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談：工業東亞與儒家精神

　在今天的一九八○年代，可以看出世界上有三種類型的工業文明，一個是美國和西歐，一個是蘇聯和東歐，再就工業東亞。
　工業東亞早期（指五○年代）是美國為了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而形成的反共陣容中的一個環節。因此，即使沒有美援，也多少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
　受了美國文化影響後，這個地區逐漸成了開發中國家，而它的發展模式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模式。
　到了六○年代後期和七○年代，工業東亞的發展形成一股動力，這時候，它所表現的資本主義的精神，和社會學家韋伯（Marx Weber）所研究的古典資本主義精神，即美國和西歐的資本主義精神，已不盡相同。
　古典資本主義的特點是：市場經濟非常重要，個人主義興起，個人謀利的動機受到重視，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間是相抗衡的，且有相當程度的衝突；企業的發展和政治的領導是不相容的。因此，財富變成大家追求的目標。　
　韋伯研究古典資本主義時，發現基督新教（特別是喀爾文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有很密切的關係。他曾說過一段話：「財富對基督徒來說，原是輕輕披在身上的外衣，隨時可拋棄。沒想到，經過一百年之後，這個輕輕披在身上的外衣變成了一個鐵籠（iron cage），大家就在這個鐵籠裡面，跳不出來了。」
　這個描寫說明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是事先沒有預期到的一個曲折的發展。
　真正的基督徒當然不是要賺錢。新教倫理有一說法，就是個人必須衷心面對上帝，他在社會上的表現，例如財富的累積、以及生活的勤儉，都和上帝的召喚有關。
　韋伯曾對一些大企業家作過調查研究，發現他們都有一些特色，就是非常勤勞節儉、可以賺很多的錢，但是生活非常樸實，累積了許多資本不用，又花了很多力量發展出新的創造資本的方式。可是，後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有了改變，形成一種新式的資本主義。

最大的差異

　工業東亞發展的模式和西方最大的不同是，它是在以前受儒家文化或儒教影響非常大的社會出現。從歷史上來看，十三世紀的中國、十五世紀的韓國李朝、十七世紀德川幕府的日本，在西方文化撞擊東方以前，都是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在政治文化方面。
　當然，中國除儒家外，還有佛教、道教等民間信仰，日本有神道教、佛教，韓國有巫教、佛教的影響。但是他們政治文化、家庭制度、以及社會文化精英（知識份子）所受的正式教育等多半是儒家的薰陶。
　從一八四○到一九四○年，儒家沒落了一百年，最明顯的是在知識層面、知識界。但是儒家思想對社會上一般老百姓，不管是商人或工人，是不是仍有它的作用？經過西方撞擊，尤其是美化、美援後，所帶動的一些生產力，除了西方模式之外，是不是還加上了當地的一些泉源活水？

