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根導演下的美國經濟

　最近，美國總統競選活動正如火如荼。
　根據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雷斯頓的分析，雷根所面臨的問題是：外交上，與蘇俄核子武器的談判沒有進展；內政上，聯邦政府赤字過於龐大、對有錢人偏愛，以及喜歡任命他自己朋友擔任行政及司法部門的要職。
　儘管如此，根據各方預測，雷根將會順利當選。順利當選的主因就是因為美國經濟已由衰退而復甦而繁榮。本文細述他三年多來的經濟政績。

一、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美國已經不再是獨一無二的超級強國。有識之士認為這不是美國厄運的開始，而是世界各國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的大趨勢。
　在軍事上，雖然只有蘇俄可與美國抗衡；但是在經濟上，它要與傳統的及新興的四個集團競爭或交往：以德、法、英、義為主的歐洲共同市場，以石油輸出為主的中東國家，以拉丁美洲為主的開發中國家，以及以日本為主的太平洋盆地國家。
　當歐美的戰略家，包括美國總統雷根在內，都預測二十一世紀是以東方國家為主的太平洋世紀時，我們生活在太平洋這一邊的人，不可以低估今天美國的經濟實力，更不可以低估美國人民在面臨外來挑戰的時候所能發揮的潛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只帶來了日本短暫的軍事優勢。日本人終於低估了美國應變能力，不得不在原子彈的侵襲下加速投降。

得天獨厚

　美國實在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國家。二億三千萬人民，居住在九百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只有二十五人（我國則高達五百二十五人）。它具有一個現代國家令人羨慕的各種指標。例如：
　–出生時預計壽命為七十五歲。
　–成人識字率九九％。
　–國內總生產量中，服務業佔六三％，農業只佔三％。
　–高等教育學生數為二十–二十四歲人口數的五五％（日本只有三○％
，新加坡只有八％）。
　–食物支出在家庭支出中只佔一八％。
　最令人羨慕的還是這一個數字，美國只佔全世界五％的人口，卻生產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財貨。但由於貿易入超，實際上的消費還超過了這個比例。

二、經濟虛胖症

　可是在近二十年來的經濟競賽中，美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表一清晰地指出美國在六個重要經濟指標方面的下坡。再以「每人國民總生產量」而論，美國也早已不再是所得最高的國家。五個國家已超越美國，依次為：瑞士、瑞典、挪威、西德、及丹麥。美國的經濟虛胖症變成了人人關心的話題。
　近年來的三位美國總統尼克森、福特與卡特在經濟策略方面可說一無建樹。如果嚴格地來批評，我們可以說：尼克森只熱衷於外交及政治，對經濟缺乏興趣；福特是個缺乏識見的好人；卡特是什麼都要管，而什麼都沒管好。
　一九八○年雷根向卡特挑戰時，當時的經濟情勢令美國人民沮喪：物價上升率高達一二•四％，失業率七• 一％。兩者合起來稱為「痛苦指數」高達一九•五％。此外，基本利率高達一五％，工人平均每週真實工資下降了七•五％。財政赤字達五百九十六億，經濟成長率為負的○•四％。美國人民指責卡特：「該低的數字不低，該高的數字不高。」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雷根進駐白宮，擔任美國第四十屆總統時，他面臨了一個空前的經濟難局：高物價、高利率、高失業率、高赤字、低真實工資、低生產力與負成長。對一個六十九歲好萊塢演員出身的雷根，這實在是他人生舞台上最艱苦而必須演得最好的最後一場戲。
　雷根在當總統之前就常常說：「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不是演員，而是導演。」
　下面讓我們來看看，在他三年多來導演下的美國經濟政策與實績。

三、對症下藥的處方

　他選擇了一個最恰當的時間與場合來發表他的新經濟政策。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晚間，在參眾兩院聯合會議上，透過了電視的現場轉播，民意代表與全國人民都聽到了新總統的四大原則：
　–減少個人所得稅與營業稅，以增加工作儲蓄與投資的意願。
　–減少政府部門中一些重大的支出，使政府支出佔國民總生產量的比例可以逐年下降。
　–減少法令對企業活動的干預，以增加企業企業的活力。
　–遵循一個穩定的貨幣政策，以創造優良的經濟氣候。
　雷根被譽為是在電視世紀中一位「偉大的傳播者」，他的演說贏得了一陣又一陣的熱烈掌聲。
　這些原則的推行就是針對了美國的經濟病症：人民缺少工作意願、企業缺少投資意願、政府干預太多、人民依賴政府太多。這些病症的總合結果是生產力下降、國際競爭力下降、政府支出浩繁，特別是社會福利支出，這正是外強中乾經濟虛胖的症狀。

