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如何跨越科技鴻溝？

西歐的經濟成長緩慢，工作機會也少得可憐。在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後的十年間，美國創造了一千四百萬個工作，日本也多出三百萬個工作機會，唯獨歐洲共同市場國家減少了二百萬個工作。
　多半人都預測，在八○年代後期，歐洲的經濟仍將持續不振。
　歐洲的問題已經超越經濟範圍，帶來政治影響。前美國助理國務卿依格勃格（Lawrence Eagleburger）擔心西歐由於缺乏經濟競爭力，會越來越沒有自信，而且保護主義高漲，趨向社會主義。他更誇張地說，四十年後，西歐國家可能淪落為第三世界的顯貴。
　在過去十五年內改變美國面貌的加州矽谷人，也不屑談論歐洲。在他們眼中，歐洲只不過是一個好市場，他們真正的競爭對手是太平洋彼岸的日本。
　歐洲的悲觀主義時興時衰，這次比較特別的是，所有的恐懼都圍繞著一個主題：歐洲無法與美、日競爭高科技工業。
　但是，歐洲並非在所有的科技發展上都落伍。例如，歐洲的核能工業遠超越美國，空中巴士和美國波音公司搶訂單，在商用衛星發射上，歐洲也擊敗美國。歐洲佔有全球三○％的藥品市場，二七％的電訊設備市場（根據一九八二年統計），都超過了歐洲的生產毛額在全球所佔的比例。
　
缺乏創新能力
　
　把西歐國家視為一體也不公平，每個國家的高科技表現都不同。例如，法國長於核能、衛星發射和軍事技術；英國則在軟體發展上超越法國。
　儘管如此，大家都認為歐洲這回真的遇到麻煩了。具體的問題是歐洲在資訊工業表現太差，一般人更擔心歐洲缺乏創新的能力，無法創造新的高科技或低科技事業，增加工作機會。
　歐洲在電子業的紀錄從來就不好，而且每下愈況，表一顯示了西歐近兩年的電子貿易收支。
　在一九九○年以前，資訊工業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英國的麥欽陶顧問公司（Mackintosh International）估計一九八四年，資訊工業產值是三千億美元，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將高達一兆美元。
　歐洲共同市場的電子貿易收支在去年已經有九十億美元的入超。照這樣發展下去，一九九四年以前，入超會提高到每年二六○億美元。這個問題本身還不算太嚴重，因為工廠自動化的趨勢，使製造業創造的工作越來越少。在ＩＢＭ負責行銷研究的夏瓦指出，未來十年，即使每年資訊工業成長一五％，在一九九四年以前也只能創造一百萬個就業機會。
　更困擾歐洲的問題是電子產品的應用問題。根據專家推估，在先進國家，電子產品應用在八○％的工業生產上。美國的國防預算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九七○年，國防預算的二七％是用來採購電子設備，一九八○年躍昇為三四％，有人估計一九九○年更會成長到四○％。
　電子業的發展同時也增加了資訊從業人員。在先進國家，經濟的重心正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資訊人力（例如秘書、銀行家、寫軟體程式的人等以製造或傳播資訊維生者）逐漸多於生產人力（生產線工人、飛機駕駛員等）。
　為什麼歐洲不能從美國或日本買進資訊科技，用在自己的產品和資料處理過程中，而同樣達到經濟繁榮的目的呢？
　
電子業國際分工
　
　這是因為電子產品的國際分工在歐洲仍然發展得不夠快。歐洲的半導體消費量佔全球總消費量的比例，在過去十年中，從三○％降為一九％。生產量也下跌，十年前歐洲供應全球一四．五％的半導體，如今卻只佔九．五％。
　電子產品的生命週期縮短，更威脅到原本已經孱弱的歐洲。通常電子產品從構思到上市需要八到十年，這麼大筆投資現在必須在兩年內回收，否則就被淘汰。
　儘管如此，掌握新技術的公司並不急於出售技術。而且，即使歐洲能買到技術，由於技術日益複雜，產品生命週期縮短，很難及時精通買來的技術，在短期內商品化。
　另一個技術問題是，越來越多的電子系統把整個線路設計濃縮在小小的矽晶片上，採用矽晶片為產品零件的公司以及製造矽晶片的公司必須密切合作。例如英泰爾公司（Intel）要發展未來的微處理機之前，必定先徵求ＩＢＭ等大客戶的意見。結果，歐洲的電腦公司會比競爭對手晚知道下一代電腦的功能。
　資訊技術能力薄弱只是歐洲重病的症狀之一。
　一九五七年的美國十大半導體公司到了一九八二年，只有一家還上榜。歐洲的十大公司卻有八家迄今還穩居寶座。歐洲簡直穩健得可怕。