有趣的現象

　從一般現象來看，工業東亞有一些很有趣的特點。
　首先，這些地區教育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不論是正面或負面。從負面看，這些地區都深受考試制度的影響。
在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都有為考試不及格而自殺的現象。許多人為升學主義而考試，不但動員學生全家，甚至整個社會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升學考試中，這種情形在歐美、甚至中東都很少見。
　其次，政府和企業間的連繫千絲萬縷，說好聽點是政治領導，說不好聽就是某種程度的政治控制。日本做得較好，是因為有個既是官方、又不是太屬於官方的通產省；新加坡完全是政治領導；台灣、韓國又有些不同。即使香港也沒有完全的自由市場，英國政府也透過某種巧妙安排來領導。
　再有就是，以前一般人認為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是把傳統的牽連打破，但是工業東亞在西化或現代化過程中，這種現象不很明顯。相反的，傳統中的家族觀念、鄉土觀念、同學、親朋各種機緣所湊成的大家族觀念等，在這些社會表現十分突出。
　現在，研究工業東亞的西方學者最感興趣的是所謂「龍脈」（dragonpath）－從印尼首府雅加達、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到台灣－的某一群人的發展模式。這些人多是華裔，彼此都有某種關係－或是親戚、或是婚姻關係。
　這批人不是一個企業團體，而是一個金融團體，為了各種不同的目的，可以集結很大的資金，與西方現代資本發展的方式完全沒有關係。
　是什麼樣的關係使這些人聯合在一起？其中牽涉許多社會、文化的因素，不是西方人所能理解的。
　在西方，即使最好的朋友，在商業上的來往，仍要簽約、甚至蓋章。東亞社會則完全是面對面的關係，速度很快，有時一個電話、一張字據、或一句話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有時候，政府的一個保證，一般人不見得能接受；而與某個財團有關係的人一做保證，馬上就有信用。這種資金運用的方式可以說很「土」，但又很現代，因為它確實在複雜的社會中發生作用。
　為什麼有這種現象產生？一些東亞研究專家指出，從外在因素來看，就是二次大戰後，這地區有強烈的不安全感，惶惶不可終日，所以大家拼命努力發展。
　日本毫無疑問是如此。日本有一度幻想小說盛行，假想日本突然陸沉、生態環境不宜生存，但日本有無窮的資金，可以設法跟澳洲等其他國家打交道，談判移民，甚至移到外太空的星球。
　香港也是個極明顯的例子，一有風吹草動，整個社會就動盪起來。台灣也是如此。新加坡的感覺是「我們沒有第二線，我們完全的暴露，所以不能犯任何錯誤，只要犯錯，我們就完了」。
　這些學者認為，是這種不安全感促進工業發展、資本累積、儲蓄資金。但是，這種解釋有它的片面性。因為，最近西歐也有不安全感。

不依賴法律

　西歐認為將來美國起來了、亞洲起來了，西歐就要沒落了。但他們的反應並不是積極朝向工業發展，反而是享樂主義，今朝有酒今朝醉。譬如，西德許多人到泰國旅行，揮金如土，根本不要儲蓄，認為沒什麼遠景。
　東亞社會的儲蓄相當可觀，比例很高，如果說是純由不安全感引起，怎麼可能放著這麼多錢不用？所以外在因素並不能完全成立。
　東亞社會還有一些特點。這個地區有一種關係，傅高義（Ezra Vogel）稱之為「道德社群的關係」－維繫社會秩序的不是一個抗衡制度。美國是抗衡制度的社會，抗衡制度的維持必須靠法律。東亞社會多半不是如此，人與人之間的交通靠「禮」，這個「禮」並不是指禮貌，而是一套習俗的語言，它往往可以很不道德；對家族內部，什麼事都行得通，對外卻鬥爭慘烈，確實不是一套由法律來規定的
制度。
　最近，有一項對日本的調查指出，日本全國律師不超過三萬九千人，美國去年出來的律師就有三萬五千人。日本律師、工程師的比例是一比七，美國正好相反，七比一。美國律師如此之多，顯示任何事都要訴訟法律，日本則不同。
　日本最近有個極有趣的例子，一對夫婦外出，把孩子交給鄰居看管，由於鄰居的疏忽，孩子受了傷，於是這對夫婦告到法庭，法庭判決鄰居賠償。這件事公諸於世後，這對夫婦收到來自全國各地譴責他們的信，信中指責他們太不應該了，鄰居幫他們看孩子，他們不但不感謝，反而訴諸法律，而且還拿賠償費。最後這對夫婦退還賠償費，與鄰居言歸於好。美國律師討論起這件事，都感到無法理解。

送禮的哲學

　東亞社會可說是一種「信賴社會」，這並不是說東亞社會比較講信用。
它有法律，但是許多民事問題不一定訴諸法律，多半是靠中間人調停，關係有些複雜。例如日本最複雜的藝術就是送禮，不能送太好，也不能送太壞，送太壞給人罵，送太好給人笑，人際關係極繁瑣。沒有經過這套禮俗，總是會犯錯，這非經過長期醞釀不可。
　另外，這個社會也沒有發展出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而是群體、集體主義。所以，日本企業管理對美國有了威脅，美國卻無法學，因為日本的企管與技術無關，而是與文化之間有複雜的關連。
　除了教育、禮俗、社會組織、儲蓄習慣、政府領導等特色之外，東亞社會有它的文化認同感，也就是社會同體感，說羞恥感也可以。譬如日本皇軍在其他國家有暴力行為，會引起日本全國的震盪。台灣則是表現在對少棒的狂熱上。
　這種同體感是怎麼出現的？很難說，也許是危機感造成。同體感很容易被政治所利用，但是又有很多的精神泉源，要動員起來非常容易。

