量。
　話說回來，本書的主旨是談論三大戰略地域，為什麼要討論新興工業國或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呢？因為在前幾章，我已闡明三大戰略地區國家近年來改變的潮流，並且說明了企業間組成超企業聯合體以爭取世界重要市場的必要性。對於三大戰略地區企業而言，這是他們生存唯一的機會。更不用說開發中國家了，他們不能再逃避現實，因為逃避現實只會使他們與三大戰略地區國家製造財富的能力越拉越遠。
　
世界級公司
　
　而在這一章中，我嘗試分析這種製造財富能力的差異的原因，並且建議開發中國家在政策上，多採用自由經濟模式，而儘量避免使用過時的政府嚴格管制政策。開發中國家大部份ＧＮＰ都不超過五百億美元。所以他們可以把自己看做一個「世界級的公司」，而不只是一個「由政府控制的國家」、「獨立的國家」。這種看法，一定會引起爭議。但是，會帶給發展中國家一個較實際而富活力的情景。
　那麼，三大戰略地區企業，又應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呢？他們應該如何和面對發展中地區呢？那當然還是我的一貫主張：兩者應以對等的身份，攜手合作，共組全球性超組織聯合體。沒有人能夠同時理解一五○個國家，並使每一國都能獲利，因為每一個國家都和另一個國家有所不同。
　然而大企業應該先選幾個可能做為事業伙伴的國家，真正深入瞭解他們，然後利用對這幾國詳盡的瞭解，與當地人民的關係及當地製造成本的低廉，建立起全球性企業。大企業應該拿出對母國同樣的效忠，來幫助地主國達到發展的目標。這種做法，顯然和為了逃避當地政府進口設限，而到當地設立小型裝配廠，以進入當地市場的「投機主義」大不相同。最後，大企業在某一個國家建立了一大型的企業以後，為了確保原料及零件的供應無債，以及採購、銷售、配銷的順利，應和鄰近諸國建立親密的連帶關係。
　再進一步，企業一旦在某國建立完善後，便可以做為鄰近國家的相關事業的管理人才的訓練中心。例如，中南美洲的主要語言是葡萄牙語與西班牙語，因此在中南美國家中育成的經理人員，可以調往這一區域中其他國家。這遠比自總公司調派不諳當地語言、行情的美國人前往管理，效率要高得多。
　
建立企業形象
　
　同樣的，在東南亞亦是一樣。當地主要語言是中文和馬來亞文。一名經過充份訓練、台灣出身的經理，可以被派往香港、新加坡，或是華僑人口比率高的馬來西亞、印尼、泰國任管理職。雖然每一國都有不同的文化、國情、風俗、民族性等，但是在同一地域內移動經理人員，應該比從外地，譬如日本，空降一個經理要合適得多。這道理在非洲及阿拉伯世界也行得通。
　歐、美、日三大戰略地區，再加上各該國的腹地可推廣而成四大戰略地區，以日本來說，亞洲是腹地，但並非指整個亞洲大陸。而是指數個有發展潛力，值得國際企業投資、培植、發展彼此關係的國家。全球性企業更能以世界公民的身份來解決財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南、北問題。
　一九六○年代和七○年代，跨國企業在一般人心目中植下了自私、剝削、獨裁的醜惡形象。這種形象不論是對地主國、投資國都毫無益處。
　如果認為我提議的模式可以接受，今後，在開發中國家投資的大企業，應該表現出合理、負責、有意義的企業風範。對大企業而言，現在是幫助開發中國家工業化的大好時機，因為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政府本身運作不良，與現實脫節，很難負起振興工業的大任。（汪仲任職於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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