獲得成果

　按照雷根的這些原則，美國政府的各部會再進一步訂定了實施細則。例如：減稅的目的不在所得的重分配，而在刺激儲蓄與投資。因此，減稅方面的具體措施就包括了：把最高的邊際所得稅率從七○％下降到五○％；企業可以享有較有利的折舊；企業在研究與發展方面的支出可以享有減稅規定；一○％減稅的所得適用到每一所得階層，而不只是對低所得者；在國外工作的美國公民享有較寬的免稅規定。
　在一九八四年的「總統經濟報告」中，雷根很有信心的指出：三年前的這四項策略已經產生了預計的效果：物價十分穩定、失業率下降、投資上升、經濟成長率上升。

四、雷根的經濟成績單

　如果讓我來評估雷根的經濟成績單，那麼上面有多門優秀紀錄，但有一科不及格，先以總體數字說明優秀的科目：
　經濟成長：今年的實質經濟成長率預測將達六•五％，使一九八二年底開始的經濟復甦變成了強勁的持續的繁榮。一位白宮官員樂觀地預測：「美國可能會有二十八季連續的經濟擴張。」如果這項預測屬實，這將是二十年來最輝煌的紀錄。
　今年的成長率較之一九八一年的一•九％、一九八二年的負一•七％，不啻有天壤之別，較之一九八三年的四•八％也更上層樓。
　失業：失業率已從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與十二月最高峰的一○•六％下降到七月份的七•四％。失業人數也從那時的一千一百九十萬下降到七月的八百五十四萬。七月的就業人數則高達一億零五百四十萬。儘管失業率仍然不低，但下降的速度則快得令人驚喜。

另一個黃金時代

　生產力：一九七三–八一的八年中，平均生產力只有○•八％，卡特任內最後兩人的生產力，在一九七九年為負的一•二％，一九八○年又為負的○•五％。經濟的紀錄是：一九八一年為二•四％、一九八二年為負的○•一％、一九八三年為二•六％。今年每季的生產力已超過三•○％，這可與一九四八–六七年，這一黃金時代相媲美。這一階段的平均生產力為三•一％。
　過去十餘年來美國生產力下降的原因，歸納起來大概有六：平均工人新投資額下降、能源價格上升使部份資源轉入能源部門、部份企業資源用來符合政府的新規定（如污染、安全方面）、勞工工作態度鬆弛、物價膨脹助長投資者的觀望心理、大量婦女與戰後誕生的年輕人參與勞動行列，但普遍缺少經驗或專長。
　這些較不利的因素已逐漸改變。例如，投資意願已大幅提高、能源價格已大為穩定、新法令實施時已注意到對企業成本的影響、年輕的勞動者已有工作經驗、企業本身也特別注意到管理。此外，電腦及機器人的使用有助於效率的增加。
　研究生產力的一位著名教授肯特瑞克（John Kendrick）樂觀地預測：「一九八○年代美國會經歷生產力的快速成長。」另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戴納森（Edward Denison），認為對「日本的恐懼」使勞資雙方都努力於改善生產力。
　物價：在卡特任內，一九七九與一九○八年的消費者物價分別上漲了一一•二％與一三•五％。當物價上升超過二位數字時，立刻引起了社會普遍的不安，尤其對三千萬以上已退休的人來說。雷根三年來的成績可令他驕傲：從一九八一年的一○•四％下降到一九八二年的六•一％，又再降到一九八三年的三•二％。今年整年的物價上升大概也在三％左右。
　冷酷地來說，失業不會影響到正在工作的人；物價上升則波及到每一個人。因此，純從受選民歡迎的觀點來看，如果要決定穩定物價與減少失業二者的優先次序，那麼物價穩定是更容易獲得選票。
　投資：一九八一年的減稅政策、折舊寬減、以及消者費的強勢購買，激勵了企業界的投資。今年上半年企業固定的投資成長率較去年超過了二○％。投資資金的來源主要來自企業間本身賺取的利潤與國外資金的輸入。

美金值錢的驕傲

　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國內的低物價、高利率與安全性，使得美元變成了當前國際上的強勢貨幣。強勢貨幣就是增加了美元在國際上的購買力，其壞處是不利於輸出，其好處是有利於輸入。輸入帶來了逆差，但輸入品的激增，減少了國內類似產品價格上升的可能，有助於國內物價的安定。
　今天美國人民到世界各地旅行時，就會有一九六○年代前「美金很值錢」的驕傲，美金又再度變成了幾乎人人喜愛與尊敬的貨幣。
　正因為「美金值錢」，大量的國外資金湧入。這些國外的資金湧入正幫助解決了美國企業投資與政府支出的兩大問題：企業用來擴充資本設備，以及政府用來應付財政赤字。
　上面這些令美國人民鼓舞的數字使財政部長黎根向記者宣稱：「民主黨對失業、物價、生產力或美元都無從責難，因此只好全力攻擊財政赤字，希望老百姓忘記共和黨政府的優良政績。」
　黎根所提的財政赤字，確實是令雷根難堪的一個經濟紀錄。如果上述的各種指標是學業成績，雷根可以當選為「榮譽學生」。但是，把「財政赤字」當成另一個必修科的話，雷根就必須補考了。