動員的力量大

　美國因為是抗衡的社會，政治上要發生負面作用不容易，但要將人團結起來為共同目標努力也不太容易。而東亞社會則是統一、規劃、動員的力量很大，將這種力量政治化以後可以發動很多暴亂。韓國的情形很明顯，日本也有暴動，但多半是一種禮俗的（ritualized）暴動，學生和警察之間有某種默契，鬧到差不多要出問題的程度就解散，所以整個大的社會看起來較安全。這種共識的出現可能與種族、文化、政治、教育有關。
　由這些現象來看，工業東亞與西方古典資本主義發展的模式有距離。韋伯在研究古典資本主義時，曾提出一個問題，很值得我們探討，他指出：儒家文化為什麼沒有把資本主義帶動起來？主要是因為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是與現實世界取得妥協，不像基督教文明是和現實脫離，要征服世界、轉變世界。所以儒家沒有發生很大的動力。

內在的矛盾

　但事實上，儒學是一種可以轉化政治、社會道德的精神泉源。可是，儒家有它內在的矛盾性，這可從兩個角度來看，一是整個東亞文明，尤其是中國的儒者，都是以道德理想轉化政治，即將政治道德化。但實際上，中國的政治文化卻往往表現出儒家政治化；政權勢力利用儒家的力量來維繫，不讓社會有動力，只求安定和平，但不發展。所以，忠孝節義這些觀念都用以維持其政權。
　這兩股力量在中國大陸和東亞的政治文化上互相撞擊、衝突。
　同樣接受儒家文化的傳統，為什麼中國大陸和東亞社會在表現模式上完全不同？可能是大陸受蘇聯共產制度社會影響，東亞受西方資本社會的影響。但從文化心理結構來看，中共是政治化儒家，所以特別注重政治安定、等級制度，這並不完全是馬克斯思想帶領出來的。
　而東亞的華僑受了儒家文化的影響，有一些內在精神動源，離開了政治化儒家的環境，可以發生很大作用。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中國社會受到最大的歧視、沒有任何經濟條件的人，跑到海外以後，勤勞刻苦，賺了錢後寄回家，以養育家庭。這些家庭的牽連是一股很大的背後動力，推動他進一步發展。
　這些動力有的來自家庭觀念、個人修身，有的來自三國演義、岳飛的故事，都與儒家文化思想有關。以此導引他們，可以做很好的企業，且其精神方向和經濟倫理可以配合起來。
　如果在中國大陸上想發展企業，由於政治壓力太大，企業精神無法完全發展。所以，在中國海外發展的企業精神，與在中國大陸上受政治文化影響而無法發展的企業精神，是儒家倫理的兩種型態。
　鴉片戰爭以後，沒落的儒家被視為與現代化根本不相容。但是，二次大戰後，儒家在工業東亞又有一些新發展、新契機。到底工業東亞現在這個模式將來對中國大陸、甚至歐美可能產生那種類型的挑戰或提供那些借鏡，或許值得大家再進一步的討論。
　問：你剛剛談的是工業東亞的發展，可否請你將焦點對準台灣，由精神層面來談台灣有那些現象值得改進？