　為什麼說可怕呢？如今全世界正面臨經濟轉型，只有一百年前化學、汽車工業誕生時，才曾經引起這麼大規模的轉變。這種創造性的轉變有幾個特徵：首先是無法預測需求。例如十年前個人電腦還不存在，今天個人電腦已達一四○億美元的市場價值。第二個特徵是創造許多新公司，在商場上激發無數創意。第三個特徵是沒有人可以安穩地過日子，極力想保持穩定的大公司甚至比初生之犢還容易垮台。
　美國卻在這片創造性的混亂中繁榮起來。去年，美國有六十萬家公司成立，四萬家倒閉。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以公司成長的速度做為衡量創新的標準，結果發現了十六個特別能創新的行業，其中包括高科技工業，但也包括煤礦與百貨業等不時髦的行業。
　高科技創新替不在高科技領域的新產業製造了許多機會。美國商務部副部長馬里費爾認為，每一個高科技工作者產生了六至八個低科技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帶動了廣大的低科技產業創新的風氣。
　創造工作機會的都是些小規模的新公司。一九七七~八一年，美國不滿五歲的新公司產生了六○％的新工作。日本和歐洲的研究顯示，小公司扮演了相同的角色。
　歐洲在創新上的表現顯然不如美、日，每年淘汰的公司比例都小於美、日。
　
迷戀穩定的原則
　
　歐洲的問題是，當「穩定」已成為競爭的弱點時，歐洲還迷戀著穩定的原則。根據一九八一年的統計，將近三○％的美國人在過去一年換過工作，歐洲一九七七年卻只有一○％的人換工作。義大利一家電腦公司主管認為，員工與主管不求轉變、缺乏彈性，比高流動率對公司的傷害更大。
　限制西歐國家創新的因素很多，以下為其犖犖大者：
　－共同巿場中的不共同巿場
　年輕求變的歐洲公司必須肩挑美、日對手所沒有的重擔：歐洲共同市場會員國之間不同的商品標準、測試與檢驗規定、延誤時間的邊界關卡，以及對服務業的貿易限制，都令西歐國家付出代價，增加二○％的貿易成本，嚴重傷害了展翅待飛的新公司。
　美國的小公司可在產品外銷前，先在國內巿場測驗自己的實力，歐洲公司就辦不到。再加上研究發展費用提高，產品生命週期縮短，愈來愈難單靠一國市場收回成本。
　解決方法之一，是每個公司從一開始就準備打響全球市場。
　歐洲另一個市場重擔是顧客不夠精明。英國薩爾福大學副校長艾胥渥毫不留情地說：「在英國，什麼垃圾都賣得出去。」聽起來好像是廠商的一大福音，其實不然。因為如果有精明的消費大眾，會強迫廠商革新，使他們更有實力面對外來的競爭。
　艾胥渥指出，政府不應該把研究發展費用全花在新奇的研究計劃上，應該撥經費教育生意人更挑剔一點。
　
垂青國內大廠商
　
　－政府支出
　政府採購金額佔歐洲共同市場生產毛額的一七％。但歐洲政府在採購上犯了兩個錯誤：第一是偏袒國內廠商，尤其在電信設備採購上最明顯。
　此外，歐洲政府在採購時特別垂青大公司。對小公司和新興工業而言，政府的一紙合同可能就是生命線。美國用盡巧思鼓勵政府部門向小公司採購，最近的研究顯示美國小公司的銷售額，有一半來自政府的採購。
　歐洲恰好相反。過去，歐洲的信條是：只有支持全國最大的企業，歐洲才能和美國對抗，法國的六家大公司分享了一半的政府補助費，英國政府支持微電子工業的經費也有八○％流到五家大公司手中。
　政府的研究發展經費是創新的重要誘因。表二是幾個國家的研究發展支出。美國政府的研究發展經費大半用在國防上，過去美國的民間電子工業因為接受政府委託的國防和太空研究計劃，而獲益非淺。
　歐洲政府最近也大力支持電子工業研究發展計劃。例如英國的Alvey研究計劃將在五年內投資一億五千萬英鎊，研究人工智慧電腦。
　可惜的是，這些計劃仍重複過去的老問題，讓大公司捷足先登。
　－資金
　美國的創業投資家在小公司的資金與管理上都伸出援手，成功地激勵小公司冒出頭來，一九八三年，美國支持創新小公司的風險性資金高達二十八億美元。一旦小公司成長太快，超出創業投資的範圍，其他融資也會為他們鋪下坦途。
　歐洲國家寧可由政府出面補助小公司，而不願仰賴以市場為基礎的風險性資金。根據統計，歐洲的風險性投資規模只有美國的一○~二○％。
　
教授與生意人
　
　想要從小公司發展為中型企業，在歐洲也面臨挫折。一家丹麥藥廠的主管指出，他的公司在七○年代就因為歐洲資本市場不發達而萎縮，最後，他在八○年代初期才從英國貸到一筆款子，整個過程費時十八個月，在美國只需三個月。
　－大學和訓練