五、不及格的學科：財政赤字

　當政府財政年度的支出超過收入時，超過的數額就變成了財政赤字。當政府以發行債券的方式來彌補赤字時，這就增加了一國的公債（national debt）。
　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財政赤字是可以忍受的，如果：
　（一）它不超過國民總生產量二％；
　（二）它每年增加率不超過國民總生產量的成長率；
　（三）利息的負擔不構成重大的支出。
　可是，雷根的赤字，在一九八一–八三年間，各佔國民總生產量二％、三•六％、與五•九％。三年來，每年赤字的成長率更遠超過國民總生產量成長率。公債利息的負擔，因為利息的升高，更是驚人。今年政府公債總額的利息支出高達一、五○○億美元，在政府項目中僅次於國防及社會安全支出。

成為箭靶的數字

　這正是今天雷根政府財政赤字的窘境。
　雷根的經濟觀念一向強調要政府減少干預，同時要削減政府支出。因此，減少財政赤字，以及平衡預算就變成了他的一個重要政綱。一九八○年競選時，雷根曾經一再承諾：「如果我當選，到一九八四年時，美國經濟既會有充份的就業，也會有平衡的預算。」
　可是，事實證明：在他第一任總統期滿時，四年的政府赤字會高達五、五一○億（見表二）。如果再連任四年，按照他自己目前的預估，八年赤字總計會接近一三、九八○億美元。
他八年的總赤字，幾乎是等於過去將近二百年（一七八九–一九八○）、三十九任總統財政赤字總和–七、六六○億–的二倍。這實在是一項令雷根難堪的數字，也是令美國各界深為擔憂的紀錄。這當然也就變成了民主黨全力攻擊的箭靶。此外，目前美國也仍有一五％的人生活在貧窮之中。
　要瞭解「十億」或「一萬億」美元的數值，試舉兩個比喻。
　一個最會揮霍的人，如果他每分鐘花一百美金，要十九年才能花光十億美元。
　「一萬億美元」則相當於把一千元的美元銜接起來，它可以一直延伸到一○八公里。
　據官方的估計，一九八四年的財政赤字為一、八七○億，這相當於聯邦政府每花五塊錢，就要借一塊多錢。
如果今後一年以二千億赤字上升，五年之後達一萬億，相當於每一個四口之家增加了一萬五千元的債額。到了一九九○年時，支付公債的利息一年就要二千億，也就相當於每一個四口之家每年的利息負擔達三千二百元。
　雷根政府把這個鉅額赤字歸諸歷任總統的「寅吃卯糧」，以及國會之不肯做不受歡迎的削減支出的罪人。民主黨則把這個責任，推諸雷根以所得減稅來討好有錢的人，以及龐大的軍事出支出要毀滅敵人幾百次。

帶來後遺症

　不論赤字的責任屬誰，這樣鉅額的赤字，尤其在沒有戰爭的時候，確實是空前的。這些鉅額赤字遲早會帶來一連串可怕的經濟後果：
　–利率升高。
　–物價上升壓力增強。
　–長期經濟成長受到傷害。
　–美元在國際上高估。（據估計，由於此一高估，輸入增加及輸出減少，使美國損失一百萬左右的工作機會。）
　–國際貿易帳上鉅額逆差。
　–產品輸出受到傷害。
　–企業投資來源減少，以及成本提高。
　–農業部門不景氣。
　–建築業不景氣。
　–開發中國家國際負債更難償還。
　正因為鉅額赤字會帶來這樣可怕的後果，一個超黨派的「兩黨預算呼籲委員會」已經成立了兩年。這是個關心國家財政人士自動所組織的委員會。它包括了擔任過民主黨與共和黨的五位財政部長與一位商業部長。在九月十日的華爾街日報上，這個委員會以全頁篇幅說明他們的主張。
　他們要雷根、孟岱爾以及國會議員在十一月選舉前公開支持「減少赤字方案」。這個方案要在當選總統後的第一次預算中執行。這個方案要在三年之內，把赤字對國民總生產量之比從預估的五％降到二％，然後再逐年使它接近平衡。