知識庸俗化

　答：我想從學術界、知識界、文化界三方面來談。這三者的內涵不太一樣，學術界比較有局限性，是屬於學院的；知識界是指一般知識份子；文化界的範圍更廣，文學、藝術、音樂、歌曲都屬此範圍。
　我覺得學術界和知識界應有所連繫和有某種相互的作用。這兩者之間的健康關係，一般而言，應該是學術界尖端科學、人文學等特殊研究，可透過大眾傳播媒介，提高知識界一般的水準。但是，在台灣，知識界非常蓬勃－出版業、雜誌很興盛，並不一定受到學術界的影響，而學術界做的工作與知識界沒有太大的關係，相反的，學術界受知識界的影響，而知識界受文化界的影響。很不幸的，有庸俗化的傾向。
　看看日本，他們的學術界是一股清流，非常清苦，與其他行業沒有許多往來，可以做自己要做的工作，有一種莊嚴感、使命感。如果做出很傑出的工作，對知識界的影響就很大。
　為什麼台灣會有這種現象？可以從幾方面來看。
　第一是閱讀方面。據一九八○年紐約時報報導，美國成人一年至少購買十二本書，看二十本書。台灣近年來雖有改進，但不能說是readingpublic，做到像日本人連坐車也手不釋卷的地步。
　其次，台灣報紙的篇幅有限，內容不容易做到很豐富。美、日報章雜誌每逢週日都刊載評論，佔好多頁，所有目前學術界重要研究都有觸及，台灣則很少。
　第三，學術界人士因兼課或其他外務，直接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比較困難，因此不但不能將知識界、文化界領導起來，反而受他們的影響，情願做比較有一時效驗的工作，而不是做一些比較尖端性的學術研究，這種情形在人文學方面尤其顯著。
　人文學像一株很脆弱的幼苗，要摧殘很容易，要培養卻很困難。
　所謂人文學，就是文、史、哲，它最低的要求是語言的運用、歷史的意識、哲學的反省或興趣，說得高一點，扣緊做人核心的學問就是人文學，但國內這方面的發展比較困難。因此，最傑出的東西多半與企業有關，純文學、純藝術、純哲學很難。

為何扭曲？

　問：為什麼台灣會產生這樣一個扭曲的現象？
　答：我想工業東亞除了日本之外，都有這現象。
　一個社會除了生產力之外，應有一些認同的價值，這是一種硬體和軟體之間的交互關係。台灣毫無疑問的是生產動力很強，但是文化認同的自覺性（self-awareness），特別是群體文化認同的自覺性並不很高。
　所謂群體自覺，就是一種對自我社會的認識，知道我們這個社會為什麼存在？那些價值是比較優先的？例如，我們現在有很多游資可以投入文化事業，那方面應該有優先權？目前，我們完全沒有考慮這些。
　在其他的社會，多半靠思想庫（think tank）、或詢諮方式來幫助大家怎麼想，如何運用這些資金？價值優先應該怎麼訂？等等問題。我想，我們這方面顧慮比較少，所以共同認識比較薄弱。
　在此情況下，如果沒有碰到突發問題或外來影響，那還好；但如果碰到挑戰，步調就會比較亂。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在文化界中，影響力很大的，多半格調並不高，比如說，愈是人身攻擊厲害、不負責任的政治言論，或是愈講的離譜、暴露某種膚淺、罵得尖酸刻薄的論調，大家愈覺得有興趣。但比較顧及全面、從長遠考慮各種問題的安排、著重思考的言論較少見。
　共識本來應靠民間、尤其要從知識界的自覺反省中，慢慢湧現，不是靠上面的領導可達到。
　政權勢力和政治影響的關係是十分微妙的。政權勢力常常沒有很大的政治影響。政權勢力也就是當政者，他們所處理的往往是一些燃眉之急的問題，所以不可能有長遠的構想。反之，他的發言在一般群眾心中，都是站在維持他的政治權勢這個基礎上而發，所以它的客觀、有效性便少了些。