　十九世紀末期，西德的化學工業蓬勃發展，部份原因是工業界與大學緊密合作。好景不常，今天的大學教授是一年領十四個月薪水的公務員，他們不是認為生意人俗不可耐，就是視他們為「階級敵人」。化學巨人赫斯特（Hoechst）的主持人嘉瑞博士想要和學術機構合作，在歐洲卻屢屢碰壁。後來，他和美國麻省大眾醫院簽了五千萬美金的合同，使歐洲人大感不悅。
　
人力落後美、日
　
　美國的尖端科技重鎮往往受益於附近大學的研究，例如史丹福大學、柏克萊、麻省理工學院和德州大學附近的工業區。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ＯＥＣＤ）估計，美國大學所做的研究有七％由工業界資助，歐洲就差遠了。幸好，歐洲也在進步，劍橋大學周圍冒出許多高科技公司，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是，一些小插曲仍然令人沮喪。加州生物科技公司Genetech的一位德國科學家，想回大學教書。美國大學競相以高薪聘請，德國海德堡大學也向他發出為期五年的聘書，但薪水比美國少三○％，實驗室也較小－原因不是資源不移分配，而是在死板的陞遷制度下，他不能享受差別待遇。
　歐洲的科技人力落後美、日。表三顯示美、日的科學家與工程師佔總生產工人比例都超過歐洲。
　人才外流更加重歐洲的問題，尤其對新興工業影響最烈。歐洲的生物科技工業已敲響警鐘，英國的科學與工程研究會認為，英國約有一○％的生物科技學者滯留海外。
　－法律
　歐洲的所得稅太高，對小公司也課稅太重。美國在六年前減低資本利得稅以後，創業投資才繁榮起來。
　其他法令也使歐洲企業家對新事業裹足不前。在美國，公司創辦人與高級主管可以分享公司股份。在歐洲許多的國家，這都是不可能的夢想。
　
限制人口流動
　
　最糟的法規就是有些法律限制人口流動。例如不能移轉的員工養老儲蓄金，實際上摧毀工作機會的工作保障法案等。創新公司必須能很快的僱人或換人，但是歐洲的工業家一想到工業法庭和那一大筆遣散費時，他們就寧可在員工做滿一、兩年後，再請他走路。
　歐洲的破產法是另一障礙。破產在歐洲仍被視為道德上的污點，法律也施加重罰。但在美國，宣告破產很容易。很多新興的事業失敗是經濟健康的象徵，因為這至少表示許多人敢嘗試。
　歐洲的問題並非資訊或生物科技落後，而是這些工業都以創新為生命泉源，一旦缺乏創新，惡果立現。
　歐洲學習的對象應該是文化與歐洲一脈相承的美國，而不是陌生的日本。美國會產生矽谷這樣的成就，是因為美國有一個鼓勵創新的經濟環境。
　資訊科技落後固然嚴重摧殘經濟，因為科技的影響層面實在太大，但是，並非只有高科技才是創新的象徵，小公司的低科技創新或甚至不需科技的創新，才能真正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以彌補高科技的自動化所削減的工作機會。
　
趕搭下班車
　
　如果歐洲以加強保護的藩籬來抗拒改變，情況將變得更槽。
　歐洲可以採取三種鼓勵創新的政策。第一是解決不共同市場的問題。只要西歐仍然分裂成幾個市場，歐洲公司和美、日競爭的機會就很小。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冶問題。需要投注的政冶力量可能和當初產生歐洲共同市場的力量相等。因為一旦開放歐洲市場中，幾家大的電子電訊公司很可能會被淘汰。
　第二個政策與資訊科技有關。歐洲不必因目前落後而沮喪，工業技術瞬息萬變，你剛錯過了一班車，另一班車轉眼即至。歐洲也不必害怕以小公司對抗美、日。因為小公司成長快速，而且往往能產生使大公司臣服的創意。
　但是，歐洲重回半導體競爭的時間已不多了，必須效法日本的做法，不再忙著追趕現有的科技水準，而是希望吸收美、日已經發展的技術，以學來的經驗創造自己的產品，迎接下一回合的競賽。
　因此，應該鼓勵歐洲公司和美國合作，歡迎跨國公司移轉技術。政府不應眼著看ＩＢＭ席捲市場而束手無策，應該積極鼓勵ＩＢＭ訓練的歐洲科技人員在歐洲創業。
　
急起直追
　
　第三要注意缺乏流動性的問題。在目前這種創新密集的時代，政府最不應該做的事就是防止舊產業萎縮與限制新產業勃興。不能再讓工作保障法、限制破產法與種種市場藩籬阻礙了勞工的流動。
　當全世界充滿了一百年前沒有人夢想到的種種機會時，歐洲實在不應該覺得沮喪。新科技最神奇的一點就是帶來自由：人們現在不需要太多的資本或人事關係，就可以創出一番事業。例如在美國創業風氣鼎盛之時，女性經營的事業也飛快增長。新科技推動人類以超乎想像的高速前進，歐洲為什麼不急起直追呢？（齊若蘭取材自經濟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