減少赤字方案

　減少赤字方案包括三部份：
　第一要削減過去政府批准過的社會性支出，如公務人員與軍職人員退休的規定過於優待。所有的支出項目，除了對貧困者、必需者之外，都要重新檢討。
　第二，要減少國防支出。這一支出從一九八○年的一千三百六十億，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二千三百億，是彌補一九七○年代的不足，但今後支出應減少。
　第三，加稅仍不可避免。以減少支出來減少赤字自然較合適，但仍然無法彌補，但加稅所產生的稅收數額應當要小於支出的削減。也就是說：減少赤字最主要的來源要來自支出的減少，而非稅收的增加。

如何彌補？

　他們這個超越黨派利益的主張受到了美國輿論的重視。
　根據今年初時代雜誌的民意調查，幾乎九○％的人民認為赤字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九五％的人把這個過失歸諸國會，八七％歸諸雷根。
　如何來彌補赤字呢？大部份被訪者樂意減少國防支出，反對增加所得稅。這些人怋認為，如果一定要加稅，可加在香煙上。也只有極少的人贊成削減社會支出。
　民主黨的孟岱爾於九月十日宣佈了他自己增加租稅、減少國防支出等的方案。
　雷根深深瞭解赤字之可怕。他曾宣稱：「這樣大的赤字是對美國經濟的一個嚴重的威脅。」但迄今為止，雷根對付赤字的立場一直是比較模糊。他認為：第一，經濟愈來愈繁榮時，稅收就會增加，赤字就會減少，因此要全力追求繁榮。第二，政府的支出還需要進一步減少，來減少赤字，因此需要國會放棄黨派立場來支持他。第三，非到萬不得已，絕不輕言加稅。因為加稅不利於儲蓄與投資，因此要全力追求繁榮。第二，政府的支出還需要進一步減少，來減少赤字，因此需要國會放棄黨派立場來支持他。第三，非到萬不得已，絕不輕言加稅。因為加稅不利於儲蓄與投資，因此也就妨礙了經濟成長。
　他最具體的政策見諸今年年初的預算中。他要求國會與他合作，在今後三年內削減一千億的支出。並聲明將於一九八五年初言明更具體的方法來減少赤字。
　再簡單地說，對於財政赤字這個大問題，雷根與孟岱爾的主要歧見有二：（一）雷根不肯以加稅來減少赤字；孟岱爾則認為加稅不可避免。（二）雷根要削減其他支出而非國防，孟岱爾則主要靠削減國防支出來減少赤字。
　這樣龐大的財政赤字能夠很快地被控制嗎？筆者個人的判斷是：短期間內甚少可能；尤其牽涉到任何支出的削減–從退伍軍人的福利、人民醫藥保險、到陳舊的軍事營地關閉，農產品的津貼–都會遭到利益團體的全力反對。
　華爾街日報的一篇社論寫得對：「這不是一個經濟，而完全是政治性的問題。任何人沒有辦法可以提出一個削減支出的方案，會得到參眾兩院過半數（五十一個參議員、二一八個眾議員）的支持。」
　美國財政赤字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但筆者並不悲觀。就如兩年前的社會安全基金一樣，當它面臨困局的時候，最後由總統任命的專案小組提出辦法，予以合理地解決。