知識份子的關懷

　我們希望有一批知識份子對這個政權是關切的，但不認同這個政權勢力，他可以從大家長遠的理想來發言。
這個發言有政治影響力，但不屬於政權勢力。日本、美國這樣的情形很多，台灣這方面所做的疏導工作較少。
　問：台灣有這麼多不好的現象，如果開始要改的話，要從那裡做起？
　答：知識界的自覺可能最重要。
　問：怎麼培養知識界的自覺？
　答：台灣目前有財源，很多工作可直接由民間做，但我們沒有很好的基金會來長期培養知識界人才，而只有短期的，培養的工作如果由政府領導，效驗較少。
　最近新加坡成立了東亞哲學研究所。他們的內閣開會決議，款項由政府撥，但規定這個研究所一定要變成私人財團。它不完全由政府領導，原因就是怕影響力不會很大，沒有長期的發展。
　中國雖有五千年文化，但自鴉片戰爭以來，由於這一百年間所受到的屈辱、挫折，大半的文化事業多是較短視的。美國雖然建國才兩百年，可是文化、社會、甚至經濟制度的承繼性卻非常明顯。
　中國文化自鴉片戰爭後，每十年有一次改變。絕大多數的報章雜誌從五四運動以來，多是出了第一期就停刊了，能維持一年的可能只有二○％，維持三、五年的大概只剩一○％。
　新加坡的南洋商報、星洲日報，都是一九二○、三○年代開辦的，到現在還存在。這在整個中國文化區，包括中國大陸，是絕無僅有的例子。
　美國哈佛大學一六三六年建校，卻中國明代東林書院同期，但是他們最早的學生做些什麼事、歷任校長是誰，資料到現在都很完整。此外，美國教堂、私人企業組織多有很長的歷史。而中國沒這種例子。

長的歷史•短的記憶

　所以中國文化區有最長的歷史，卻有最短的記憶。以中國大陸而言，文革結束（一九七六年）以前的歷史簡直不堪回首。北京大學是有名的大學，它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的建立，也不過是十九世紀末葉的事。但是現在的北大，姑且不論它的教育制度如何，就連地方都搬了－從紅樓搬到燕京大學的校園。因此，北大的歷史，嚴格的說並不長。像台大、師大就更年輕了。在這情形下，要做長期的考慮、反省就比較困難了，但不做也不行。
　我去新加坡時，看到新加坡人種樹種的很快，但他們是搬大樹來種，而不是從樹苗種起。我告訴他們：「新加坡的樹可能五年、十年可以長成，但是要培養人才，還是百年樹人，不能沒有長期的計劃。」
　問：新加坡李光耀先生請你及一些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到新加坡，準備推行儒家運動，真正的做法是怎樣？

文化認同薄弱

　答：新加坡在科技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表現，年輕的部長幾乎都是科技人才，但是新加坡人的文化認同非常薄弱，因為他們有很多人才都是從外面高價聘請來的，動力很大。一方面是國內動力很大，但遠走高飛的動力也很大。在這情形下，新加坡政府感覺到新加坡將來的命運，不能完全操縱在科技人才手中。所以，他們開始對整個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做了一個反省。
　六年前，現任不管部長的王鼎昌針對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和台灣、日本、美國、蘇聯作比較，歷經三年研究發現，台灣和蘇聯的政治教育色彩很濃，但道德生活教育很薄弱；日本的道德生活教育很好，政治教育較少。所以新加坡開始改革道德教育。在改革過程中，教育部長吳慶瑞認為，宗教教育可幫助新加坡人提高精神領域，免除新加坡人傾向過份物質主義。
　於是提議，新加坡既是個多元社會，要提倡宗教倫理，應該以回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比較宗教的課題為主。提議宣佈後，佔新加坡七○％人口的華人反應並不熱烈，他們多半說自己信佛教，但事實上，他們信的是一些民間宗教。於是李光耀就對吳慶瑞說，也許中國人信的是儒家。
　
那裡找儒家？