六、雷根政府下的保護主義

　當一個國家有相當高的失業率、相當高的入超、相當強的利益團體時，保護主義的呼聲會愈來愈高，要求政府干預的壓力愈來愈大。這正是近年來美國與西歐的寫照。
　法國政府要求輸入產品的文件以法文表達來「保護法國的語言與文化」，並且限制日本汽車、錄影機及瑞士乳酪的輸入。西德補助航空及鋼鐵業的輸出，對穀類進口徵收關稅。英國限制外國人設立保險公司、銀行及律師事務所、並限制日本汽車進口。日本自身一向以各種非關稅的堡壘阻撓進口，又限制美國牛肉、香煙、棒球棍等進口。因此一塊牛排在東京要三十五元美金。
　據ＧＡＴＴ的估計，目前世界上一半的貿易受配額、關稅，及其他方式的限制，在一九五○年中期，這種限制只有四○％。
　任何一種形式的保護，遲早會受到對方的報復。一九八三年時，香港鐘錶業對法國限額採取報復：限制法國白蘭地的進口。印尼要求賣給公營石油公司設備的外國廠商購買等值的印尼產品。阿根廷禁止外國廠商在電視上做廣告。
　各國又互相指責對方以低利貸款、出口退稅等措施來補貼出口。如美國的木材業指責加拿大政府對出口的木材補貼，飛機製造業指責歐洲出產的空中巴士也受到補貼，鋼鐵業指責日本、韓國等政府補貼他們的鋼鐵業。
　「當我跟那些受到進口產品打擊的公司負責人交談時，就使我想起學生們的抱怨：這些學生們不上課，不做指定的作業，但是抱怨拿了壞的成績。這個比喻正可用到這些企業，這些受到打擊的企業，他們員工的缺席率是日本類似企業的四倍，員工流動率又是日本的二倍……。」這是美國雷根總統第一任首席經濟顧問韋特鮑莫（Murray I. Weidenbaum）教授談及企業只要求政府更多的保護，而不肯自己爭氣來加強競爭的一段中肯的話。
　美國雖然傳統上一再提倡自由貿易，雷根政府也一再反對保護主義，但是在利益團體的壓力及政治因素的考慮下，保護主義崛起的陰影一直籠罩在與美國貿易密切的國家：這當然包括了日本、中華民國、韓國，以及當前的中共。
　在國際貿易上，美國當然也有不少保護措施。例如：
　「買本國貨」的規定使本國廠商處於有利的地位，可以得到政府的大量採購。又如紐約州規定只能買美國自己生產的鋼鐵，新澤西州州政府規定所有公務車必須是本國造的，其他很多州也規定水電公司一定要採購本國生產的產品。
　「詹姆士法案」禁止外國貨輪在美國港口之間載貨。這使得本國港口之間的運費因缺少競爭而相當昂貴。
　各種的法律禁止農產品的輸入，如糖、牛肉、乳類及橘類。又有規定限制輸出，如阿拉斯加的天然氣、提煉過的石油產品、未經加工的杉木。
　美國的平均關稅不算高，但對某些產品則不低，如對紡織品平均關稅約為二○％，橘子汁二七％。
　近年來，保護措施又擴展到汽車業、鋼鐵、紡織。此外鞋類、香菇、陶器餐具也算在要求保護之內。

保護政策的後果

　在保護政策下，得到短期實惠的是被保護的產業，而消費者則要付出較前為高的價格。因此，經濟學家認為這相當於政府加之於人民的一種不公平的隱藏稅。華盛頓大學美國企業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指出：這種隱藏稅–保護的代價–在一九○八年高達五百八十億美元，也就是每一個美國消費者多付了二五五美元的代價。
　除了高價格之外，保護主義還會產生多種不利的後果。例如保護鋼鐵業的結果，使其他需要用鋼鐵的產業成本增加，減少了這些產業（如汽車）的競爭能力。當汽車業得到政府保護，採取進口限額，規定日本不可超過一百八十五萬輛時，日本就大量輸出高價的汽車到美國。三○％的日本汽車銷到美國，但日本汽車業一半的利潤來自美國，這一限額使日本汽車業賺了比以前更多的錢。當日本賺了更多錢之後，他們再進一步用之於研究、發展，使日本汽車業的競爭力更為提高。此外，當一九八一年設定日本車配額後，國內汽車價格幾乎上升了四○％。當自動設限解除後，美國汽車業更難對付。
　美國是世界領袖，美元是世界上通用的貨幣。當美國減少了產品輸入時，也就相當地減少了別國賺取美元來購買美國產品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麼近來中共一再宣稱：如果美國要對它的紡織品設限，中共就要大量削減對美國農產品及其他產品的採購。

自由貿易的五原則

　雷根總統任內的第一任首席經濟顧問曾提出維護自由貿易政策的五項原則：
　第一，推行刺激生產、就業、增加工資與所得，同時避免物價上升的經濟政策。健康的經濟是使保護主義幼苗夭折的最好辦法。
　第二，總體政策目標之間要儘量彼此配合。一九八一年一方面有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另一面又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二者的不協調帶來了利率的上升，與美元的強勢。
　第三，限制政府對於貿易劣勢時的輔助。這些輔助措施（如自動設限、徵收關稅）在政治上似乎都必要，但幫助失去競爭的產量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長期來看，由於資源的誤用，會帶給整個經濟更大的損失。
　第四，肯定多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積極角色。多國公司較其他以國內市場為主的公司，具有應變的能力及前瞻性的看法，不容易孕育保護主義的內向心態。
　第五，產業的生產力。這是贏取貿易勝利的最根本辦法。勞資雙方都要做相當地犧牲與調整。