　但儒家是什麼呢？一提基督教或回教，有許多國際組織助援，一提倡儒家，卻只有一些捕風捉影的揣測。沒有人，到什麼地方去找儒家？
　後來他們找到吳元黎，由吳元黎物色人選。吳元黎和吳慶瑞是倫敦經濟學院的同學，他找到我和其他八、九個人，和吳慶瑞討論了一次。然後就由我們訂定了一些推行大綱。
　但是，到了新加坡後，引起了很激烈的討論和辯論。儒家的問題有爆炸性的潛力，要就不提，一提就會引起許多爭議。希望發展儒家的人，理由也很複雜。
　簡單舉個例，批判儒家的人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喝「五四」反傳統奶水長大的新加坡知識份子。因為，基本上，新加坡受中國大陸的影響很大。他們以前讀的多半是「阿Ｑ正傳」之類的文章，一聽到儒學就反感。另一類是受英文教育的知識份子，他們對儒家很生疏，一聽到儒家就把它跟封建制度、反對民主、推崇傳統權威聯想在一起，馬上將它與現代化分開。
　而新加坡贊成儒家的人，基本上是基於民族的情感，認為新加坡的華文教育既然無法發展，推行儒學有助於發展華文教育，就是所謂的中國的大國沙文主義。
　但是，新加坡是不會發展中國文化的。因為新加坡要敦鄰，不要突顯文化大國沙文主義，這樣才能走進東南亞國協，與印尼、馬來西亞人和平相處。如果到處宣傳大國沙文主義，與他國的平衡就要打破，對新加坡非常危險。所以，新加坡很顧忌這方面。
　雖然，儒家在新加坡像個醉漢，扶得東來西又倒。但是經過一些辯論後，新加坡群體自覺性提高，終於決定要推行儒家，並開始在課程發展署之下，組織了一個儒家倫理撰寫小組，開始編材料、課本。
　其間也經過一番曲折。李光耀質疑：儒家能不能用英文來教？有些人堅持儒家和中國文化有血肉相連的關係，用英文教就是污蔑儒家。但是，西方的聖經以前用希伯來文，後來用希臘文、英文、甚至中文，對耶穌的精神並沒有破壞，如果儒家不能用英文教，是不是就有局限性？因此，我認為，儒家用英文講，是對儒家的一種考驗；如不能用英文，表示儒家只能在中國文化區發展，一些學者在美國研究儒家的心血，等於是白費了。不過，用英文原則上沒有問題，但有許多具體的困難，所以開始時還是編中文教材。
　台灣也有一些知識界的人認為新加坡的人才不夠，台灣才是儒學的大本營，因此提議只要新加坡提出要求，他們在三個月內就可寫出一套教材。但是新加坡以為，如果不自己弄出來，不但貽笑大方，也無法培養出一批人才。所以他們除了編教科書外，還訓練師資。

儒家運動快快開張

　本來推行儒家是五年計劃，但是現在，新加坡推行的步調愈來愈快，沒有耐心等。目前，有兩千名學生正在上第一年級的課，二年級和英文課本正在編訂中，一百多個教師剛剛訓練出來，其中有英文教師四十名。
　除此之外，他們也將範圍由中學的推行，擴大到基礎的學術研究。於是，新加坡運用一筆與中國大陸貿易所累積下來的資金（約一千萬新幣），以三個月時間成立了東亞哲學研究所，以研究儒學為主。現在，他們又成立一個董事會，把各大銀行界的人士請進來，預備籌集二千五百萬新幣，作為研究基金。此外，也成立一個圖書館，準備容納五萬多冊書。所以，短期內，這個這個中心就會很熱鬧了。
　從長期看，新加坡推行儒學很難說完全是為政治目的，但若說沒有政治目的，也不可能。不過毫無疑問地，它關切的是一個文化認同的問題。因為新加坡，尤其是李光耀，特別相信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並且認為社會工程是做得通的。台灣正好相反，社會工程很少。