雷根的立場

　在一九八四年的「總統經濟年報」中，雷根的立場是：
　「我仍然堅信自由貿易的原則，是帶給美國消費者與企業界競爭利益的最佳途徑。面對貿易逆差，設法以貿易的障礙來減少輸入，或以人民的稅收來補貼輸出是完全不恰當的。我們所應當做的是與其他國家共同努力來減少輸出補貼及輸入障礙，這兩者目前正損及美國的農民、企業及勞工。」
　九月十八日雷根拒絕了美國鋼鐵業要求以限額及關稅方式的保護。這本是一個值得喝彩的決定，可惜他要勸說那些鋼鐵輸出國家「自動設限」。這一決定介於自由貿易與保護措施之間。
　一個健康、動態的經濟，是具有活力而且繁榮的經濟。要使經濟健康，而有動態，就常需要自由貿易的刺激。自由貿易就像一條鞭子，經得起鞭策的就屹立不搖；經不起考驗的，就遭受淘汰。自由貿易也像一個天秤，毋需政府的仲裁與操心，企業的成敗立即在市場上反映出來。另一方面，自由貿易也像一個慈祥而沒有私心的媬姆：它要照顧的是全體消費者的利益–價格要低，品質要好；而不是任何一個不爭氣的特殊的產業。


　大多數美國人民喜歡雷根總統，是因為他的魅力。他的判斷力與堅持原則的勇氣，令人尊敬。
　他的經濟理念事實上是十分簡單與明確：讓政府儘量少干預，讓市場力量儘量發揮；政府的支出，除了國防，應當要減少，民間的投資要儘量鼓勵；減稅可以增加工作、儲蓄與投資的意願，因此將要儘可能低；加稅會產生反作用，因此，非到萬不得已，不要加稅。
　三年多來，從這些原則孕育出來的經濟政策，帶給了全國成長快速而物價穩定的經濟。
　在今年二月的國情咨文中，雷根說：「一個偉大的國家不允許只有渺小的夢想。」他的夢想是強大的國防、繁榮的經濟、與自由的的制度。
　如果他能在第二任總統四年中，緩和財政赤字，兼顧低所得者的福利，那麼歷史將會記載：雷根不僅是一位年歲最大的總統，更是一位使美國經濟再現活力、重振雄風的偉大總統。

「你比四年前過得好嗎？」

　“Are you better off than you were four years age?”這句簡單、大家熟悉，又深深打動人心的話，是四年前雷根向卡特挑戰時，問美國人民的，而這句話也正是八年前卡特向福特挑戰時，問美國人民的。
　經濟學家認為測斷一個人是否「過得好」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每人可用所得，另一個是痛苦指數。附圖比較卡特與雷根的四年政績。圖中顯示：每人可用所得在今年五月已達四、九三三美元。剔除物價因素，以一九八一年六月雷根當總統算起，上升了八％，這被認為是一個十分有利的指標。
　痛苦指數在卡特任內最後一年為一九•五％，目前約在一○％左右。首先創用痛苦指數的奧肯（A. Okun）教授曾半認真地認為：如果指數超過九％，人民就會感覺「過得不好」。
　今天二月，美國新聞週刊所做的民意測驗中，曾問過「你是否經濟上比四年前好？」這一問題。答案是三六％的人答「是的」，二四％答「不是」，三九％答「差不多」，一％答「不知道」。
　在今年十一月的大選中，如果孟岱爾也用這句來問美國人民，那麼，根據上面的說明，大部份的美國人民大概會說：「是的，我比四年前過得好。」正因目前的美國，外無流血戰爭，內無經濟衰退，雷根的當選幾乎已成定局，只是大勝與小贏之別而已。
　美國的這一經驗，在提醒民主國家的領袖們：最好的政治策略，就是經濟健康；經濟健康的最好策略，就是政府的有所不為，讓市場經濟的職能儘量發揮。

經濟在復甦，經濟學家的聲譽在衰退

　一九六九年經濟諾貝爾獎的設立，肯定了經濟學科的地位。經濟學科經過了二百年的演變與進步，依靠科學實證方法，驗證經濟理論，提出經濟因素間的因果關係，預測經濟變遷。此一綜合結果有助於訂定較完美的政策。
　可惜，自一九七三年世界經濟陷入停滯性通貨膨脹以來，首先總體經濟學家們的聲譽被懷疑；近年以來，經濟預測家的可信度更跌入谷底。
　「經濟預測」是建築在經濟理論、統計工具與數學素養上的一門學問–既具有學術上的挑戰性，也具有失敗的危險性

過度自信

　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薩孟遜教授即曾說過：「經濟預測藝術性多於科學性。」他指導的一位博士論文學生克萊恩（曾數度來台講學），就是因為他對經濟預測的貢獻，在一九八○年得了諾貝爾經濟獎。
　另一位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則一向認為：「經濟學家可以觀察及敘述市場上出現的一般經濟型態，但是不能夠對經濟方向做精確的預測。」
　一九六○年代，美國物價穩定與經濟繁榮並存的現象，使經濟學家躊躇滿志的自信：依靠財政與金融政策的調節，這種黃金時代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預測離譜

　經濟學家的自誇以及當政者對他們過高的期望，造成近十年來的失望。
　在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一九八一–八三）中，美國的經濟預測一錯再錯。兩年以前，一般的預測是在相當高的實質利率情況下，經濟復甦十分難。但是經濟復甦發生了。經濟預測又認為：即使復甦，將是一個 十分軟弱的復甦。但事實上這次是自韓戰以後最堅強的復甦。目前又預測經濟好景將很快結束，又因為是實質利率過高。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預測的偏差：他們對今年美國第一季與第二季的六項預測（見附表）中，除了第一季的物價一項以外，其餘五項委實離譜太遠。在他們預測模式中，再多的的變數、再多的方程式、再好的電腦，似乎仍然產生令人失望的預測。因此，有人批評：「離譜太遠的預測比沒有預測更糟！」也有人答辯：「有預測終比沒有預測好！」因此，仍有很多大公司，每年花一萬到三萬美
金來買這些預測資料。
　面對這樣令人失望的預測，三位著名經濟學家不能沉默了。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說：「我們誇大了能做的承諾。」剛卸任的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費爾特斯坦說：「過去三十年，經濟政策最大的錯誤就是過份相信經濟預測的能力。」蘇魯（Lester Thurow）教授認為：「在美國，公眾對經濟學家的尊敬已降到了二次大戰後的最低點。」

諾貝爾經濟獎停頒？

　近兩年來當費爾特斯坦教授擔任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時，常常在政策上，尤其財政赤字上，與總統及財部長有劇烈的爭辯。他們戲謔他是位「憂愁博士」。首席經濟顧問的一個重要責任，就是為總統撰述每年二月公開發表的「總統經濟年報」。一九八四年的年報中，對鉅額赤字的後果他有較露骨的敘述，引起雷根及其他幕僚非常不快。使財政部長公開地說：「可以把那份年報丟掉！」雷根對他經濟顧問的不滿，以及有時指責經濟學家是「專門講反面話的人」、「悲觀者」，也無助於公眾對經濟學家的尊敬。
　一位著名的保守評論家因此建議：「瑞典皇家學院應當停止頒贈諾貝爾經濟獎。」
　面對大家的責難，經濟學家也許只能說：當醫生們不能解決大病如癌症，小病如感冒時，病人仍然沒有減少對他們的尊敬；那麼為什麼當經濟學家無法解決一些經濟難症時，就要那麼地苛責他們？更何況病人還經常不肯服用他們開出的藥方呢？

誰決定美國經濟政策？

一、人人參與決策？

　在美國這樣一個政治民主、輿論公開、意見分歧、利益團體眾多以及市場經濟為主的社會，「誰決定美國的經濟政策」，似乎並不容易解答。
　有人認為是多國公司的大企業家以及資金雄厚的大銀行家，有人認為是勢力龐大的工會領袖，有人認為是幾位有特別影響力的國會議員，有人認為是一些組織嚴密的利益團體的發言人，有人認為是那些著名的新聞電視評論員及報紙的專欄作家，有人認為是無處不在的民意以及散在全國的選民。所有這些，毫無疑問，都會直接及間接地影響美國的經濟決策。但是，美國的經濟決策以白宮為中心，最高的決策者就是白宮的主人–美國的總統。

二、雷根的領導方式

　這個問題之所以會被提出，是因為有時美國的總統對經濟問題並不內行，如艾森豪；有時缺少興趣，如尼克森。但是，目前又有人在美國討論這個問題時，是因為批評雷根的人指出他的領導方式是：（一）他工作時間是董事長模式–九點到三點。（二）他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三）即使管大事，也是白宮幕僚幫他決定的多。（四）主持會議，形式多於實質，因為他常常在會議中（包括國際會議）打個小盹，會議過程中注意力不能持久。
　支持雷根的人士指出：這些批評過於誇大。除了會議中偶然小盹以外，其餘的完全失實。

三、雷根的政策原則

　美國這個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的國家，政府的經濟政策既不像共產國家那樣無所不管，也不像我國政府那樣管得那麼多，而主要是在大原則、大方向上訂定、監督及裁決一套現代社會的經濟競賽規則。聯邦政府的主要職能，不是投入經濟活動，自己來辦兵工廠造核子武器、造核能發電廠緩和能源不足、興建國民住宅解決住的問題；而是創造一個有利的投資氣候及安定的環境，讓私人企業家來從事這些活動，因為私人企業遠比政府部門懂得如何減少成本與浪費，如何節省時間與人力。
　這一段敘述正是雷根接任總統以後，指導美國經濟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擔任過他第二位首席經濟顧問的費爾特斯坦教授，在九月間曾有過這樣地敘述：「總統對經濟政策執行的原則交待得非常清晰。」這些原則包括了：儘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儘量讓市場發揮功能；減少政府支出是減少赤字的最好辦法；國際貿易要遵循自由貿易的原則；要避免以保護措施來救助某一特定產業；如果政府勢必要干預，儘量要讓州或地方政府來執行。這位已返回哈佛大學執教的教授又說：「對上述這些原則有例外時，通常都經過了與總統的討論。」換
句話說，至少在經濟政策方面，雷根是完全參與，並且是真正的最高決策者。