台灣怎麼做？

　問：你覺得台灣是不是也可以從新加坡的做法中學一點東西？台灣的情形是否跟新加坡不一樣？
　答：在十幾、二十年前，我還在唸大學時，就覺得台灣在儒學研究方面，有很好的條件。如果成立一個世界第一流的學術中心，就不怕別人不來。但是直到現在，台灣並沒有做到這點。
　這裡面有許多問題不容易解決。最大一個問題是學術界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是消息的流通，要知己知彼，不能說作博士論文時，重寫別人作過的題目。在中國學術方面，來源除了日本、香港以外，就是中國大陸，如果中國大陸出版的學術作品看得不夠、瞭解不多，那麼起步就比人家晚了。
　目前在中央研究院、或其他國際研究中心沒有消息不流通的問題，但一般社會大眾知識份子卻有困難。不過，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如果為了政治的安全，當然是要考慮那些文獻不能進來，但決定時最好有學術界的人參加篩選工作，才能作全盤性的考慮。
　目前台灣要成立世界一流的學術中心是有可能的，財力、意願、人才都有。
　問：除了學術研究之外，儒家思想在台灣如何推廣？
　答：目前儒家是處於第三期的發展。第一期是先秦至兩漢，第二期是從宋到清初。第二期的發展有個特色：儒家面對印度文化帶來的挑戰，有了創造性的回應。有了這個回應後，儒家文化從中國文化的一部份，變成東亞文明的體現，其他鄰近中國的國家也受儒學影響。
　近一百年來，是儒學第三期的發展，這時期可說是儒學的倒霉期。加州大學教授列文遜（Livingson）寫了一本叫「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書，指出了儒家命運的悲慘。

悲慘的命運

　他指出，一九○五年科舉考試制度取消之後，四書五經不再是培養中國知識份子的必經途徑。到了辛亥革命，儒家所賴以生存的專制政體崩潰。
全盤西化的口號提出之後，儒家在中國知識份子的文化形象已十分殘破。儒學是否能再進一步復興，就好像鳳凰死了以後，重新在灰燼中飛起來的情形。
　這種說法很悲慘，但可能也有些問題。列文遜並不瞭解五四時代，如社會主義的陳獨秀、自由主義的胡適、無政府主義的吳稚暉、大文豪魯迅等人，形成一條聯合戰線，打倒孔家店，這個反傳統的力量對儒家有健康的影響，它把儒家跟原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些千絲萬縷的關係切斷。
　也就是說，儒家以前是農業社會的產物，和專制政體有很密切的關係，即政治化的儒家，比較反對企業、商業，而有父權、夫權、君權等權威主義的複雜牽連。這些在五四時都被批倒了，但是，儒家的倫理精神、人生態度、宇宙認同等並沒有在中國社會裡完全喪失，而且對一般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影響很大、很深。
　五四以後，真正對儒家有致命傷的，並非前述的聯合戰線，它對儒家反而有釐清的作用，所以儒家的復興可以承繼五四的精神。從內部腐化儒家，才是儒家的致命傷，第一號人物是袁世凱，他做皇帝，推行儒家，是政治化的儒家，中國社會裡的軍閥，也提倡尊孔讀經，也是政治化的儒家。

明槍與暗箭

　五四的批孔運動是明槍，袁世凱由內部腐化儒家是暗箭，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從內部腐化儒家是最糟糕的。儒家的一些象徵符號－講仁、講義，有很莊嚴的哲學意義，中間有很多內在的連繫。被腐化之後，這些象徵符號不僅被曲解，而且被利用。所以，講「忠」變成只是效忠某人而已。
　雖然如此，從五四以來，還是有少數學人從各個不同層面，對儒家的哲學思想做了長期性的反省。第一代是熊十力、梁漱溟、張君邁，分別研究純哲學、社會運動和政治文化；第二代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到現在，可算是第三代。
　雖然從整個政治文化層面看來，儒家是殘破了，只是潛流，但它還是有泉源活水的可能。所以，儒家的進一步發展，台灣應該是重要基地。但是，要成為重要基地，台灣的政治化傾向必須愈來愈淡，文化關切、文化理想、倫理價值在知識份子本身該有一些新的發展。
　我覺得知識份子不是職業。他們對文化關切、對社會有責任感。知識份子要在各個不同的行業裡出現；可以出現在學術界、企業界，也可以出現在軍事界、政治界。（白瓊芳、譚家瑜整理）