四、經濟政策三種工具

　推行美國經濟政策時，大家似乎只注意到兩組政策工具。
　一組是所謂財政政策，主要是透過稅收與政府部門支出的增減，來影響就業、所得及價格。這個工具由總統掌握，透過國會的同意而執行。
　另一組工具是金融政策，主要工具是靠對貨幣數量的控制，影響到利率，進而又影響到投資、儲蓄、消費、與外國資金的流動。這個工具由聯邦準備銀行主席伏克爾（Paul Volcker ）負責。聯邦準備銀行相當於一國的中央銀行，但不受總統指揮，完全獨立運作，只對國會負責。因此，伏克爾常被認為是「美國第二位最有影響力的人」，僅次於雷根。
　正因為聯邦準備銀行的獨立性，因此，難免總統在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增加就業，而聯邦準備銀行主席擔心物價上升而採取緊縮性的金融政策時，引起白宮的責難與雙方的爭論，一九七九年十月到一九八○年間，伏克爾與卡特之間就有這種磨擦。
　在白宮經濟政策的運作上，雷根有四位重要幕僚：（一）管理與預算局長，著重政策對預算的影響；（二）財政部長，著重對財政及工商界的影響；（三）首席經濟顧問，著重總體經濟政策的分析與預測及（四）白宮秘書長，著重國會、輿論及政治上可能發生的反應。在很多時候，國務卿也參與，共和黨的領袖及總統特任的貿易代表也常被徵詢意見。
　第三組的工具是常常被忽略的「市場制度」。擔任過尼克森任內勞工部長、管理與預算局長、財政部長，及現任國務卿的舒茲在一九七七年曾寫過這樣令人深思的話：「大家常常誤以為民意代表與政府官員是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主要因素。事實上，市場制度是我們最有靭性、最有彈性的經濟工具，也是滿足消費者慾望與達到公共政策目的最佳的途徑。但是，常常在最需要靠市場經濟來解決問題時，政府就誤用、甚至濫用經濟政策工具。」
　這三組工具中的財政與金融政策，需要白宮及聯邦準備銀行推動，但第三組的市場制度只要被尊重與被保護而已。政府的「有所不為」就是對市場制度的一種尊重。

五、雷根是最高決策者

　很少的美國人會不喜歡雷根總統這個人，因為他的和善、風采與口才綜合起來放射出來的魅力；但是有不少人不喜歡雷根總統的經濟政策，因為他的政策帶來了鉅額赤子、高利率、以及對工商界及有錢人的偏愛。對「有錢人的偏愛」變成了指責他政策缺乏公平性的代名詞。
　不論他的經濟政策是受到美國人民的擁護或反對，三年多年來的事實證明：他是美國經濟政策的決定者。
　不如媒體所報導的，他讓他左右的親信決定經濟政策。也不如外傳的，他被孤立在白宮的象牙塔，聽不到政策正反兩面的爭辯。
　據剛卸任的首席經濟顧問的敘述：
　（一）雷根是一個非常主動的領袖，決定經濟政策以及方向，然後要求各部門切實執行。
　（二）他管大政策（如否決加稅來平衡預算），也決定爭論性政策（如青少年之最低工資應低於成年工人之最低工資）。
　（三）決策之前常親自開會，當面聆聽各方意見。如農業部贊成對農產品外銷津貼時，國務卿就會指出這會傷害到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預算局長會指出支出的增加，經濟顧問會指出對物價的影響，商業部長會指出有損自由貿易原則。
　（四）雷根對預算的擬訂與執行特別重視。事實上，預算就是反應政策優先秩序。所以，雷根不掉以輕心。他花很多時間與有關首長討論原則與細節。在討論過程中，他就做很多艱難的決定。
　（五）他很尊重聯邦準備銀行的獨立性。白宮與伏克爾雖也偶有舌槍唇戰，但基本上伏克爾與雷根互相尊重。

六、結語

　雷根總統即將就任四年，他內政上最大的貢獻就是戰勝了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帶來了今天的物價穩定與快速成長，這正是他會繼續當選的一個主因。儘管財政赤字是白宮頂上的一大片烏雲，如果再讓他連任四年，相信這個潛在的危機也可以由他來緩和–解鈴還須繫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